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博大精深的儒学文化

公元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漫长历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人类精神文明发生了突变，大师辈出、学派迭起，在中国、希腊、印度、波斯、巴勒斯坦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中国正处于“百家争鸣”之时，出现了孔子、老子；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牟尼；巴勒斯坦地区有犹太教的先知。当时各个古老的文明仍处于隔离的状态，然而神奇的是这些思想家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些思想家所开创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直到今天仍然是整个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称这一时代为“人类轴心时代”：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¹⁾

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期视为整个人类精神文明的启蒙时代。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说正是形成于此时，可谓在整个人类文明形成的初始，中国文化就没有缺席。

儒学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长期居于思想文化主流地位，并且渗透到中国人的人伦日用之中。余英时说：

儒家思想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从个人道德、家族伦理、人际关系，到国家的典章制度以及国际的交往，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儒家原则的支配。从长期的历史观点看，儒家的最大贡献在为传统的政治、社会秩序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精神基础。⁽²⁾

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念或为人之道，存在于我们民族的肌骨里，渗透在我们的血液里，构建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灵魂，造就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并且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态度、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

一、儒学文化的形成过程

1．开创时期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作为“至圣先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周室微而礼乐废”，如何在混乱中重建秩序是思想家思考的主要话题。

春秋时的士大夫们的理论智慧认为，丧失道德修养，就要违背礼制，最终导致王室微、公室卑的社会伦理秩序破坏。应该说，这是那个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立德”、“复礼”，也就成了那个时代对社会紊乱感到忧虑的有文化的士大夫阶层的最强烈的呼唤。⁽³⁾

孔子开创的儒学，并非凭空而生，孔子的思想，也并非无本之源。孔子是儒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孔子更是一个文化的传承者。钱穆在《孔子传·序言》中这样评价：

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⁴⁾

孔子既是中国古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新文化的缔造者。孔子以前中国文化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开创的儒学文化思想从上古到周时期的文化传统中孕育而成。之所以认为孔子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是因为孔子对于过去的文化有所提炼和总结，《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代表了孔子以前中国文明的积累，孔子以发扬、整理六经的思想为己任。同时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又有创新，孔子提出了“仁”的观念，开创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局面。从此以后，展开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画卷。钱穆在《中国学术通义》中这样推崇孔子：

孔子乃中国历史第一最伟大最杰出人物，所谓天纵之大圣。然亦可谓孔子之所以成其为孔子，亦早由孔子以前之历史先为之规定，并亦由孔子以后之历史重为之确定。固可说，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大影响、大作用。同样亦可说，孔子以前与其以后之中国史，亦对孔子其人发生了大影响、大作用。⁽⁵⁾

赫伯特·芬格莱特谈到孔子开创儒学文化时说道：“孔子谈论要复兴古代社会的和谐图景，但其学说的实际意义，却是引导人们寻找诠释和更新一种地方性传统的新的方式，目的是要生成一种崭新而普遍的秩序，以取代当时的混乱与失序。”⁽⁶⁾孔子在传承文化过程中不是简简单单地传承，而是有“损”有“益”。

孔子最大的贡献是为整个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之后的中国儒家思想文化都从孔子思想展开和发展起来。美国汉学家牟复礼提到：

孔子其人，即之则温，仰之弥高，他能使人们获得极大的鼓舞来崇敬他的观点，并且令其相信这些观点能够经世致用。他的理论内涵博大，博施济众，绝不平淡肤浅。人们追随他，因为他确实最能领悟那个时代的中国文明，知道她如何才能趋于完美。中国文明是一个崇奉学识的文明（learning-oriented），所以孔子的理论价值无量。⁽⁷⁾

2．发展时期

由孔子开创儒家学派，在战国数百年里虽有很大发展，号称“显学”，但还仅是诸子百家争鸣中的一派。自汉代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正统的地位。《汉书》记载汉武帝即位后，为巩固自己刘氏汉家政权问道：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⁸⁾

汉武帝希望从秦灭亡的历史经验中探究出使政权如何繁荣昌盛下去的方法。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很受汉武帝的赞赏。

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开创，统治者为统一思想，曾先后选择过法家和黄老学说，但实践证明它们只能行于一时。相比之下，只有儒家思想才真正适应大一统帝国的长远需要。因为比较其他各家，儒家与中国古老的经济社会传统有更深的现实联系，它不是一时崛起的纯理论主张或虚玄空想，而是以具有久远的氏族血缘的宗法制度为其根基，从而能在家庭小生产农业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中始终保持现实的力量和传统的有效性。可以说，儒学中关于树立纲常名教、确立宗法等级秩序、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政治伦理规范等基本理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必需。⁽⁹⁾

先秦儒学讲天道性命、讲王道政治、讲思想统一、讲教养习气，儒学成为汉武帝建构中央集权统治体制最适合的思想资源。汉儒董仲舒在此基础上把儒家经典《春秋》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以及汉初盛行的黄老道家的思想整合在一起，构造出了一个以“天人感应”目的论为特征的理论框架。这个体系不仅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思维模式和理论形态，也适应了统一帝国的政治需要。汉代统治者所接受的正是这种既保存有原始儒学基本精神，又整合了当时其他各家的思想学说的新儒学。

儒学所以能在汉代取得统治地位，是因为其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宗法制度及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确立密切相关。儒学有其他思想所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即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统治秩序，提供必不可少的价值观念——“纲常名教”。儒学的这种社会功能，是之前的法家和黄老道家所无法替代的，同样也是佛教和道教所无法替代的。⁽¹⁰⁾

3．唐宋之际儒学的复兴

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思想界的舞台上呈现出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佛教昌盛，道教在此阶段也有长足的发展，儒学在这一时期，要面对外来文化“佛教”和本土文化“道教”的挑战，经过长期的冲突、反思、整合以后，不得不做出创造性的回应，直接重铸了儒学的形态——宋明理学。

唐宋期间重振儒学的历史进程中，伴随而来的是儒家学者对佛教、道教的批判和排斥，以排佛为甚。韩愈是唐代儒学复兴的开创者之一，在他看来，佛教和道教的“异端邪说”的大肆盛行是导致儒学中衰的最大原因，必须不遗余力地加以批判。韩愈公开批判佛教：“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¹¹⁾

为了强化儒学正统的地位，韩愈从“仁义”出发，在中国历史上最先明确提出了儒家的“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构造的这个“道统”，代表儒家传统的精神价值，有了一个圣贤相续的传承系统。

唐宋时期的儒学复兴运动持续到明清之际，影响直至当代。这一时期儒学的转变和发展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运动。这场运动通过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积极回应，在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人文信仰和道德价值，最终恢复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成就了“宋明理学”，成为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

二、儒学文化的价值取向

1．儒学文化是人生智慧之学

黑格尔曾说：

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¹²⁾

黑格尔认为中国的儒学只是“一些哪里都找得到的道德、教训”而已，是一些“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显然这句话让很多中国学者“愤怒”，其实大可不必。我们反而可以从黑格尔的这句话中发现中国儒学的特质所在。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牟复礼在《先秦儒学》中提到：

孔子的思想被传承了两千五百年，八十余代，《论语》也同样被后世不断咀嚼；这让我们理解孔子这个哲学家变得更困难了。这倒并不是说孔子的思想本身如何深奥，而是这个思想体系不是以西方哲学所要求的那种形式结构出现的。我们疑虑孔子思想的内核可能并没有所谓的结构和形式，因为记录孔子思想的典籍并不采取这种方式呈现其含义。事实上，没有理由相信早期中国哲学在方法或目的上跟古希腊哲学平行发展。所以如果我们拿希腊哲学的标准来定义哲学，那么中国先秦确实没有。⁽¹³⁾

中国儒学从创始之初就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体系，不注重思辨体系和逻辑结构，很少有抽象思辨和纯粹理论。孔子提出“仁”的思想，把中国哲人对人生的思考定位在“如何完善你自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生智慧之学。儒学的文化就扎根于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杜维明在《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一文中指出：

中国早期所出现的典范，是由孔子所体现的儒家精神。儒家精神有它常识性的一面。正如吃饭是日常习惯，每人都吃饭，但常人食而不知其味。只有经过反思以后，才能体会到人伦日用之间普遍常识的真实内涵。在儒家传统中，如果你所讲的那一套大家不懂，就是缺陷、病痛，必须设法填补、消除。因为每一个人对这套道理都应有直接的感受，因为这是内在于人人自己生命里面，内在于人人自己的人性之中的资源。⁽¹⁴⁾

儒学文化思想是人间学问、生活的智慧，在生活中落实、在人的生命里扎根。儒学从来不怪诞、不妄言、不谈怪力乱神，只是一些中正、平实、自然的道理。儒学也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在儒家思想文化体系里面自信人能自救，只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儒学从来没有脱离人们日用伦常，是实践的智慧、生活的智慧。这些生活的智慧、实践的智慧就是“做人的学问”——“如何去完善你自己”“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如钱穆所说：

孔子教义之伟大，一层一层的说下去，一时也说不尽。但孔子教义是极平常的，人人信奉，人人可做到。只是教人如何做一个人，做一个理想的平常人，这是孔子教义最伟大所在。⁽¹⁵⁾

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样做一个人”。做人的道理和理想，应该怎样做人，这是中国人最喜爱讲的。西方文化，似乎比较并不看重此方面，他们所更看重的似乎在人怎样来创物。中国文化看重如何“做人”；西方文化看重如何“成物”。因此中国文化更重在“践行人道”；而西方文化则更重在“追寻物理”。⁽¹⁶⁾

儒学文化从孔子开始重“学为人之道”。《论语》开篇的第一章就是“学而”，学而的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儒学的文化是以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来充分肯定文化的价值。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实现君子的理想人格，就必须要接受文化的教养，所谓“文质彬彬，而后君子”，“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由此可见，“修身”在儒家文化中的重要作用。美国学者赫伯特·芬格莱特提到：

孔子认为，人类的道德和精神成就并不依靠欺骗或者幸运之神的降临，也不依赖于神秘咒语（esoteric spells）或者任何纯粹外在的力量。这种思想进一步加深了《论语》现世的、务实的人文主义色彩。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以他一生下来就已经具备的“素材”（stuff）为基础，取决于他为“塑造”（shaping）自己的精神境界而付出的艰辛努力，也就是他为此投入学习和工作的数量和质量。⁽¹⁷⁾

牟复礼则说道：

孔子所倡导的最重要的德行就是“仁”，这是个人修身第一要义，也是“君子”最重要的品性。仁被译成慈（benevolence），爱（love），善（goodness），都各得一面，就如同儒家的所有德行一样，如果不被亲自践行，所有的道德都是没有意义的。所谓仁，就是为他人的福祉着想，从人性的角度考虑他人的处境。理想的国家应该施行仁政，一个关注基本社会需求的国家就无需铁腕统治。孔子是一个治国的理论家，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统治者，其后的儒家胸怀治国安邦的责任感，深信仁之为政的理想，他们砥砺自己实而行之，如遭阻止，便深为自责。⁽¹⁸⁾

“修身”“如何完善自己”“成人思想”在儒家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然而，在儒家看来，仅仅做到“修身”“修己以安人”是不够的，由修身发展到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为一切之本。在《大学》中有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阐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¹⁹⁾

钱穆在《中国文化精神》一文中指出：

中国文化传统，第一在我们每个中国人身上，第二在中国每一个家庭，第三是在我们的国家。《大学》里讲修身、齐家、治国，这是中国人做人最大理想，下面是平天下。但前面的不能讲，下面也就更不用讲。我们且讲如何修身做一人，再讲如何成一家，如何建一国。倘使我们中国人，仅能成家，不能建国，这个广土众民的中国，至少四千年到今天，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可久可大的存在。试问如何会出现？⁽²⁰⁾

因此我们讲中国文化有三大传统：一是中国人，一是中国的家，又一是中国的国。每一个中国人，在这样的家与国之下，也就有了我们的“天下”。中国人理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²¹⁾

对内要修“圣之德”，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对外要行“王之政”，外在经世济民的事功，这样一个人才算真正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体现出了一个人的人生意义，这也是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道。

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就其所在的时代意义讲，是立足于封建宗法家族型的社会，要人从事大学之道，以个人的修养为核心，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由内及外的步骤，以把个人的能量逐步释放于社会，来维持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实现儒家理想的大同社会。但这一命题就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也可看做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人格理想，即它是指人格的发展在向内发掘和向外开拓这两方面的协调和统一。向内发掘是就道德潜能上讲的，向外开拓则是面向社会，把蕴藏于人的心性本质中的潜力散发出来，以利于社会。⁽²²⁾

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作为儒家提倡的一种基本人格精神，表明在个人的发展上，儒家所关心的，是在历史长河中和社会群体中所表现的个人价值；它所培养的，是对社会群体长远利益更为关切的一种责任心。⁽²³⁾

儒学也为儒家人格设计了一个完整的精神历程：儒学以具有以爱的道德感情为内涵的“仁”为人之精神的起点或基础，在人生实践中要有“人禽之辩”和“义利之辩”的道德自觉，要以“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的、即道德完成高于生死的态度去践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最后入于超越——“知命”，至于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在儒学中，“知命”是儒者应有的精神境界，“不朽”则是儒者向往的事业成就。儒学中这两个作为个体生命最高和最后的企望显示，在完整的儒家精神人格的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在其终点上，也有着永恒的追求，有着认识或体悟人之终极的追求。⁽²⁴⁾

2．儒家思想文化的包容性

中国儒学文化之所以直到现在还生生不息、延绵不绝，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包容并蓄，形成了同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发展态势，并因此具备了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首先体现在厚德载物的思想上。国学大师张岱年提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理解是，天地最大，它能包容万物，天地合而万物生、四时行。从这种对自然的理解中引申出做人的道理：人生要像“天”那样刚毅而自强，像“地”那样厚重而包容万物。这种精神显现巨大的包容性，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向来不排斥，而是慢慢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川流不息，正是由于其吸纳百川的结果。

儒学思想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早期儒学就开始不断地吸取其他学派的养分，如荀子从道法两家获得不少启示；西汉的董仲舒借鉴阴阳学派的思想；魏晋时代，儒学文化与道家文化相互吸收、渗透，形成魏晋玄学；隋唐，三教合流达到鼎盛时期；宋代，儒家学者也吸取了道家、佛家的若干思想，开辟儒学文化的新阶段，成就了中国儒学的又一次高峰——宋明理学。

中国传统文化成型之后，并不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的渗透。最先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是印度佛教。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经过撞击、吸收、改造、融合、同化的不同阶段。⁽²⁵⁾

佛教的传入可谓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件，对于一直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占主流地位的儒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中国的佛教徒接受中国固有思想的影响创立了中国佛学。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史华慈在讲到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影响时说道：

中国人吸收了佛教，这肯定反映了中国当时存在的某种迫切需要。吸收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它似乎能对当时已经提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答案。然而，这种现象本身一方面说明了所提出的问题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它对那些新答案具有开放的心态——这些答案潜含于那些范畴之中，而在继承下来的古代思想那里却找不见它们。⁽²⁶⁾

英国的学者庄士敦在《儒学与近代中国》一书中谈到儒学对其他学派思想的吸收时说道：

当然，儒学确实经历了相当大的变迁。我们西方人过去常将中国视为一成不变、陷于化石般的保守之中，而儒学被认为应当对造成的这种状态负责。我们将中国视为一成不变是错误的。同样，我们认为儒学没有生命力、没有成长和适应的能力也是错误的。自汉代以后，在我们纪元的开始，这种看法就经常被证明是错误的。对儒家思想所作的各种修正都能明显地追溯到佛家和道家身上。知名的《礼运》一书——它是《礼记》中的一部分，我曾引用过书中的内容——中所包含的内容，清晰地体现出儒家思想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到了更晚近的宋代（10至13世纪）时期，在那些宣称自己是佛教的敌人，却早已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儒生手里，又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²⁷⁾

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战争，这在西方世界史中是无法想象的。儒学思想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成就了历史上“三教合流”。

儒学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主干的另一原因，如同中国民族不断吸收融化不同民族而成长发展一样，还在于原始儒学本身的多因素多层次结构所具有的包容性质，这使它能不断地吸取融化各家，在现实秩序和心灵生活中构成稳定系统。由于有这种稳定的反馈系统以适应环境，中国思想传统一般表现为重“求同”。所谓“通而同之”，所谓“求大同而存小异”，它通过“求同”来保持和壮大自己，具体方式则经常是以自己原有的一套来解释、贯通、会合外来的异己的东西，就在这种会通解释中吸取了对方、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而将之“同化”。秦汉和唐宋对道、法、阴阳和佛教的吸收同化是最鲜明的实例。引庄入佛终于产生禅宗，更是中国思想一大杰作。在民间的“三教合流”、“三教并行不悖”、孔老释合坐在一座殿堂里……都表现出这一点。⁽²⁸⁾

《论语》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周易》中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都是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不仅促使儒学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的思想文化，并且使儒学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绵延至今。同时，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之形成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传统格局。钱穆在《中国文化精神》一书中提到：

一个英国学者讲过，人类文化就是外面有“刺激”，而人类加以“反应”。

人类文化经受外面挑战刺激，最复杂、最多变，那么人的反应也自然最活泼、最新鲜，这种文化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不要怕外面的挑战和刺激，我们应求能有更多刺激，才能有更多的“变”和“进”。如此讲来，只有中国文化所受刺激最多，而我们的反应也最复杂，更是不断的有新鲜反应，中国文化的价值，就在这里。⁽²⁹⁾

中国的儒学文化正是因为这“变”和“进”才如此博大精深、丰富多彩。虽然，近代中国面临西方文化强势“入侵”，儒学文化曾一度遭到强烈的质疑和批判。但是，时至今日，儒学又开始恢复生机。儒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保守的、拒不接受新思想的体系。

孔子本人就不是一个盲目的保守派。“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是《论语》里一段话，后来又在《中庸》里再次出现。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不忘记旧的知识，同时又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他就可以成为一个老师了。”在《中庸》里，作者还借孔子之口说了这样的意思：如果一个人生活在现在，却总是抱着古旧的生活方式不放，不幸就会降临在他的头上。理雅格博士在这段话的脚注中评论说这“本应成为使中国不断进取的学说”。虽然这种说法没有成为现实，但这绝对不是孔子的错。⁽³⁰⁾

儒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并非静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不同时期有各种不同姿态的展示。我们也需要知道，儒学文化依然在这过程之中，并没有完结，这也正是儒家文化的独特魅力，好像“活的泉眼”，永远保存着生机。

三、儒学文化的深远影响

儒学思想文化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根源。儒学文化和汉字，很早就传播到周边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儒学思想文化自古至今持续影响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儒学思想不仅仅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更为重要的是在塑造民族性格、思维方式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余英时在《现代儒学论》中指出：

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到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在两千多年中，通过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种种制度的建立，儒学已一步步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³¹⁾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从个人道德、家族伦理、人际关系，到国家的典章制度以及国际的交往，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儒家原则的支配。从长期的历史观点看，儒家的最大贡献在为传统的政治、社会秩序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精神基础。

但儒家之所以能发挥这样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则显然与儒家价值的普遍建制化有密切的关系。上自朝廷礼乐、国家典章制度，中至学校与一般社会礼俗，下及家庭和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儒家的价值。⁽³²⁾

史学家陈寅恪则明确指出：

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³³⁾

余英时把儒学比喻成“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为中国传统社会提供一整套完备的价值体系，在道德的层面上，儒学为社会提供了“仁义礼智信”的价值取向，并且建构了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秩序为基础的社会。儒家的一些行为规范、生活准则已经成为一个度量。大到国家政治制度、法律法规，小到人们生活的日用伦常，儒学思想文化无处不在。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论述：

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长久的中国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视的是，它由思想理论已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这已经是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它经历了阶级、时代的种种变异，却保有某种形式结构的稳定性。⁽³⁴⁾

其次，儒学思想文化不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对于周边国家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形成了“东亚文化圈”。

秦汉以后，中国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所产生的优秀传统文化，以汉字为载体，开始逐渐影响周边国家和民族，中国也成为东亚文化中心。近代以来，东亚文化圈也被叫作汉字文化圈，或儒学文化圈。因为地缘关系，与中国毗邻的日本、朝鲜和越南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中国台湾学者许介鳞指出：

汉字文化圈可以说是以汉字为媒介拥有共同价值体系的世界，与汉字、汉学有关的律令制度，如国家概念、产业、生活文化等，克服广阔的幅员，从中国中原传播到东北亚的朝鲜，东方的日本，南方的越南，超越中国漫长悠久的历史，广被于东亚，用文字联结了中国与周边世界的文化。⁽³⁵⁾

汉字的传入不仅改变了东亚各国无文字的状态，而且作为重要的工具和先导，使各国得以展开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也正是以汉字为载体，中国古代的经典才成为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共同的经典，中国儒学经典成为各国儒学之源头和经典，儒学才成为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以儒学经典的观念理念为基本理念的价值观因此也成为东亚各国共同的价值观及其共同的表现形式，而科举制度、以儒学经典为基本教材的教育制度则是维系儒家价值观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³⁶⁾

以儒学为主的汉文化传入日本、越南、朝鲜后，在这三个国家也各有创新和发展。文化的影响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在儒学影响其他文化的同时，我们也从中吸取养分，季羡林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中说：

在历史上和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林林总总，幅员有大有小，历史有长有短，人口有众有寡，资源有瘠有富，但是，无不对人类文化做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有了文化，必有交流，接受者与给予者有时候难解难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同时兼有二重身份。投桃报李，人类文化从而日益发扬光大，人类社会从而日益前进不停。⁽³⁷⁾

儒学思想文化的发展，直至今日仍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它不仅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让中国与世界之间更加密切，使得国与国之间更安稳地合作与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因此，儒家思想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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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

(2)余英时.现代儒学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94.

(3)崔大华.儒学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

(4)庞朴.20世纪儒学通志：学案卷·上[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444.

(5)钱穆.中国学术通义·新校本[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36.

(6)[美]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M].彭国翔，张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60.

(7)[美]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M].王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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