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唯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中国史籍范围之广、种类之多、内容之富、材料之详、史料价值之高，都是世界上罕见的。从《尚书》、《春秋》出现算起，有近三千年史书编纂的历史，而且绵延不断，历代王朝，无不有史。然而，关于史学自身的自觉的理论反思和系统总结，却直到唐代才真正出现。唐代刘知幾所撰《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史，首次对初唐以前史学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总结和批评，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

刘知幾（661—721），字子玄，人称刘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死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是盛唐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一生经历了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五个皇帝，而主要生活在武则天时代，介于“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之间，这是一个政治、文化空前嬗变的历史时代。

刘知幾出身于书香门第、世代官宦之家，家学渊源深厚。从祖父刘胤之，是当时知名的学者。与当时的官宦学者信都丞孙万寿、唐初著名史家宗正卿李百药等是至交好友。唐高祖武德时期，任信都令，政声良好。唐高宗时期，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与当时著名的史家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杨仁卿等修撰国史和《贞观实录》，授封阳城县男，是一位很有素养的史学家。父亲刘藏器，是一位正直贤能、才学出众的官员兼学者，擅长文章辞赋，文学、经学造诣深厚，《全唐文》中收录了他《恤刑》、《刑法得失》和《往代为刑是非》等三篇对策。从父刘延祐，举进士，有文采，善著诗文，颇得为官之道。《新唐书》有专传。刘知幾的长兄知柔、次兄知章也对他影响极大。尤其长兄知柔，长刘知幾十三岁，性格内向，勤俭朴实，喜清静，善辞章，闻名于世。担任过州长史、刺史、户部侍郎、国子司业、鸿胪卿、尚书右丞、工部尚书、东都留守等职，死后被追赠为太子少保，谥号曰文，是刘知幾治学、为人的榜样。

父辈们的教诲、兄长的感召以及整个家庭文化氛围的浸染，使刘知幾“幼喜诗赋”、“初好文笔”。大约十一岁时，父亲刘藏器便给他讲授《古文尚书》，希望他能精此一经，以此名家。但《尚书》毕竟只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政府文件以及政治论文的汇编，语词艰涩，枯燥难懂，不便讽诵。刘知幾对此毫无兴趣，虽经父亲的严格督教，仍难有长进。但当父亲给兄长们讲授《春秋左氏传》（《左传》）时，刘知幾常常放下《尚书》去偷听，被书中精彩的历史故事和父亲的生动讲述深深吸引，许多内容都能了然于心，从此对《左传》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常常在父亲讲读后，又私下讲给兄长们听，引起了父亲的注意。父亲刘藏器便转而给他讲授《左传》，一年时间讲解记诵全部完毕。

从十二岁起，刘知幾便开始广泛接触历史典籍，增长了知识，拓宽了视野，激发了求知欲，加深了对历史的了解和对史学的兴趣，养成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到十七岁时，已把唐朝以前的历史著作全读了一遍。

高宗永隆元年（680），二十岁的刘知幾中进士，任获嘉县（今属河南）主簿，掌管文字档案。他做此小官，不求升迁达十九年，一心研究史学。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借阅公私藏书，尽情阅览，官位虽未升迁，学术成就却越来越大。三十九岁（武后圣历二年，699年）调京城长安，任定王府仓曹，参与编纂《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四十二岁（武后长安二年，702年）任著作佐郎，始为史官，后又转任左史，兼修国史，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四十八岁（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求罢史职，迁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幾颇不得志，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想借厘定群史、商榷史篇，独创一家之学，抗议史馆垄断史学。景龙四年（710），《史通》撰成，时年五十岁。

此后，刘知幾名声大起，升任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宗时，又迁为左散骑常侍，修史如故。从四十二岁开始，他官职屡迁，但却一直兼任史职，其间只暂时去职。刘知幾的一生，从十一岁开始至去世，五十年中一直都在学习和研究历史。他担任史官之职长达二十年，任史官期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还撰写过《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等。主要代表作《史通》，对初唐以前史学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

开元九年（721），刘知幾长子刘贶触犯法律而被治罪流放。刘知幾替子申辩，触怒了皇帝（唐玄宗），被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安州在今湖北安陆，别驾为正四品下，属于副职或虚职）。刘知幾时年六十一岁，从长安长途跋涉两三千公里去安州任职，远离京师，旅途劳累，心情苦闷，到安州不久便去世了。

刘知幾有子六人，皆学有专长，博通经史，善于著作，名重一时。长子刘贶，博通经学、史学、天文、律历、音乐、数学等，官至起居郎，修国史，为朝廷史官，著有《六经外传》三十七卷、《续说苑》十卷等多种。次子刘，官至右补阙，集贤殿学士，掌修国史，也为朝廷史官，著《史例》三卷、《传记》三卷等多种。三子刘汇，历任给事中、尚书右丞、左散骑常侍、荆南长沙节度等，有文集三卷。四子刘秩，官至国子祭酒，著有《政典》三十五卷、《止戈记》七卷、《至德新议》十二卷、《指要》三卷等。五子刘速，历任京兆功曹参军事、右补阙，著有论述六经的《六说》六卷等。六子刘迥，历任谏议大夫、给事中，有文集五卷等。

二

《史通》全书共二十卷，原为五十二篇，今存四十九篇，正文八万三千多字，原注九千多字，总计九万余字，分为内、外篇。内篇为主，外篇为辅。

“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另有《体统》、《纰缪》、《弛张》三篇亡佚，仅存篇目。三十六篇依次是：《六家》、《二体》、《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摸拟》、《书事》、《人物》、《核才》、《序传》、《烦省》、《杂述》、《辨职》、《自叙》。

“外篇”十卷十三篇。依次为：《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疑古》、《惑经》、《申左》、《点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汉书·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暗惑》、《忤时》。

概括地说，“内篇”主要讲历史编纂学，是《史通》的主要内容、主要贡献。各篇之间联系紧密，内部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外篇”主要讲史官和史书的沿革，杂评过去史书的优劣得失。各篇之间无关联，无系统，似杂论。

具体而言，《史通》现存四十九篇的基本内容大体可归为五个方面：一是厘清史学发展之历史。其中，《六家》、《二体》，从史书的内容和形式上阐述史学的起源；《史官设置》、《古今正史》勾勒史学发展大势，《杂述》篇概括史学的多途发展。二是讨论史书表现形式的基本理论，而以纪传体史书的结构、体例为主。包括《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序传》等篇。三是关于史书编撰方法和文字表述要求的理论。包括《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核才》、《烦省》等篇。四是关于历史认识和撰述原则的理论。包括《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摸拟》、《书事》、《人物》、《点烦》（对《叙事》的补充）等篇。五是阐说作者经历、撰述旨趣和史学社会功用。包括《辨职》、《自叙》、《忤时》三篇。

总体上看，《史通》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史学作了比较全面而详尽的理论总结，不仅评论初唐以前历史著作的优劣得失，对史官建置、史书源流、史学性质、史书体裁、史学功能、修史态度、历史文学等各方面作出了总结，而且提出了史家的任务和史学的发展方向，特别强调史家素养的培养。《史通》代表了先秦至唐代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最高峰。

三

《史通》对史学的总结虽主要在历史编纂学方面，但涉及历史学的方方面面，蕴含着博大而精深的史学思想，举其要者如下。

其一，“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这是刘知幾撰写《史通》的目的所在。《原序》云：“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自叙》篇又云：“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所谓“商榷史篇”、“普加厘革”，就是要把司马迁、班固以来直到当时学者姚思廉、李延寿、令狐德棻、颜师古、孔颖达等人撰写的史书，按照《春秋》的原则和方法，全部加以厘定和评论。目的是“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即辨明史学的目的和功能（“史义”），阐述撰史的方法和原则（“史法”）。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修史之人不遵古法、为义不纯、为例不纯，所以要用《史通》来辨明史义、阐明史法。而《史通》一书虽以讨论史学问题为主，却广泛涉及其他理论问题，探讨了治国经邦之道，阐发了人伦道德准则，囊括了社会、历史、人生各种问题，涵盖了古今治道的方方面面，从扬雄《法言》到刘勰《文心雕龙》的各种理论认识均已融会贯通。与夺、褒贬、鉴诫、讽刺，无所不有，使《史通》具有深刻的批判意识，翔实全面的批评内容，深远的批评意义，丰富的新见解、新认识。《史通》全书无一篇不是围绕“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而具体展开论述的。这表明了史家刘知幾具有深刻的史学意识和深沉的社会责任感。

其二，“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这是刘知幾本人对《史通》史学批评特点的概括。“讥往哲，述前非”，即对前人的批判和总结。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史通》对初唐以前的史家、史著、史学方法、史学活动、史学观念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阐发了丰富的史学理论。以史家而言，刘知幾对上自被尊为圣人的孔子，下自几乎与自己同时代的史学家共计约二百六十多人提出了批评，这些史家包括圣人孔子、亚圣孟子、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以及众多的一般史学家；就史著而论，《史通》涉及《尚书》、《春秋》直到唐代的历史著作三百四十二部，对每一部著作都有精到的分析评论，尤其对《尚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名著的批评详尽透彻。如《疑古》篇共提出十个疑问，两个针对《论语》，八个针对《尚书》，无一例外都是指陈其记载不实；《惑经》篇，指出《春秋》“其所未谕者有十二”、“其所虚美者五焉”，同样批评记载不实；《六家》篇对六家流别及其史著的考鉴评析，《二体》篇对编年体、纪传体著作优长和短缺的探析，《申左》篇对“《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的申辩，《古今正史》篇对历代编年体、纪传体史著的逐一评述等等，《史通》通篇都是对历代史家和史著的评论。从内容上看，《史通》所论包括史书内容、撰述方法、体裁体例、文字表述、撰述原则、史学功能、史家修养、史学批评范畴、史学批评方法等诸多内容。

“多讥往哲，喜述前非”的批评实践，体现了刘知幾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反映了刘知幾对以往史学的深入思考，蕴涵着刘知幾丰富而深刻的理论认识。清代黄叔琳《史通训故补》评论其“上下数千年，贯穿数万卷。心细而眼明，舌长而笔辣”，准确揭示了刘知幾的史学批判精神和《史通》的史学批评特点。

其三，“六家二体”。这是刘知幾关于体裁体例的理论。《六家》篇把古代史籍分为记言体（《尚书》家）、记事体（《春秋》家）、编年体（《左传》家）、国别体（《国语》家）、通代纪传体（《史记》家）、断代纪传体（《汉书》家）六家，一一考镜其源流发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认为六家已经穷尽了古往今来的史籍。但又指出：“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六家》）于是专立《二体》详为讨论。“二体”是指编年体和纪传体，《二体》篇全面比较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劣长短，认为“二体”各有其美，很难分出高下，“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当“并行于世”。后来的历代历史著述都不能超出“二体”（《二体》）。《二体》之下，又着重对其中的纪传体之体例和结构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

此外，刘知幾认为“六家”、“二体”演变发展到近古，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十流”，即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刘知幾视“六家”、“二体”为正史，而对于近古出现的“十流”则视为“史氏流别”，归入“杂史”。并肯定其“能与正史参行”、“斯道渐烦”（《杂述》）。这是一种发展变易的通变眼光和通识意识。首先，由“六家”而“二体”，再到“十流”，集中反映了刘知幾的“通识”观念、“通变”思想，他看到了时代进步对史书体裁体例发展变化的影响。其次，“六家”、“二体”、“十流”，构成了《史通》在宏观方面的史书体裁体例的理论体系。再次，“六家”、“二体”实际上蕴含了刘知幾“经史同源”的重要思想认识。刘知幾以“六家”、“二体”论史，可见《尚书》、《春秋》、《左传》这些著作不仅是经书，也是史书。在他眼里，《尚书》、《春秋》既是经学之源，又是史学之源，《史记》、《汉书》就是从《尚书》、《春秋》那里发展而来的。同时，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史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已经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与经学并行的学科。这充分体现了刘知幾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敢于创新的理论勇气，对后世经史关系理论的深入探讨有着重要影响。当然，刘知幾将唐以前的史书体裁体例笼统地归入“六家”、“二体”，一方面太过于武断和绝对，“六家”、“二体”实难涵盖史体之大全；另一方面，分类上比较含混，分类标准也不统一，比如《春秋》、《左传》都是编年体，却被各自分为一家。有按事类分、按体裁分、按体例分等不同标准。

其四，“五志三科”。这是刘知幾对史书撰述内容的把握，是对东汉荀悦和晋朝干宝关于“立典有五志”的继承和发展。东汉末期的史家荀悦提出：“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实、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汉纪·高祖皇帝纪》）晋朝史家干宝发展了荀悦的“五志”，认为“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刘知幾综合和继承荀悦、干宝之论，提出还应“广以三科”，“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何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认为将“三科”同“五志”结合起来，史官所记述的内容就不会有缺漏了，撰写史书必须从这些方面入手（《书事》）。以“五志三科”来概括史书撰述的内容，既表明了刘知幾的远见卓识，对史书的内容提出了更广泛的认识；又反映出刘知幾难以超脱封建等级名分的束缚。

其五，“博采善择”。这是刘知幾关于历史撰述方法的理论。他认为，撰写历史著作必须“博采”，做到“征求异说，采摭群言”，这样才能成“一家之言”，流传千古。就像“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一样，《左传》之所以能够广包各国史事，记载详细，是因为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各国历史资料供左丘明广泛搜采。《史记》、《汉书》之所以“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成为千古名著，是因为“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以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都是博采史料的缘故（《采撰》）。

然而，光有“博采”还不行，还必须“善择”。“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杂述》）。对于博采得来的资料，必须“别加研核”、“练其得失，明其真伪”，择善而从。如果不认真鉴别、辨明真伪、择善而从，许多讹言、传闻、鬼怪、虚美之辞，就会被当做实录而用，导致“是非无定”。“慎择”、“善择”实在太重要了。史家撰史，首先必须“博采”，其次要“择善而从”，二者缺一不可。博采是基础，无博采便无善择；善择是关键，无善择，博采就失去了方向。只有把博采同善择结合起来，才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其六，“叙事为先，简要为主”。这是刘知幾关于史书文字表述的理论。刘知幾认为，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首先要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记述历史事实。这是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五经、三史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著作。但是，仅把史事叙述清楚，还不能算优秀的历史著作，优秀的历史著作还必须具有简明扼要的特点。即“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记事务在简要，贵在节省文字，“文约而事丰”，以最少的文字去反映丰富的史实，这才是最优秀的历史著作。所以，具体叙事时要遵循四种方式：直接记述人物的才能与德行；只记载人物事迹；借精彩的言论来表达史事；借论赞而补充史事。这四种形式也不能面面俱到，必须灵活运用，否则仍然难免文字繁芜之弊。具体省文之法有二：“一曰省句，二曰省字”。“省句为易，省字为难”，语不在多而在精。刘知幾还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了简要的要求，即“用晦之道”，“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叙事》）。

其七，“直书与曲笔”。这是刘知幾关于史书撰述原则的理论。刘知幾“贵直贱曲”，专立《直书》、《曲笔》二篇详作论述。强调“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惑经》）。明确指出“善恶必书”才称得上是实录，而只有“实录直书”才称得上是良史。在刘知幾看来，史书要发挥借鉴、垂训作用，直书不隐是不可或缺的。他赞扬董狐、赵盾、南史的“良直”，批评《尚书》、《春秋》的“讳饰”，感叹直书实录之“难遇”。慨然坚持“事皆不谬，言必近真”（《言语》）的“直书”，一方面要求史家要能摆脱权贵的干扰，独立撰史，“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直书》）；另一方面，要求史家要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客观真实地记载历史，不虚美、不隐恶，“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惑经》）。痛斥史家曲从权贵或个人情感而修史。斥之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完全可以把这些曲笔之徒拉到闹市区枭首示众，或是投畀豺虎之口。他一再提醒史家：“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必须真实客观地记载历史。坚决反对史臣“爱憎由己，高下在心”、“曲笔阿时”、“谀言媚主”。刘知幾“贵直贱曲”、“实录直书”的精神和理论，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影响深远，受到了历代学者的普遍重视。

其八，“史才三长”。这是刘知幾关于史家修养的理论。《史通》里没有明确提出史家三长的话，但“史才三长”的思想实贯穿《史通》全篇，是刘知幾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髓。刘知幾的史才论，详见新、旧《唐书》本传和《唐会要》卷六十三。“才”是组织史料和表达的能力，包括对文献的驾驭能力，对史书体裁、体例运用的能力和文字表述能力等；“学”是指读书搜集史料的学问，渊博的学识；“识”是见解，对史事的见解、鉴别判断能力，尤其强调“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史识”中已含有“德”的内涵。刘知幾认为，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才、学、识三长缺一不可。如果一个史家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具有了渊博的学问（“学”），却缺乏运用这些知识和学问来研究历史的能力（“才”），是不可能撰写出有价值的历史著作的，就好像有了良田百顷、黄金满筐，却交给一个愚笨的人去经营管理，始终不可能生财。反之，如果一个史家具有很强的能力（“才”），却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和学问（“学”），也没有办法写出有价值的历史著作，就好像一个思维敏捷、技艺高超得像能工巧匠公输班一样的人，没有材料和工具，他也不可能建造起房屋来。同样，当一个史学家拥有渊博的学问（“学”），又具有很强的能力（“才”）时，但如果缺乏“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治史精神（“识”），也不可能成就真实可信的历史著作。刘知幾把才、学、识三者结合成一个整体看待，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前无古人。他的这一理论认识影响深远，其影响所及，甚至超出了史学范围。清代诗人、诗歌评论家袁枚（1716—1798）就曾说：“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随园诗话》卷三）清代章学诚提出了“史德”来补充和丰富刘知幾“史学三长”论的内涵，形成“史学四长说”；近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中专辟《史家的四长》，从理论上和方法上对“史家的四长”作了详细论述，赋予其新的意义和新的解释。才、学、识、德的史家修养论，是今天治史者当认真学习和借鉴、高度重视并自觉进行修炼的品格。

其九，“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这是刘知幾关于史学功用的认识。他在《直书》、《曲笔》、《辨职》、《自叙》、《史官建置》等篇都讲到史学功用问题。《直书》云“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曲笔》讲“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而尤其在《辨职》、《史官建置》篇论述最详。他认为，假如历来没有史书也缺史官，那么即使像尧、舜这样的圣人和夏桀、商纣王这样的暴君，死了以后，坟土未干，就会善恶难分、美丑难辨了。反之，因为有了史官和史书，古人虽然早已离去，但其事如在，皎同星汉。人们不用走出家门，坐在家里翻阅史书，就可以“神交万古”、“穷览千载”，进而产生“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启迪和教育作用。所以刘知幾感叹：“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官建置》）刘知幾详细论述了史官、史书（竹帛）的客观作用，论述了后人研读史书以达到认识客观历史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受到教育和启示，产生“思齐”和“内自省”的愿望和行动；尤为难得的是，刘知幾把史学的功用提到了“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的高度来认识，已经超出他自己所说的“劝善惩恶”的范围了。

在《辨职》篇中，刘知幾又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指出了史学功用的三个层次：即“彰善贬恶，不避强御”是最高的层次，是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编次勒成，郁为不朽”是第二个层次，使历史著作传世不朽，产生长久的历史影响；“高才博学，名重一时”是第三个层次，即史家要在所处的时代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这既反映了史学对社会的多重作用，更充分显示了刘知幾的史学价值观。

作为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史学批评著作，在《史通》中刘知幾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史学批评范畴，如文与质（文采与内容）、文与史（文学与史学）、直与曲（直书与曲笔）、简与繁、晦与显、创与循、名与实、才学识等；灵活运用了丰富多样的史学批评方法，如原始察终、求名责实、比较评论、区分类聚等等。

当然，刘知幾《史通》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他一方面反复强调史家和史著要“审实”、“故实”、“摭实”、“寻其实”，指责史家和史著的“失实”、“不实”，确保“实录史学”；另一方面又要求史学必须“激扬名教”，所谓“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从而构成了刘知幾史学批评的双重原则。“求实录”与“扬名教”的矛盾，正是刘知幾史学思想的局限性。

无疑，刘知幾的《史通》构建了一套较完整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刘知幾是一位真正的史学批评大师。在史书内容、撰述方法、体裁体例、文字表述、撰述原则、史学功能、史家修养、史学批评范畴、史学批评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认识，迄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认真学习、研究、总结和借鉴。

四

《史通》自问世起，即对当代及后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由于《史通》是一部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史学理论著作，也就注定了《史通》坎坷的命运。刘知幾的好友、著名史学家徐坚认为：“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旧唐书·刘子玄传》）推崇《史通》，充分认识到此书的思想价值、理论价值。刘知幾去世几年后，唐玄宗敕河南府抄写《史通》进呈朝廷，阅后大加赞赏，《史通》开始流传于世。

《史通》问世一百八十余年后，唐末柳璨于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写成《史通析微》一书，从维护儒家经学传统和正统史学思想的立场出发，对《史通》的诸多观点大加批判，把《史通》看成一部反传统的著作。这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而柳璨的观点则在当时广泛影响了人们对《史通》认识。

五代末，刘昫等撰《旧唐书》，未曾著录《史通》；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著录了《史通》，却把它和《文心雕龙》等一起附列于集部“总集类”，并讥其“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北宋仁宗时期，王尧臣奉命编纂宫廷藏书目录《崇文总目》，于“杂史”类著录了《史通》。均说明对《史通》的性质和归属仍不清楚。南宋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首次将《史通》列入“史评类”，其性质和归属方才得以确认。此时上距《史通》写成已经有四百五十多年。

从宋人对《史通》的著录看，宋元时期肯定有版本流传，但宋元刻本已不可见，流传至今的最早刊本是明刻宋本，即嘉靖十四年（1535）的陆深刻本，上距《史通》成书已有八百多年。而后又有万历五年（1577）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1602）的张鼎思刻本（源于陆深刻本）。李维桢在张鼎思刻本的基础上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明代研究《史通》的著作还有陆深《史通会要》三卷、郭孔延《史通评释》二十卷、陈继儒《史通订注》、王维俭《史通训诂》二十卷等。陆深对《史通》的选编进行评论；李维桢、郭孔延是《史通》的最早训释者；陈继儒、王维俭则侧重于《史通》的文字校释和梳理。其中，郭孔延《史通评释》最能代表明代学者对《史通》的认识和评价。

清代学者的《史通》研究更为深入，代表性成果有黄叔琳《史通训故补》二十卷、浦起龙《史通通释》二十卷、《史通校正》一卷、纪昀《史通削繁》四卷、四库馆臣对诸家《史通》研究著作所作的提要和评论等。黄叔琳对《史通》的理论价值给予了更多的肯定，揭示了《史通》的理论特点和批判特色，可视为刘知幾的知音。以纪昀为首的四库馆臣对《史通》的评价认识，代表了当时的官方态度，即在学术上充分肯定，在思想上则严厉批判，以维护正统史学。浦起龙的成果则代表了清代学者研究《史通》的最高成就，其《史通通释》对《史通》阐述的史书体例、史学方法、史家修养、史官制度、修史态度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客观、公允的评析，肯定了《史通》的批评意识和批判精神，表彰了《史通》对后世史学的深远影响，赞扬了刘知幾直笔实录的史家风范等。浦起龙也因此而遭到正统学派四库馆臣的责难。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史通》的研究愈加深入、广泛，尤其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确立以来。粗略统计，截至2013年底，研究论文有近三百篇（包括海外学者）；研究著作多达二十余种，其中注释类著作有：程千帆《史通笺记》、张振佩《史通笺注》、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赵吕甫《史通新校注》、姚松与朱恒夫《史通全译》、侯昌吉与钱安琪《史通选译》、刘占召《史通评注》等。研究类著作有：吕思勉《史通评》、傅振伦《刘知幾年谱》、周品英《刘知幾年谱》、刘汉之《刘子玄年谱》、张舜徽《史通平议》、许冠三《刘知幾的实录史学》、许凌云《刘知幾评传》、张三夕《批判史学的批判——刘知幾及其〈史通〉研究》、赵俊《〈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赵俊与任宝菊《刘知幾评传——史学批评第一人》、曾凡英《史家龟鉴：〈史通〉与中国文化》、马铁浩《〈史通〉与先唐典籍》、马铁浩《〈史通〉引书考》、王嘉川《清前〈史通〉学研究》等。这些著作，或校勘整理《史通》的文字，或解绎疏通《史通》的史实典故，或揭示阐发《史通》的理论成就，或梳理概括《史通》的研究及流传，或稽考论列《史通》的引书论书等等，充分展示了学者们对刘知幾及其《史通》研究的新成果，为当今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更好地继承《史通》这份优秀史学理论遗产提供了新的认识基础。

这次注译《史通》，采用浦起龙《史通通释》求放心斋刻本为底本，此本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博采众长，予以互正，对《史通》订讹补遗，虽有臆改缺陷，但广为学界熟知，流传较广。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煦华校点《史通通释》，又作了详细校勘，并改正了许多引书上的错误，书末附录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序》，是为目前最为通行的版本。

注译中参照了今人程千帆先生的《史通笺记》、张振佩先生的《史通笺注》、赵吕甫先生的《史通新校注》、姚松与朱恒夫先生的《史通全译》；并广泛借鉴了前哲时俊的相关《史通》研究成果，同时，也融入了自己多年学习研读《史通》的点滴体会。在此，一并向《史通》研究的前贤和学界师友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谢意！还要感谢王本业、张信丽、俞宏杏、曹姗姗、陈文祥、张云洁、吴俊颖等同志，他们或帮助处理文稿，或帮助核校文字，付出了辛苦的劳动。至于本书中存在的缺陷、不足和问题，则当由笔者全权负责，祈望学界师友和读者朋友们批评斧正！

白　云

2014年2月20日于昆明一得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