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FT共进下午茶：李一诺

三年前离开麦肯锡、自降薪酬加入盖茨基金会的李一诺，分享她做“催化式慈善”的心得，以及她为什么要从零打造一所小学校。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编辑 王昉

几个月前，一所名为“一土”的私立小学，开始频频出现在我的朋友圈。据说这所学校推行真正的个性化教育，着力培养内心充盈、有终身学习能力的孩子，让好几位对中国公立教育焦灼无比的朋友大感兴奋。上网一搜，发现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是李一诺。我不禁笑了，怎么又是她。

最早注意到李一诺，是三年前。当时她做了一个被旁人视作“职业自杀”的决定：离开已经工作了十年、做到了全球合伙人的麦肯锡，转而执掌盖茨基金会的中国业务，从人尖儿扎堆的顶级咨询公司，跨进尚属边缘、几年前还污名缠身的中国公益界。记得那时让我颇为触动的，是她拒绝用“道德优越感”来美化这个决定。她在一篇流传甚广的文中坦陈：去盖茨基金会“收入和麦肯锡相比会减少很多，以后也没有‘致富’的可能……我是个俗人，这个账不是没有算过”。

差不多同时，我注意到了她和夫婿一起创办的微信公众号《奴隶社会》。这个原本是夫妻俩想给自己的孩子们“留下点啥”的公号，很快在他们的朋友同事中聚集了一批有故事有观点的供稿人，写成长经历或职场江湖，一时频现“10万+”文章。70多万粉丝中，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有留学和外企工作背景、价值观相似的都市白领。

到去年，职场剧《我的前半生》的热播，让李一诺又刷了一遍朋友圈。这次她出现在“六年做到麦肯锡合伙人，生了三个娃还有马甲线”的标题下，被叹为“唐晶+罗子君”合体，而且家庭美满幸福。

所以，这位三个孩子的妈妈，在一份全职的公益工作之外，办学校，写公号，最近还开设了一档教人系统思维和情绪管理的视频课程。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人生好似“酒驾”，看起来歪歪扭扭，但自己很嗨。我向她发出了下午茶的邀请。我好奇的是，投身公益的三年，有没有辜负她自己的预期？她曾说，在麦肯锡时，她主要关注 “中产阶级以上”的商业问题，而在盖茨基金会，她着眼于社会最底层的饥饿和贫困。那么，用来把金字塔尖打磨得更光亮的工作方法，能否用来照亮塔底？更关键的是，有人因为焦虑而遁入“佛系”，她却似乎生命不息，折腾不止，这源源不断的驱动力从何而来？很爽快地，她约我在盖茨基金会的北京办公室共进下午茶，那里是她的主战场。

李一诺风尘仆仆走进办公室时，刚结束了上一个会议，略显疲惫。第一印象，她真的很瘦。当我们就马甲线开起玩笑时，李一诺露齿大笑：“我也运动，但我好像真是吃不胖的那种。”她不施粉黛，一套西装也是“为了你拍摄才穿的”，里面那件蓝底印花衬衫她在多个场合都穿过，我看着都眼熟。几个接触过李一诺的人不约而同地对我提起过，她没有女神范儿，也没有偶像包袱。

我的第一个问题，不能免俗的，有关她的收入。《我的前半生》让咨询业的高薪成为人们啧啧惊叹的话题。在麦肯锡，只有一成多人能做到全球合伙人，年薪可高达数百万美金。投身公益，李一诺大幅自降收入，三年下来，感觉如何？

她说，在犹豫要不要转行时，正巧她的朋友圈里在讨论，挣多少钱能让人财富自由。开始有人说，4000万美金应该够了，但马上有人不同意，数字不断被刷新，直到有人说，也许需要4个亿。

“我当时想，那没有够了啊。我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每年有两万美金补贴，那时候美金和人民币是1比8，我就成天跟我妈说，我一年挣16万！好多钱哦！所以我就想，读博的时候觉得现在的几分之一就已经很有钱了，那为什么现在我反而总在想这个事儿。到底多少才叫够？”

李一诺说话极快，似乎语速也承担着她的高效任务。采访后整理文字，我发现她在一个小时里讲的话，比别人多了近一半。

三年前的这个抉择过程，让她对财富、精英地位做了一番新的思考。“好多时候，你在乎的东西，其实是别人认为你应该在乎的东西，金钱啊，地位啊。那我自己究竟在乎什么呢？我可能还是比较在乎做事情的一个更大的社会意义吧。”

李一诺说，她给自己打的“鸡血”是，在盖茨基金会，她可以运用在麦肯锡习得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参与解决“更复杂、更重大而且是世界性的问题”。在她后来津津乐道的与比尔•盖茨的一次会面中（正是这次会面让她最终决定加入基金会），盖茨的一段话让她头一次意识到，在很多关系到数亿人生命的大问题上，世界存在巨大的真空，时常是企业和政府“三不管”。一个她经常引用的数据是，面对仍然威胁到全球32亿人、2亿人罹患、每年导致50万人死亡的疟疾，全球每年的研发投入是5亿美元，而全球每年对男性谢顶的研发投入高达20亿美元。

“解决复杂问题”的说法，让我想到最近读到的一个概念“wicked problem”（邪恶问题）。极端贫困常常和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一起，被称作人类面临的最难解决的邪恶问题，因为产生问题的环境不断演变，矛盾重重，而试图解决它的人往往秉持不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在这里，十年麦肯锡生涯为李一诺准备了拆解复杂问题的头脑，而盖茨基金会的“催化式慈善”理念让她心有戚戚：不能靠一己之力，不能靠单纯砸钱，要给善心装上“杠杆”，撬动各方力量。用基金会的话说，传统慈善是“授人以鱼”，战略慈善是“授人以渔”，而催化式慈善是“改变渔业生态，为穷人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哪怕是世界首富，盖茨的钱要解决问题还是远远不够，所以基金会拿出钱来，是让最开始的人能够起步。我们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叫政策倡导，让别人看到你做的这个事情的有效性，吸引更多的投入，”她说。听上去，这颇似公益界的风险投资。

举个例子，一家中国公司有一款针对乙型脑炎的疫苗产品，价格是国外同类产品的几分之一，却因为达不到国际质量标准而无法出口。盖茨基金会向这家公司提供了4000万美元用于临床试验，并派遣专家指导，让这款疫苗在2013年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迄今已向国外销售4亿支。2015年，盖茨基金会再联合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后者为老挝提供资助，让150万老挝儿童接种了这一疫苗。中国迄今只有4支疫苗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相比较而言印度有44支），其中两支就是在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获得的。

在谈到这些成绩时，我在李一诺脸上看到的，的确不是道德优越感，而是她真正解决了一些“局部”问题后摩拳擦掌的兴奋。随着聊天深入，我发现，对“解决问题”的向往，贯穿了她从投身公益到自办学校的一系列决定，而这些高难度挑战带来的兴奋感，是她折腾不止的动力来源。

显然，在别人眼里的“职业自杀”三年后，她还在越战越勇：“不论从精神高度，从钱的规模，盖茨基金会都是个非常明显的引领者，就是有些事情别人做不了，只有你能做。”

盖茨基金会2000年由比尔•盖茨夫妇创立，总资产约400亿美元，其中不仅有世界首富盖茨的家庭财富，还有来自其他富人的捐赠，比如“股神”巴菲特曾先后将市值超过300亿美元的公司股票捐给基金会。从盖茨、巴菲特，到最近将99%的Facebook股票捐出的扎克伯格，美国富人们的慈善接力一浪高过一浪。他们也为整个美国社会带来了垂范效应，美国人每年的慈善捐赠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占到GDP的2%。

与之相比，中国个人财富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每年的慈善捐赠只占GDP的0.2%。美国捐赠额中，八成来自个人，而中国捐赠额中，七成来自企业。由于企业捐赠往往受经济形势和法律制度影响，个人捐赠越多，往往说明一国慈善越成熟和越可持续。

我问李一诺，中国的慈善现状，为什么和我们“乐善好施”的传统文化出现如此巨大的断裂？

李一诺分析了好几个原因，首先是制度安排。在美国税制下，慈善捐赠可以减免所得税或遗产税，让许多富人感到“与其交税，不如捐掉”。而中国的减免税政策，对捐给什么样的公益机构、以什么样的方式捐赠才可以享受，规定得极为严苛，几乎就是无法落地的空中楼阁。

另一个原因是，处于慈善公益“下游”的接收方，还太不成熟。李一诺说，自己2008年从美国搬回国后，想要每月捐出2000元做点公益。她让助手去找找合适的公益组织或项目，助理只能想到红十字会或妇联，李一诺觉得效果太难衡量，说再找找，结果助理找了半天找不着。“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机构，比如南都基金会、壹基金。但说得不好听一点，中国这么大，只有这么几个不错的机构，是非常不够的。”

她再往深处探究，公益接收方的羸弱，归根结底是人的因素，而这又是因为，公益在中国仍然是个“边缘的事情”。

“这说起来可能我的老东家会高兴。现在北大清华毕业的精英，都还是向往咨询业啊出国啊，就算做公益，可能也只是take a gap year（休个间隔年），做个一年半年有个经历。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有时候有一种道德绑架，说既然你做了公益，你就得苦哈哈的，你就应该不吃不喝。好多时候人们觉得，我给公益组织的钱里面不应该养他们的人。这个逻辑非常奇怪，没有人做什么事情呢？没有好人，你的钱怎么能花好？”

李一诺为此经常开玩笑说，虽然自己已大幅降薪，但除了盖茨基金会，大概没有一家公益机构雇得起她。

我问，中国的慈善断层，是否也和中国人的财富断层息息相关？今天中国的富裕一族还多是“富一代”，刚刚辛苦打拼赚来的钱，还没捂热就捐出去，会多有不舍吧？

李一诺却说，这种观察并不准确，西方有很多数据显示，“富一代”的财富更容易捐出去，因为钱是自己挣的，相比较继承来的家族财富，更能自己做主。“从这角度来讲，我们觉得中国是更好的机会，因为中国几乎所有的钱都是富一代的，所以引领的价值要大很多。”

同时她认为，一旦中国让捐赠者享受税收减免的制度真正落地，将会很快促进更多捐赠。“我觉得人类社会里面，特别利他的、不在乎金钱的，那都是少的。如果你正在中间状态，可给可不给的时候，税收安排就会让你的天平倾斜。”

另一件让李一诺看到希望的事，是近两年中国互联网公益的迅速兴起。随着各类公益机构进驻社交媒体、腾讯阿里等互联网企业发挥平台效力、移动互联网技术让各种传播和捐赠“玩法”变成可能，中国的线上公益已经和移动支付一般，在创新上甚至超越了西方国家。比如2017年，仅腾讯“99公益日”一个活动，三天内网民捐赠加上腾讯公益的配捐以及企业捐赠，共募得13亿元，相比2016年的3亿和2015年的1.3亿，增速耀眼。李一诺说，去年她把好几家中国公益机构请到盖茨基金会做了分享，“它们的这个数量级，它们做的很多事情是非常创新的，让我们非常兴奋。”

说到分享中国故事，我问起李一诺她自从进入盖茨基金会后，就一直坚持在做的一件事——定期给她的全球同事用英文写一篇介绍中国的长文。三年下来，这些文章集成了一本小册子，名叫“Get Smart on China”（聪明看中国）。文章主题广泛，无所不谈，从中国人的母乳喂养观、农业革命、教育制度、共享经济，到中非政策、一带一路、高考和春运。李一诺拿出了她在公号里讲故事的本领，和写咨询报告的严谨，每一篇都图文并茂，英文写作了得。我问，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任上三年，积极推动的一件事，就是把中国抗击传染病的“宝库”向非洲打开，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非洲消灭疟疾。中国曾有6000万疟疾病人，现已降至3000例，2020年有望在国内消灭这种疾病。而非洲仍饱受疟疾肆扰，全球疟疾致死的人群中，87%来自非洲。基金会希望将更多更高效低廉的中国抗疟药品带到非洲，同时填补资金缺口，让疟疾成为天花和即将被消灭的脊髓灰质炎之后，第三种从地球上消失的人类疾病。

我们的下午茶时间所剩无多，我把话题转向“一土”。李一诺说过，她是因为在给自己孩子找小学时，在偌大的北京城遍寻不到满意的，所以决定自创一所。2016年创校之初，一土栖身于一间公立学校出借的三间教室中，只有6位老师和31个孩子，一年半后的今天，它已拥有二十多位教师和一百多名学生，成为国内教育创新的一个范例。李一诺自己的孩子，也成了第一批用来做实验的“小白鼠”。

中国的教育堪称又一个“复杂问题”。通过一土，李一诺试图拆解哪些死结？

她说，一开始办学，确有些“无知者无畏”。一年多下来，她最深的感受是，中国教育的问题，不出在孩子，而出在成人，首先是父母。“中国家长对教育的理解，基本停留在把教育视作一种可以购买的服务，然后对服务有一种预期，那就是分数。这把教育给简单化了。”

另一类成人是教师。“教师本来是天底下最复杂的一个职业，但中国教师作为一个整体，吸引不到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教师当中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有很大的职业倦怠感。”

李一诺说，她曾和一位知名学校的校长聊天，当时英国脱欧正闹得沸沸扬扬，校长说：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的老师里可能没几个看新闻，那他们怎么能去跟孩子讨论这个事情呢？它不在教纲里面啊！

所以李一诺想把一土做成一个研发中心。面对家长，她在网上做了一个家长学校，让一土的教育理念从课堂贯穿至家庭。面对教师，她引入了企业人力资源的一套经验做法，支持教师的个人和职业发展，甚至请来了麦肯锡的专家，指导老师们“面对家长指责，该怎么处理”。她没有止步于做一家“小而美”的学校，迄今一土的家长社区已经吸引到全球各地的7000多名家长，而一土的教师领导力培训项目，去年接纳了北京1200名公立教师，还开放给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名乡村教师。

面对孩子，在“语数外+体育”的核心课程外，一土还设置了让孩子探索兴趣点、培养动手能力的实践课，帮助孩子了解自我、学习情感控制的自我认知课，以及编程、戏剧等科学艺术课。

我问，在她的观察中，一土的孩子和公立学校出来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她答：“引用我们一个老师的话说：我们的孩子眼睛里边有光，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这对我来说就是无价之宝。”

一土誓言要培养“乐天行动”的孩子，这四个字也挂在盖茨基金会北京办公室里。在基金会，这四个字翻译自它的英文口号“Impatient Optimists”，若是直译则是“急切的乐观主义者”。我想起李一诺说过的一句话，“对人不能冷血，对事不能温情”。不能温情，乃是因为急切；不能冷血，则是因为对改变世界始终抱持乐观。在和李一诺告别时，我祝愿她，能让更多人的眼中带上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