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证:曹妃甸改革开放40年
- 政协唐山市曹妃甸区委员会
- 3023字
- 2020-06-24 13:53:39
抗击“非典”的日子
“非典”全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英文缩写“SARS”,这种病毒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变种冠状病毒与流感病毒具有亲缘关系,但它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冠状病毒,在2002年冬到2003年春肆虐全球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元凶就是这种冠状病毒。
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初次听到非典型肺炎会感到不以为然。我们在一些抗病毒药品说明书上见到过,那些药物的治疗范围上写着用于治疗非典型肺炎,说明有药可治。更有人简单理解:“不就是个肺炎吗”!然而,现实很残酷,从2002年冬季到2003年元旦、春节期间,中国广东、加拿大等地发现有人感染、发病,且有死亡病例。到2月下旬,疫情开始严重。人们通过宣传得知这是个新发现的新型病毒,没有疫苗,死亡率高,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有爆发流行的趋势。到了3月上旬,病毒一路北上,至4月上旬一个月,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北京严重爆发,称为“肆虐”。4月20日,因卫生部门处置不力,官员受到处分。大家都知道事态严重了。
一、进入“作战”指挥部
2003年4月23日上午,我参加了唐海县“非典”防治工作动员大会。大家担心多日,高度关注的“非典”疫情感觉马上就来了。“作战”指挥部成立了。当时的唐海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晓谦同志任组长、总指挥,县委常委、副书记董效兵、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周顺增等8名同志任副组长,公安、卫生、民政、教育等20个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员为成员。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的副县长李季莲同志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工作地点设在县卫生局。
群众恐慌情绪与日俱增。我所在的物价局当时担当维护市场物价稳定的重任。4月24日,我值夜班,12358价格监督举报电话接到了10个群众咨询和举报,与防治“非典”相关的药品、食品、消毒用品出现畸形涨价和抢购。口罩、温度计缺货,价格翻番,不到1块钱一斤的白萝卜卖到12元。物价局全员出动,走街串店,轮番检查。
4月28日晚上10点半,当时的综合协调组组长、县委办副主任郑树森同志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县委办公室主任周顺增那里去一趟。到了办公室,周主任没让我坐下,他一边走动一边跟我说:“没办法了,硬抽人、抽硬人。你现在就到政府四楼‘非典’办去工作,明天我再和你们局长打招呼”。
夜里11点我到了四楼,领导们都在,我被安排到秘书组,马上投入工作。四楼的办公室灯火通明,电话声此起彼伏,电脑、打印机、传真机、满负荷运转。办公室没有安排一张床,大家忙了一个通宵,一个不眠之夜。
到了指挥部,我一边跟同志们在电脑上设计打印通讯录,一边了解和熟悉情况。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防疫督导组、专家救治组和后勤保障组等10个工作组。13个场镇也都纳入防控指挥体系中,计划抽调142名干部投入到抗击“非典”工作中来。全县上下,群情激昂,严阵以待,各个小组迅速制定应急预案、流程图、通讯录。一张严密的防控大网迅速织就。大家都感到“非典”真的要来了……
二、发现疑似病例
4月30日上午11点,县医院报告收治一名高烧患者。门诊医护人员首先对该患者进行胸腔和血液等检查,经“非典”防控专家组初步诊断症状疑似,于是立即按照隔离技术和程序转入设在城南民兵训练基地的临时防治中心。经专家组进一步会诊研判,确定为疑似病例,将病人连夜转送市级定点医院。晚上10点多,专家们回到四楼,在洗手间用肥皂逐个认真地洗手。当时我听到了董效兵副书记对医疗救治组组长高树文院长的对话:“树文,你当时接触那么近,精神和勇气是好的,但是虽然有隔离衣,风险也很大呀!”高院长只是笑一笑,没有答话。现场的我能感觉到他心里其实在说,这么危险的任务,作为医疗救助组长,我不带头行吗!那时我感觉四楼的空气好似是凝固了。家是不能回了。
医疗救治组走后,按照安排,秘书组负责起草信息稿,上报市“非典”办公室。夜里3点多,经多次修改,信息稿需报李季莲副县长审阅。我们小组的同志有点犯难。李季莲副县长家在外地,临时住在县政府招待所,实在是太晚了,最后大家商议决定早上5点再去汇报。
春末夏初,天光大亮。早晨5点钟的县城大街,平时商贩们的车辆和行人应该有了许多。但是今天,寂静得出奇,空无一人。我拿着材料,来到招待所,只轻敲了一下房门就开了,看来季莲副县长是工作状态。她看了看文稿,说:“这个你们让树森看看就拿回去报吧。你赶紧到县防疫站去,告诉他们把昨天发现疑似病例的情况和疫情报告表迅速上报市里,我马上到县委,政府要召开调度会”。得到指示后,我迅速骑车赶往县卫生防疫站,街上依然静得出奇。到了垦丰大街,遇到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一闪而过,瞥见里面几个人,全都戴着口罩。再往前走遇到一个老太太,嘴里一个劲直嚷嚷:“都不让我出来,我都60多了,死了都不怕了,我偏要出来,就不戴口罩。”
一进防疫站,消杀喷雾造成的空气感觉像下雾,院子里有十几个防疫消杀人员都在忙着,他们是刚从疑似病人居住地、医院、救治中心消杀回来,全都戴着口罩,有的还穿着隔离衣,在分发防疫药剂。我进到楼里有种恐怖的感觉。见到田喜权副站长,我向他传达了领导指示。这个站长说话办事干净利落:“材料和传真机在二楼,你去发吧,我们腾不出手来!”
三、严防死守
此次“非典”疫情,来势之凶猛、传播速度之快史无前例。我们这里距离北京、天津、唐山都很近,群众恐慌情绪也与日俱增。这个病毒可以通过飞沫借助空气传播,因此减少人群聚集,避免近距离接触,密切接触者隔离就成了主要的防控手段。
在指挥部统一调度下,各个场镇、村庄主要路口安排专人把守,对外来车辆和人员尤其是来自疫区的都需要检查和消毒,对人员进行隔离。一场人与病毒的阻击战进入白热化。四大班子领导分包全县13个场镇,建立了机关干部、党员干部包村、包户制度。晓谦县长、季莲副县长等指挥部领导,统揽全局,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分工协作,昼夜坚守岗位。为了防止非典疫情输入,切断传播途径,全县中小学、幼儿园从4月28日开始放假,教师暂时在校留守,暂时关闭城乡集贸市场、网吧和休闲、洗浴、娱乐场所,取消一切大型集会,严禁婚丧事大操大办,全县各饭店、饮食场所一律不准安排婚庆等人员聚集较多的宴席。重点对在外上学、打工返乡人员,近期到过疫区的人员,发现有发烧、咳嗽症状的人员进行登记,建立台账,从县医院、各场镇卫生院、村医中抽调人员组成体检小组,对上述人员进行体检。县委、县政府在唐海连续遭受旱灾的情况下,集中财力,加强抗击“非典”后勤保障,先后投入资金61万元,用于防护器具、消杀药品的购买。县电信局为每个指挥部成员提供一部“小灵通”手机,用于组网联络通讯。从疑似病例发现后,全县所有公共场所每天消杀喷药两次。防疫站的防疫大夫艾昌煜同志,丈夫在城管,大儿子生病,小孩子刚刚几岁大,两口子多日不能回家,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因为分发药剂量大、他们接触时间长,还发生了中毒现象。
因为隔离,来自疫区的学生不能回家;因为隔离,工作人员不能回家;因为隔离,救治中心的医护人员有的出现了心理问题。隔离一个人,需要好几个人看护、送饭、把守。仅仅一个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就有111人需要隔离观察。
到了6月中旬,全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防控。我们战胜了“非典”。我参与了场没有硝烟的特殊战争。我和许多在抗击非典工作中做出贡献的人一起得到了表彰。这段经历在我个人人生的长卷中,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怀相,1965年10月生,曹妃甸人,大学学历。曾任中学教师,后从事物价、工商管理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等工作,现在曹妃甸湿地管理处工作。多篇作品入选国家级出版物或在报刊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