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心雕龙》中的骈文史论

《文心雕龙》为世人提供了先秦至齐梁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各类文体发展与演变的理论上的说明和阐述，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学中的诸多文体在这上千年历史过程中发展与演化的轨迹，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把骈文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三个时段，实际上就是骈文滥觞、萌芽与形成的三个历史阶段。文中虽然从对偶的角度论述这三个历史阶段作家作品的状况，但是从本质上说，已经揭示出了骈体文从滥觞、萌芽，到形成这一完整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轨迹甚为明晰，具有骈文史论的性质。

一　奇偶适变，不劳经营——骈体之滥觞时期

《文心雕龙》在阐释先秦这一骈体滥觞时期的状况之时，主要从《尚书》《诗经》到《周易》《左传》这几部经典入手，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其《丽辞》篇中指出：

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35]

从远古的《尚书》，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一一论列，有理有据。如果我们对这些作品进行实际考察，就会发现，《文心雕龙》中的这些论述非常精审，准确地揭示出了骈偶滥觞时期的真实状态。

第一，“皋赞”“益谟”，率然对尔。《尚书》为我国记言文之祖，书中已经有丽辞存在。除了刘勰所举的“皋赞”“益谟”之外，其他如《益稷》：“臣哉邻哉，邻哉臣哉。”[36]这是比较成熟的回文对；《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37]这是比较成熟的连珠对；《伊训》：“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38]这是比较成熟的长句偶对；《牧誓》：“左杖黄钺，右秉白旄。”[39]这是讲究辞采、有意于藻饰的色彩对偶。此外，《尚书》中，还有一些段落在骈辞丽语方面表现得更为成熟：

若升高，必自下；若涉遐，必自迩。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慎终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呜呼！弗虑胡获？弗为胡成？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君罔以辩言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40]

——《太甲下》

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41]

——《仲虺之诰》

上举第一段虽句法参差，但以骈俪为主；对偶较工，但又不露雕琢之痕，纯任自然。第二段在句式上很有特色。以四言对为主，六言对也已出现，开四字对偶、六字对偶之端。文字不仅对偶更为工致，而且还带有声韵节奏，表现出铿锵和谐的音乐美，虽不及后世地道骈体之完美，但其美感效用则相去不远。总之，从《尚书》的诰、训、命、誓等等语言和体制来看，它们的确可以说是秦汉以后诏、敕、章、表、书、启等骈体应用文之初型，一句话：《尚书》是后世骈体应用文的最早、也是最直接的源头。姜书阁先生在《骈文史论》中说得好：“汉代以后的骈文实早奠基于殷、周故籍；而两千年来封建王朝的官方文书之始终沿用四六骈体，也正是崇古、尊经、法三王、宗五帝这些传统的儒家思想所决定的。”[42]

第二，“《易》之《文》、《系》”，“偶意一也”。关于《周易》，刘勰指出的骈偶例证是：“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其实，书中的俪语远不止于此，我们还是应该看一看原文：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43]

———《乾文言》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44]

———《坤文言》

这两段文字从文章体制上看骈迹甚为明晰。既多偶句，又多韵语，不仅仅限于丽辞偶语。所以清人阮元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中说：“孔子《文言》，实为万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非清言质说者比也，非振笔纵书者比也，非诘屈涩语者比也。是故昭明以为经也，史也，子也，非可专名之为文也；专名为文，必沉思翰藻而后可也。”[45]从本文在骈文发展史上的地位上看，阮元此说并不太过分。此文对后世骈文的影响确实深远。

除《文言》之外，《周易》之《系辞》骈偶化的程度更甚。如《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46]我们看：《系辞》句句相承，极尽宛转之致，属对之工整、声韵之和谐，与后世地道之骈体相去不远。其文字虽“隔行悬合”，但也同样音韵妙曼，声情动人。实际上，《系辞》不仅这段文字，可以说通篇亦大致如此。通观《系辞》上下传，对偶句三百二十六；用韵句一百一十。

《周易》之中，不仅《文言》《系辞》之中多有偶俪之句，《彖》《爻》《象》之中也俯拾即是。如《泰》卦：“《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47]而《否》卦《彖》辞之意义则与之相反：“《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48]也有很多骈辞俪语。

总之，通观《周易》一书，我们发现：它不仅是我国历史、哲学、政治学等思想渊源所自，而且也是我国文学，尤其是骈体文的重要源头，刘勰所言极是。

第三，“诗人偶章”。《诗经》既是我国韵文的先河，又是文章学的前驱，骈文与它也有特殊关系。骈文有四大要素，其中对偶与声韵是两个重要方面，而恰恰是这两项与《诗经》有不能割裂的关系。探究骈体文之形成与发展，舍《诗经》而不问是根本不行的。宋人陈骙在《文则》中说得好：“六经之道，既日同归；六经之文，容无异体。故《易》文似《诗》，《诗》文似《书》。”[49]因此，追索骈文之源，《周易》《尚书》之外，必究《诗经》。《诗经》较之于《周易》《尚书》，用韵、用偶更为普遍，也更精细。不过，《诗经》三百零五篇中虽十分之六七用偶，几乎所有篇章都用韵，但纯任自然，不假雕琢，作者本未将用韵、用偶当成规范，心中也没有骈散的观念，纯粹是自然而然、意到笔随。尽管这样，骈文的各种对偶之法在《诗经》之中几乎都已存在，用韵之方法虽不比后世精密，但效果与后世定型之骈体则相去不远。

其一，《诗经》之中多声音之对称。《诗经》中的作品主要是民歌，大都出于天籁，意义之对仗较普遍，而声音上的对仗则不普遍，唯有在句末押韵达到声音上的对称和谐比较普遍。就句末用韵来说，《诗经》大都是有韵的，几乎包括所有的用韵方式：句句用韵；隔句用韵；一、二、四句用韵，而第三句不用韵；起句入韵，第三句以下才双句用韵；单句与单句押韵，双句和双句押韵。还有句中用韵、全诗一韵到底、中途换韵等等。对此，顾炎武在《日知录·古诗用韵之法》中说得比较确切：“古诗用韵之法，大约有三。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者，《关雎》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用韵者源于此。一起即隔句用韵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不用韵者源于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韵者，若《考槃》、《清人》、《还》、《著》、《十亩之间》、《月出》、《素冠》诸篇……；凡汉以下诗若魏文帝《燕歌行》之类源于此。自是而变则转韵矣。转韵之始，亦有连用、隔用之别，而错综变化不可以一体拘。”[50]我们把顾炎武所说的三种用韵之法与实例对照起来看，会更加清楚：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如《周南·关雎》之首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51]隔句用韵如《卷耳》之首章：“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52]句句用韵如《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53]这三种用韵方式，不仅对后世诗歌，对骈体用韵也有明显的影响。我们看看这方面的例子：其一，第一、二、四句用韵，第三句不用韵之骈文如曹植《洛神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54]江淹《别赋》：“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55]其二，隔句用韵之骈文如曹植《洛神赋》：“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56]其三，连续数句使用一韵，与《诗经》中句句用韵有明显相似之处，如陆机《文赋》：“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57]庾信《对烛赋》：“铸凤衔莲，图龙并眠。烬高疑数翦，心湿暂难燃。”[58]可见，《诗经》中声音之对称、和谐对后世骈体文之声音对仗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作用。

其二，《诗经》之中意义之对偶。《诗经》之中意义上的对偶虽然不如后世骈文精密，但是后世骈文的对偶之法，《诗经》之中几乎全部涵盖。请看下面的具体例证：

1．单句对：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小雅·蓼莪》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

——《郑风·女曰鸡鸣》[59]

2．复句对：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小雅·北山》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邶风·柏舟》[60]

3．叠句对：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

出其阇，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

——《郑风·出其东门》

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适野，巷无服马。岂无服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郑风·叔于田》[61]

4．双声对：

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

——《豳风·七月》

町疃鹿场，熠耀宵行。

——《豳风·东山》[62]

5．叠韵对：

陟彼崔嵬，我马虺。

——《周南·卷耳》

燕婉之求，籧篨不鲜！

——《邶风·新台》[63]

6．正名对：

齐侯之子，卫侯之妻；

东宫之妹，邢侯之姨。

——《卫风·硕人》[64]

7．同类对：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卫风·淇奥》

于以采？南涧之滨；

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召南·采》[65]

8．异类对：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

——《召南·行露》[66]

9．当句对：

实方实苞，实种实褎；

实发实秀，实坚实好；

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67]

——《大雅·生民》

10．连珠对：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

——《郑风·风雨》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王风·黍离》[68]

11．整章对：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小雅·北山》[69]

12．长句偶对：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

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

——《邶风·北门》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魏风·伐檀》[70]

以上所举，只是择其大要，还不能把《诗经》中意义对偶的类型完全概括进来，不过通过这些例证便能反映出《诗经》在意义对偶上的主要特征。它们一方面向人们展示出《诗经》作为我国韵文最早之源头，其用偶范围之广，种类之全；另一方面，它们也让人们再睹皇古文学那种质朴自然之风、音韵天成之趣、率然而对之天籁。《诗经》在音义对仗上为后世骈文“导夫先路”，成为骈体文产生的重要温床。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后世文章家们在对偶的讲求上变其本而加其厉，踵其事而增其华，人为地、自觉地追求对偶，把艺术形式、技巧之美发展到巅峰状态，创造了举世无双的文体——骈体文，但《诗经》中那种在对偶上的自然天成之趣也消失了，事物的发展是带有两面性的。

第四，“大夫联辞”。《左传》之丽辞也是后世骈偶的远源之一。东晋范宁在《春秋穀梁传集解序》中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韩愈在《进学解》一文中又说“左氏浮夸”。早于韩愈的刘知幾又在《史通》一书中说本书“言事相兼，烦省合理”。细加考究，三人之论皆非允当。唯清人刘熙载之说较为中肯，他在《艺概·文概》中说：“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71]具体说来就是骈散兼行，单复并用，所以就连刘知幾也说“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如果单从偶对上讲，《左传》之骈辞偶语不仅数量可观，而且种类繁多，现择其要如下：

1．单句对：

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72]

——成公九年

2．隔句对：

文子曰：“……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73]

——成公九年

3．当句对：

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惑……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74]

——隐公三年

4．长联对：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及其乱也，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凭君子；是以上下无礼，乱虐并生，由争善也，谓之昏德。[75]

——襄公十三年

5．反对：

“……小人感，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76]

——僖公十五年

6．正对：

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77]

——桓公二年

7．流水对：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

——隐公十一年

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僖公四年

8．顶针对：

仲尼闻之曰：“……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78]

——成公二年

无需再举，仅此八类便足可证明《左传》之文虽多以散行叙事，但却不乏偶对与骈俪，所以其文一方面轻快流转，另一方面也抑扬有节，于自然灵活之中而见典雅与和谐。还是章学诚《文史通义》说得恰切：“传记如《左》《国》，文逐声而遂谐，语应节而遽协。”[79]清人刘开在其《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中也指出：“伐薪必于昆邓，汲水宜从江海。”肯定先秦经典对骈体文产生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进而更为具体地阐述了骈文与先秦经典的渊源关系：“夫骈散之分，非理有参差，实言殊浓淡。或为绘绣之饰，或为布帛之温。究其要归，终无异致；推厥所自，俱出圣经。夫经语皆朴，惟《诗》《易》独华。《诗》之比物也杂，故辞婉而妍；《易》之造象也幽，故辞惊而创。骈语之采色于是乎出。《尚书》严重，而体势本方；《周官》整齐，而文法多比。《载记》工累叠之语，《系辞》开属对之门。《尔雅·释天》以下，句皆珠连；《左氏》叙事之中，言多绮合，骈语之体制于是乎生。”[80]说骈语之体制纯从经典中产生虽有些太过，但二者关系确实紧密。因为经典之文由于历史和社会政治原因，对后世影响、尤其对文学影响极大，骈文自不例外。

当然，先秦文章之中的丽辞远不止上述这些，其他如《国语》《战国策》，特别是诸子文章多有丽辞，是骈文的重要渊源。不过，《文心雕龙》所举，应该说是以点带面，以少总多，有举一反三之效，对我们了解骈文滥觞阶段的情况极有启发意义，也为骈文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　崇盛丽辞，刻形镂法——自觉追求骈俪的萌芽时期

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丽辞》篇中，十分具体地阐述了两汉骈文萌芽时期的状况，指出：

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81]

这段关于两汉阶段骈偶演进状况的论述，真实地反映出当时文学的自觉和文体的演进状况。所谓“自觉”主要体现在“崇盛丽辞”“刻形镂法”这八个字上，反映出丽辞从先秦的“率然对尔”“不劳经营”到刻意追求的变化；所谓“文体演进”主要体现在“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的状态上，也就是半骈半散的状态，这是西汉到东汉赋体的基本特征，只是前后程度有所不同，东汉之赋骈语更多，讲究更加细密。关于这一点，刘师培在其《论文杂记》中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只不过说得更清楚就是了：“西汉之时，虽属韵文（如骚赋之类），而对偶之法未严（西汉之文，或此段与彼段互为对偶之词，以成排比之体；或一句之中，以上半句对下半句，皆得谓之偶文，非拘于用同一之句法也，亦非拘于用一定之声律也）。东汉之文，渐尚对偶（所谓字句之间互相对偶也）。”[82]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刘勰举的是“扬、马、张、蔡”，即扬雄、司马相如、张衡和蔡邕。

首先，司马相如是一个自觉追求丽辞的作家，一方面他对文学形式之美有明确的理解和认识，《西京杂记》卷二记载：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83]

这里的“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显然不是单纯追求词藻的华美，自然包括追求对偶在内。从创作实践上看，确实像《文心雕龙·丽辞》中所说的那样，司马相如是“崇盛丽辞”的文章家之一，他在文章写作，特别是大赋创作上，特别追求骈偶。如其《子虚赋》骈句甚多，如“乘雕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蹴蛩蛩，辚距虚”；“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洞胸达掖，绝乎心系”；“于是楚王乃弭节徘徊，翱翔容与，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84]文字声光奕奕，千姿百态：句式长短错落，又灵活多变，有四字为对，有三字为对，有六字为对，有七字为对，大多数两两相对的句子工稳妥帖，表现出明显的尚偶倾向。再如《上林赋》中骈偶也很多，如“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寓”；“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妖冶娴都……曳独茧之榆线，眇阎易以恤削”；“芬芳沤郁，酷烈淑郁。……长眉连娟，微睇绵藐；色授魂与，心愉于侧。……”[85]总的说来，司马相如之赋以宏伟绮丽为主要特色，而这种特色的构成，一方面是由于他善于创造性地运用想象夸张的手法遣词命意，另一方面就在于他热衷于对偶，注意偶丽其辞，协谐其声，由此文则极美，辞则极丽，呈现出气象恢宏、壮丽无比的艺术境界。从文学史上看，赋是汉代文学的最重要体裁，汉赋之骈化是汉代文章骈化的一个最重要方面，而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说，司马相如之赋的骈化既早又快，可以说是骈体脱胎与成形的最为重要的推动人物，而其《子虚赋》《上林赋》无疑是其文骈化的代表作。必须承认：这两篇文章中，尤其后一篇文章中对偶句式已经占了主要的地位，声韵的协调与辞采的藻饰更为明显和突出，骈体文的初形已大体具备了。

扬雄之文也自觉追求偶俪。如其《甘泉赋》中有相当多的骈词俪语：“正浏滥以弘惝兮，指东西之漫漫。……翠玉树之青葱兮，璧马犀之瞵碥。……配帝居之县圃兮，象泰一之威神。……”[86]其铺张扬厉，确有司马相如之风，控引天地，包括宇宙；宏伟壮观，气象非凡。同时在语言句式上更讲究对偶，追求整饰。再有其《解嘲》，排比驰骋，对偶工稳，杂以嘲谑，机趣横生。虽有模仿东方朔《答客难》之痕，但主要还是自出机杼。尤其在对偶俪词方面，其工细与整齐则非前者所比：“且吾闻之也，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位极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87]文字偶对十分精细妥帖，叠字对、隔句对、错综对、正对、反对手法多样，变化多端，文意既已诙谐有趣，行文又是这样整齐工丽、和谐均匀，已经具备骈文的基本要素。

张衡之文主要是一些辞赋，在中国辞赋史上，他可以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既继承了西汉大赋的体制风范，又为抒情小赋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其大赋可以说是对西汉大赋的一个总结，而其小赋则是对赋体的开拓、创造。同时，其赋在行文上也已开始向骈赋转化，俪形已具，在骈文发展史上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我们先看其大赋代表作《二京赋》：“观其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径。廛里端直，甍宇齐平。北阙甲第，当道直启。……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瑰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鄙。何必昏于作劳，邪赢优而足恃……”[88]极力铺排描写，突出表现出大汉都市之繁华，物产之丰饶，国力之雄厚；浓墨重彩，富丽堂皇。同时在行文上又多用双行，竭力偶对，精工典丽，繁缛富赡。再如其抒情小赋《归田赋》：“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夫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89]从文章体制上看，此赋较之大赋骈化程度进一步加大，基本上与骈赋没有多大差距了，所以，从骈文形成、发展的历史上看，张衡不仅在大赋中增加了骈俪的成分，而且其抒情小赋又可以说是骈赋的开山之作。

蔡邕在文章骈化上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到他之手，骈体已经基本成型。自秦汉以来，骈词俪语潜滋暗长，对偶之法渐受重视；尤其东汉以来，文章向骈之风日益盛行。但真正以偶俪行文，通篇俪语的，则自蔡邕开始。如《篆势》：“字画之始，因于鸟迹。苍颉循圣，作则制文。体有六篆，要妙入神：或象龟文，或比龙鳞。纡体放尾，长翅短身。……延颈胁翼，势似凌云。或轻举内投，微本浓末；若绝若连，似露缘丝，垂凝下端。从者如悬，衡者如编；杳杪邪趣，不方不圆……思字体之俯仰，举大略而论旃。”[90]这篇文章，通篇偶俪，双行行文，句式整齐均匀，对偶工稳妥帖。以四四相对为主体，又参以六六对仗句式，为后世四六对仗之先。由此可知，到蔡邕之手，骈俪之体已规模初具，法式已立。

其实，两汉文章骈化的作家绝不止上述四人，其他如枚乘、终军、王褒、班固等等，文章追求偶俪的倾向也比较明显。但是，《文心雕龙》以这四人为例，说明两汉文章的骈化情况，也确实具有代表性，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当时文章家们自觉追求偶俪的创作状况。

三　连字合趣，剖毫析厘——骈体的形成时期

关于魏晋时期文章的骈化状况，《文心雕龙·丽辞》篇一方面指出其自觉追求对偶的状况，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当时骈文的弊端：

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91]

从当时骈文创作实践上考察，这两种情况确实并存：一方面，当时文章的尚偶倾向甚于以往，正规的骈文已经形成。这从下面几人的文章中明确地反映出来：

世祖体乾灵之休德，禀贞和之纯精，通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通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值阳九无妄之世，遭炎光卮会之运，殷尔雷发，赫然神举。用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神光前驱，威风先逝。军未出于南京，莽已毙于西都。……当此时也：九州鼎沸，四海渊涌，言帝者二三，称王者四五；咸鸱视狼顾，虎超龙骧。光武秉朱光之巨钺，震赫斯之隆怒。夫其荡涤凶秽，剿除丑类，若顺迅风而纵烈火，晒白日而扫朝电。[92]

——曹植《汉二祖优劣论》

盖闻天以日月为纲，地以四海为纪。九土星分，万国错跱。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于是乎邛竹缘岭，菌桂临崖。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迎隆冬而不凋，常晔晔以猗猗。孔翠群翔，犀象竞驰。[93]

——左思《蜀都赋》

今之学者，诚能释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争之原，去矜伐之态，动则行乎至通之路，静则入乎大顺之门，泰则翔乎寥廓之宇，否则沦乎浑冥之泉，邪气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扰其神，哀乐不能荡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为工匠，天地为陶钧，名位为糟粕，势利为埃尘，治其内而不饰其外，求诸己而不假诸人，忠肃以奉上，爱敬以事亲，可以御一体，可以牧万民，可以处富贵，可以安贱贫，经盛衰而不改，则庶几乎能安身矣。[94]

——潘尼《安身论》

由上面的文章可以看出：四六骈俪之式在魏晋之际已经形成，四大要素也已经齐备，而且达到了相当精美工整的程度。但是另一方面，问题也随之产生，主要表现就是有些作家过于追求纤巧，不免出现浮华繁缛之病。如陆机，应该说是晋代骈文大家，但是有时为文刻意雕琢，虽有巧丽之美，却不能摆脱繁缛之弊。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哀吊》中说他“巧而文繁”，《才略》中又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95]从其作品上看，《豪士赋》《吊魏武帝文》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明显例证。其他魏晋作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弊病。所以，刘勰说这一时期的作品“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确实是有的放矢。

不过，《文心雕龙》中具有骈文史论意义的论述还不止于此，它还特别对几种特殊文体的骈化历史作了具体的阐述，其实等于个案分析。如《文心雕龙》中的《辨骚》篇和《杂文》篇对骚体赋及对问、七、连珠等赋体的演化，特别是骈化都有深入的分析。《辨骚》中讲到屈原骚体赋，刘勰首先指出它“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为词赋之宗”的历史地位，同时又指出以屈赋为代表的楚辞的特征是“文辞丽雅”，“惊采绝艳”，“金相玉质，艳溢锱毫”[96]，这当然是说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行文上以文词艳丽为突出特点，而这艳丽之中，骈词俪语是相当突出的一个方面。举凡屈宋诸赋，骈语比比皆是，其中《离骚》与《登徒子好色赋》骈语尤为精工细密。司马相如、扬雄等汉代赋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崇盛丽辞”，在赋体追求骈俪的道路上发扬光大。所以刘勰接着说“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97]，阐明了汉赋追求辞采，尤其是对偶的渊源所在，对其骈化过程做了进一步的补充。《杂文》篇中讲到对问和七两种赋体，也勾勒出赋家们愈来愈追求形式之美，愈来愈讲究辞藻华丽与句式整齐的轨迹，又特别指出枚乘之七体已经是“腴辞云构，夸丽风骇”，而到魏晋之时更是“甘意摇骨髓，艳词洞魂识”[98]，在追求形式美上一代胜过一代，其骈化程度当然也一代胜过一代。

对文体的个案分析中，尤以对连珠一体的分析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杂文》篇在梳理连珠这种赋体之时，先述其源：“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词虽小而明润矣。”[99]从实而论，连珠一体与骈文关系最为直接，从其产生之时起，就基本上骈俪化了，这从扬雄的开山之作中便可看得一清二楚，其所有连珠之作从体制上说大致可以划归骈体，只是对偶还不够精工细密罢了。但是自此以后则迅速地向地道的骈体发展、演化。这一点，刘勰已经勾画出了清晰的轨迹：

自《连珠》以下，拟者间出。杜笃、贾逵之曹，刘珍、潘勖之辈，欲穿明珠，多贯鱼目。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不关西施之颦矣。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100]

很明显，连珠一体，自扬雄首创，由西汉到魏晋，虽然中间“杜笃、贾逵之曹，刘珍、潘勖之辈”在创作上走过弯路，但是到陆机之手已经完全成熟了。一看作品就知道，陆机笔下的连珠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骈体了。应该说，连珠体赋是各类赋体中最先骈化的一体。

可见，《文心雕龙》一书，不仅从整体上为我们清晰地描绘出文体骈化的发展轨迹，使我们对文体的骈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还对个别文体骈化的历史流程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描述，具有很高的骈文史论的价值，为后世的骈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可惜长期以来，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