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三苗的原居地及被驅趕

一、三苗發祥的赤水即丹江

（一）赤水、黑水與章山

三苗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民族，最早見於《山海經》，也叫“三毛”。《山海經·海外南經》：“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爲人相隨。一曰三毛國。”郭璞注：“驩兜，堯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畫亦似僊人也。”《山海經·大荒北經》也記載：“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有山名曰章山。”這裏的“苗民”應當就是三苗。“顓頊”一詞，字形和發音都很獨特，可能是漢水文化的特有名詞。

三苗國在赤水東、黑水北，赤水即丹江，黑水即發源於秦嶺、流經今陝西省留壩縣的褒河。《山海經·大荒西經》：“成湯伐夏桀於章山，克之。”《大荒西經》記湯伐桀於章山還涉及另外一個地名巫山：

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湯伐夏桀於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走厥咎，乃降於巫山。

此巫山大概不會離章山很遠。郭璞注：“自竄於巫山，巫山今在建平巫縣。”歷代都認爲即今重慶市最東邊的巫山縣，位於長江三峽中的巫峽，東與湖北省巴東縣接壤，這是極大的誤解。

從長江三峽之巫峽順流而下，依次是巫山縣、巴東縣、秭歸縣、宜昌市，都屬於三峽工程庫區範圍。巫山縣過去屬於四川省，現在劃歸重慶市。巴東縣、秭歸縣、宜昌市都屬湖北省。

《漢書·地理志》云：“南郡巫。”歷代將“巫”注解爲今重慶市巫山縣。應劭注云：“巫山在西南。”《漢書·地理志》又説：“夷水出巫，東入江。”歷代又以爲“江”是“長江”的專稱，以致坐標大移位，將夷水認定爲今湖北省西南的清江。清江發源於湖北省恩施自治州的利川市，流經該州的恩施市、建始縣、巴東縣，進入長陽縣，從宜都市匯入長江。

先用常識檢驗一下。錢穆先生引後漢邊讓《遊章華臺賦》：

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24]

認爲巫山近淮域。其地即近淮域之大洪山。又引《戰國策·楚策四》：“秦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蔡聖侯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食湘波之魚，馳騁高蔡之中。”錢先生指出，高蔡即上蔡。巫山當在鄢郢與上蔡間，而當雲夢之北，疑在今大洪山脈中[25]。

錢先生此説有理。結合宋玉《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蓆。’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

文中雲夢、高唐必然很近，巫山離高唐又很近。此時楚國的首都在郢，應當在宜城而不是荆州。如果從上蔡（高唐）眺望長江三峽之巫山縣，根本不可能；如果往南眺望大洪山，還是可以的。可圖示如下（圖二十八）：

石泉先生也指出，三國吴時的巫縣還在今宜城市西南角、南漳縣東南境，巫山也當在此，不在今巫山山脈[26]。石泉先生指出，三國時上庸附近有巫縣。晉、宋、齊時改稱北巫縣屬上庸郡[27]，相關史料非常清楚。石泉先生已引《三國志·魏志》卷三明帝紀太和二年（250）正月：“分新城（郡）之上庸、武靈、巫縣，爲上庸郡”；又，卷二七《王昶傳》：“（魏主曹芳嘉平二年，250）昶奏：‘……吴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北巫縣的改名見《晉書》卷一五《地理志下》荆州“上庸郡”，《宋書》卷三七《州郡志》梁州“上庸太守”，《南齊書》卷一五《州郡志下》梁州“上庸郡”。房陵即今湖北房縣，歷代没有争議，正好是鎖定巫、秭歸位置的標誌性地名。早在公元前1027年參加武王伐紂的就有庸國（其他七國是蜀、羌、髳、微、盧、彭、濮），見於《尚書·牧誓》。庸在今湖北省竹山縣（圖二十九），這也是歷代較少争議的。《三國志·蜀志·後主傳》：“乘間阻遠，保據庸蜀。”庸、蜀並稱，説明他們的位置偏西。今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個大庸縣，應該是下庸。

巴郡有魚復縣。《水經·夷水篇》：“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水經·江水篇》：江水“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歷代將夷水定爲今湖北清江，將魚復縣定爲今重慶市白帝城。石泉先生指出，魚復縣先在陝西東南漢水之濱，東漢末、三國時已位於今重慶市奉節縣東、長江北岸之白帝城[28]。《左傳·文公十六年》記載了“魚人”參與滅庸的戰役，“魚人”應理解爲“魚國人”，正如“楚人”指楚國人一樣。魚族堪稱中國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仰韶時代（公元前5000—前3000年）即有一種神秘人面和魚紋的組合，我認爲表達的是一種“神魚”或者“天魚”觀念，因爲當時没有文字，只好用這種圖畫來表示（第三章圖六十九）。到了商周青銅器上，“魚”字經常用象形表示，不勝枚舉。

春秋時，“魚人”尚存，參與滅庸的戰役，則“魚人”應當在庸國附近。其實杜預注解已指出：“裨、鯈、魚，庸三邑。”馬宗璉補注云：“《水經·江水》‘又東徑魚復縣故城南’，酈元曰‘故魚國也’，是魚乃群蠻之一，非庸地。劉昭注巴郡魚復云‘古庸國’，是猶沿元凱（杜預）之誤。”楊伯峻先生贊同馬説，認爲杜注不可信，魚當在今重慶市奉節縣東五里[29]。吴鋭謹按：清人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已正確指出庸在今鄂西北竹山縣。楊伯峻先生的《春秋左傳注》是最流行的《左傳》注本，遂使庸在重慶的舊説死灰復燃。

鎖定房陵、庸、魚復等標誌性地名，即可明瞭巫山、秭歸等一系列漢水流域地名向長江三峽搬家的軌迹。

如此，湯伐桀於章山的所在，也應該在今湖北西部。章山，漢代人認爲即内方山。“内方山”最早見於《尚書·禹貢》。石泉先生認爲即今大洪山脈的中段[30]。大洪山是湖北省重要的地理坐標，東部與桐柏山隔出隨棗走廊，西部與漢水隔出廣闊的平原（圖三十）。

禹，相傳是夏朝的創立者，他最大的功勞是治水，在春秋時代已經盛傳。戰國時代，百家争鳴，都把禹當作黄金時代的模範領袖，都稱頌禹治水之功。根據《禹貢》文本，禹導山導水，畫分九州，九州都向王都進貢土特産，“禹貢”的篇名由此而來。古人理所當然地相信《禹貢》寫於夏代，有的認爲是禹本人寫的，有的認爲是夏朝的史官寫的。1923年，顧頡剛先生與他的老師胡適討論《尚書》的時代，把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分成三組，其中第三組共三篇，即《堯典》、《皋陶謨》、《禹貢》，顧先生認爲這一組決是戰國至秦漢間的僞作，打算做兩篇文字——《禹貢作於戰國考》，《堯典皋陶謨辨僞》[31]。1924年，顧頡剛先生向地質學家丁文江請教《禹貢》僞證，丁文江答復説：“禹治水之説絶不可信。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没有絲毫人工疏導的痕迹——江尤其如此。”推測禹是石器時代的人，因爲至今没有發見夏代的銅器[32]。顧頡剛先生回信認爲，《禹貢》作於戰國，不過是戰國時人把當時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於禹跡[33]。1926年，當《古史辨》第一册即將出版時，顧先生寫下長篇序言，重申《尚書》是戰國時代的著作。顧先生晚年系統闡發了《禹貢》成書戰國説，認爲它是公元前3世紀前期的作品，較秦始皇統一的時代約早60年[34]。顧先生的學生史念海認爲《禹貢》成書於公元前370年（即梁惠王後元年，即位於安邑）至公元前362年（即梁惠王九年，遷都大梁）之間。梁惠王上承晉國舊風，積極稱霸，《禹貢》就是魏國人士在這期間於安邑撰成的。是在魏國霸業基礎上設想出來的大一統事業的宏圖。遷都大梁後，或許有所增删修訂，不過其著作年代至遲不得晚於公元前334年，即梁惠王後元年，因爲這一年魏、齊兩國在徐州相王，已是兩國相互承認，地位對等。標誌着魏國霸業已衰，大一統事業無從談起，《禹貢》也就成爲陳迹[35]。《禹貢》作於戰國已經成爲學術界的共識。

漢朝的締造者劉邦出身低微，西漢儒生爲了抬高劉氏家族的血統，僞造“漢爲堯後”之説，《尚書》恰恰以《堯典》開篇，這不是偶然的，應該作爲《尚書》經過漢代儒生編纂的證據。總之，《禹貢》絶非禹治水的實録，其文本出於戰國末年的創造，又經過了西漢儒生的編纂，很難説是中國最早的史書。

《禹貢》與荆楚地理有關的文字如下：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

内方山，漢代人認爲即章山。《漢書·地理志》荆州“江夏郡”下列十四縣，班固在其中的竟陵下注云：“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内方山。”清代胡渭在其名著《禹貢錐指》主張在今湖北鐘祥縣。其實這個章山，後代史書還有記載。《晉書》卷一百六《石季龍載記上》：

（石）季龍自率衆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軍桓宣於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荆州之衆救之，屯於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36]

文中可以看出，中廬、襄陽、章山相距不會很遠。中廬縱有争議，都承認在襄陽一帶。那麽這又可以印證石泉先生章山即今大洪山脈的中北段的考證。

（二）由驩頭國探討三苗所在

《山海經·大荒北經》説“驩頭生苗民”。《尚書·堯典》之四大惡人是共工、驩兜、三苗、鯀，這裏的驩兜也就是《山海經》裏的驩頭，如果真是“驩頭生苗民”，則不能像《尚書》那樣驩兜、三苗並列。《淮南子·墬形訓》記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南至東南方，有驩頭國民、三苗民。本書采取折衷的辦法，將三苗看作是與驩頭有聯繫的族系。

驩頭又叫歡朱。《山海經·海外南經》：“驩頭國在其南，其爲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一曰在畢方東。或曰歡朱國。”驩頭又叫鴅兜。袁珂引《神異經·南荒經》：“南方有人，人面鳥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有翼不足以飛，一名鴅兜。《書》曰：‘放鴅兜於崇山。’一名驩兜。爲人狠惡，不畏風雨禽獸，犯死乃休耳。”又引《博物志·外國》：“驩兜國，其民盡似仙人。帝堯司徒驩兜。民常捕海島中人面鳥。□（原文此处为□）去南國萬六千里。盡似仙人也。”袁珂認爲文有訛捝，均當本《山海經》爲説[37]。袁珂引鄒漢勛《讀書偶識》二云：“驩兜（《舜典》、《孟子》）、驩頭、歡朱（《山海經》）、鴅吺（《尚書大傳》）、丹朱（《益稷》），五者一也，古字通用。”又引童書業《丹朱與驩兜》（浙江圖書館館刊四卷五期）亦云：“丹朱、驩兜音近；驩兜，《古文尚書》作鴅吺，鴅字從鳥，丹聲；吺或作撑，或作咮，從口，朱聲；皆可爲丹朱可讀爲驩兜之證。”“驩兜”，《汗簡·鳥部》和《口部》引《古文尚書》作“鴅吺”（huantuo），“鴅”既從鳥，丹聲，“吺”亦作“咮”（tiuo），朱聲，可以看出“丹朱”只是“鴅咮”的簡化字，然而在《堯典》中則丹朱爲堯子，驩兜爲堯臣，就截然分作兩人。袁珂分析，蓋堯子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讓諸舜，三苗之君同情丹朱，而非堯之所爲。堯殺三苗之君（見郭璞注），使“后稷放帝朱於丹水”（《海内南經》郭璞注引《竹書紀年》），三苗餘衆，亦遷居於丹水以就丹朱，是爲南蠻（“苗”“蠻”一聲之轉，“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或又傳爲“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浦”，是其證）。丹朱與南蠻旋舉叛旗，堯乃戰之於丹水之浦，人因遂謂“堯殺長子”（《莊子·盜跖》），實則丹朱兵敗懷慚，乃自以爲“有罪”，因“自投南海而死”，堯“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見郭璞注），其後子孫繁衍，遂爲此驩頭國或曰歡朱國，實則當是丹朱國。吴任臣云：“陶潛《讀山海經詩》：‘鵃鵝見城邑，其國有放士。’或云鵃鵝當爲鴅鴸。”袁珂認爲應作“鴅鴸”[38]。

《尚書大傳》相傳是今文《尚書》學西漢伏生一派的作品，東漢鄭玄曾爲之作注，注“驩兜”作“鴅吺”，鄭季宣殘碑亦云：“虞放鴅□（原文此处为□）”，對比《古本竹書紀年》云：“放帝丹朱于丹水”，鄭季宣殘碑的“鴅□（原文此处为□）”必然指丹朱。

“丹朱”之“丹”是地名。即丹水。《太平御覽》卷六三引《尚書》逸篇云：“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故號丹朱。”這個丹朱是個反面典型：

《尚書·皋陶謨》：“無若丹朱傲，惟慢游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

《國語·楚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此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

《韓非子·説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此五王之所誅者，皆有父子兄弟之親也。”

據《古本竹書紀年》：“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這是堯舜禪讓説最直接的反證。按照成王敗寇的規律，丹朱不得不成爲反面教材了。

丹朱經常省稱爲朱。《尚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這是説帝堯詢問誰可以把庶政辦好，放齊推薦堯的兒子朱，帝堯認爲朱不講忠信之言，又喜歡争鬧，不能勝任。“朱”又作“鴸”。《山海經·南山經》：“有鳥焉，其狀如鴟，……其名曰鴸。”“朱”又叫“歡朱”，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引“歡朱”作“鴅鴸”。從“丹朱”可寫作“鴅鴸”，也説明是崇拜鳥的鳥夷族。

朱又作“離朱”，相傳是古代最明目的人。《莊子·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侖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關于《堯典》提到的朱、虎、熊、羆四人，楊寬先生考證朱即離朱，也與鳥有關。顧頡剛先生引用其《伯益考》：

《堯典》云：“……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案朱、虎、熊、羆本皆鳥獸中佼佼者。《山海經》云：“務隅之山，帝顓頊葬于陽，……爰有熊、羆、文虎、離朱、宝久、視肉”（《海外北經》……“狄山，帝堯葬于陽，帝嚳葬于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視肉、吁咽……”（《海外南經》）據此，與虎、熊、羆爲伍之“朱”當即“離朱”。《莊子·天地篇》云：“黄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亦作“離婁”，《漢書·揚雄傳》云：“離婁燭千里之隅”（《孟子》等書亦云“離婁之明”）。……離朱，據《山海經》郭注：“今圖作赤鳥”。大抵古人即以赤鳥爲日神、火神，……故《淮南子》云“日中有踆烏”也。……益即燕，亦即玄鳥，玄鳥本即鳳，爲東方氏族崇拜之神鳥，在神話中爲鳥獸之長，故上帝命其治理鳥獸，而燕乃謙遜，欲讓與鴸及虎、熊、羆，其原始本爲一幕神話之趣劇也。在東方神話中，鳥之地位較獸爲高，故益、朱在虎、熊、羆之上。

顧先生説，孟子説“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趙岐《注》早説：“離婁，古之明目者，蓋以爲黄帝之時人也。黄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圓。”《吕氏春秋·用衆》云：“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患乎離婁矣；以衆知，無患乎堯、舜矣”，高誘注也説：“‘離婁’，黄帝時明目人，能見針末於百步之外。”其所以一稱爲“離婁”，乃因古代“朱”音的語尾爲l，所以同是一個邾國，《左氏》本《春秋》稱“邾”，而《公羊》本《春秋》則稱“邾婁”，離朱的全名應爲“離朱婁”。猶“革”爲語尾的k，而惡來一名或兼出其語尾稱“惡來革”（《史記·秦本紀》），或不兼稱，或又去其首一音節爲“來革”（《楚辭·惜誓》）。郭璞注於“離朱”云：“今圖作赤鳥”，可見離朱確是鳥，因爲鳥的視力最爲鋭利，鷹、鹯之屬都可從高空中視察地面的食物，直下攫取，所以稱之爲“離婁之明”。但到孟子時，這種神禽已經拉進了人類，所以他就把離婁和公輸子平等看待，説他們都是用了規矩以成方圓的技師了[39]。

益所讓的朱、虎、熊、羆明明是四人，後梁朱温以舜臣朱虎爲始祖，四十二代至黯，追尊肅祖宣元皇帝，既以朱虎爲一人，且以朱爲姓，這是統治者高攀古代名人而鬧的笑話。

二、三苗活動範圍

關于三苗的範圍，《山海經·海外南經》記爲赤水之東，我認爲即丹江之東。《史記》卷六十五《孫子吴起列傳》記戰國時楚國吴起之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主流看法指認爲今湖南洞庭湖。于是三苗的原居地被定爲湖南。這是幾千年極大的誤解。錢穆先生認爲，“洞庭”乃地室洞穴之稱，可能即《禹貢》之“滎波”。《爾雅·釋木》云：“滎，桐木。”《説文》：“滎，桐木也。”“桐，滎也。”是古音東冬亦與庚青相通轉。“滎”、“庭”則同屬青韵[40]。另外，江蘇太湖也有洞庭之稱。這都説明將洞庭定格於今天的洞庭湖是錯誤的。

《戰國策·秦策》載張儀説秦王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五都江南”，《韓非子·初見秦》作“五湖江南”。《史記·蘇秦列傳》載蘇秦遊説楚威王曰：

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

巴，《索隱》：“巴，水名，與漢水近。”《正義》：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

五渚，《集解》：《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索隱》：“按：五渚，五處洲渚也，劉氏以爲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

可見前人早已認識到五渚在長江以北的漢水流域，因而懷疑不會在長江以南的洞庭，如果加以“疑古”，把五渚、洞庭都置於長江以北，就無疑滯了。錢穆先生堅持洞庭在長江以北，大方向正確。石泉先生指出，春秋戰國時的洞庭尚在今宜城東南境、鐘祥西北境之漢水西岸，朱堡埠西處[41]。從地圖上看，朱堡埠南面有一條僊居河，河的南面是僊女山（圖三十一）。這一帶處於兩山之間的低窪地帶，容易蓄積較大的水量。

洞庭、蒼梧經常作爲兩個連帶相及的地名。《史記·蘇秦列傳》載蘇秦遊説楚威王曰：

楚，……南有洞庭、蒼梧。

史稱舜崩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傳統説法是蒼梧在今廣西的梧州，九疑、零陵在今湖南，錢先生則指出都在漢水流域，極爲有見。按：《文選》卷八司馬相如《上林賦》：

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浐，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内。

《上林賦》是文學作品，極盡鋪張之能事，或以爲這一段出現的地名都是虚指。南宋吴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卷六具體指出《禮記·檀弓》言舜葬於蒼梧之野，注謂零陵是其地，零陵在長安之南，不得云左。蒼梧，李善注引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漢代確有交州，可是《上林賦》中提到的幾個地名：

西極，李善注引《爾雅》曰：“至於豳國，爲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

丹水，李善注引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縣入汋水。即今丹江。

紫淵，李善注引文穎曰：河南榖羅縣有紫澤，在縣北，於長安爲在北也。

灞、滻，李善注引張揖曰：灞、滻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古代的長安有八水環繞，灞、滻是其中兩條。

酆、鎬潦潏，李善注引張揖曰：酆水出鄠縣南山酆谷，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李善曰：潦，即澇水也。《説文》曰：澇水出鄠縣，北入渭。潏水出杜陵，今名沇水，自南山黄子陂西北流經至昆明池入渭。

可見這四個地名都在首都長安周圍，則蒼梧不會遠到交州。錢穆先生認爲這個“蒼梧”就是蒼野。《左傳·哀公四年》：“楚右師軍於蒼野”，杜預注：“蒼野在上洛縣。”《水經注》：“丹水自蒼野，東歷菟和山。”錢先生推測蒼梧之野亦可稱蒼野，相其地望，當在今陝西商縣東南，菟和山西境[42]。這是很有可能的。楊守敬等人將蒼野標注在今陝西省丹鳳縣武關西南和山陽縣東南一帶[43]。按此説置蒼梧於丹江以西或以南，不確。《山海經·大荒南經》記載：“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郭璞注：“叔均，商均也，舜巡狩，死於蒼梧而葬之，商均因留，死亦葬焉，墓在今九疑之中。”九疑，後人指爲湖南九疑山（或作九疑）。前文考證赤水即丹江，則蒼梧在丹江以東（圖三十二），具體地點難以指實。

我主張這個“蒼梧”可以參照《文選》卷八揚雄《羽獵賦》：“入洞穴，出蒼梧。乘巨鱗，騎鯨魚，浮彭蠡，目有虞。”李善注引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章。“豫章”應指豫章大陂，遠古的豫章大陂並不在今天的江西，而在今湖北省襄樊市東北約40里的唐河與白河之間近白河東岸處，亦即以新野以南、漢水以北的南陽盆地南部較低窪地帶[44]（圖見下）。

前引吴起所説“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在江北。則蒼梧斷不會遠至兩廣交界處。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容成氏》[45]記湯伐桀、桀逃亡的路綫是：

杰（桀）乃逃之南实（巢）是（氏），湯或（又）從而攻之，述（遂）逃，迲（去）之桑（蒼）（梧）之埜（野）。

歷來將蒼梧定在今廣西東部、靠近廣東的蒼梧，實際上此時的桀已是驚弓之鳥，絶不可能逃那麽遠。南巢的地望，見本書第三章。

隨着秦朝的擴張，里耶秦簡之蒼梧主體已經在今湖南省。里耶秦簡J1（16）6正：“今洞庭兵輸内史及巴、南郡、蒼梧……”

洞庭的位置還牽涉湘、資、沅、澧四條河，它們現今都是流入洞庭湖的（圖三十三）。

可是從《山海經》來看，未必如此。《中山經·中次十二經》記載洞庭之山與澧、沅、湘的關係是：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

所謂“帝之二女”即堯之二女，堯將二女許配舜，相傳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二妃奔赴哭之，隕於湘江，遂爲湘水之神，屈原《九歌》稱爲湘君、湘夫人。《禮記·檀弓下》云：“舜葬於蒼梧之野。”《史記·五帝本紀》：“（舜）崩於蒼梧之野。”《山海經·海内南經》置蒼梧於南方，説帝舜葬於蒼梧之山之陽，堯的兒子帝丹朱葬於蒼梧之山之陰。

先定“九江”的所在，這也是個很有争議的問題。《尚書·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後面還説到“九江納錫大龜，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漢書·地理志》認爲在廬江郡尋陽縣，南宋蔡沈《書集傳》認爲九江明明寫在荆州，“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爲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爲據。”直到清代的胡渭、楊守敬等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都堅持尋陽屬《禹貢》之揚州。蔡沈采納胡氏（旦）、曾氏（旼）、朱熹的意見，認爲九江在洞庭。這是正確的意見，不過他承襲了洞庭在長江以南的舊説。

主張九江在廬江尋陽的學者，常用《史記·龜筴列傳》“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作證，最近劉起釪先生還如是説[46]。實際長江本來多龜，《山海經·中山經》：“又東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於海，其中多良龜。”

其次文中的“湘”也不是現今流經湖南省長沙市的湘江。《山海經·海内東經》明確記載：“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入洞庭下。一曰東南西澤。”而舜的藏處，《山海經》記爲赤水之東的蒼梧，我們已經考證在丹江之東。這就提示我們：湘、資、沅、澧四條河，應該從漢水流域而非長江流域着眼。《山海經》保存古代史料的價值，於此可見。清代傑出的歷史地理學家胡渭評論説：“太史公不敢言《山海經》，然其中亦有可信者。如謂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賴此一語，而九江遺迹猶可推尋，其有造於《禹貢》不小也。”[47]近代王國維標舉“二重證據法”，用《山海經》有關王亥的記載考證甲骨文中的商代先公先王，使《山海經》的史料價值名聲大振，其實清初胡渭（1633—1714）已開風氣。

錢穆先生考證三苗疆域時，將洞庭定在黄河流域。考證《楚辭》地理時，將洞庭定在今湖北安陸應山一帶，認爲長江流域的“洞庭”地名是從黄河流域帶來的。錢先生進而考證今澧水、沅水、湘水之名最初在長江北，不在今湖南。

先釋澧。《漢書·地理志》：“南陽雉縣有衡山，澧水所出。東至郾，入汝。”《説文》略同。《水經·汝水注》作“醴”，云：“醴水出雉縣，亦云道源雉衡山。”錢先生因此認爲澧水乃西起楚之唐葉，東至郾城而會於汝。

次釋沅。湘桂沅江，一名潕水。而南陽之水，固亦有潕。以地名牽連相徙之例説之，則南陽潕水宜得有沅稱。

最後釋湘。《戰國策·楚策》莊辛謂楚襄王：“蔡聖侯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高注：“高蔡即上蔡。”則湘水必近上蔡[48]。

石泉先生後來居上，指出湘、資、沅、澧四水（以及與四水有密切關係的“洞庭”）的名稱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並相沿至今；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位置却有相當大的變化，並非一直是指今湖南省境内、洞庭湖水系的同名諸水：

（1）先秦時期，在今河南省西部的汝水流域可能有最早的湘、沅、澧爲名之水，這在成書於戰國晚期至西漢時期的《山經》“中次十一經·荆山”中仍有曲折的反映。因爲材料有限，我們已無法確證這四水的存在，但由地名起源的一般規律和有關文獻中存留的一些蛛絲馬迹來看，四水及“洞庭”之名的起源必甚古，且鄰近中原地區。到戰國時期，今湖北省境内也出現了以湘、資、沅、澧爲名之水和洞庭。戰國時的“洞庭”在楚之“江南”（今蠻河以南），湘、沅、澧三水與洞庭相近，也當在楚之“江南”。這一套地名也就是兩漢至三國後期著稱的在今湖北省境内的同名之水。

（2）兩漢至三國時期，四水之名有兩套，一在今湖北省境内，一在今湖南省境内（尚無“澧水”之名）。在今湖北省境内的湘水，當即今漢水中下游（又稱“襄河”）。沅、資、澧三水都較爲短小，在漢水中游西面，今荆門市北境、鐘祥西北境的浰河流域：澧水當即今之浰河，沅、資二水則當是浰河下游的兩條支流。與這三水相關的漢代地名，如充縣、零陽、孱陵、作唐、益陽、下雋，以及三國時著稱的巴丘（巴陵）、公安（江安）等地名，也都在這一地區。而今湖南省境的湘、資、沅水的中上游地區開發較早，所以人們對此三水特别是湘、資二水中上游地區的認識也較早、較清楚；而其下游地區則因開發較晚，在漢代還是一片澤國，因而當時人對其情況就很模糊。所以，《漢書·地理志》及《水經》對資水、沅水的記載，實際上是糅合了兩套同名之水的材料而成的，其所記沅、資二水的中上游是今湖南省境内的同名之水，而下游則是今湖北省境内的同名之水。因爲《漢書·地理志》、《水經》就有了這樣的問題，遂致後人愈理愈亂，愈發弄不明白。到三國後期，在今湖北省境内的沅、資二水之名由於其下游地名如益陽等之南遷，而相繼消失；漢水的“湘水”之稱也逐漸不再爲人們所提起，而以“襄”代“湘”，稱漢水中下游爲“襄河”。于是，在今湖北省境内遂只剩下“澧水”。

（3）兩晉至齊梁以前，在今湖北省境内的湘、資、沅三水之名已基本消失（偶爾也還有人們所知），“洞庭”與澧水之名則仍然留存着；在今湖南省境内的同名各水，尤其是湘水，則由於其流域開發的加速，經濟地位的提高，逐漸廣爲人知，“湘州”的設置就是一個最好的説明。在今湖北省境内之澧水流域的南平、天門郡在這一時期佔有重要地位。到梁、陳之際，由於西魏于謹平毁江陵，以及隨之而來的持續戰亂，荆楚中心地帶受到大規模的破壞，大量人口南遷；在此之後，後梁及新建立的陳王朝在逐步穩定疆域之後，對長江中游地區的政區作了較大調整，陳在長江以南、今湘西地區重新設置了南平、天門等郡，以統治有關的流民。于是，與兩郡相關的地名（特别是“澧水”），也因之南移至長江以南澧水流域。這樣，古湘、資、沅、澧四水名稱才完全成爲今湖南省境内之四水的專用名稱[49]。

石泉先生所説澧水即今之浰河，在鐘祥市磷礦鎮至今還保留着浰河口、利河村等地名，“利河村”當爲“浰河村”之訛（圖三十四）。浰河口西面的朱堡埠是石泉先生考證的古洞庭所在。

也就是説，現今位於長江以南的湘、資、沅、澧四水，最初在長江以北的漢水流域、宜城附近。結合與巴人關係密切的丹江、漢水、嘉陵江、清江四條河流（圖三十五），最早的湘、資、沅、澧可能也是巴人的活動範圍。湘、資、沅、澧四個水名的南移，也許就是巴人南遷造成的。湖南和湖北西部現在均有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一）彭蠡、豫章

彭蠡，主流看法認爲即江西鄱陽湖。鄱陽湖位於長江下游，已經遠離漢水（圖三十六）。

崔述，在清代不甚知名而被民國史學家重新發現的“疑古派”，主張彭蠡在長江以北：

《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彭澤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番陽在彭澤南，而云在西，則彭蠡自别一地，非番陽明矣。又云“水入湖漢者八，入大江者一”，不以彭蠡稱番陽而稱爲湖漢，則番陽自名湖漢，非即彭蠡，又明矣。

清代倪文蔚、魏源諸人，也對傳統説法提出異議。魏源還主張，“彭”者盛大義，“蠡”者旋螺義，與“雷”音近。蓋江水至此成大旋螺，語音轉展呼“蠡”爲“雷”，遂以彭蠡爲大雷。錢穆先生接受了這一看法，並且進而認爲河水湍急莫過於孟津，則彭蠡之名最初在黄河而不在長江，故《吕氏春秋·愛類篇》記禹“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淮南子·人間訓》也説禹“決江疏河，鑿龍門，辟伊闕，修彭蠡之防”，《北堂書鈔》四引作“鑿昆龍，開吕梁，修彭離”，可見彭蠡指龍門吕梁以下河流而言[50]。

《文選》卷八揚雄《羽獵賦》：

入洞穴，出蒼梧。乘巨鱗，騎鯨魚，浮彭蠡，目有虞。

洞穴，李善注引晉灼曰：洞穴，禹穴也。李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吴縣南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道也。言潛行水底，無所不通也。

彭蠡，李善注引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章。

有虞，李善注：有虞，謂舜也。

應劭是東漢人，他説彭蠡在豫章，“豫章”應指豫章大陂，遠古的豫章大陂並不在今天的江西，而在今河南省和湖北省交界處。《水經注》卷三十一《淯水》：

淯水又東南，徑士林東，戍名也，會貞按：戍當在今襄陽縣東北。戍有邸閣。水左有豫章大陂，下灌良疇三千許頃也。會貞按：《方輿紀要》，豫章陂在新野縣東南，灌田三千餘頃，今廢。考棘水入淯，在今襄陽縣境，《注》，叙棘水入淯後，言淯水又徑士林東，隨指水左有此陂，則陂與士林東西相直，當在襄陽縣東北。[51]

文中“會貞”即楊守敬門人熊會貞，他們師徒二人將豫章大陂繪製在白河下游和唐河下游之間[52]。

錢穆先生列舉三條證據，證明古豫章在新野附近：

1. 《左傳·定公四年》，自豫章與楚隔漢。杜注：豫章，漢東江北地名。按《水經注·淯水篇》：“淯水東過宛縣南，又南過新野縣西，又東南經士林東，戍名也。戍有邸閣水，左有豫章大陂，下灌良田疇三千許頃。南過鄧縣，東南入於沔。”此豫章當在今新野鄧縣間，自此而南，即爲襄樊，臨漢水。然則自豫章與楚隔漢，即此後白起拔鄢鄧而攻郢之舊路也。

2. 袁宏《後漢紀》記桓帝七年，行幸於雲夢，臨水祠湖陽新野公主張敬侯魯哀公廟，此證雲夢乃在新野。《通鑒》和帝永元十五年冬十月戊申，幸章陵。戊午，進幸雲夢。時太尉張禹留守，聞車駕當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遠游。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十一月甲申還回宫。據此則東漢時雲夢，尚指在漢北，正與桓帝所幸爲一地。殆是與上述豫章，地望相近，或指同一水域而言矣。

3. 《左傳·昭公六年》，楚薳泄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吴，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吴人敗其師於房鍾。按：房鍾今安徽蒙城縣境，乾谿今安徽亳縣南。蓋子蕩大軍師於豫章，前鋒次乾谿，又進戰於房鍾而改也。昭十三，楚師還自徐，吴人敗諸豫章，是邀其歸路。是古豫章在新野附近。

石泉先生具體指出在襄樊市東北約40里的唐河與白河之間近白河東岸處，亦即以新野以南、漢水以北的南陽盆地南部較低窪地帶，《方輿紀要》卷五一《河南》六《南陽府鄧州新野縣·樊陂》尚有記載[53]。豫章大陂的南面是白河和唐河交匯處，交匯後的河流稱唐白河（圖三十七）。

看來，《羽獵賦》裏的“洞穴”只是普通的入口，不是“洞庭”。陝西東南和湖北西北自古以來就是一條息息相通的大通道，揚雄所描寫的正是從陝西出發東南行，到達鄂西北的襄樊一帶。

隨著族群的擴張移動，豫章之名擴展到今安徽省境内江北、淮南之地，略及河南省東南角、江西省北部，説見清人顧棟高《春秋時楚豫章論》（引文見下）。

《史記·五帝本紀》：“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爲亂”，此“江”未必指長江，可能指漢水。

古書裏“江”是長江的專稱，教科書都是這麽寫的，已成老生常談，錢穆先生挑戰這一常識，明確指出漢水也得稱“江”，“江南”可指漢南。端正了漢水這個坐標，才有可能將相關地名聚攏。如依本《國策》、《史記》，援地名遷徙之例，他推定戰國洞庭應在江北，又旁證之於《楚辭》、《山海經》而合，“竊謂可爲治古地理者辟一新途”[54]。《左傳》兩次記到“泝江入郢”，童書業先生認爲“江”未必即指長江[55]。

石泉先生後來居上，指出漢水、沂水、淮水都曾稱“江”，尤其是他指出今湖北宜城市南境、漢水的支流蠻河古代也稱“江”[56]。我也舉出兩個例子，證明看見古書的“江”字就一律以爲是長江，是錯誤的：

1. 《三國志》卷五十五《潘璋傳》，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吴將潘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于是到魏軍上流砍了數百萬束葦草，綁在大筏子上，準備順流放火燒魏軍的浮橋。那麽在很淺的江水上作浮橋，就不可能是長江。長江荆州段江面寬闊，即使現在也不可能用木頭架浮橋。本人1982—1985年在湖北省巴東縣縣城讀高中，巴東縣位於長江三峽之巫峽和西陵峽的交界，縣城在長江南岸，在學校就能看見長江，本人飽聽了來往長江三峽上的汽笛聲長達三年。那時人們還難以想象像巴東這樣一個小縣城修長江大橋，横跨長江南北的機動車和行人只好依賴輪渡。我家在長江北岸70公里處，有時從老家返回學校。由於長江水量太大，輪渡也不敢運行，只好住在縣城對岸東瀼口的旅社裏，坐等水勢消退。有此經驗，我深信能够在上面搭浮橋的一定不會是長江。

2. 《周書》卷十一《宇文護傳》載宇文護與于謹帶領西魏大軍攻打梁朝，宇文護晝夜兼行，很快抵達首都江陵城下，“又遣騎二千斷江津，收舟艦以待。”攻克江陵後，宇文護因立下大功，他的兒子被封爲江陵公。宇文護以兩千兵力把江津阻斷，則此“江”也不可能是長江。

此外，《晉書》卷二十三《樂志下》：“吴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此“江南”指長江以南，歷代無異詞，我以爲還可商榷。宋代郭茂倩編撰的《樂府詩集》一百卷，收録從傳説中的陶唐氏到五代的樂府詩，分爲十二類，從第四十四卷到五十一卷爲“清商曲辭”，按《樂府詩集》的解釋，清商樂又叫清樂，實即“徒歌”（不帶音樂的歌曲）。清商曲辭又分“吴聲歌曲”和“西曲歌”。《樂府詩集》卷四十七引《古今樂録》，列舉《西曲歌》有《襄陽樂》、《江陵樂》等等，共三十四曲，“按《西曲歌》出於荆、郢、樊、鄧之間，而其聲節送和與吴歌亦異，故□（原文此处为□）其方俗而謂之西曲云”。顧頡剛先生對此發表評論説：

按《西曲》爲今漢水流域之樂，《吴歌》爲今長江下游之樂，其音調自甚不同；若以今所存之文字觀之，乃絶相同。[57]

顧先生是整理吴歌的先驅，又是吴人（蘇州人），他指出《西曲》與吴歌極爲相似，當然是權威的論述。《樂府詩集》卷四十七引唐李康成曰：“《黄竹子歌》，《江陵女歌》，皆今時吴歌也。”這説明《江陵女歌》到唐朝還可稱吴歌。江陵早在三國時長期屬吴國，如果把它解釋爲今宜城南境内，更容易理解吴文化與漢水流域的深厚關係。也就是説“吴聲歌曲”和“西曲歌”，有可能都發源於漢水流域。巴人在郢下歌《陽春》《白雪》《下里》《巴人》，《樂府詩集》所收宜城大隄艷曲，都反映了漢水流域音樂文化的繁盛。

今河南北部、山西南部也是苗民的聚居地，錢穆先生《古三苗疆域考》已指出。又，《左傳·成公元年》載：

春，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於徐吾氏。

由此可見當時河東之茅戎還頗有實力。錢穆先生論之曰：

近人章炳麟《檢論·序種姓》謂今之苗古之髳也，與三苗異。然余考春秋河東有茅戎，“茅”“髳”同字，則茅亦在北方。又有陸渾蠻氏，亦稱戎蠻子，杜云：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蠻”“茅”一音之轉，蠻即茅，亦即苗也。楚人篳路籃縷以啓荆蠻，此所謂蠻者，亦在河南汝水上流一帶山中，……自屬古者三苗遺裔。而髳與三苗，亦未見其必爲二也。《尚書·吕刑》言及苗民制刑，亦以吕國河南南陽，其先本苗土，故引以爲誡。

顧頡剛先生贊同此説，並指出苗族與驅苗之族皆雜居於河東河南一帶。司馬侯曰，“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固不但陸渾之戎中有允姓姜姓之異，而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亦同蒙於“戎”之一大名下也。至於范曄，於《後漢書》中作《西羌傳》，乃云：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

且以三苗爲姜姓矣。於以知種族之混同必由雜居來，而征伐者雜居之先導也[58]。

三、三苗獨特的文化

吕國是姜姓民族建立的國家，《尚書·吕刑》保留了姜姓民族的神話：遠古“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無惡不作。“苗民弗用靈”，製作了殘酷的刑法，殺戮無辜。受害者向上帝控訴。上帝監察下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于是“遏絶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絶地天通。”這裏的“苗民”應該指三苗之民。“靈”，可能指某種宗教。因爲是異端，所以遭到了詛咒。

“絶地天通”即斷絶天地之間的溝通[59]。在此以前，天地間是可以溝通的，也就是説人與上帝之間是可以直接打交道的。此後人與上帝不能直接往來了。韋昭注解《國語》：“三苗，九黎之後。”他大概看見“三苗復九黎之德”一句，就認爲三苗爲九黎之後。但是“九”可以泛指多數，“黎”可以指黎民，《尚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風俗通義》説“顓頊有子曰棃爲苗民”，這大概是對《左傳》的誤解。《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犂即黎，但不是《國語·楚語》九黎之黎，而是重黎之黎。《山海經·大荒北經》記載：“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釐姓”，可能同樣是混淆了顓頊之黎和九黎之黎。

《左傳·昭公元年》：“夏有亂政而作禹刑”，舉出的例子是“夏有觀、扈”，與“虞有三苗”、“商有姺、邳”、“周有徐、奄”並舉。可見三苗是虞舜時期的心腹大患。

《太平御覽》卷七十六《皇王部》：

昔栢皇氏、栗陸氏、驪連氏、軒轅氏、赫胥氏、尊廬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化，未賞民，民勸，此皆古之善爲政者也。至於伏羲氏、神農氏，教民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古之不變者，有苗有之，堯化而取之。堯德衰，舜化而受之。舜德衰，禹化而取之。

總之，在古書中苗民成爲襯托堯舜等聖王光輝形象的反面人物，這是被征服者的宿命。

四、三苗被驅趕

與三苗歷史揮之不去的地名是三危，三危是三苗的不歸路。《尚書·禹貢》在雍州之下記載：“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尚書·堯典》記堯：

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尚書·禹貢》在雍州章言“三危既宅，三苗丕叙”。三危作爲神話中的地名，已見於《山海經·西山經》。堯流放異己的幽州、崇山、三危、羽山都是無法也毋需指明的地點，但在後世引起無窮的紛争。《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三危在敦煌。”遂使“三危在敦煌”成爲最有勢力的説法，歷代注家認爲三危在今甘肅最西之敦煌。

《史記·夏本紀·索隱》載鄭玄引《河圖》及《地説》：“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蒙文通前輩認爲，岐山之“岐”，是“杭”字之誤，“杭”即“汶”。《御覽·地部》引《河圖括地象》：“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即鄭玄所本。“汶”、“岷”古同紐字通，《禹貢》“岷嶓既藝”，“岷山之陽”，“岷山導江”，《夏本紀》皆作“汶”。故《禹貢·疏》載鄭玄引《地記書》（或即地説）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漢書·司馬相如傳》師古注引張楫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岷山相近。”《續漢郡國志》隴西郡首陽縣劉昭《注補》引王隱《地道記》：“有三危，三苗所處。”説與《續漢書》合。《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李賢注：“以上並《續漢書》文。”是三危在隴西之説，漢晉皆同。《太平寰宇記·瓜州》引闞駰《十三州志》：“瓜州之戎爲月氏所逐，秦並六國，築長城，西不過臨洮，則秦未有此地。”知闞駰説瓜州在臨洮西，與張楫、王隱説三危在隴西最合。是漢晉説三危、瓜州皆在今青海之河南。知杜預以三危求瓜州爲有據。《魏書·世祖紀》載：太平真君六年討吐谷渾，“高凉王那軍到曼頭城，慕利延驅其部落西渡流沙，那急追，故西秦王慕璝世子被囊逆軍拒戰，那擊破之，被囊輕騎遁走，中山公杜豐精騎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囊。”是三危所在，北朝史家猶有所記。《隋書·地理志》，曼頭城在河源郡。《讀史方輿紀要·西寧鎮》謂曼頭城在西寧西北。“流沙”即晉宋之沙州，《宋書·吐谷渾傳》：“其國西有黄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沙州因此爲號。”故吐谷渾世領沙州刺史。是三危當在隴西沙州，不涉敦煌。《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三危在敦煌。”蓋亦承杜林之説而誤。酈道元注謂：“在鳥鼠山西，即《尚書》所謂‘竄三苗于三危’也。”是猶存古説，其意不同桑經。至唐置瓜州、沙州於河西，後遂無知三危、瓜州在河南者[60]。錢穆先生也認爲三危在今甘肅渭源、岷縣一帶[61]。

正因爲三危的大致方向在西部，羌人也興起於西部，所以造成後世的誤解，以爲三苗也出自西羌，如《後漢書·西羌傳》説：“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