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耳目一新的民本文化

近代民本文化与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从表面上看有相似之处，但两者本质截然不同。譬如，最为人熟知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出自于《尚书·五子之歌》，其内涵是重视民生以巩固政权的根本。然而，近代民本文化则更多地与西方民主的概念联系起来。从梁启超对于“新民”的诠释到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与批判，民本文化让国人的臣民意识转向国民意识，同时“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成为近代国民和社会改造的首要任务，且一直延续至今。因此，民本文化的研究与学习将有利于当代大学生去反思当下道德困境、公民自治能力，以及权利观念等问题。

一、中国的“民本启蒙运动”

早期一批深受民主思潮影响的进步人士，如汤震、郑观应、王韬、郭嵩焘以及陈炽，先后通过其文章著作，向近代中国人介绍民主制度，提出了以西方民主立宪制为样板以改革中国传统帝制的建议，中国早期民主思潮也应运而生。但甲午战败之后，中国精英们对列强的憎恨与日俱增，很多保守派更是在此时控诉列强之贪婪，并煽动反基督教的情绪，此后义和团事件更是将这种仇恨完全释放，使得中西文化对立达到顶峰，导致民主思潮的推广举步维艰。八国联军进驻北京城后，义和团运动逐渐平息。此刻间，中国的精英们认为中国彻底革新的希望来了。但在具体的探索道路上，有人迂回，亦有人继续匍匐前行。

梁启超的《新民说》正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写下的，该文章试图解决国民愚昧和国家意识的问题，以此革新国人思想。梁氏认为，唯有革新思想，发展具有独立思考、理解权利义务的新国民，才能谈得上国民的构建。因此，兴民权就必须开民智、育民德。梁启超对于国民人格理想建设的推动不仅体现在“新民学说”中，其实践方面，亦非常人所能企及。1921年，梁启超在《外交欤？内政欤？》一文中提到“‘我’所应该做的事”：

这段题目所标的这“我”字，并非指我梁启超自己。各人各有个“我”。要人人反省“我”应该做什么事。这种反省的作用在哪里呢？头一件，固然是靠他来唤起自己的责任心。第二件却更紧要。因为各人地位不同，能力不同，甲能做的，乙未必能做。所以，甲所应做的是这件，乙所应做的却不是这件而是那件，真正的国民运动，并不是某人指挥某人去做，乃是要人人自动地去做；自动地去做，便要各人经一番反省之后，知道“我”能做哪件，“我”该做哪件，然后各用其长、各尽其才，庶几可以收互助的效果了。既已说到此处，自然我梁启超自己的“我”应该有一番反省，我索性趁这机会明白告诉诸君罢。国内有些人，对于我这人有根本怀疑，说什么“研究系阴谋家”，这个头衔我实在不敢承领，因为我是个有感情生活的人，简直可以说我所用的字典里头没有“秘密”这两个字。“谋”尚且不会，“阴”更不必说了。但别人对于我种种怀疑，我并不怪，因为我的举动，表面上看来好像常常矛盾。这种性质，我虽然自认为我的短处，却不自认为我的坏处，这是情感生活的人应有的结果。我若把我的矛盾去掉，同时怕并把我做事的活力也去掉了。别人怎么议论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明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痛苦，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这还是小的，我的最大罪恶，是这几年来懒了，还带上些旧名士愤世嫉俗独善其身的习气，并未抖搂精神向社会服务，并未对于多数国民做我应做的劳作。我又想，凡人对于社会都要报恩，越发受恩深重的人，越发要加倍报答。像我恁样的一个人，始终没有能够替社会做出一点事，然而受了社会种种优待，虚名和物质生活都过分了，我若还自己懒惰，不做完我本分内的事，我简直成了社会的罪人。

我生平是靠兴味做生活源泉，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¹⁾

相对于梁启超，一批继承者主张以革命方式推进该思潮。以邹容为例，他在《革命军》中这样写道：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命反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²⁾

邹容通过讽刺国人的奴性来唤醒人民，主张学习法国和英国，号召人民以武力来夺取权利和自由。《革命军》的发表立即在《苏报》取得了强烈的反响。满清政府极为愤怒，将邹容抓捕，邹容最终死于监狱之中。

1904年，秋瑾也发表文章响应前人，鼓励人民追求自由，尤其是解放妇女的思想。她认为中国妇女应该冲破男权的压迫，提倡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形象和精神。此后她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孙中山更是接过邹容的衣钵，成立了兴中会。此后他由于谋划起义失败，最终流亡海外，颠沛流离。但是这些失败却给孙中山更多的政治资本。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整合了各地革命力量，加速了革命的成功。这一年孙中山也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他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当然，孙中山也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强调了改造人群心理的重要性。五四期间，陈独秀也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建议。鲁迅是此后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先锋，并探寻其根性：

其一是专制等级制度的桎梏，“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其二是旧思想的戕害，“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后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³⁾

鲁迅在其最后的岁月里写道：“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⁴⁾。”

二、民本文化的时代意义

耶鲁大学唐纳德·卡根教授（Donald Kagan）在其古希腊文明课程中指出：

古希腊的地位在西方文明史上处于重要的起点，在我看来，不仅最强有力地塑造了西方，也塑造了今天我们所在的整个世界，就算各国国情千姿百态，但西方建立的政府机构与设立的法律制度都给其治下的公民史无前例的自由。再则，西方积累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成就结合在一起，使医疗和物质领域得以繁荣，其所达之处非但是人类早期不敢妄想的，就连深受西方世界影响的地区，也是难以企及的。生于特立尼达的印度后裔诺贝尔奖得主V.S·奈保尔在谈到现代世界时说得很好，他说当前的普世文明主要是西方塑造的。世界上了解西方的人大多想从西方科学和技术成就中获得利益，其中不少人还打算参与其政治自由。此外经验告诉我们，在知识积累的道路上，倘若社会既不能尊重其精髓即理性和客观，也无法保证维持并增进已有知识的政治自由，那就很难享受西方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便利。理性至上和追求客观，这是西方经验的两个特征。⁽⁵⁾

唐纳德的一番话强有力地凸显了西方文明的优势，有其特殊的政治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在追求自由民主时，却往往忽略了西方文明的两个重要特征，即理性至上和追求客观。

近代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自由民主思想对于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民主思想的矢志追求，为中国近代民本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民本文化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

1．肯定“民”的地位

“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成为了近代国民社会改造的首要任务。梁启超说：

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是故国即亡矣，苟国人之智，与灭我之国之人相等，则彼虽灭吾国，而不能灭吾权，阿尔兰之见并于英人是也。今英伦人应享利益，阿尔兰人无不均霑也。即吾民之智，不能与灭我之国之人相等，但使其智日进者，则其权亦日进，印度是也。印度初属于英，印人只能为第六七等事业，其第五等以上事业，皆英人为之；（凡官事、私事莫不皆然，如一衙署则五品以上官皆英人，一公司则总办、帮办及高等司事皆英人也。）近则第二等以下事业，皆印人所为矣。其智全塞者，则其权全亡，非洲之黑人，美洲之红人，南洋之棕人是也。⁽⁶⁾

康有为也曾言：

虽然，爱恶仁义，非惟人有之，虽禽兽之心亦有焉，然则人与禽兽何异乎？曰异于智而已。夫强者有二：有力强，有智强。虎豹之猛而扼于人，虎豹不能学问考论即愚，人能学问考论则智，是智胜也。所以应贵学。⁽⁷⁾

首先，民本文化不只是在政治文化层面对民权的推崇，更是这一时期启蒙主义者们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肯定人的价值；其次，是对人理性本质的肯定和呼唤；而“开民智”口号及活动的开展，很大程度上是人文主义指导下的近代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展，实质上是对人的理性自觉的期盼，对人的解放问题的深入探索。晚清的大多数人对于西方民主思想的理解更多集中于西方制度，却忽略西方文明及其文化的本质。因此，晚清时期以来，国人总是在讨论如何用西方政治制度取代现有制度。后来近代的文化自觉运动，让青年士子们自觉主动而积极地开展了“兴西学”活动，这一时期的文化运动已开始自觉地从文化的主体——人做起。近代民本文化发展到了庚子国变以后，文化主体已经是那些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政治理想全新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所依托的是羽翼渐丰的市民阶级。他们所提倡的民本，更强调关注人、解放人的文化精神，并大力提倡开民智，即肯定民众的理性。

2．国民意识的形成

可以说民本文化推动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泛化，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社会基础。康有为是最早提出近代意义上的“国民意识”的思想家。他认为国人如果不具备国民意识，那么救亡图存是无法实现的。此后更多爱国知识分子认识了这个问题，使得后期的民本文化集中促成了新国民意识的形成。

首先，国民意识的形成，开始唤醒国人的责任意识。所谓责任意识，即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在享受应有的权利同时，应具备相对的国民责任。国家危难之际，国民不应麻木不仁、逃避现实，应该与国家一起同仇敌忾，共同面对挑战。

其次，国民意识的形成，促进了国民的社会大同意识，正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说道：

吾既为人，吾将忍心而逃入，不共其忧患焉？生于一家，受人之鞠育而后有其生，则有家人之荷担。若逃之而出其家，其自为则巧矣，其负恩则何忍矣。生于一国，受一国之文明而后有其知，则有国民之责任。若逃之而弃其国，其国亡种灭而文明随之隳坏，其负责亦太甚矣。生于大地，则大地万国之人类皆吾同胞之异体者也，既与有知，则与有亲。凡印度、希腊、波斯、罗马及近世英、法、德、美之先哲之精英，吾已嘬之，饮之，胙之，枕之，魂梦通之。于今万国之元老、硕儒、名士、美人，亦多握手、接茵、联袂、分羹而致其亲爱矣。凡大地万国之宫室、服食、舟车、什器、政教、艺东之飞奇伟丽者，日受而用之，以刺触其心目，感荡其魂气。其进化耶则相与共进，退化耶则相与共退，其乐耶相与共其乐，其苦耶相与共其苦，诚如电之无不相通矣，如气之无不相周矣。乃至大地之生番、野人、草木、介鱼、昆虫、鸟兽、凡胎生、湿生、卵生、化生之万形千汇，亦皆与我耳目相接，魂知相通，爱磁相摄，而吾何能恝然！彼其色相好，吾乐之；生趣盎，吾怡之；其色相憔悴，生趣惨凄，吾亦有憔悴惨悽动于中焉。莽莽大地，吾又将焉逃于其外，将为婆罗门之舍身雪窟中以炼精魂。然人人弃家舍身，则全地文明不数十年而复为狉榛草木鸟兽之世界，吾更何忍出此也！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海王诸星之生物耶，莽不与接，杳冥为期，吾欲仁之，远无所施。恒星之大，星团、星云、星气之多，诸天之表，目本相见，神尝与游，其国土士女、礼乐、文章之乐与兵戎战伐之争，浩浩无涯，为天为人虽吾所未能觏，而苟有物类有知识者，即与吾地吾人无异情焉。吾为天游，想象一极乐之世界，想象一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之，吾为诸天之一物，吾宁能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其觉知少者其爱心亦少，其觉知大者其仁心亦大，其爱无涯与觉为涯，爱与觉之大小多少为比例焉。⁽⁸⁾

康有为认为，“世界上的悲苦可分为六类：即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及人所尊羡之苦。我们若进一步仔细分析这些悲苦的性质，就会发现每一种悲苦的枷锁，无一不是人类自己制造的——家庭、性别、阶级、国籍、职业及法律等种种枷锁，哪一种不是人自己制造的呢？如果人类能除去这些枷锁，我们就能进入大同社会；基于人类的技能和预见，也许能够把这些枷锁一一解除”⁽⁹⁾。在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他倡导世界大同，消除行政局限，消除贫困，消除家庭的私有观念，开放民智，倾听民众声音并且鼓励男女平等。当然，平等是康有为大同世界中最核心的要素。此后1903年，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提出要彻头彻尾地改造中国人和重组民族国家的构想。他认为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叩响了晚清皇权通往死亡的大门，同时认为中国人的奴隶心态也必须通过彻底革新方可救治。

最后，国民意识唤醒了国民的权利意识，指导国民去明确自己享有的权利和维护自身权利的途径。

三、民本文化的重要影响

1．民本文化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制度的变革

清代，在儒学主导文化的时代，经学主宰下的学术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的任何变动都要从学术开始。换个角度说，在那个时代，学术上的任何变动都会引起整个文化领域的动荡。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其实质就是以仁为本质内容的伦理秩序。儒家经学正是这样一种“学术”：以“仁”为核心，以伦理教化为主要内容，以天下归仁为终极追求。到了宋代，理学更是将“天理”为核心的精神本体作为宇宙本原，此后，中国历代统治者十分推崇宋明理学。到了清代，汉学复兴，开始出现反理学的思想，譬如焦循在《孟子正义》中提到“欲本乎性”，“无欲无为，又焉有理”的人性论，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说正好相反。因此，“天下”这个概念开始在学术层面上出现了质疑。这样的质疑也为后期的文化自觉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如果说反理学是中国内部的反天下的异化，可以说，孙中山的革命是结合了西方的力量和中国异化的部分共同推翻了“天下”体系。从《孙中山全集》中可以总结出中国近代民本文化中主权在民理论的中国特色，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西方的“民”与孙中山理解的“民”有本质的区别。西方的“民”是个人主义性质的民，而孙中山所指的“民”是指四万万中国人。孙中山曾说：“什么是民，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当然民生的基本内涵便是均富，之所以提出这思想，一方面为防止分配不均，另一方面，则是孙中山对中国儒家两千年“均富”治国方略的理解。

2．民本文化推进了新民主主义的发展

五四运动时期，民主思想的传播凸显出的是“人性的解放”。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民本文化发展的高潮期，促进了转型中的中国进一步认识了西方民主思想。当然民本文化也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次革命。此后，陈独秀等人在苏俄的影响下，将马克思主义带进了中国，为此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诚然如后来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¹⁰⁾

凡此，“五四”构成了中国近代民主观念史及民主运动史上又一个关键的拐点，即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承接孙中山提出的直接民主，倡导庶民主义民主，并使该主张得到深入地阐述和广泛地传播。这样，西式民主政治中核心议题如议会主权、三权分立、政党政治等已不再是不可争辩的追求目标，甚至成了需要辨析或质疑的对象，并在其后的社会实践中被逐步过滤掉，而人民当家作主、直接民主等成为革命者的企盼，革命民主主义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承接。⁽¹¹⁾此后庶民主义之民主取代了代议制民主及其他方式的民主，在中国日渐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新文化运动除了其政治意义之外，毋庸置疑地，更是一场思想解放和民主启蒙运动。该运动将民本文化的启蒙运动推广到了整个中国，不仅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而且还将民主内涵，如“个性解放”和“民权政治”等观念泛化开来。

因五四运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革命，而共产党又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故长期以来五四的历史地位难免被政治化与符号化。五四不仅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界碑，也是现代中国“现代性”的真正始点。因新青年打出了“德”、“赛”两先生的旗帜，中国的民主思想的表达与民主运动从此才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与通往成功之路的可能性，民主从此走上神坛。⁽¹²⁾

也正是五四之后，中国已经定下了“民主优，专制劣”的基调。那一时期，“民主是五四时期两大中心口号之一。它集中地表达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和社会必须完成的任务（需要很长时间），所以一经有人提倡和宣传，很快就成为风靡一时的思潮”。⁽¹³⁾

3．复兴的起点——“中国人站起来了”

习近平在访问法国时曾指出，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这句话也恰恰回应了拿破仑的那句话：“中国？那里躺着一个酣醒的巨人。让他睡着吧。因为他若是醒来，将会改变世界。”民本文化的最终影响便体现在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让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重新站立起来，并不断从经济、国际政治地位和人权民生等方面证明其合法性。正如徐中约所说：

最大限度地取得支持，并把恐惧降低到最低限度。一些因素对党起了有利的作用。如上所述，统一的事实导致了受教育精英的爱国主义支持和更广大的公众对和平得以恢复的宽慰心情。这还有传统的一面，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新王朝而被广泛接受，有权树立自己的正统。另一个有利的情况是全民几乎一致地否定国民党，城市中产阶级更是如此。甚至诸如有充分理由担心共产党最终目的的工业资产阶级也欢迎共产党人。人民的希望和接受至少在城市中不仅仅是形势的产物，它反映了中共使各个主要集团和公众安心的长期努力。⁽¹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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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宁波诺丁汉大学·中国文化课教研室.中国思想文化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64.

(2)邹容.革命军[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7.

(3)冯天瑜、何晓明，等.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39.

(4)冯天瑜，何晓明，等.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41.

(5)参见网易公开课：唐纳德·卡根耶鲁大学公开课，“古希腊文明”（语音记录）.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41.

(7)汪林茂.晚清文化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40.

(8)康有为.大同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5.

(9)[美]史景迁.天安门：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31.

(1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1-832.

(11)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244.

(12)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243.

(13)王桧林.五四时期民主思想的演变[J].历史研究，1989：27.

(14)[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M].计秋枫，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北京公司，20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