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保姆与“伟大的军队”——莫斯科大火——我的父亲觐见拿破仑——伊洛瓦伊斯基将军——与法国战俘一起旅行——爱国主义——卡·卡洛——共同管理家业——析产——参政官

“喂，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再给我讲一遍吧，法国佬是怎么进莫斯科的？”我躺在小床上常常这么说，一边裹在绗过的棉被里，伸伸懒腰。小床四周围着一幅粗麻布，免得我摔到地上。

“咳！还讲什么哟，已经听过多少回了，况且也该睡啦，还是明天早些起床的好。”老婆子总这么回答，其实这是她心爱的话题，我乐意听，她也同样乐意讲。

“您就讲一点吧，比如，您怎么知道……噢，开头是怎样的？”

“开头是这样的。您爸爸（您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总是磨磨蹭蹭的，收拾这收拾那，最后总算拾掇好了！大家说，该走啦，还等什么，看来城里已经跑空了。他不听，还跟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说个没完，商量怎么一起走，一会儿这个没准备好，一会儿那个没准备好。好不容易一切安排妥当，马车也停在门口了；老爷们坐下去用早饭，蓦地我们的厨师跑进饭厅，脸色煞白的，报告道：‘敌人已经进了德拉古米洛夫门。’大家一怔，心都凉了；我的天，上帝保佑吧！这时人人慌了手脚，乱糟糟的，正在唉声叹气，一看，龙骑兵已在满街奔驰，戴着那种钢盔，后面扬起一根马尾巴。城门全关闭了。这下子您爸爸只得听天由命，您也跟着倒了霉。那时您还由奶娘达里娅在喂奶呢，生得又虚弱又瘦小。”

我露出了骄傲的微笑，为自己参与了这次战争而扬扬得意。

“起先还马马虎虎，这是指开头几天，有时进来两三个兵，做做手势，意思是有没有酒；我们照例给他们一人斟一杯，他们喝完就走了，临走还敬礼呢。可后来起了火，火越烧越旺，城里变得大乱，抢劫和各种灾祸都出现了。我们当时住在公爵小姐家的厢房中，屋子也着了火。于是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劝我们：‘还是到我家去吧，我的房子是石造的，院子进深，围墙也坚固。’我们去了，主人仆人都一起步行，那时也分不得尊卑上下啦。我们走到特维尔林荫大道，那里的树木已经着火。最后总算到了戈洛赫瓦斯托夫家，一看，屋子已浓烟弥漫，火舌正从所有的窗口蹿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愣住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屋子背后有个大花园，我们拐到了那儿，以为那里安全一些。我们坐在长凳上发愁，突然不知打哪儿闯来了一群大兵，喝得醉醺醺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穿一件旅行用的大皮袍，一个兵扑过去，要剥他的皮袍，老头儿不给，那个兵猛然拔出短剑朝他脸上砍去，以致他老人家归天的时候，脸上还留下一条伤疤。其他几个兵动手对付我们，一个兵把您从奶妈手中夺去，解开襁褓，看里面有没有钞票或者钻石，一看啥也没有，这天杀的，就故意把包布撕破，扔在地上。他们刚走，又出了大乱子。您记得我们的普拉东，后来给送去当兵的，他非常贪杯，这一天也实在胡闹，腰里挂了把军刀，到处游荡。原来，敌人进城前一天，罗斯托普钦伯爵打开军械库，把武器分发给大家，普拉东捞到了一把军刀。那天傍晚，他看见一个龙骑兵骑马闯进院子；马厩旁边有一匹马，龙骑兵想把它牵走。哪知普拉东一个箭步跳到他跟前，抓住缰绳说道：‘马是我家的，我们不给你。’龙骑兵举起手枪吓唬他，可是枪里显然没装子弹。老爷当时也在，看到这情形，向他吆喝：‘放开马，这不关你的事。’可哪成！普拉东抽出军刀，对准龙骑兵的脑瓜就是一刀，龙骑兵的身子晃了晃，但他又狠狠干了几下。我们心想，这下我们的末日到了，龙骑兵的伙伴一发现这事，我们非完蛋不可。普拉东倒满不在乎，等龙骑兵一倒下，就抓住他的脚，把这倒霉鬼拖进了污水坑，丢在那里，这家伙当时还没断气呢。他的马站在一旁，一动不动，用蹄子踢泥土，仿佛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把它关进了马厩，后来大约就在那儿给烧死了。大家赶紧逃出院子，火也越烧越可怕。我们筋疲力尽，饿着肚子，发现一幢房屋还没着火，便躲进去歇息。谁知还不到一个小时，我们的人又从街上嚷嚷了：‘快出来，出来，起火啦！’我马上从台球桌上撕了一块粗帆布，把您裹在里边，免得夜里着凉。这样，我们到了特维尔广场，法国佬正在那儿救火，因为他们的长官住在总督府里。我们只得干脆坐在街头，只见到处是来来往往的巡逻兵，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您呢，拼命哭啊，闹啊，因为奶妈没有奶了，也找不到一块面包。那时纳塔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还跟我们在一起，您知道，这姑娘啥也不怕，她看见一群兵在墙角边吃东西，便抱了您去找他们，指指您说，小孩儿要‘蛮食’。起先他们可凶呢，冲着她直吆喝：‘阿来，阿来！’她就骂他们：你们这些杀头的；还杂七杂八讲了不少话。这些大兵啥也不懂，听了乐得哈哈大笑，给了您一点浸水的面包，也给了她一块。第二天一早，一个军官跑来，把所有的男人都带走了，您爸爸也在里边，只留下了女人和受伤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他们是给带到周围的房屋去救火的，我们就这么单独待到傍晚，光知道坐在那儿啼哭。到了黄昏，老爷回来了，还有一个军官跟他在一起……”

现在让我代替老婆子，把她的故事讲下去吧。我的父亲完成了消防队长的职务以后，在基督受难修道院附近遇到一队意大利骑兵。他便找他们的队长，用意大利语向他讲了他家庭的处境。意大利人听到亲切的祖国语言，答应报告特列维茨公爵，并决定派一名卫兵保护我们，以免戈洛赫瓦斯托夫家花园中发生的野蛮事件重演。那个军官便是奉命前来执行这任务的。军官听说我们已两天没吃东西，便带我们走进一家洗劫过的店铺，那里花茶和近东地方的咖啡丢了一地，还有大量海枣、无花果和扁桃仁。我们把口袋塞得鼓鼓的，已足够做一顿甜食了。事实证明，卫兵是大有用处的：十来伙士兵曾先后来到特维尔广场拐角上，跟这些露宿街头的不幸的妇人孩子找麻烦，但当场都在卫兵的命令下离开了。

莫蒂埃记得在巴黎与我父亲会过面，因而呈报了拿破仑。拿破仑命我父亲次日早晨前去见他。我的父亲一向注重仪表，严格遵守礼节，可是这一天他应法国皇帝之召，到克里姆林宫金銮殿觐见的时候，穿的是破旧的蓝色短燕尾服，铜纽扣，这本是打猎穿的，也没戴假发，衬衣肮脏，皮靴已几天没刷，胡须也没剃。

他们的谈话我听到过多次，在凡男爵和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等的历史著作中，都有相当忠实的记载。

起先是一些普通的套语，不连贯的句子和简单的议论，这些话一直被赋予深刻的含义，直到三十五年之后，大家才看清楚，它们只是些庸俗无聊的废话。接着拿破仑便为火灾大骂罗斯梵普钦，声称这是野蛮行为。他像平时一样，竭力要使人相信，他是无限爱好和平的。他解释道，他的战场是在英国，不在俄国，还吹嘘他派兵保护了孤儿院和圣母升天大教堂。他埋怨亚历山大受了坏人蒙蔽，不了解他的和平意愿。

我的父亲指出，提议和平应该是战胜者的责任。

“我已尽力而为。我曾派人去见库图佐夫，他不愿进行任何谈判，也不让沙皇陛下知道我的建议。他们希望战争，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只得被迫应战。”

等这出喜剧演完之后，我的父亲要求发给我们通行证，好让我们离开莫斯科。

“我曾下令不给任何人发通行证。您为什么要走？您怕什么呢？我已命令开放市场了。”

法国皇帝这时似乎已经忘记，除了开放市场，人们还需要住房，何况在特维尔广场的敌军士兵中间过日子，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的父亲向他说明了这一点。拿破仑略一思忖，蓦地问道：

“我有一封信要送交沙皇陛下，足下能否代劳？在这条件下，我可以下令给您和您的家属签发出境证。”

“我愿意接受陛下的建议，”我的父亲回答他，“但我很难保证完成使命。”

“您能保证利用一切办法，亲自呈递信件吗？”

“我用我的荣誉保证，皇上。”

“这就够了。以后我会派人去找您。您还有什么要求吗？”

“在我动身以前，我希望我的家有一个安身之处，此外别无他求了。”

“特列维茨公爵会尽力帮助您的。”

确实，莫蒂埃在总督官邸拨给了我们住房，并下令供应我们食物；他的总管甚至送了酒来。这样过了几日，一天早晨四点钟，莫蒂埃派了副官来通知我父亲，要他立即赴克里姆林宫觐见皇上。

几天来大火已达到骇人的程度，到处烈焰腾天，烟雾弥漫，叫人忍受不了。拿破仑穿戴整齐，在室内踱来踱去，显得忧虑重重，火气很大；他开始感到，他那顶炙手可热的桂冠即将迅速冷却，在这儿他不可能像在埃及一样轻易脱身。作战计划之荒谬，除了拿破仑，所有的人，从内伊、纳博内、贝尔蒂埃到普通军官，都一清二楚。然而他在一切反对意见面前，只是像着了魔似的一个劲儿地叫嚷：“莫斯科！”现在到了莫斯科，他也清醒了。

我的父亲进屋时，拿破仑从桌上拿起一封已封口的信，一边递给他，一边弯一弯腰说：“我信赖阁下的保证。”信封上写的是：“致我的兄弟亚历山大皇帝”。

我父亲领到的通行证至今仍保存着，这是由特列维茨公爵签署的，下面还有“莫斯科警察总监”莱塞普斯的副署。有些外人得悉通行证的事，纷纷来找我父亲，求他带他们一起走，就算是他的仆役或亲属。负伤的老人，我的母亲和奶娘，坐一辆敞篷马车，其余的人全都步行。几名枪骑兵骑了马护送我们，直到望见俄军后卫部队，才与我们道了平安，转身折回。过不多久，我们这群古怪的旅客，便由哥萨克簇拥着，给送到了后卫部队司令部。这儿的军队是由温岑格罗杰和伊洛瓦伊斯基第四指挥的。

温岑格罗杰获知信件的事，便对我父亲说，他可以立即派两名龙骑兵送他前往彼得堡觐见皇上。

“不过阁下的家属如何处置？”哥萨克将军伊洛瓦伊斯基问。“留下是不成的，这儿在炮弹的射程内，随时可能发生严重的情况。”

我的父亲要求，如果可能的话，把我们送往雅罗斯拉夫尔省他的领地，同时声明，他身边已囊空如洗。

“账以后再算，”伊洛瓦伊斯基说，“请放心，我保证把他们送到。”

我的父亲照当时的方式，以军中特使的身份，被护送出发了。我们则由伊洛瓦伊斯基拨给了一辆破旧的大马车，与法军俘虏一起，由哥萨克护送到附近城关。伊洛瓦伊斯基发给了我们抵达雅罗斯拉夫尔所需要的路费。一般说来，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他已尽了他的力量。

这便是我在俄罗斯的第一次旅行；第二次便不同了，没有法国的枪骑兵，没有乌拉尔的哥萨克，也没有被俘的敌兵，我是一个人，坐在我身旁的只有一名醉醺醺的宪兵。

我的父亲被直接送到阿拉克切耶夫的官邸，软禁在那里。伯爵向我父亲要信。父亲说，他作过保证，要亲自呈交皇上。伯爵答应请示沙皇，次日书面通知我父亲：皇上派他立即收信转呈。收信后，他写了收据（这收据也还保存着）。我的父亲给拘禁在阿拉克切耶夫官邸大约有一个月；谁也不准见他，只有希什科夫奉皇上命令，前来查询过莫斯科大火、敌军入城以及与拿破仑会见的详细情形；他是第一个来到彼得堡的这一切的目击者。最后，阿拉克切耶夫向我父亲宣布，皇上命令释放他，不归罪于他，因为他从敌军领取通行证是由于身处绝境的缘故。阿拉克切耶夫又说，他获释后，应立即离开彼得堡，不得会见任何人，只有他的大哥可来与他话别。

我的父亲抵达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小村庄时，已近黑夜。那时我们寄居在农家（因为村中没有主人的住宅），我睡在靠窗的长凳上，窗关不严密，雪花穿过隙缝，盖没了一部分板凳，窗台上也积满了没融化的雪。

一切显得困难重重，尤其是我的母亲。父亲到达前几天的一个早上，村长带了几个奴仆，急匆匆赶到她住的农舍，用手比画着，要她跟他们去。我母亲那时一句俄语都不懂，只明白他们是在讲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是头脑中闪过了一个思想：他被人杀死了，或者有人要谋害他，然后来杀她。她吓得半死，抱了我，浑身哆嗦着，跟在村长背后。戈洛赫瓦斯托夫住另一个农舍，他们到了那里；老头儿真的死了，倒在桌子旁边；他是想在那儿刮脸时，突然中风，当场结束了生命的。

可以想象我母亲的处境（她当时才十七岁）：住在熏黑的小农舍里，周围尽是这些胡子拉碴的“半野蛮”人，他们穿着光板儿老皮袄，讲着她一句不懂的语言，而这一切又是在1812年可怕的冬季11月间。她唯一的依靠是戈洛赫瓦斯托夫；他死后，她只得日夜啼哭。可这些“野蛮人”却衷心怜悯她，他们怀着最纯朴的感情亲切地对待她，村长还几次派儿子进城，为她采购葡萄干、蜜糖饼干、苹果和小圆面包。

十五六年以后，这位村长还活着。他有时也到莫斯科来，但头发已经雪白，而且秃了。他一来，我母亲总要招待他喝茶，与他一起回忆1812年冬季的经历：她怎样怕他，他们怎样彼此不了解，怎样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的丧事奔忙。老头子还像当年一样，管我母亲叫尤莉莎·伊万诺夫娜，不叫她路易莎，还讲我当时怎样一点不怕他的大胡子，常要他抱我。

后来我们从雅罗斯拉夫尔省迁至特维尔省，过了一年，又终于搬回了莫斯科。这时，我的伯父从瑞典回来了，他本来在威斯特伐利亚任公使，后来不知怎么投奔了贝纳多特。他与我们住的是一幢房子。

大火的遗迹，我至今仍依稀记得一些，它们一直保留到20年代初期。不少深宅大院成了一片废墟，没有窗框，没有屋顶，墙坍壁倒，围墙中间空空荡荡，只剩下一些炉灶和烟囱。

莫斯科大火，博罗季诺战役，别列津纳，攻占巴黎，这一切便是我的摇篮曲，我的童话，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我的母亲和我家的仆人，我的父亲和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经常想起这个恐怖的时代，不但记忆犹新，又来得这么近，这么猝不及防，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战罢归来的将领和军官逐渐汇集莫斯科。我父亲在伊斯梅洛夫团的老同事，现在作为刚刚收场的血战的参与者，满载着荣誉，时常光临我家。他们经过一番搏斗之后，坐下来谈论自己的丰功伟绩了。这确实是彼得堡时期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力量的觉醒带来了新的生活，工作和操劳似乎都被推到了明天，它们那么单调乏味，今天大家只想痛饮胜利的美酒。

这时期除了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讲的以外，我还听到不少战争的故事。米洛拉多维奇伯爵讲的，我最爱听。他谈话娓娓动人，表情鲜明，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不止一次我是躺在他背后的沙发上，听着他的故事入睡的。

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言而喻，我成了狂热的爱国者，立志当一名军人。但是单一的民族主义感情，从来不会不出纰漏，它就使我犯了下述错误。经常出入我家的客人中，有一位坎索纳伯爵，他是法国流亡者，在俄军服役，担任中将。作为极端保皇党分子，他参加过著名的庆典，这一天法王的走卒践踏了人民的帽徽，而玛丽-安托瓦内特举杯祝贺革命的覆亡。坎索纳伯爵生得高高瘦瘦的，身材匀称，头发花白，是个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老人。在巴黎，爵位等待着他，他已经去祝贺过路易十八的登基典礼，现在回到俄国来出售领地。不幸得很，我只得承认，这全体俄国将领中最令人尊敬的一位，在我面前谈到了战争。

“这么说，您是跟我们打过仗的？”我天真地问他。

“不，好孩子，不，我是在俄军中服务。”

“怎么，”我说，“您是法国人，却在我们的军队中干事？这不可能！”

我的父亲严厉地瞪了我一眼，我没敢再讲。伯爵英勇地挽回了这个僵局，回头对我父亲说，他“很赞赏这种爱国主义感情”。但是我的父亲不赞赏，伯爵走后，他狠狠训斥了我：“你就是这么冒失，乱讲话，这种事你不懂，目前也不可能懂得。伯爵是出于对自己的皇上的忠诚，才为我们的皇上打仗的。”确实，我不理解这一点。

我的父亲曾旅居国外十二年，他的三哥更久。他们企图按照西欧方式建立一种生活，既要所费不多，又足以保持一切俄国式的舒适条件。这种生活没有建立成功，原因可能是他们安排不善，也可能是俄国地主的天性占了上风，压倒了外国的生活习惯。我们是个大家庭，产业没有分开，大批的家仆住在底层，因而具备了混乱的一切条件。

照料我的有两个保姆，一个俄国人，一个德国人。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和普罗沃太太都是非常善良的女人，但是我不能整天看她们织袜子，或者彼此挖苦揶揄，我感到寂寞，因此一有机会便溜进参政官（过去的公使）住的那半边屋子，找我唯一的朋友、他的听差卡洛。

比卡洛更和善、更亲切、更随和的人，我还很少见到。他在俄国孑然一身，举目无亲，又讲不好俄语，因此对我怀着女性的温情。我在他屋中常常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我纠缠他，捉弄他，跟他淘气，但他总是露出忠厚的微笑忍受这一切，为我用硬纸板剪种种美妙的图形，用木头雕刻形形色色的小玩意儿（我正是因此才多么喜欢他啊！）。到了晚上，他便从藏书室带一些图画书上楼，拿给我看，例如格麦林和帕拉斯的游记，还有一本厚厚的书，名叫《世界图像》，它叫我百看不厌，后来读得连它的皮封面都磨破了。卡洛往往接连一两个小时指着同样几幅画，把同样几句解释翻来覆去讲千百遍。

我的生日和命名日快到了，卡洛忽然躲进自己的房间，锁上了门，从那里传出锤子和其他工具的声音。他离开房间时，总随手把门锁上，从走廊上匆匆走过，有时提一锅胶水，有时拿一包不知什么东西。可以想象，我多么盼望知道他在制作什么，我派仆人的孩子去探听消息，但卡洛守口如瓶，非常警惕。一天我们发现楼梯上有个小窟窿，正对他的房间，但这也无济于事，我们只能望见上半扇窗和一幅腓特烈二世的画像，他那个大鼻子，那枚大宝星勋章，那副干瘦的鹞鹰似的凶相。过了两天，噪音停止了，房门打开了，屋里一切照旧，只是地上留下了一些金纸和花边的碎屑。我被好奇心折腾得满脸通红，卡洛却装得若无其事，故意回避这个使我苦恼的问题。

在那庄严的一天到来之前，我始终生活在烦恼中。到了那天，清早五点我已经醒来，琢磨卡洛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到了八点钟，他来了，穿着蓝燕尾服，白坎肩，打着白领结，可是两手空空的。“这要到什么时候才了结啊？会不会他搞坏了？”时间在过去，普通的礼物送来了，戈洛赫瓦斯托娃姑姑的听差已经带着包在餐巾里的贵重玩具来了，参政官也已把一些小玩意儿送来，但是对那件神秘的礼品的不安的期待，使我丧失了对这一切的兴趣。

突然，到了饭后或茶后，保姆仿佛毫不在意似的对我说道：

“您请下去一会儿，有一个人找您。”

我想：“这就是了。”马上用双手撑在楼梯扶手上，滑了下去。大厅的门吱吱轧轧地打开，乐声响了，屋中间挂着一幅透明画，灯点亮了，画上是用我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花字。仆人的孩子们穿了土耳其服装，向我呈上糖果，接着是木偶表演或者室内焰火。卡洛忙得满头大汗，一切都是他亲自指挥，他的高兴也不亚于我。

什么礼物比得上这样的庆贺呢——我从来不希罕物品，私有观念和贪得无厌的结节在我一生的任何年纪，从未得到发展——那种由于意外的乐趣引起的疲倦感，那大量的蜡烛、金箔和火药味，是多么妙啊！美中不足的可能只是缺少一位同伴，但是我整个童年都是在孤独中度过的，我对此已习以为常了。

我的父亲还有一位哥哥，比参政官更大一些，是他们的二哥，他们与他处在公开不和的状态。他们名义上是在共同管理领地，实际上却在共同破坏领地。三个弟兄争争吵吵，共掌大权，其杂乱可想而知。两位弟弟干什么都与哥哥相反，哥哥也这样。结果村长和农民给弄得无所适从：一个要大车，另一个要干草，第三个要木柴，每人都可发号施令，每人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哥哥派了个村长，还不到一个月，弟弟就找个借口，撤换了他，另派别人，可是哥哥又不承认这回事。这样，理所当然，造谣生事、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奉承拍马的勾当层出不穷，而处在这一切底层的则是贫苦无告的农民，他们找不到正义，也找不到庇护，到处受欺压，负担着双重的劳动和漫无止境的勒索。

弟兄失和后，第一个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恶果，便是与德维叶尔伯爵家的大讼案以败诉告终，尽管从案情看，他们是有理的。他们有共同的利益，但从来不能和衷共济，采取一致的行动，对方自然有机可乘。除了失去一个美丽的大庄园，最高法院还判处三弟兄赔偿全部讼费和损失，每人计三万卢布纸币。这个教训使他们睁开了眼睛，他们决定分家。经过了将近一年的准备和磋商，他们把领地分成了相当平均的三份，然后由命运来决定谁得到哪一份。参政官和我父亲与他们的二哥已几年不曾见面，现在为了谈判与和解，他们登门拜访了他；后来又传说，他要亲自前来我家了结这桩公案。关于二伯父来访的消息，在我们家引起了恐怖和不安。

我的二伯父是一个畸形的怪物，只有在畸形的、反常的俄国才可能出现。他具有得天独厚的禀赋，但一生胡作非为，常常达到犯罪的程度。他受过正规的法国式教育，博览群书，然而终生过着荒淫无耻、灯红酒绿的生活。他也是从伊斯梅洛夫团开始踏上宦途的，曾在波将金身边当过副官之类，后来在一个使馆任职，回彼得堡后被任命为东正教教务总监。无论外交界还是宗教界都不能约束他狂放不羁的性格。由于跟主教们吵架，他被免职了，又由于在总督的一次正式宴会上，他企图或者已经打了一位绅士的耳光，他被驱逐出彼得堡。以后他移居坦波夫省的领地，又由于调戏妇女，野蛮暴虐，几乎被当地的农民打死，多亏他的车夫和几匹快马救了他的性命。

这以后他寓居莫斯科，凡是亲戚朋友都与他断绝了来往。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住在特维尔林荫大道一幢大公馆里，折磨仆人，把农民弄得倾家荡产。他大量搜罗藏书，霸占女农奴，而这两者都是严禁他人问津的。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惊人的虚荣心又达到可笑的程度，为了掩饰这一点，他到处收购无用的小玩物，消磨光阴，毫无必要地与人争讼不休。为了一只阿马蒂小提琴，他跟人打了三十年官司，最后赢得了它。为了两幢房屋共有的一堵墙壁，他费尽周折，与对方展开诉讼，争到了毫无实际意义的所有权。退职之后，他从报上看到老同事升迁的消息，就自怨自艾，把他们得到的勋章买来，陈列在案头，作为哀悼的纪念品，似乎表示：我本来也是可以得到这样的荣誉的呀！

兄弟姊妹们都怕他，不敢与他有任何接触。我家的仆人为了回避他，不从他的屋前经过，万一碰到他，就急得脸色发白。妇女们担心他的无耻追逐，仆人们祷告上帝，别落进他的手掌。

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人，现在要光临我家了。一家人从早上起就惶惶不安，提心吊胆。我虽然出生在他的家（因为我父亲从国外回来时曾在那里暂住），但从未见过这位冤家对头似的神秘兄长。我很想见他，同时又感到害怕——我不知道怕什么，但非常害怕。

在他到达前两个来小时，父亲的大外甥，两位老朋友，一个负责处理这事的虚胖而忠厚的官员先到了。大家一声不吭，坐在那儿等待。突然管事走进屋子，用不自然的嗓音通报道：

“二老爷驾到！”

“请。”参政官说，声调显然有些紧张。父亲开始嗅鼻烟，外甥整了整领带，官员咳嗽几声，清了清嗓门。本来命令我上楼，但我溜进隔壁一间屋子，浑身哆嗦着待在那儿。

“二老爷”迈着平静威严的步子进屋了，参政官与我父亲迎上前去。他像参加婚礼或者葬仪一样，当胸捧着一个圣像，用略带鼻音的声调，慢条斯理地向两位兄弟发表了下面一席话：

“先父弥留之际，用这圣像祝福过我，嘱托我与故世的长兄彼得保护你们，代替他行使父亲的责任……如果先父在天之灵得知你们与兄长悖逆不和……”

“得了，亲爱的哥哥，”父亲用经过琢磨的冷漠口气说道，“您行使先父的遗愿也够好的啦。这些不愉快的回忆，不论是您还是我们，都不如忘记了的好。”

“怎么？什么？”虔诚的兄长突然吼叫起来，“你们请我来却这么对待我……”随手把圣像往地上一扔，弄得那些银质衣饰箔片叮当直响。这时参政官也大发雷霆，声音比他更凶。我一溜烟往楼上跑，只看到官员和外甥也像我一样害怕，退到了阳台上。

后来情形怎样，我说不上；仆人们吓得躲在墙旮旯里，谁也不了解事态的发展，参政官和我父亲也从未向我谈起过这幕趣剧。接着吵闹声逐渐平息了，分家的事是当天还是下一天办的，我不记得了。

我父亲分到了瓦西里耶夫庄园，它很大，在离莫斯科不远的鲁兹县。次年，我们便去那里过了一个夏天。这期间，参政官已在阿尔巴特街新买了一幢房子，因此只有我们一家回到那空空荡荡、死气沉沉的大公馆里。不久，我父亲也在老马厩街添置了一幢住宅。

参政官的离开，首先，带走了卡洛，其次，使这大公馆中一切生动活泼的因素消失了。本来只有他能够抑制我父亲忧郁多疑的性格，现在这种约束力没有了。新房子是阴沉的，令人想起监牢或医院。底层有不少大拱门，厚实的墙壁使窗洞显得像堡垒的炮眼，屋子四周是大得不太相称的院子。

说真的，参政官怎么会跟我父亲在同一幢房子里生活这么多年，没有分开，这倒是奇迹。像他们那样截然相反的人，我还很少见到。

从性格上看，参政官和蔼可亲，喜爱玩乐。他一生都是在辉煌灿烂的世界，在外交官和朝廷大臣中间度过的，他从未想过，此外还有其他的天地，更严峻的天地。虽然1789年至1815年间一切重大事变，他不仅熟知内情，而且亲临其境。沃龙佐夫伯爵曾派他面谒格伦维尔勋爵，了解波拿巴将军撇下埃及的军队以后，将采取什么步骤。拿破仑称帝时，他在巴黎。1811年，拿破仑下令要他留居卡塞耳，做“热罗姆沙皇”（这是我父亲发牢骚时的说法）治下的使节。总之，他经历过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奇怪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他是伊斯梅洛夫团的近卫军大尉，却被派驻伦敦大使馆。保罗从花名册上看到他的名字，下诏要他立即赶回彼得堡觐见，这位军人外交官马上搭船回国，准备交卸职务。

“你希望留在伦敦吗？”保罗用沙哑的嗓音问。

“如果陛下准许我这么做的话，”在使馆供职的大尉回答。

“回去吧，不要浪费时间，”保罗用那口哑嗓子回答。于是他又立即返回任所，甚至没有与住在莫斯科的亲人会面。

在外交问题要靠刺刀和子弹来解决的时期，他担任过公使，他的外交资历是在外交史上光辉的节日——维也纳会议期间结束的。回国后，他被提升为宫廷高级侍从，却住在没有宫廷的莫斯科。他不懂法律和俄国的诉讼程序，却进了参政院，还当了监护人公会理事，马利恩医院院长，亚历山大学院院长等。他做任何事都热心得几乎过头，执拗得常常坏事，而他的正直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赏识。

他在家中从来待不住，每天驱车外出。他有八匹骏马，四匹一套，一共两套，早晨外出用一套，饭后用另一套。除了他经常挂在心上的参政院，一周必去两趟的监护人公会，以及医院和学院之外，他从未错过一次法国的戏剧演出，还每周要去英吉利俱乐部三次。他没有时间发闲愁，总是忙忙碌碌，兴致勃勃，跑东走西，他的一生就是坐着弹簧马车，在光滑平坦的世界上轻快地飞驰。

正因为如此，他到了七十五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像青年人一样出席一切盛大的酒宴和舞会，一切庆典和年会——不论是农业科学或医学界的集会，火险保险公司或自然科学家协会开会，他一律参加。看来直到晚年，这个人还保留着一部分人性和一定程度的热情。

与这位一贯生龙活虎、精力充沛的参政官相比，我父亲可说是截然相反。参政官难得回家一次，我的父亲却几乎天天足不离户，厌恶一切官场应酬，生性怪僻，与人落落寡合。我家虽然也有八匹马（都是极坏的），但马厩无疑是驽马的养老院，父亲养这些马一半是为了排场，一半也是为了使两个马车夫和两名前导马驭者多少有些事情可干，免得他们除了去取《莫斯科新闻》外，成天在马车房和相邻的院子之间的空地上玩斗鸡游戏。

我的父亲几乎没有担任过官职。他是在笃信上帝、皈依宗教的姨妈府上，由法籍家庭教师培育长大的。他十六岁进伊斯梅洛夫团当中士，到保罗一世登基时已以近卫军大尉的身份退伍了。1810年后，他出国游历，旅居异邦，到1811年底，才带了我的母亲回国，那时离我出生已只有三个月。莫斯科大火后，他在特维尔省领地住了一年，然后重返莫斯科，尽量不问世事，日子过得孤单而寂寥。他活跃的三哥扰乱了他平静的生活。

参政官搬走后，我家的一切变得越发阴沉暗淡了。墙壁，家具，仆役，似乎都愁眉不展，露出了不满的神色。理所当然，最不满的还是父亲本人。人为的宁静，仆役们小声的谈话，谨慎的脚步声，不是出于关心，而是一种压抑感和恐怖感的流露。屋子里一切都固定不变，五六年中同样的一些书，放在同样一些地方，书中夹着同样几条标签。父亲的卧室和书房，多年来没有移动过一件家具，没有打开过一扇窗户。下乡时，他随身带着房门钥匙，免得别人乘他不在，进屋去洗刷地板或粉饰墙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