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清人校勘、增补《三国志》的贡献

自裴松之给《三国志》作注以后，历代都是根据裴注《三国志》刻印流传。最为通行的《三国志》版本，约有四种，中华书局《三国志》点校本的《出版说明》，已对此作概要说明，此不重复。

至于对裴氏《三国志注》的校勘与增补，主要集中于清代。清代朴学兴起，不少清代学者热衷于古代典籍的校勘、整理与研究，对裴注《三国志》也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一是校勘和辑佚增补；二是补表补志性研究；三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这里先谈一、二两个方面的研究状况，第三方面留待下目再谈。

第一，关于校勘和辑佚增补方面的研究简况。自裴注问世之后，历代翻刻讹误颇多。清代学者自顾炎武、何焯以下二十多位学者，大抵都是在裴注引书之外更广泛地搜集一些遗文以补充裴注；同时又根据《三国志》的前后文互证，并参考他书，对宋、元以来的各种《三国志》版本相沿的错误做出改正，或以眉批的形式出现，或写成专门著作刊行，内容包括校勘、纠缪与补遗几个方面。后来，梁章钜的《三国志旁证》及近人卢弼的《三国志集解》二书，对长期以来清代学者所作的许多校勘、纠误及注释、补遗工作作了汇集。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正是在充分利用梁氏与卢氏汇集诸家校勘、订误、注解和补遗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校勘整理而成的，因此，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可以说是今天的《三国志》最佳版本。

第二，清代学者对《三国志》所作研究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以补表、补志等形式出现的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了改变《三国志》无表、无志的状况，补其缺。清代学者给《三国志》补表、补志者不少，大体来说，有万斯同的《三国大事年表》、《三国汉季方镇年表》、《三国诸王世表》、《魏国将相大臣年表》、《魏将相大臣年表》、《魏方镇年表》、《汉将相大臣年表》、《吴将相大臣年表》，周嘉猷的《三国纪年表》，谢钟英的《三国大事表》、《三国疆域表》及《三国疆域志疑》，黄大华的《三国志三公宰辅年表》，周明泰的《三国志世系表》，陶元珍的《三国志世系表补遗附订讹》，洪饴孙的《三国职官表》，吴增僅与杨守敬的《三国郡县表附考证》，洪亮吉与谢钟英的《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侯康的《补三国艺文志》，姚振宗的《三国艺文志》等。这些零散的补表、补志，又是中华书局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出版，名之曰《二十五史补编》，共五大册，上面所举分别见其第二册与第三册。这一工作，给人们提供了查阅的方便。后来，陶元珍于1936年在武汉大学毕业时，写有以《三国食货志》为题的论文，后被东北师大历史系编的《中国历代食货志补编》收入。

上述清人及今人所补《三国志》表、志，大都费了不少心血，在仔细搜集资料，归纳问题，并予以系统化方面，都有其贡献，有助于阅读《三国志》原文和了解三国历史全貌。但是，也应当看到各种表、志的撰写者，由于学术水平的不同和用功多少的差别，在质量上不可能完全一致。以万斯同的《三国大事年表》与周嘉猷的《三国纪年表》来说，前者就详于后者；二者所列大事，均为政治、军事事件，而缺少各项经济制度、军事制度等典章制度的变更方面的大事记载，这未尝不是缺点。至于谢钟英的《三国大事表》，就内容方面均详于前述二表。但在时间上，他把三国的起点上推到了东汉灵帝熹平元年，下迄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吴国灭亡，共一百零九年，以此作为三国时期，未必合适。时间长了，内容自然多了，其所增内容仍无典章制度变异之记述，因此，基本上是重复之作，意义不大。

万斯同的《三国汉季方镇年表》，对于了解同一年代内有哪些军阀割据势力同时并存，以及这些割据势力之兴衰演变之迹有一定作用。他的《三国诸王世表》，便于了解魏蜀吴三国的封诸王的情况及其变化，可免翻检查阅之劳。他的《魏国将相大臣年表》，仅仅是指曹操封魏国公之后在封国内所设将相大臣的情况，与其《魏将相大臣年表》并不重复，因为后者是指魏文帝以后迄于魏国灭亡的将相大臣设置情况。他的《魏方镇年表》，同他的《三国汉季方镇年表》也不重复，因为前者是指魏文帝以后的魏国方镇，后者是指汉末灵帝中平六年以后到献帝建安年间的方镇。他的《汉将相大臣年表》，是指蜀国的将相大臣情况，由于他把蜀国视为汉的延续，故不曰蜀而称汉。

黄大华的《三国志三公宰辅年表》，不过是把万斯同分别作的魏、汉、吴三国将相大臣年表中的相应部分抽出来再综合于一体而成之表，了无新意。

周明泰的《三国志世系表》，是分别就三国时期主要历史人物的子孙繁衍及历官情况加以考证与表解，有助于了解各个家族从汉末、历三国到两晋时期的演变史，而且大量引用了宋本《世说名人谱》的材料，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例如你想了解曹操、诸葛亮、刘备、张飞、赵云、关羽等三国名人后代的情况，想知道陈郡袁氏、颍川荀氏、弘农杨氏、京兆杜氏、琅琊王氏、泰山羊氏等后世之高门世族是如何从汉末三国时期延续下来的情况，都可以从这里获得一定的启示。因此，周明泰的《三国世系表》是有较大学术和史料价值的，特别是对于研究魏晋南朝门阀世族的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有重要作用。

洪饴孙的《三国职官表》，明虽为《表》，实为《职官志》，它同前列诸表不同，不是以年代为纲作表，而是以官名、品级为纲，逐级述之，每言一官，必三国情况并列，相互比照，明其异同，内容颇为详实，诚诸补表志中之上乘之作。

吴增僅撰、杨守敬补正的《三国郡县表附考证》，采用先依次排列三国各州所属郡县的表解，然后附以考证，表、考相间，条理井然，内容也颇为丰富，因《三国志》无《地理志》或《州郡县》，得此可以弥补其缺。

谢钟英的《三国疆域表》，最大特点是把三国时期的诸州郡县各相当于清代的何地讲得比较清楚，而且这正是上表所缺少的地方。后来，清人洪亮吉又作《补三国疆域志》，谢钟英见之，又为之补注。洪氏认为一个时代的史书，《地理志》是不可缺少的，元代人郝经曾据《晋书·地理志》以补三国地理志，他对此很不满意。他认为要补好《三国疆域表》，必须克服十大困难，经过他的长期研究，多有所获；由“证佐俱绝者，则阙疑以待焉”，可见其治学态度之严谨。他的体例是“仿《宋书·州郡志》之例，而于扼要之处、争斗之区可考者，附见诸郡县下”。因此，洪、谢二人的《补三国疆域志补注》，较前面所举之同类表、志有较大的补充与提高，在同类作品中不愧上乘之作。谢钟英的《三国疆域志疑》，仅仅是对几个问题进行了一些考证，内容很少，仅一二千字而已，价值不大。

侯康的《补三国艺文志》及姚振宗的《三国艺文志》，论内容，后者详于前者；论撰写方式，前者“以人类书”，后者则“以书类人”，（以上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各有优劣。

至于陶元珍的《三国志世系表补遗附订讹》，内容十分简单；他的《三国食货志》，材料也多有遗漏，仅以曹魏屯田制的史料而言，不仅把屯田民与自耕农混为一谈，而且二者均遗漏不少。但他对三国时期曹魏的兵制，明确地提出了“士家”制度的概念，未尝不是一得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