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马欢与天房

你必须了解，长颈鹿身体短小，因为后肢比较短，所以从后背向下成斜坡状……头很小，对人无害。它的身上布满红色和白色的斑点，非常漂亮。

——马可·波罗《对世界的描述》,1298年

1414年9月20日，第一头出现在中国的长颈鹿，迈着优美的步伐，走在北京通往皇宫的道路上。它是孟加拉苏丹赛义夫·丁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而他又是从马林迪的苏丹那里获得的。一开始当朝臣们争相祝贺皇帝，说这个期待已久的传说中的神兽出现是皇帝美德和智慧的证明时，永乐皇帝的回答很冷静：“恭维话就省省吧。”皇帝说，好的统治在于和平，不在于一个被称为麒麟的神奇动物。他的大臣应该“为天下福祉更努力地工作”。无论如何，皇帝知道，即便他最善于阿谀奉承的大臣也知道，这只长颈鹿根本就不是传说中的麒麟。麒麟相当于中国的独角兽，它有一只角，并且“鹿身牛尾”。

长颈鹿只是这一时期从遥远的“野蛮人”的国家运送到中国的所有动物之中外形最特别的一个。在中国的官方记录中它被称为“祖拉夫”（zulafu），这十分接近于它在阿拉伯语中的说法“扎拉法”（zarafa），诸如这样的异域动物在很久以前就使中国着迷不已。在西汉时期，有一个巨大的皇家公园，周长达130英里，里面到处都是珍奇的动植物。一位汉朝皇帝的母亲很喜爱动物，她的陪葬品里有一头犀牛、一只大熊猫和其他动物。出访遥远国家的使臣总是喜欢把不为人常见的物种带回来，并且中国学者在许多古老的地理著作中，喜欢将真实和虚构的野兽混杂在一起描述。

尽管神兽麒麟的书写历史已有将近4000年，一些记录说它有蓝色的眼睛、红色的角，以及神奇的魔力，但是在赵汝适将他听说的情况记录下来之前，还没有真实的关于长颈鹿的描述。这种描述毫无疑问是从阿拉伯商人那里获得的：“也是在这个国家（非洲之角），有一种叫作‘祖拉’（zula）的野生动物。它长得像骆驼，体型有牛那样大，身体是黄色的。它的前腿长5英尺，后腿只有3英尺长。它的脖子特别长，头高高向上仰起。”赵汝适还提到长颈鹿的皮非常厚，这一点是对的，因而它经常被用于制作鞭子。

与皇帝并不认为长颈鹿是祥瑞之兆相比，中国民众第一次在国内看到非洲的长颈鹿，他们都感到十分高兴。尽管在明代早期中国就普遍关注自然科学，连皇帝的兄弟也写了一部严肃的植物学著作，但是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渴望能够有幸一睹麒麟的真容，而长颈鹿似乎是自然界中所能找到的最像麒麟的动物了。翰林院修撰沈度在宫廷画师呈献给皇帝的《瑞应麒麟图》上题签，以抒发自己的心情：“……臣度忝列侍从，躬睹嘉瑞，百拜稽首，谨献颂曰。”沈度以大量的修辞、夸张的想象手法描述了长颈鹿：

西南之陬，大海之浒，实生麒麟，形高丈五，麕身马蹄，肉角膴膴，文采烨煜，玄云紫雾，趾不践物。

长颈鹿从外形看来显然对人无害（尽管它的后腿能够踢出致命的一击），这个特点与传说中的独角兽极为相似，因此前来观赏的人群看到这个来自异域、像骆驼那样好奇地迈着大步穿过北京城的最新礼物时，毫不害怕。它的头远高于前来观赏的人群，它一边晃着头，东看西看，一边用力嗅闻秋天的空气。用沈度的话说就是：“臣民集观，欣喜倍万。”另一个朝臣的说法如出一辙：“它的两眼不停地转来转去。所有人看到它都很欣喜。”这种动物在很多方面显得很奇特：尽管它的舌头几乎和人的手臂一样长，但它却不能发出任何声响。一幅流传下来的中国画作显示：一位陪伴这头长颈鹿渡海的孟加拉饲养员正在用绳子牵着它，他仰着头，一心一意地望着这头由他照管的动物。

就在第二年，准确的日期是1415年10月10日，这个日期可以通过中国的记录算出来，当另一头驯化的长颈鹿直接从马林迪运到中国时，皇帝也不得不顺从于民众的热情。他亲自去欢迎它。而在栗色的长颈鹿身后，另外两头寓意吉祥的动物也被牵了过来：一匹被称作“天马”的斑马和一头被称作“天鹿”的大羚羊。这回皇帝的致辞没有流露出轻视之意，而是表达了适度的谦逊。他把这些吉瑞之物的到来，归因于“先皇的至仁美德”，以及列位臣公的鼎力相助。从这一刻起，他将一直坚守这样的美德，而他的臣公则有义务提醒他的任何过失。

从皇帝的话语中，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他对从马林迪运来的长颈鹿所引发的兴奋的不满。毕竟，运来的礼物仅仅是极其宏伟的远洋航行大业的附属品。与郑和一起历经多次远航的马欢甚至没有提到过长颈鹿。马欢试图描述他到访过的那些国家，如果没有他的著作《瀛涯胜览》（Triumphant Visions of the Ocean's Shores），我们想要了解郑和的事迹，就只能依靠一些零散的记录了。

马欢也是穆斯林，尽管不知道他是否也是一名太监，但是他的姓氏和郑和原来的姓氏一样。郑和开始意识到，他航行得越远就越难理解那些随宝船一起回国的“野蛮人”国家大使的语言，在这个时候他招募了马欢。（有时候需要“双向翻译”，因为在用中文向皇帝表述使者传递的信息之前，这些信息要经过两位译者转述。）郑和在南京已经建立了一所外语学校，马欢是远航翻译团队的一名成员，他的首要任务是参加与外国君王的会晤。译者对于郑和船队的随行商人也有帮助。

在他的书中，马欢以那个时代中国人典型的自谦风格提及自己。他自称“愚人”和“山野村夫”，对他而言，这场远航是“一次千年不遇的绝好机会”。然而，马欢受过很好的教育，他精通阿拉伯语，能够用阿拉伯语交流和写作。他的书以颂诗开头：

皇华使者承天敕，宣布纶音往夷域。鲸舟吼浪泛沧溟，远涉洪涛渺无极。

之后他列举了远航途中见到的20多个国家，并说外国人“赞赏我们的美德，向我们表达他们的忠心与诚意”。他自豪地说，来自“中央荣耀之国”的商人此时航行到远达埃及的地方了。

考量到他书中关于社会风俗、贸易和当时发生的事件的描述，就旅行家而言马欢与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的地位差不多。因为时间相距不到一个世纪，所以将马欢关于印度洋的描述与伊本·白图泰的相比较，就显得格外有价值。例如，他们两人在赞美卡利卡特及其民众时，都展现出了叙述的天赋。

马欢到达卡利卡特的时间是1414年，那时候这个港口已经发展成一个城邦，他夸张地称之为“西方海域的一个伟大国家”。他的书几乎有十分之一在写卡利卡特，引领远航船队的大宦官郑和将它作为他们行动的枢纽点。马欢赞美卡利卡特（除了渴望反映他上级的英明判断之外）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地方有强烈的伊斯兰教倾向，它有20多座清真寺和3万名穆斯林定居者。街上到处都能听到阿拉伯语。对于一名年轻的中国穆斯林而言，人生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去麦加朝圣，而卡利卡特的氛围无疑是令人愉悦的。阿拉伯半岛就在海的另一边，如果风向合适，不到两周就能到达。

可能是为了取悦国内的读者，马欢说卡利卡特的“海洋之王”扎莫林是一名佛教徒。而事实上，他是一名印度教徒。但是那些给统治者出谋划策的“大头目”都是穆斯林，而且郑和还以皇帝的名义，给予其中两位地位最高的头目丰厚的奖赏。卡利卡特的使臣前往中国觐奉贡物时，享有超出其他所有国家的优先权。马欢把一系列赞美的词语赋予这座城市的居民：诚实、值得信赖、聪明、优秀、杰出。他详细地描述了从一艘中国“宝船”下船登岸的商人代表，带着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与当地商人和中间人进行贸易的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耗时超过3个月，因为商品的价格要一一商定，但是最后所有人相互握手，发誓决不违背达成的协议。“宦官阁下”郑和出席握手仪式，这显然表明远航活动中贸易的重要性，尽管郑和对于他们伟大的文明极尽赞美之词。

马欢对卡利卡特的商人不使用中国商人在计算时普遍使用的算盘感到好奇，他称之为“极其不可思议”的事：“他们只是用手和脚，就是他们的20个指头，他们没犯一点儿错误。”

他接下来详细记述了卡利卡特种植的蔬菜，在那里人们用种植的各种大米和进口的小麦喂养动物。他说那里的富人投资椰子种植园，有些种植园里的椰子树多达3000棵，他还细心地列举了椰子和椰子树的广泛用途。胡椒种植在小山坡上的农场里，每到采摘和晾晒的季节，就会有人付钱购买胡椒，国王也会在这时候收取税收。所有这些事都被记录下来。马欢甚至记述了印度的音乐，坦言“那些旋律值得倾听”。

马欢在书中有关卡利卡特的最后信息，是生动地叙述了一种可怕的“滚油”测试方法，以决定一个歹徒有罪还是无辜。一锅油被加热到这样的程度：将树叶扔进油锅，它会伴随噼啪声响迅速枯萎。

遂令其人以右手二指煠于油内片时，待焦方起，用布包裹封记，监留在官。二三日后，聚众开封视之。若手烂溃，其事不枉，即加以刑；若手如旧不损，则释之。

尽管马欢关于卡利卡特的章节是他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但是他也关注一些古怪的事情。有时他会用马可·波罗那样粗俗的方式讲述社会风俗，尤其是关于泰国人为了增加男子魅力的盛行做法的描述：

男子年二十余岁，则将茎物週迴之皮，如韭菜样细刀挑开，嵌入锡珠十数颗皮内，用药封护。待疮口好，纔出行走。其状累累如葡萄一般。自有一等人开铺，专与人嵌銲，以为艺业。如国王或大头目或富人，则以金为虚珠，内安砂子一粒嵌之，行走玎玎有声，乃以为美。不嵌珠之男子，为下等人。

在结尾处，马欢温和地评论道：“这是最稀奇的事情。”

有时，他记录的轶事和马可·波罗的很相像：“如果一个已婚女人与我们中的一个男人关系亲密：准备好酒食，他们坐下喝酒，然后一起睡觉，对此，她的丈夫表现得十分冷静，事实上，他会说，‘我的妻子非常美丽，那个来自中国的男人很喜欢她’。”

当马欢最终带领读者穿过阿拉伯半岛和麦加的时候，所有这样的粗俗暗示都消失不见了。这不仅是因为作为一个穆斯林，他对于自己信仰的圣地怀有敬意，还因为这距离他第一次随着印度洋上最宏伟的舰队之一穿越海洋，已经过去20年了。他此时已经50多岁了，与郑和一起，参加最后一次远航。马欢一定惊讶于时隔10年，三宝太监还能获许又一次发起规模宏大、耗资无数、前往遥远国度的冒险，因为1424年永乐皇帝驾崩，似乎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过去在皇帝身边占主导地位的是穆斯林宦官小集团，此时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批儒家精英取而代之。郑和在南京做卫戍部队指挥官的6年里，看着他的宝船在长江的船坞里摇晃，被弃置一旁。有迹象表明，宣德皇帝的朝廷对与中国不相接的广阔而危险的海洋，缺少长久征服的野心。

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郑和成功地说服了朝廷，于1431年1月发起了他的最后一次远航。在受他指挥的约2.76万人中，许多是参加过之前多次远航的老兵，其他人是被强制服役的，根据明朝法律，这些人要为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犯的过错赎罪。卡利卡特再次成为主船队的基地，船队分派出去许多支，前往不同的国家。马欢可能作为一群中国商人的翻译，前往阿拉伯半岛。那些商人以麝香、瓷器交换各式各样“不寻常的商品”，以及鸵鸟、狮子，还有一头长颈鹿；从埃塞俄比亚将这些动物运过红海很容易。

我们可能很容易想到，马欢不会批评阿拉伯半岛的生活：“那里人们的生活平和，让人钦佩。没有遭受贫穷折磨的家庭。他们都遵守宗教戒律，很少有人会犯法。这的确是最幸福的国家。”他对天房的描述，与一个世纪以前伊本·白图泰的描述有很多相似之处。马欢甚至不嫌麻烦地列出天房周边墙上窗子的数量（466），以及每一面墙上准确的玉柱数量。尽管这些信息基本准确，但是他也犯了一些奇怪的错误，他说穆罕默德墓地所在的麦地那位于麦加西边，大致距离一天的路程，可是实际上它位于麦加北边，需要10天才能到达。他还说神圣的渗渗泉在穆罕默德的墓地旁边，而实际上它位于麦加的中心。这必定引起人们的怀疑，有人认为尽管马欢去了阿拉伯半岛，但是可能由于红海南端附近当时正有战争，他本人没有到过麦加。

那时，亚丁正对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君主对包括麦加和麦地那在内的阿拉伯半岛西部的控制发起挑战。在1432年6月到达亚丁的两艘满载贸易货物的中国帆船遭遇的窘境，反映了当时局势的不稳定。这两艘船的船长写信给麦加的谢里夫和吉达港的掌权者，寻求在红海海域航行的许可。之后，这些人转而向开罗的统治者马利克·阿什拉夫·巴尔斯巴伊寻求许可，他说这些中国船只应该被“隆重欢迎”。马欢在书中没有记载这两艘船是否抵达吉达，也许正因为局势混乱，马欢最后对麦加和麦地那的消息是靠听说得来的。

1433年3月，当这支伟大的舰队重组准备返回中国的时候，三宝太监在卡利卡特去世。他的尸体被其中一艘宝船运回中国，后来安葬在南京。根据中国宦官的习俗，他的生殖器自阉割之后被密封在一个坛子里，此时人们将它与郑和埋在一起，以便在来生他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人。

这支舰队再也没能进行跨越印度洋的伟大航行，只留下萦绕不断的回忆。根据一个于1441年出访印度的阿拉伯大使的说法，“卡利卡特敢于冒险的水手们”喜欢自称“中国人的后裔”。到15世纪末，只剩下一些关于留着奇怪胡子、带着武器、乘着大船登岸者的模糊传说。

尽管郑和被授予诸多帝国荣誉，但是他一生建立与印度洋国家之间联系的努力最终却付诸东流。中国撤守本土，再一次对马六甲海峡之外的世界不闻不问。郑和死后，儒家政权的柔软“纱幕”屏蔽了他的声名，“星槎”记录也被毁。当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宦官希望组织一场对安南的海上攻击时，他请求查看那些记录，却被告知它们已无法找到。只有在16世纪末，即郑和死后160年，一位名叫罗懋登的作家努力恢复他的名誉，写了一本1000页的小说，名字叫作《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The Western Sea Cruises of the Eunuch San Bao）。书中有一张这位伟大舰队指挥官的画像，他坐在旗舰上，样貌令人生畏。但是这本书的影响很小，因为官员们能将政务处理好，而中国最伟大的航海指挥官则被弃置脑后，被人遗忘。至于马欢，他在1451年80来岁的时候，终于成功地出版了自己的书。尽管他将后半生都用于宣讲自己的旅行经历，但是他的名字还是很快就被人遗忘。

从历史的角度看，郑和的7次远航似乎令人费解，几乎是不理智的现象。15世纪的印度洋是巨大财富的贸易舞台（世界上没有其他地区在商品和原料的输出量上可与之相提并论）。中国人突然大规模地、强有力地闯入这个舞台，但是他们也突然终止这个行动，几乎没留下一丝痕迹。的确，只有一个已知的有形证据，能证明郑和与他庞大的无敌舰队和数万人曾穿越整个印度洋，这个证据就是1410年郑和在锡兰修筑的一块石碑。

在中国尚存的其他有形证据，除了马欢书中的叙述和庙里的石柱之外，还有一张5米多长的航海图。这张图是在远航时期绘制的，列举了从马六甲到莫桑比克这片印度洋海域中的250多个地名。这张图叫作“茅坤图”，它不是一张常规意义上的地图，整张图从右到左标出了海港、地标、海湾、避难港口以及航线上的危险礁石。它没有比例尺，各个地方都是按照当时所能获得的数据资料绘制而成，因此中国的面积是阿拉伯半岛和东非面积总和的3倍。正确的路线被仔细确定，洋流、盛行风和水深也被仔细标注。通过罗盘方位图、在准确时间的太阳和指向星的位置，地图绘制者能够以令人吃惊的精确度标出15世纪的海上航线。

地图可能借鉴了郑和船队指挥官们的航海记录。但是从图中没有办法知晓所有小型舰队确切的航行地点，或者它们之中有多少没有返航。一些线索表明，有些船只可能穿越南部海域，划过一个巨大的弧度，仍没能找到陆地，而另一些船只可能沿着非洲海岸线航行，越过了索法拉。“茅坤图”表明，暴风雨阻止船队到达哈布尔（Habuer，非洲南部的一个小岛）之外的地方。

顷刻之间，中国的力量席卷世界，几乎触及欧洲的边界。去往远至开罗的商人刺激了欧洲对东方丝绸和瓷器的需求。宝船载着远道而来的成群使臣，这使中国充满了国际氛围。讲着不同语言、穿着各式服装的人群在南京和北京街头随处可见。他们带来了宝石、珍珠、黄金、象牙，以及各种动物。皇家动植物园的饲养员则忙着照顾那些敬献给神圣的皇帝陛下的稀罕贡物。

还有一个地方能缅怀郑和被遗忘的成就，它是锡兰的栋德勒角，位于印度次大陆的最南端。靠近这片突入海中的陆地的是一片多石的海滩，椰子树林掩映着遇难船员岩块剥落的坟墓。栋德勒角曾经有一座大庙，里面供奉着一尊纯金卧佛，佛的眼睛是由两颗巨大的红宝石做成的。每天晚上都有500名少女在佛前载歌载舞。在其西边不远处，就是那块用3种语言记录郑和事迹的石碑。当中国的船队向西航行，看到栋德勒角镀金庙顶的时候，他们知道很快就该向北调转方向了，去往卡利卡特和阿拉伯海。

从这里开始，印度洋向南延伸，越过一望无际的地平线，直至世界的尽头。返回苏门答腊和中国的航线位于东南方，更西南的方向去往马达加斯加岛。在那之外则是厄加勒斯角，非洲在那里急转弯，进入一片更危险的海洋，那是无论东方船只还是西方船只，都长久未曾征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