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门的铜马

关于未央宫北门金马，张衡《东京赋》三国吴人薛综注曰：“天马，铜马也。”唐李善注引华峤《后汉书》曰：“明帝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平乐观。”[228]可知未央宫北门的金马实乃青铜马，东汉明帝时从长安城未央宫北门移至洛阳上西门平乐观。那么，金马门铜马是何时铸造的呢？史载汉武帝先后两次获大宛马，第一次得自敦煌渥洼水，第二次得自大宛国本土。《史记·乐书》记载，汉武帝“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沬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229]

关于汉武帝第一次获天马的时间，《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四年（前113）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那么，金马门铜马铸于公元前113年。若按《后汉书·马援传》之说，实乃“善相马者东门京作铜马法”。未央宫金马早就毁于一旦，不过，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汉武帝以来铸造青铜马之风盛行，各类金马仿制品应运而生。华盛顿塞克勒美术馆陈列的西汉青铜马（图4-8），就是一例。这匹金马与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石雕像如出一辙，颇为写实。如两者马背均有鞍鞯，与后来流行的双翼天马造像不尽相同。

1969年，甘肃武威市雷台西晋墓出土了99件青铜车马仪仗俑（图4-8右），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数量最多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其中包括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马踏飞燕”。考古学一般根据墓穴里年代最晚的东西推断文物年份，当初发掘武威雷台古墓时，铜器上虽有铭文，但是没有标明年份。发掘者据墓中出土五铢钱币推断是东汉墓。后来，北京大学历史系吴荣曾教授在甘肃省博物馆库房内重新检验了雷台墓出土钱币，发现大批西晋五铢钱，并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学术讨论会上公布了这项研究成果。此后，中国考古界业内人士都把雷台汉墓改为西晋墓。[230]

2012年1月，我们在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近郊帝王之谷（Naqsh-e Rustam）考察时，见到一幅萨珊波斯浮雕，其上波斯武士和敌方战马头上的马鬃皆被扎束起来（图4-9），这幅浮雕创作于萨珊波斯王霍尔木兹二世在位时期（约303—309）。华盛顿塞克勒美术馆收藏的一件萨珊波斯银盘上的波斯王坐骑，也是把马鬃扎起来（图4-10）。此外，法国考古学家葛什曼的名作《波斯艺术》一书著录的萨珊波斯银盘上，马头上的马鬃同样被扎起来。[231]毋庸置疑，这是波斯艺术家表现战马的典型手法。

萨珊波斯王朝立国于226—650年，相当于曹魏文帝黄初七年至唐高宗永徽元年，那么，雷台晋墓出土“马踏飞燕”和青铜车马当为中国与波斯文化交流的产物。这就从考古学角度证明，时下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马踏飞燕”实际上是西晋工匠模仿萨珊波斯艺术创作的。[232]华盛顿塞克勒美术馆藏青铜马是典型的大宛马形象，与武威雷台西晋墓出土波斯风格的青铜马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