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没有京师名号的“都城”

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白城子）何时被确定为金朝国都，史无明文，这个问题下文再予讨论。至于会宁府建号上京一事，见于《金史·熙宗纪》：天眷元年八月，“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旧上京为北京”。《地理志》上京路下也有“天眷元年号上京”、“天眷元年，置上京留守司”的记载；北京路临潢府下则说：“地名西楼，辽为上京，国初因称之，天眷元年改为北京。”可见在会宁府建号上京的同时，将原来的辽上京临潢府改为北京，《地理志》与《熙宗纪》的记载是完全吻合的。[1]

但在宋代文献中，此事系年有所不同。张汇《金虏节要》曰：“（完颜）亶立，置三省六部，改易官制。升所居曰会宁府，建为上京。”[2]据陈振孙说，张汇“宣和中随父官保州，陷金十五年，至绍兴十年归朝”，[3]因此《金虏节要》的上述记载很可能是宋代文献中有关此事的最初史源。张汇并未明确说明会宁府何时始建上京之号，《三朝北盟会编》把这段引文置于绍兴五年（1135），是因为金熙宗即位于是年的缘故，而后人遂滋误解，故《中兴小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均将此事系于绍兴五年，[4]元人抄撮宋代文献而纂成的伪书《大金国志》，亦将此事系于天会十三年（1135）。[5]

会宁府天眷元年建号上京一事，虽然《金史》一书中已有十分确凿的记载，但仍有学者持不同意见。朱国忱先生注意到，《大金国志》卷二《太祖武元皇帝下》有这样一条史料：“天辅六年春，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其辽之上京改作北京。”且《金史·太祖纪》及《太宗纪》都有称会宁府为上京的例子。遂由此得出结论说，早在太祖天辅六年（1122），会宁府已有上京之号；在天眷元年改辽上京为北京之前，金上京与辽上京可能同时并存不悖。[6]这种意见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首先，《大金国志》是一部为学界所公认的伪书，其中不乏篡改史料、混淆史实之处。[7]即如会宁府建号上京的时间，如上所述，此书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卷九《熙宗孝成皇帝一》在天会十三年下说：“升所居曰会宁府，建为上京，仍改官制。”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此条下有馆臣按语：“金之建上京、定官制实在天眷元年，此书一书于天辅七（六）年，又书于天会十三年，重复舛误。”[8]可见此书的记载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其次，《金史·太祖纪》和《太宗纪》称会宁府为上京，应属史臣追叙之语。元修《金史》的基本史料来源是金朝实录，而《太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分别成书于皇统八年（1148）及大定七年（1167），[9]均在天眷元年建号上京以后，若修实录时将会宁府追记为上京，那是完全有可能的。许子荣先生曾对《金史》纪、志、传中所见“上京”进行过逐条辨析，指出天眷元年以前所称上京既有指辽上京者，也有指金上京者，后者均为史臣追叙之辞，其说有理有据。[10]

既然会宁府晚至熙宗天眷元年才建号上京，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会宁府究竟是什么时候被确定为金朝国都的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应该知道会宁府创设于何时。《金史·地理志》述及会宁府沿革时说：“初为会宁州，太宗以建都，升为府。”看这意思，会宁州似乎得名于太祖之时，太宗建都，改州为府。不过这一记载在金代文献中几乎找不到什么旁证，其真实性值得怀疑。施国祁对“会宁”之取义有一个推测：“按二字当取天会、宁江之义。”[11]若按这种说法，会宁州（府）之得名不应早于太宗天会元年（1123）。宋代文献中有一个材料颇能说明问题，宣和七年（1125）许亢宗使金贺登位，由其随员钟邦直执笔的《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谈到此行行程时说：“起自白沟契丹旧界，止于虏廷冒离纳钵，三千一百二十里，计三十九程。”[12]书中逐日记录每日起止行程，对于此行的目的地，或称“虏廷”，或称“纳钵”，或称“皇城”等等，绝无“会宁”之称。这说明许亢宗宣和七年（即金天会三年）使金时，尚无会宁州或会宁府之名。

但我在金人王成棣的《青宫译语》中发现了一段值得注意的记载：天会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抵会宁头铺。上京在望，众情忻然。二十三日，抵上京，仍宿毳帐”。[13]王成棣一名王昌远，当系辽朝“汉儿”。天会五年（宋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十三日，他作为金军中的一名译员，跟随珍珠大王设野马押送宋高宗生母韦后等一行，从汴京前往金上京。《青宫译语》便是他此行留下的一部行程闻见录。[14]那么，为何在天会五年成书的《青宫译语》中，会出现上京、会宁头铺之类的地名呢？这就需要谈谈此书的来历。今本《青宫译语》出自《靖康稗史》，《靖康稗史》为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题名耐庵者所编，卷首的耐庵序交待了它的来历：

《开封府状》《南征录汇》《宋俘记》《青宫译语》《呻吟语》各一卷，封题“《同愤录》下帙，甲申重午確庵订”十二字，藏临安顾氏已三世。甲申当是隆兴二年。上册已佚，確庵姓氏亦无考。……上帙当是靖康元年闰月前事，补以《宣和奉使录》《甕中人语》各一卷，靖康祸乱始末备已。咸淳丁卯耐庵书。[15]

根据这篇序文，我们知道《青宫译语》是经確庵、耐庵两位佚名的宋人先后加以编订，收入《同愤录》和《靖康稗史》，才得以保存至今，至于这部金人著作是如何传入南宋的，则已无从考证。今本《青宫译语》书名下题有“节本”二字，说明此书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经后人之手做过某些加工，显然已非原貌。书中上京、会宁头铺等地名，可能就是由后人追改的。会宁头铺等驿铺驿程，可信的记载最早见于洪皓《松漠记闻》卷下，而《松漠记闻》之成书已经是天眷元年以后的事情。《青宫译语》一书中出现的会宁头铺，并不能证明天会五年已有会宁州或会宁府之名。

总之，除了《金史·地理志》的那条材料外，目前在金代文献中竟然找不到会宁州或会宁府究竟建于何时的证据。[16]《金史》中有记载可考的会宁牧，年代最早的一位是完颜奭，而他担任会宁牧是在天眷元年九月，即会宁府建号上京之后。[17]《金虏节要》谓“（完颜）亶立，……升所居曰会宁府，建为上京”云云，若就这段文字来理解，似乎熙宗即位之后才有会宁府之名。故清代学者认为，《金史·地理志》“初为会宁州，太宗以建都，升为府”那段话，“‘太宗’当作‘熙宗’，传写之误耳”。[18]由于金初史料过于匮乏，这个问题恐怕只能暂且存疑。

尽管就连会宁府始置于何时都无法确定，但有证据表明，至迟从太宗初年起，后来的上京会宁府事实上已经开始成为金朝的政治中心。《金史·太宗纪》里有两条值得注意的史料：天会二年正月丁丑，“始自京师至南京每五十里置驿”；同年闰三月辛巳，“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这里说的京师、上京都是后来的史臣追叙之辞。当时的南京是指平州（治今河北省卢龙县），在靖康之变前，平州是金朝的南疆重镇，而且当时正值金军对平州用兵以镇压张敦固之乱，所以需要在京师与南京之间建置驿道。春州即长春州（今黑龙江肇源县西），泰州（今吉林省白城市）在长春州西，辽朝春捺钵故地鱼儿泺正好就位于长春州和泰州之间，太宗在上京会宁府和长春州、泰州之间建设驿道，可能是为了春水捺钵的需要。

下面这个记载或许更能说明问题。《金史·太宗纪》：天会三年三月辛巳，“建乾元殿”。《地理志》上京路下有小注说：“其宫室有乾元殿，天会三年建，天眷元年更名皇极殿。”[19]乾元殿是金上京会宁府最早的宫室建筑，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在这里举行。[20]宣和七年（即天会三年）奉使金国的许亢宗，于当年六月抵达上京，亲眼目睹了正在建设中的乾元殿：[21]

木建殿七间，甚壮，未结盖，以瓦仰铺及泥补之，以木为鸱吻，及屋脊用墨，下铺帷幕，榜曰“乾元殿”。阶高四尺许，阶前土坛方阔数丈，名曰龙墀。两厢旋结架小韦屋，幂以青幕，以坐三节人。……日役数千人兴筑，已架屋数十百间，未就，规模亦甚侈也。[22]

天会三年建造乾元殿一事，足以说明此时上京事实上已经开始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但奇怪的是，这个政治中心当时既没有州府名称，也没有京师名号，甚至连一国之都的地位也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