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榮新江

徐俊兄攜其所著《鳴沙習學集——敦煌吐魯番文學文獻叢考》來命我作序，論年輩，我不敢應命；論友情，我又無法推辭。徐兄與我年齡相仿，他出身於南京大學中文系，我則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原本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敦煌研究的興趣，把我們聯繫到一起，甚至成爲患難兄弟。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寫本文獻中，文學作品也備受關注，特别是其中的俗文學作品，引起學者們的廣泛討論。作爲宋明話本、小説、戲曲的源頭，敦煌變文、講經文成爲關注的焦點，由此引發關於俗講及其文本的討論，使得佛經文體及講經制度的通俗化，乃至對唐朝大衆文化及通俗文學發展的影響，都有了深入的認識。對於敦煌寫本中的雅文學作品，由於開始階段學者們接觸的機會較少，只有少量詩歌和《文選》進入個别學者的視野，直到王重民先生1930年代在巴黎全面整理敦煌寫本，才得以把敦煌保存的唐代詩人與詞人的作品，比較系統地輯録出來，以傳統的集部分類方式，編成《補全唐詩》、《敦煌曲子詞集》。以後隨著研究的進步和各國敦煌寫本的陸續公佈，學者們對於各類敦煌寫本文學作品不斷進行校録與補充，碩果累累。徐俊兄畢業後在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工作，編書之餘，也從事敦煌文學文獻的董理，對於敦煌吐魯番出土寫本中的先唐詩、前人整理過的唐人詩集、學郎詩、曲子詞、佛教讚頌等，都有許多貢獻。我對他有關整理敦煌詩的論文至感欽佩，也知道他在這方面用力最勤，所以有問題就向他請教。記得一次周紹良先生讓我補録敦煌卷子縮微膠卷上看不清楚的《讀史編年詩》，我請教徐兄，他出示從北京圖書館所藏王重民攜歸的敦煌寫本舊照片上所録文字，幾乎可以補全所有膠卷看不到的文字，這讓我刮目相看。所以，當我在海外調查所得敦煌吐魯番寫本詩歌卷子時，首先就交給他來考察，由此我們倆曾經合撰過三篇文章，即《德藏吐魯番本“晋史毛伯成”詩卷校録考證》、《新見俄藏敦煌唐詩寫本三種考證及校録》、《唐蔡省風編<瑶池新詠>重研》，材料雖然是我發現的，但學術價值的發現和整理，基本上都是徐兄完成的。

在本書所收單篇論文之外，徐兄對敦煌學最大的貢獻，是2000年出版的《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我有幸在書出版之前仔細校讀一過，受益良多，最大的感受是他區别於前人的整理方法。這一方法在該書前言中做了很清楚的陳述，現在也以單篇論文的形式收入本書，題作《身臨其境的詩壇——關於敦煌詩歌寫本特徵、内容及整理方式的考察》。簡單説來，前人整理敦煌本唐詩，都是按照傳統的集部分類方法來整理的，即把散見於不同寫卷的詩歌，按照總集、别集的方式，分别歸類，特别是歸到具體人物的頭上。徐俊指出敦煌詩歌是寫本時代的産物，不能用宋以後的分類方式去整理，而應當按照寫本的性質和特徵，依寫卷的原式，一卷一卷地整理，把與詩歌寫在同一卷子上的其他内容，不論正背，統統記録下來，這才是唐人詩卷的原貌。而這一面貌是有别於“經典文獻”的“民間寫本”，這正是唐朝社會上流行的大多數唐人詩卷的真實狀態。這一看法早在1996年我約他撰寫的《敦煌本唐集研究》書評中已經有所闡釋，其實這篇給他引來不少麻煩的書評真正是一篇敦煌學方法論的突破之作，在這樣早的時候就悟出了今天書籍史研究盛行後的寫本學理論，可見徐兄對寫本文獻見識之準，理解之深，闡釋之準確。我後來有機會參加一次美國唐代學會的聚會，他們都在盛讚徐俊這本《敦煌詩集殘卷輯考》，迄今出版的幾種美國中古詩歌寫卷的研究，不能不説是受到徐俊此書的影響。《身臨其境的詩壇——關於敦煌詩歌寫本特徵、内容及整理方式的考察》一文其實是一篇具有方法論意義的鴻文，但從來没有單獨發表，這裏收入集中，希望引起年輕學子的重視。

徐兄原本打算用這一方法，繼續整理“敦煌讚頌集”和“敦煌曲子詞集”，雖然他現在投身於更重要的出版工作，但我們仍然希望這兩本著作，能夠早日完成。

有機會在本書出版之前重讀各篇大文，自有身臨其境入詩壇的感覺，也得以借助文章，回味那過去時光裏相互切磋學問的快樂。

2016年10月24日於朗潤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