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新线国民党”案平反

刘光年

公元1982年，早春。

在这年的2月23日，国营柏各庄农垦区党委召开平反冤假错案大会，对“文化大革命”中所有错误处理的案件进行彻底甄别平反，而农垦区最大的冤案就是1968年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制造的“新线国民党”案。

我的父亲、母亲曾是“新线国民党”案中的重点人物，在这次运动中父亲被毒打致死，母亲被关押审查。我和兄弟姊妹也一直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中，受到很多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

唐山地委明确宣布“新线国民党”纯属捏造，是一假案，公开为在此案中受迫害的人员平反，给予受害者及家庭恢复名誉和妥善的安置。这对我的家庭、对那么多受害者及各自家庭都是盼望已久的福音。

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于1967年12月26日在唐山接见唐山地区各县、市代表团，在地区“革筹小组”及驻军大会上的讲话，对冀东党组织定了调子，认为“你们冀东这个党就是很复杂的，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起作用，叛徒在起作用……”。因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高潮再起，使柏各庄农场的运动进一步扩大化。在办案人员的逼供、诱供下制造出了“新线国民党”的特大案。全垦区被扣上“新线国民党”的达2000余人，被关押的1000余人，受到牵连的达万余人，受迫害致死100多人，致伤致残100多人，使很多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给数以万计的人在思想上、精神上、肉体上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那时的柏各庄农场垦区“新线国民党”案成为“文革”的“重灾区”。

我的父亲刘慧生是1958年来到农场的退伍军人，河北静海人，生于1913年，1931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九期交通科（当时父亲的名叫刘文清，字慧生）,1934年5月毕业。1947年至1948年考取留学美国后勤运输专校高级班学习并在教员班毕业，回国后在国民党的运输学校任教育长，军阶为上校。解放战争后期带领运输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家属，及学校所属的几十辆美国十轮卡车、一个汽车修配所由武汉撤至四川的双流（因校长已先逃台湾，我父亲实际负责）。在双流父亲接受了中共地下党和进步同学劝说，在中共地下党指导下于1949年12月率部起义。所属的财产和人员被刘伯承、邓小平的解放军西南军区接收改编，父亲任解放军西南军区直属后勤运输教导大队副大队长，1952年间转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学院运输系任教官，1958年被退伍转业到柏各庄农场修配厂，是一名普通干部，属于柏各庄农场开创期的第一代农场人。

我的母亲唐允华是一名小学教师，江苏扬州人，生于1921年，1938年考取贵州贵阳女子师范就读。在校期间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在校内“三青团”任团干部，1941年毕业。抗战胜利后与父亲结合，之后随父亲颠沛流离，游走各地。父亲在四川起义被刘、邓的西南军区接收改编，母亲就在西南军区后勤留蓉眷属小学任教员。后随父亲转调至北京海淀区所属小学任教。1965年底为追随父亲举家迁到柏各庄农场，在二农场小学任教。

“新线国民党”说法的源头出自当时的“总场中学”，是“专政组”在严刑毒打、威胁利诱之下得到的，被“文革”“三种人”认为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深挖出来的新成果。很快，全场各单位的“专政组”都闻风而动，马上蔓延开来。我的父亲是当时柏各庄农场能挖出来的军阶最高的原国民党军官，母亲也是因为参加过“三青团”，当过“三青团”的基层干部，自然都在劫难逃。父亲、母亲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开始就被分别关押，在“新线国民党”案的追查中更是成了重要人物。由于外调人员在旧档案里查到了父亲1948年从美国归来时的海关报关税单。上面记载父亲带回的财物中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和一架德国“蔡司”照相机，“专案组”认为我的父母藏有“电台”、“手枪”等特务工具，是“新线国民党”里掌握通信和行动武器的重要成员。

再就是父亲的一个弟弟和母亲的一个弟弟及一个妹妹以前都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服役，解放战争时都去了台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对台湾岛屿炮击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曾按组织上的要求对在台的弟妹们写过劝他们归来的信件，供对台广播之用，这些也被怀疑是特务的联络方法，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严厉追查。

父亲在关押期间受尽“专案组”打手们的毒打和折磨，威逼拷问所谓“新线国民党”的特务工具“电台”“手枪”的隐藏地点。我的家也被多次深夜抄家，挖地三尺找寻“电台”和“手枪”的下落。搜查无果，对父亲的折磨更加升级，由当时修造厂的“革委会”主任直接带领“专案组”打手们在每天深夜进行毒打审问。有一天深夜，修造厂“革委会”主任带领着“专案组”的打手们押着父亲又去家里搜找“电台”和“手枪”。快到我家的时候，父亲想着家里没有“电台”和“手枪”，也不想这个样子面对80多岁的老母亲和刚过10岁的孩子，“扑通”一下给他们跪下求他们不要逼了，确实没有什么“电台”和“手枪”。那“革委会”主任劈头盖脸就是几个耳光，打手们一拥而上就是一顿暴打，并威胁父亲：就是死，你也要交出“电台”和“手枪”！很快父亲就被打得行动困难了，非人的折磨使他想到了“死”。在白天监督劳动时，父亲得到了一把刀子，偷偷藏在袖子里，但很快就被他们发现了，毒打折磨更加厉害，一定要让父亲承认，偷刀不是为了自杀，而是要准备行凶报复那些“革委会”的“革命干部”。仅几天的时间，父亲的双臂就被打得什么东西都拿不起来了，家里人每天送去的饭菜，没有办法用手端起来，只好用头去将饭碗顶翻，再趴到桌子上用嘴吸食，没有几天就根本不能进食了，每次送饭都是把上一次送的饭原封不动又带回来。就这样，只一个月时间我那锻炼有素、身体健康、一直保持着军人体魄的父亲就被毒打折磨致死。

父亲死后，他们不通知在外面的亲友和子女，甚至就是我的老奶奶也不让见最后一面，只押带我母亲（母亲当时在二农场关押着）揭开父亲的盖脸布看了一眼，就将母亲匆匆押了出来，并且威胁母亲说：“不要以为刘慧生死了就没事了，你还要负责交代他的问题呢！”之后，他们在医院伪造了父亲的死亡证明是所谓“因病死亡”，还趁夜晚偷偷埋到了乱坟地里，以致以后的遗骸寻找费了很大力气。母亲一下子失去了心中的顶梁柱，心中的凄凉可想而知，只是想到我们这些还没有成年孩子和我们那无所依靠的老奶奶，才咬牙坚持活下来。母亲一直被关押到1968年底才释放回家，那时我们全家才迁到农场两年多，母亲面对着哭瞎了眼睛的婆母和膝下的孩子们，无依无靠，举目无亲，面对着破碎的家庭，面对着被限制、被歧视的子女们，只能在深夜里蒙着被子哭泣。自此，母亲留下一个“后遗症”，有时夜间睡着了会突然坐起大声叫骂，惊醒哭泣，这个“后遗症”一直伴随母亲终生。

父亲死后，家庭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顿和凄惨。那时的平房是很简陋的，屋地是土，睡的是大炕，地下烧的是柴火大灶和地炉子。我家因多次被抄家，他们用特制的长钢钎把我家的地面、炕上炕下、墙壁和屋顶到处穿得都是窟窿，一烧火或生炉子就到处冒烟。夏不避雨，冬则四面透风，母亲放出来后就在畜牧队被监督劳动，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不能上学，就是学校恢复上课了，我们依然是被拒之门外。由小学升中学时更是不可企及的，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同龄的孩子们去上中学了，我们在众人眼里成为“另类”，处处受到白眼和歧视。没有孩子和我们一起玩，也不敢乱说话，任人欺凌，我们只能麻木地忍受。

我在十三四岁时，农垦区“革委会”曾派人将一些“清理阶级队伍”中和“新线国民党”案中的重点人物的子女和家属集中到一起办过一个“学习班”。我那个时候还小，只是还记得“革委会”委派来办“学习班”的几个人，每天带着我们学习文件，陈伯达的那个讲话就曾让我们反复学习过。因为那个讲话是“新线国民党”案的基础，所以我印象深刻。然后反复启发引导我们交代家长们的问题，甚至要我们说说家长在家中说过什么、争吵过什么，并威胁我们：你们还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一定要划清界限，一定要做一个“被教育好的子女”。但他们没有得到什么收获，老的都是一言不发，我们这些小的平时都是受歧视的，这下可以在一起了，平时没有玩伴的我们，这下可以天天在一起玩耍，倒是不寂寞了。这“学习班”办了不到一个月，也就不了了之了。此后这些家庭有的就被流放回了老家农村，有的被更严密的监督劳动和批斗。我的父亲死了，没有老家可回了，好歹算留在本地没动。1969年10月前后，我比别人晚了一年总算上了中学，可是没想到在学校就经常被批斗了。那时每天第一节课是“天天读”，就是在辅导员指导下对“问题”同学“评论和帮助”。当然不光我一个，同样遭遇的还别人。但几个月后只有我一个人被当作“小反革命”开除出校了。宣布的时候开了全校师生大会，还把我的妈妈带来了现场。15岁的我在前面被批斗，妈妈在会场后面看着，我和妈妈心如流血。

在1970年早春时节，我在被确定为“小反革命”同时，我们被再一次抄家，这是我家在“文革”中的最后一次抄家。以前抄家都是修造厂“专政组”的壮汉，而这次是总场中学的老师和一些学生头目。我家已经多次被抄家，抄去的东西没有返还，实在没有什么可抄的了。这次抄家是在后半夜进行，只是注重文字的东西。他们好像有所收获，最后带走了一些母亲和一些亲朋的来往信件。之后，信件里提到过的一些人都受到了追查，原来他们怀疑母亲及一些同样遭遇的人在一起搞串联。确实，母亲和一些同样遭遇的人在悄悄地商量要上访，要为死去的亲人讨说法，要结论和寻找死者遗骸的下落。这些正当要求被当作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当时的柏各庄农垦区笼罩在压抑之中。“文革”“三种人”执掌着各级组织的领导权，母亲和一些同样遭遇的人们的上访、上告自然是没有结果的，并且到处受到的是白眼、呵斥和训骂。这些母亲们被他们称为“寡妇上访团”。她们坚持要为冤死的家人和子女们讨要说法，坚持要寻找自己亲人的遗骸。柏各庄农垦区革命委员会在1973年1月20日对父亲的死亡做出结论，白纸黑字依然说父亲是“因病死亡”。我们全家都拒绝接受，母亲们依然在坚持上告申诉，盼望着能有海晏河清翻案申冤的那一天。

1973年初，部队“支左”人员陆续撤离，柏各庄农垦区由原来唐山地区领导改为省地双重领导。1973年5月柏各庄农垦区组成了新一届党委会。这是在“文革”初期党委被打烂后，首次组成了一个健全的共产党领导机构，同时撤销了“革委会”和“军管”人员。

当时还处于“文革”中，虽然“四人帮”集团还在台上活跃，但毕竟林彪、陈伯达集团已经倒台。母亲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上访申诉的时候遇到的白眼、呵斥和训骂越来越少了，受到的同情和安抚越来越多了。虽然母亲们还是得不到什么承诺，但眼睛里的失望无助少了，希望的火苗越来越旺了。终于，柏各庄农垦区党委在1973年8月4日召开了全区落实党的政策广播大会，本着党的“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展开对“文革”中遗留问题的调查、落实、甄别和平反的工作。主要是对那些“文革”中的“三种人”开始了甄别，清查和处理的行动。同时要扭转“文革”社会风气，使垦区的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三种人”们到了要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疯狂举动付出代价的时候，他们也是不平和不服的。开始上下串联，结伙，订立攻守同盟，利用各级组织的权力进行干扰。假的就是假的，同盟结伙掩盖事实挡不住党的“实事求是”。1974年3月，柏各庄农垦区党委组成了专门工作组将摸排出来的“新线国民党”案“专案组”的81名重要成员集中到遵化县办“学习班”，集中隔离学习，扭转思想，交代问题。这一举动在当时的垦区影响是很大的，对“三种人”们的威慑力也是相当大的。深受“新线国民党”案迫害的家庭和遗属们则对申冤平反充满了希望。

“三种人”们在遵化的“学习班”整整办了四个月，之后开展了“三种人”向被害人及家属子女登门道歉认罪的活动，很多受害深重的家庭和家属子女是很难接受或根本不接受这样的道歉，我们一家也是接受不了的。我的父亲在这个“新线国民党”案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母亲九死一生，心灵受到难以抚平的伤害，子女们被歧视、被伤害，被贻误的时光也不是一两句道歉的话就能追回的。“文革”“三种人”被从各级领导机构清理和处罚，罪大的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新线国民党”案中被迫害致死的不只我们一家，各家所在单位都开始寻找死者骨骸，大都顺利找到。修造厂的几个“专政组”当事人也开始寻找父亲的遗留骨骸，但颇不顺利，经过多天寻找就是找不到。直到1976年春，有人挖地取土时偶然挖出了一堆遗骸，当时母亲是凭遗骨假牙的位置和一个腰间的皮带扣确认是父亲的遗骸。

当年还处在“文革”中，“四人帮”集团还在台上活跃。“新线国民党”案和“文革”遗留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清楚，还有40多具死难者遗骸存放在各单位的库房里。直到1982年2月柏各庄农垦区召开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大会，唐山地委明确宣布：“新线国民党”案纯属捏造，是一个假案。一定要切实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人员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由此受害者家庭和子女也受到了越来越公平的待遇。但那些还没能入土为安的遗骸依然是我们这些家属子女们心中的痛。

这次大会后，柏各庄农垦区于1982年被国务院批准改建唐海县。同年11月7日组成建县筹备小组。1983年11月唐海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1984年1月经中共唐山地委批准，建立中共唐海县委员会。

20世纪80年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逐步走出“文革”的阴霾，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唐海县的干部群众也随着时代的潮流投身于这创时代的大潮中。但“文革”假案遗存于各单位的40多具“遗骸”，是刚刚成立的唐海县委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解决好“遗骸”问题，加快“拨乱反正”的步伐，唐海县委成立专门办公室，县委书记挂帅，针对各受害家庭展开工作。当时负责我家的是县统战部的同志。查找了大量的父亲母亲以及我们子女的档案，剔除出“文革”假案的各种当时的假材料与不实之词，与我们家属共同销毁。仔细查找数次抄家的物品下落，及时核对并返还，丢失的物品进行赔偿。认真细致地听取母亲和我们子女的倾诉，了解我们的要求和希望，商讨问题的解决方向和办法。以前，我们全家在多次上访中大多遇到的都是冷脸和不负责任的推诿，这次县委书记和统战部的同志们认真诚恳的工作态度感动了母亲和我们全家。母亲愿意配合县委做好父亲“遗骸”的安葬及后续事宜，我们全家也愿意尽快走出“文革”和“新线国民党”案的阴影重新生活。

父亲的追悼会是1985年9月25日在修造厂召开的。之前统战部的同志们特意向我家的亲友和父亲的黄埔同学们发出邀请，黄埔的同学们都已年龄偏高，但依然有八九位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父亲的追悼活动。他们的名字现在依然可以从“黄埔军校九期学员名单”中查到：王立哉，刘宇澄，石怀瑜，钱绍江，华强，沈毓珂，张景禧，李公瑜等人，并带来了一些同学们的挽帐和挽联。9月24日在县招待所，召开了一个父亲的追思会，县委书记亲自到场并讲话，为父亲做出正确的评价和追思。参会的大家也都谈到父亲的热血报国，参加抗日，深明大义；在农场的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对家庭、对子女、对亲人的热爱。25日追悼会召开时，县委书记到会并亲自致悼词。修造厂的干部职工群众、亲友们和远道而来的黄埔先辈们一齐参加了沉痛肃穆的追悼活动，我和母亲面对父亲的冤魂得以安息不禁失声痛哭。阴霾扫除是晴天，噩梦醒来是早晨。我们深深地感谢当时的唐海县委，感谢当时的统战部的同志们，感谢赶来的黄埔先辈，感谢修造厂的干部职工群众。

由于我父亲的安葬和追悼安抚是唐海县受“新线国民党”案迫害家庭中的第一例，唐海县委就以我家为例逐步去做其余40多家受害家庭的工作，很快其他几十个受害家庭的安葬、追悼、安抚也都得到顺利地解决。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82年2月25日，国营柏各庄农垦区党委召开的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大会，从此走出“文革”的阴霾。

刘光年，河北静海（今属天津市）人。1955年生于北京，1965年底到柏各庄农场，1970年在总场中学毕业，1973年11月工作于柏各庄油脂化工厂（唐海县啤酒厂前身），后任唐海县啤酒厂副厂长，2015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