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探寻被遗忘的中外文化交流纽带

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刚刚统一五天竺没多久的中天竺国王尸罗逸多（即著名的戒日王）遣使来唐，终于恢复了印度与中国中断多年的正式交往。对此，唐太宗非常高兴，先是立即派使回访，紧接着又遣右卫率府长史（太子东宫六支护卫军之一的高级参谋）王玄策再赴天竺。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第二次正常出使造就了一位绝世英雄，并最终葬送了唐太宗的性命。

话说王玄策受命出发后不久，还没有踏上中天竺国土之时，不料碰上尸罗逸多王突然去世，继之国中大乱，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趁机篡得帝位。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这位新国王立即将对大唐的外交政策改弦更张，竟然发兵拦截唐使，王玄策及随从三十人悉数被伏，原本准备送给诸国的贡物也被劫掠一空。王玄策虽为长史，但毕竟出身军方，机智谋略均有过人之处，竟寻得机会趁夜色逃走。不过他实在不甘心受如此耻辱，于是返回与大唐刚刚结盟的友邦吐蕃，在那里借到一支一千二百人的精锐部队，然后又到泥婆罗国（今尼泊尔）借了七千余骑，遂与副使率此二国兵进至中天竺国城下。就是这样一支特殊的国际联合部队，连战三日，竟然大破城池，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近万人，可怜的篡帝阿罗那顺也被擒获，整个天竺震惧。善后工作安排妥当后，王玄策带着阿罗那顺及其妃、子，其他男女俘虏一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头匹等，浩浩荡荡地胜利而归，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五月回到长安。王玄策受到朝廷重赏略去不提，但说他带回的俘虏中有一个名叫那罗迩娑婆寐的普通印度人，无任何官职，但其重要性却远甚于他那位倒霉的皇帝，因为唐朝国史不吝笔墨详细记载了这位印度人在唐的事迹，却丝毫未提及阿罗那顺的境况。原来，此人是一位印度炼丹方士，自称寿二百岁，有长生之术——他是王玄策特意献给太宗的礼物。太宗对这位异域术士深加礼敬，在到达当月即将其安顿在金飚门内造长生药，并派兵部尚书亲自监视并负责后勤工作，发使天下，不惜远至印度诸国，采取奇药异石，不可称数，供那罗迩娑婆寐使用。不久长生药炼成，太宗立即服之。然而，此药并没有起到预想的神奇疗效，太宗的身体情况反而逐渐恶化，竟很快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驾崩！当时朝内名医众多，但对此情况均束手无策，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太宗离去。当时有议者认为那罗迩娑婆寐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将其处死示众。不过，朝廷考虑再三，终究因为害怕此事宣扬出去，有损太宗英名及大唐声誉，为夷狄取笑，遂大事直接化了，将那罗迩娑婆寐遣返回国，毫发无损。

唐太宗英明一世，为何要服食印度丹药？原来，他晚年时身体有恙，一改早年时对神仙思想的不屑态度，频频访诸医道。在那罗迩娑婆寐到来之前，太宗其实已经服食过中土金石药，可见当时他对金石祛病延年的思想已经持相当肯定的态度，这正是他礼敬印度方士并令其炼制长生药的直接原因。至于更大的背景，则是唐代炼丹术兴盛，金丹成仙或长生的观念形成浓厚氛围，太宗身处其中，最终未能做到不为所动。这件事情其实只是中外炼丹术和长生术交流过程中的大量案例之一，关于其更详细的经过和内情我们将在书中第二章讨论，这里作为本书的一个引子提出来，意在揭示一个问题，即古代时围绕炼丹术发生的中外文化交流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唐太宗事件只是诸多交流浪潮中的一个小波澜。炼丹术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在人类文明史上，它是一个曾经长期存在的重要文化现象，很多文明区域如中国、印度、阿拉伯、欧洲等均曾出现过，并对各自地区的化学、冶金学、药物学等多种科学技术，以及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当然，不同文明区域中的炼丹术并非完全一致，其特征有所差异。

中国炼丹术源起于战国后期出现的寻求不死药的活动，正式产生于西汉前期，至东汉道教运动兴起以后，逐渐与道教合流，自此以后二者相生相伴，几无分离，道教成为中国炼丹术名副其实的渊薮，所以，通常我们说，中国炼丹术基本上就指道教炼丹术，两者近乎等同，当然，严格上讲，后者的范畴小于前者。概而言之，中国炼丹术包含金丹术和黄白术两种传统，金丹术主要是用金石矿物炼制长生不死药，黄白术则主要是用普通金属制作伪金银，其中前者为主，后者为辅，而皆以神仙思想为纲。唐宋之际，内丹术异军突出，其后金丹黄白常被称为外丹，以示与内丹区别。我们今天所谓的炼丹术，若无特别说明均指外丹。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炼丹术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在金丹与黄白的关系方面，最初两者完全融合在一起，其后很快分流，黄白术后来与神仙思想又渐行渐远。在功能方面，早期时金丹大药仅用于成仙不死，或者延年长生，后来出现医药化倾向，功能趋于多样化，并与中医方剂学建立起密切关系。黄白术因为和神仙思想密切相关，因此不可将其与民间的一般造伪金活动相混淆，尽管它们在技术上有密切联系，但后者与长生观念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黄白术的范畴即便仅在技术上也绝不仅限于制造伪金银，还包含很多与炼丹有关的金属技术和一些实用冶金工艺，它在很多方面与世俗冶金行业息息相通。黄白术很早就出现世俗化倾向，历史上冀望用其发财致富的野心家屡见不鲜，很多民间的造伪金银活动都源出于此。无论金丹术还是黄白术，其用药均以金石为主，但也使用草木药、动物药等。笼统而言，唐以前草木药的使用较少，且主要起辅助作用，唐以后增多，用途和地位都有很大变化。总之，中国炼丹术是一个非常庞杂宏大的文化体系，融宗教、化学、药物学、冶金学、矿物学、植物学等多门学问于一身。

印度炼丹术由医学长生术和炼金术融合发展而成。印度传统医学阿输吠陀（Āyurveda）由八支组成，其中第七支为Rasāyana，意思是长生不老学，一般译作“长年方”。长年方形成时间很早，但在中古以前，它主要使用草木药，金石药很少见。简而言之，长年方主要指回春术，或者应用能治疗一切疾病（甚至通常难以治愈的）的药物，以及防止衰老和延长寿命的方法。^[1]印度早期也有制作伪金银的活动，但它们与神仙或长生观念没有关系。中古以后，由于受到密教甚至道教等因素的影响和推动，长年方不断吸收炼金术的内容，大量使用金石药物，并将中古以前几乎从未使用过的水银作为最关键的药物，逐渐发展成一门类似于中国炼丹术的学问。这一时期出现许多相关著作，其中主要是梵语的Rasa śāstra文献。Rasa śāstra的意思是水银之学，也包括各种金属和矿物的知识，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使金属成就（lauha siddhi），即用水银将贱金属变成贵金属金或银；第二是使身体成就（deha siddhi），即用水银制剂使人的身体获得完全健康。^[2]由此可见，中古以后的印度长年方实际上也是金丹术与黄白术的综合，也即包含炼制金丹药和制造伪金银两方面的内容。

欧洲中古时期自阿拉伯地区传来一门学问Alchemy（拉丁语为alchimia），中文通常将其译为“炼金术”。在梳理这门学问的历史时，西方学者一般将其源头追溯到希腊化时期的埃及。在那里，古希腊哲学、埃及工艺技术以及东方神秘主义相互融合，最终发展出一种炼金技艺，它主要通过黑化、白化、黄化等步骤试图将一些普通金属嬗变成贵金属。后来，这门学问又进一步出现哲人石的概念。但是，在12世纪伊斯兰文化大规模传入欧洲之前，欧洲本土的炼金术没有任何长生不死的观念，更没有炼制不死药的内容。伊斯兰文明兴起以后，阿拉伯人继承了希腊化时期产生的炼金术遗产，并把它发扬光大。经过阿拉伯人之手，炼金术的内涵出现重要变化，突破了此前制作伪金银的范畴，增加了炼制长生不老药的内容，并与医药学建立起密切关系。阿拉伯帝国衰落后，欧洲人翻译了阿拉伯的炼金术著作，然后又将这门学问继续发展下去，并作出很多新的贡献，直至后来出现医药化学运动以及近代化学。被认为由罗杰·培根（Roger Bacon）作于13世纪的《小炼金术宝典》（Speculum Alkimie Minus）这样定义炼金术：“炼丹术是一门科学，它教人加工和制造一种叫做长生不老药的药品，当这种药品点化到金属或者不完美的物体上，顷刻就能使它们达到完美无缺。”用真正由罗杰·培根本人写于1266年的话来说是这样：“按照聪明人的看法，凡是能够从贱金属中去除全部杂质和腐物的药品，也将从人体中去除同样多的腐物，从而使人的寿命延长许多世纪。”^[3]很显然，当时西方的炼金术继承了阿拉伯传统的精髓。当然，西方炼金术虽然有一条连绵不断的发展脉络，但这种连续性与中国炼丹术相比有很大差异，因为它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文化断裂，由此在学术上产生一些严重争论。譬如说，希腊化时期的炼金术没有炼制金丹药的内容，但后来在阿拉伯文化中却突然出现，其思想源头在哪里？再如“alchemy”这个词，可以确定由“化学”一词前面加上阿拉伯语的定冠词“al”构成，但对其最早的词源则无有定论。阿拉伯炼金术“alkimiya”一词也非阿拉伯语的固有词，而对“kimiya”的词源也有很大争议。实际上，以上这些困惑是西方炼金术发展史上断层问题的反映。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古以后印度的Rasāyana，还是阿拉伯的Alkimiya，以及其后的欧洲Alchemy，其实它们都是类似于中国炼丹术的学问。有鉴于此，本书此后行文一般使用“炼丹术”这一中国术语来称呼具有类似特征的文化知识体系，如印度炼丹术、阿拉伯炼丹术、欧洲炼丹术等，而中古以前的印度长年方和欧洲早期炼金术则不归为此概念范畴，仍分别称之为长年方和炼金术。与此相关的是，“炼金术”这一术语在本书中仅指那些纯粹的制作各种伪金银以及相关产品而不涉及长生思想的活动。

之所以强调用“炼丹术（liandanshu, or waidan）”而非“炼金术（alchemy）”来称呼所有的类文化知识体系，不仅因为中国炼丹术出现最早，内涵最丰富、完整和典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印度和阿拉伯炼丹术的形成都曾受到中国炼丹术的重要影响。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不同文明区域中的炼丹术相互之间有着长期而频繁的文化交流，即便中国炼丹术也不是一个孤立系统，譬如它的起源曾受惠于外来文化，发展过程中又大量使用来自南亚、中亚、西亚、东南亚以及欧洲等很多地区的药物作为原料。但是，与中国炼丹术所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相比，印度和阿拉伯的炼丹术受到中国炼丹术的影响更为深刻，涉及其部分核心观念。例如，本以草木药为主的印度长年方之所以能够转变成水银之学，除了密教的推动因素以外，中国炼丹术的传入和影响起到重要作用，更何况密教本身就从道教那里获得丰富营养，亦间接滋养了印度炼丹术。阿拉伯炼丹术由于包含炼制长生不老药的内容，很多西方学者主张它应当是东西方文化接触和交融的结果，代表性意见如美国著名化学史家莱斯特（Henry M. Leicester）之言：“‘炼金药’这种东西，在希腊炼金术中从没有明确提到过。中国炼金术士则经常谈到它。金丹正是中国炼金术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东方炼金术和西方炼金术这两大流派，很可能在东西方之间的阿拉伯世界发生过接触和溶合。”^[4]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更是认为：“我们将看到中国文化也许独一无二地提供了有关长生不老药的唯物观念，这种观念经由阿拉伯传至欧洲，导致了罗杰·培根（Goger Bacon）长寿的乐观主义和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的医药化学革命。就近代科学的起源而论，其重要性不亚于伽利略（Galileo）和牛顿（Newton）。”^[5]总而言之，中国、印度、阿拉伯以及欧洲的炼丹术之所以能够在各自的文明史上取得辉煌成就，与它们之间的这种密切的文化交流不无关系，正所谓“交相辉映”（交流、吸纳、融合、发展、相互辉映），其中以中国炼丹术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随着近代科学的出现及进步，炼丹术早已声名狼藉，但我们不能否认，在科学史和文化史上它曾是一个母系统，孕育滋养了多种学科知识，世界各地炼丹术概莫能外。对于这样的文化母体，我们不应过河拆桥，用今天的科学眼光去苛责或贬低它，更不应歧视它，而应当以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和评价它在科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若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中外炼丹术相互交流的重要历史意义，尤其是中国炼丹术的历史贡献，就能更加客观更加充分地去理解。

中外炼丹术的比较和交流这一论题，其实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他们最先关注的是中欧炼丹术的交流和比较。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在《汉学菁华》（The Lore of Cathay, New York, 1901）一书中用很多篇幅讨论了中国和欧洲的炼丹术，首次提出中国是这门学问的真正发源地。几乎同时，英国的翟理斯（Herbert A. Giles）在《中国与中国人》（China and The Chinese, New York, 1902）中则认为中国的炼丹术是从希腊经大夏传入的。随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约翰逊（Obed Simon Johnson）于1925年完成其博士论文《中国炼丹术研究》（A Study of Chinese Alchemy，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又出版中译本），这是关于中国炼丹术研究最早的一部专著，其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中西炼丹术的关系，认为中国炼丹术可能很早就传入欧洲。1949年以后，国内化学史研究者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初期时出现几种成果，均强调中国炼丹术西传的贡献，如冯家昇《炼丹术的成长及其西传》（载《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三联书店1955年），曹元宇《中国金丹术西传问题》（《南京第一医学院学报》1959年12月）、《中国化学史话》（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的部分内容，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1964年）的部分内容等。1980年代后，相关研究趋于增多，如孟乃昌《从硫汞论的演进看古代中外学术交流》（《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1期）、《周易参同契考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的部分内容，朱诚身、杨吉湍《古代中西炼金术之比较》（《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蒙绍荣与张兴强《历史上的炼丹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的部分内容，蒙绍荣等《中西方金丹术比较——兼谈中国金丹术为何未能转变为近代化学》（《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何法信《中西古代金丹术的比较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李晓岑《中国金丹术为什么没有取得更大的化学成就——中国金丹术和阿拉伯炼金术的比较》（《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5期），冷东《中国古代炼丹术在西域的传播和演变》（《化学教学》1999年第10期）等。总体上来看，以上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不过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有所欠缺，而且多集中在中西炼丹术比较方面，对中国炼丹术传入西方的重要媒介阿拉伯炼丹术很少涉及。

英国学者李约瑟对中国炼丹术的西传和中西比较做了很多研究，尤其在中国和阿拉伯的比较方面取得一些突破，其前期相关成果大多被译成中文，如《中国古代金丹术的医药化学特征及其方术的西传》（《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期），《东西方长生不老丹的概念与化学试剂》（《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中的《中世纪早期中国炼丹家的实验设备》、《东西历史中所见之炼丹思想与化学药物》、《欧洲与中国的伪金》等数篇，以及《中国古代科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中的《长寿之道的对比研究》等。后期成果要特别注意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四分册《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仪器、理论和礼物》（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rt IV: 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Apparatus, Theories and Gif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这是李约瑟在这一论题上的综合之作。

关于中国和印度炼丹术的交流和比较，国内学术界此前未出现专门研究成果，仅在相关研究中有所旁及。如张晟等人在研究西藏炼丹术时曾从藏文资料中发现一些中国炼丹术传入印度的证据，撰有论文《藏文典籍中的一些炼丹史料》（《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3期）、《邬坚巴·仁钦贝的伏玄珠法》（《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狐刚子与邬坚巴·仁钦贝伏水银法的比较》（《中国药学杂志》1999年第12期）等。此外，一些研究认为道教对印度密教的产生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密教很多特征源于道教，其中即包括炼丹术。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很少，李约瑟偶有涉及（如内丹与印度的关系）。印度古代就流传有中国炼丹术传入的故事，印度现代学者对此问题颇为重视，虽然意见不一，但中印在这方面有过密切交往则是学界共识。Vijaya Jayant Deshpande在这方面撰有多篇论文，如“Transmutation of Base-metals into Gold as Described in the Text and Its Comparison with the Parallel Chinese Methods”（Indian Journal of History of Science, 19(2), 1984），“Medieval Transmission of Alchemical and Chemical Idea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Indian Journal of History of Science, 22(1), 1987），以及博士论文Alchemy in India and China （Panjab University, Chandigarh, 1988）等。

通过以上简要的学术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一百多年来学术界对炼丹术这条中外文化交流纽带重要作用的认识尽管已经取得很多进展，但同时不足之处还有很多，除了数量不多的初步或粗略讨论以外，深入系统的研究匮乏，导致今天我们对很多交流细节知之甚少，进而严重影响了我们客观评价这些交流对各国历史上的文化、科技、经济等方面产生的实际意义。当然，这种状况也与炼丹术基础研究的迟滞有直接关系。炼丹术研究在各国学术界均属冷僻领域，加上研究难度较大，致使很多重要文献都没有被整理或研究过，即便研究比较多的中国炼丹术也存在这种局面，更不必说印度和阿拉伯的炼丹术，其大部分文献仍以古老深奥的语言存在着。对古代诸种炼丹术之间的交流进行研究，不仅需要克服文化隔阂和语言障碍，寻找各自文献中的直接或相关的记载，而且还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比较研究，这些工作如果没有各国学术界扎实的基础研究作铺垫，进行起来难免步履维艰。

中国炼丹术出现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久，而且中间没有出现过断裂，它在历史上曾造作了大量文献，最终保存在明代《正统道藏》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即便如此，也有一百余种，再加上道教以外历代典籍中的炼丹资料和相关活动记载，为研究炼丹术的中外交流提供了宝贵资源，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它们从未被从这一角度系统审视过。有鉴于此，本书立足于上述中国古文献资源，同时结合其他地区的古代炼丹著作和相关文献，采用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将有关中外炼丹术交流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力图勾勒出主要基于中国文化视角下炼丹术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些重要图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的研究目的不仅仅在于揭示中外炼丹技术或思想本身的交流，而是试图通过炼丹术这条多少被遗忘的中外文化交流纽带，考察古代中国与印度、波斯、阿拉伯、东南亚、欧洲以及其他相关地区所发生的文化、科技、医学、经济等交往情况，进而探寻这些交往所引起的文化效应以及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当然，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辛勤耕耘才能达成的宏伟目标，学术殿堂的建立从来不会一蹴而就，需要从一砖一瓦开始。本书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章，中国炼丹术的起源与外来文化。第一节通过对早期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重新审查后发现，西汉武帝时代炼丹术虽已出现，但并无还丹观念，当时炼丹是在炼金观念下进行。第二节讨论了西汉炼丹术的三个思想渊源：灶神信仰、丹砂和水银、黄金与不朽，发现最后一个现象在汉初的出现非常突兀，缺乏本土思想渊源，当与外来文化有关。第三节探讨了早期丹法传授仪中的黄金崇拜现象，亦缺乏本土思想渊源，而指向外来文化影响。最后一节讨论了印度古代的长生药苏摩和黄金思想，认为它们是中国炼丹术出现的催化剂，首次提出如下综合性论点，中国炼丹术的诞生既传承发扬了先秦丹砂不朽思想和灶神信仰，又吸收了外来黄金不朽观念，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但以中国本土文化为主，外来文化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第二章，炼丹术与中印文化交流。第一节主要从早期长生术和炼金术、阿输吠陀长年方、炼丹术的形成和繁荣三个阶段对印度长生术与炼丹术的发展过程以及主要特点进行了概要介绍。第二节讨论了印度长年方在唐代的传播和影响，概括出三个特点：1、长年方由印度方士直接输入，没有经过任何中间文化过滤，所用药物也主要从印度采集；2、长年方的传播对象主要限于皇帝，没有在社会上广泛流行；3、长年方被视为类似于中土丹药的长生药，无论皇帝本人是否存在健康问题，他服用的目的主要是养生与延年。在金丹思想根深蒂固的唐代，长年方没有对中土神仙方术产生很大影响，主要是促进了一些长年方药物在中国的流传，并被用于中医药学，此外唐代道教中铁剂丹方的出现应与长年方的刺激有关。第三节讨论了唐前佛教与道教神仙方术的关系，指出唐代以前佛教一方面在思想层面与道教进行斗争与融合，另一方面又在方技层面与道教发生碰撞与交流，尤其是很多印度佛教徒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已广泛吸收道教神仙方术，这些现象实际上是中印长生文化的接触和互动。第四节全面论证了印度炼丹术的出现与道教炼丹术传入的重要关系，指出：1、中印文献与传说资料表明，道教炼丹术通过药物交流、佛道传播等途径传入印度，佛道传播过程中，印度密教起到枢纽作用；2、唐译印度密教典籍中保存的资料表明，印度早期炼丹术受到道教炼丹术的影响；3、藏梵文献所见印度早期炼丹术的一些内容源于中国炼丹文献。最后一节介绍了唐宋炼丹术中存在的少量印度文化痕迹。

第三章，道教炼丹药物与外来文化。道教炼丹家为了制得最完美的金丹药，极力追求道地原料，为此不惜放眼四海，大量购置异域药物。经本章统计，各时代炼丹家使用过的外来金石药物一共多达四十余种，来源地涉及南亚、中亚、西亚、东南亚、东亚及欧洲等多个古代重要文明地区。除去金石药物外，在那些种类更加丰富庞杂的辅助炼丹药物中，还有很多外来草木药。这些药物长期为中外学术界忽视，其实它们有的属于各时代常见舶来品，有的则主要用于炼丹，道教之外很少使用，故其他载籍很少或根本没有记载。本章以现存炼丹著作为中心，广泛参考历代本草及其他相关文献，对外来炼丹药物的种类、来源地以及它们在炼丹术中的使用情况作了详细梳理和考证，并旁及一些中外交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第四章，唐代炼丹服石与外来文化的遗存——西安何家村窖藏药物药具再探讨。药物药具是何家村窖藏珍宝中的重要内容，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但是这一专题的研究尚存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没有解决，譬如这批文物到底是炼丹遗物，还是医药遗物？具体哪些物品应当归属或服务于这一目的？本章突破以往孤立考察个别药物或药具的状况，将药物用途和药具功能两个问题结合起来整体审视，揭示出何家村遗宝中的药物和药具并非纯粹用于炼制金丹或医药，而是炼丹服石。此外，何家村遗宝中器物的外来文化因素大家关注较多，其实药物如珊瑚、虎魄、颇黎、玛瑙、宝石、玉等很多也是舶来品，它们既然被用于炼丹服石，所以确切地讲，何家村遗宝之药物药具实际上是唐代炼丹服石与外来文化结合的遗存，对于研究道教炼丹术与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