八、今人对《三国志》及三国历史研究的贡献

今人对《三国志》和三国历史的研究作出贡献者甚多，陈寅恪和吕思勉等大师就是代表人物。在大师们的倡导与带领下，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他们的研究不同于清人的地方，一是不再局限于对《三国志》的补表、补志和校勘、整理，而是进入对三国历史的内在规律性探讨；二是不再局限于就三国历史研究三国历史，而是把三国历史纳入整个秦汉魏晋隋唐这一历史链条中进行探讨和整体把握。陈、吕等大师的后继者，如唐长孺、周一良、何兹全、王仲荦等大师，能以唯物史观来观察历史，能以辩证态度对待乾嘉考据学，从而使得陈、吕等大师初步建立起来的魏晋隋唐史整体框架得以进一步深化。

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写过《曹操》一书，随后就有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论文，还有周一良先生的《论诸葛亮》。自此以后，研究曹操与诸葛亮的文章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土来。有关出版社，为了配合这一讨论高潮，出版了有关曹操问题的论文集，中华书局也配合这一高潮出版了《曹操集》与《诸葛亮集》。后来，有关诸葛亮的研究，更是高潮迭起，以致形成了许多专门研究诸葛亮的群众性学会，就我所知，在湖北襄樊、陕西汉中、河南南阳、山东临沂、四川成都等地都有诸葛亮研究会，各自出版了有关诸葛亮研究论文集。其他三国人物，如司马氏父子、关羽、鲁肃、郭嘉、荀彧、孙权父子、张温、暨艳等人也有人写过文章，形成了三国人物研究的高潮。

关于《三国志》研究的工具书，在清人补表、补志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有关《引得》与《索引》。前者有哈佛燕京学社的《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后者有中华书局出版的高秀芳与杨济安的《三国志人名索引》。二者都是研究《三国志》及裴注的工具书，有助于人们研究《三国志》与裴注时查找资料。目前，则有人将有关资料索引输入电脑，查找更为方便。这些都是对《三国志》及裴注研究在工具书方面的进步。

在对《三国志》和三国历史的专题性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要数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在他的论著中，有关于三国时期的租调制研究、东吴世袭领兵制度研究、山越人研究、曹魏的州郡领兵制度研究、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研究、客和部曲的研究以及曹魏士家制度的研究等等，不胜枚举。所有这些专题研究，大都能发前人所未能发，把三国历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些成果，分别被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和《山居存稿》之中，大都为中华书局出版。更为可喜的是，唐长孺先生培养的一些学生，也能在唐先生所开拓的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写出了不少有关三国历史的论文和专著，例如高敏所写的《曹魏士家制度的形成与演变》、《三国兵制杂考》、《东吴世袭领兵制度探讨》、《曹魏屯田制的历史渊源》、《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曹魏租调制拾零》、《东吴屯田制考略》、《孙吴奉邑制考略》、《曹魏、孙吴“校事”官考略》、《汉末的几支特殊世兵——青州兵、徐州兵与东州兵》及《孙吴封建制度的创始年代略考》等文，有的已经收入《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一书（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有的被收入《魏晋北朝兵制研究》一书（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还有的收入《魏晋南北朝史发微》一书（中华书局2005年版）。唐长孺先生的学生，还有朱雷、黄惠贤、杨德炳、卢开万等人，也写了不少有关三国历史的论著，因限于篇幅，恕不在此一一列举。

在三国历史的专题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另一位大师，就是周一良先生。他的《魏晋兵制史上的一个问题》一文，研究的就是曹魏的世兵制——士家制度问题，特别重点探究了兵士与家属分离的错役制问题，很有创见，其文被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最后又被收入《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周一良先生对《三国志》研究的贡献，还表现在他所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的《三国志札记》中。《三国志札记》包括二十九个问题，如《兵书接（原书为“摘”，误）要》、《曹操遗物》、《无任》、《曹丕曹植之争》、《曹氏司马氏之斗争》、《郡将州将》、《罗落》、《刘备托孤语》等。所有这些篇目，不仅考证与阐发了一系列有关《三国志》史料中的一些疑难和特殊习惯用语的词义，而且从这些史实出发论述了三国时期的一些颇为重大的问题，往往能做到小中见大，于无声处听到惊雷，所揭示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远非清人赵翼、钱大昕与王鸣盛等人的研究成果所能比拟，反映出一个掌握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史学考据学家高出乾嘉考据学派的地方。

可与唐长孺和周一良二位大师媲美的，还有何兹全先生，他写的《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论曹操》、《官渡之战》、《司马懿》和《魏晋的中军》等论文，分别对三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历史人物和兵制，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被收入《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此外，还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方诗铭，写有《曹操起家与袁曹政治集团》等有关三国历史的论文；朱大渭研究员写有《诸葛亮躬耕地析疑》、《隆中对与夷陵之战》等研究三国历史的论文，收入其《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版）；张泽咸、胡守为、郑欣、张大可、童超、黎虎、陈琳国、蒋福亚等先生，也写过有关三国历史的论文，惜手头缺少其专门资料，无法在此一一条举。

总之，今人对《三国志》和三国历史的研究，已经超出了清人只重视补表、补志和对《三国志》及裴注的史实进行校勘、补遗、辨误的史料整理性阶段，进入到对三国历史进行全面探讨和对三国典章制度进行深入发掘的阶段，因而拓展了研究的范围，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新问题，也为今后的三国历史研究准备了条件。最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在连云港和南京召开的六朝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长沙考古队的宋少华同志作了长沙走马楼所发现的吴简的报告，这批吴简中包含有不少社会经济史料，有助于自汉到三国时期的租佃关系、户等划分、租调算赋并存的税制、二十等爵的实行情况以及地方行政区划名称等方面的研究。其中，《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已于2013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