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城市化
北京的春天倘若下一点小雨，洗去沉沉的雾霾，心情是会好很多的。倘若再读一段春秋战国、秦汉隋唐的历史，则更加令人愉悦。无他，故事精彩绝伦。而且，历史上我们的经济文化的确是很先进的，只是到了宋朝之后，才渐渐落后于西方。
文明先进的一个集中体现，是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没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无法支撑大规模的都市的，粮食、交通、安全，都会是问题。据考，唐朝天宝年间（公元742—756），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京师长安有60多万人，东都洛阳有30多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宋朝的城市，在盛唐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北宋汴京的人口达到140万，南宋临安的人口更是达到25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而且，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超过200万人口的大都市，这都是第一次出现。临安比1000年前庞大的罗马城，又大了一倍左右。同时期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一般都很小。当时崛起的意大利名城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也就是不到十万人的规模，比起汴京、临安来，那真是小得太多。
宋朝以后，城市规模大幅下降，最大的城市，也不到百万人。元朝建都北京，人口最多时不过80多万。明清时期，北京的人口也都在70万—80万的水平。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地球上才再次出现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不仅大城市的规模，古代中国的总体城市化水平也是很高的。早在战国时候，城市化率就达到了惊人的15%。唐朝天宝年间，城市总人口达到1100万人，全国总人口约为5300万，城市化率达到20.8%。南宋的城市化率，则达到了22%的水平。明清以后，城市化的势头减缓，城市化率反而下降了。
这些数字看起来枯燥无味，不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城市化率比一下。1949年，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可怜的10.6%。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到1957年的时候达到15.4%，达到了春秋战国时的水平。在改革开放前夜的1978年，城市化率也只有不到18%。到了1983—1984年间，城市化率才达到南宋时期的22%的水平（见表一）。看起来，历史上我们的城市化率是很高的。
翻阅资料，才发现历史上我们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很自由的。战国的时候，“野与市争民”，城乡人口已经开始对流，国鄙之分已经没有那么严格。《孟子·万章下》载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为庶人”，看来已没有了“国鄙之分”。《周礼·地官》曰：“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这就是从法令上赋予迁徙的自由了。人口有了迁徙的自由，难怪城市会长得那么大。
表一 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化水平
相比之下，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庄园下，人口被固定在庄园里，不能自由迁移，欧洲的城市自然要小得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人们也是有迁徙自由的，到了1960年以后，这个自由就被收回了，结果就是从1960—1978年这将近20年间，城市化率几乎没有上升。20世纪80年代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不鼓励农民进城，城市化率只有小幅上升。到了90年代，政策上开始鼓励农民进城打工，城市化率才开始大幅增加。
迁徙自由不仅为城市发展创造了空间，也极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动的，能流动的只能是人口。有了城乡人口的对流，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从中也能产生很多的技术进步，这也就难怪唐宋时期的经济如此繁荣。此外，宋朝不仅允许人口迁徙，还允许在县治以下设市，涌现出很多小型的商业市镇，于是城市化率就更高，在盛唐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只可惜，这种繁荣的格局，从元朝以后中断了。直到19世纪中叶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以后，中国的城市发展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15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