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方志的类型、特点和功能

方志的类型

方志按记载的地域范围不同，可分为一统志（记述全国范围）、总志（二省或二省以上）、省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镇志、边关志、司所志、盐井志等。就历史上宁波行政区划沿革来讲，宁波旧方志文献主要可分为府志（如嘉靖《宁波府志》）、州志、厅志（如光绪《定海厅志》）、县志（如万历《新修余姚县志》）、乡镇志（如光绪《剡源乡志》）、卫所志（如嘉靖《观海卫志》）、村志（如《清湖小志》）。

按记载的内容不同，方志可分为：总志，一般指省志、州志、县志，如民国《鄞县通志》、民国《镇海县志》；专志，专门记述某一事物或某一事业的历史与现状的著述，包括专门志、专题志、部门志、行业志等独立于综合志书之外的志书，如《杜白二湖全书》；杂志，记述一地的舆地、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没有总志那样完备、系统，有山志、亭志、学校志、藏书楼志等等，如《缑城杂志》，对这类杂志，过去人们总不屑一顾，认为其不合志体，是“小道中之小道”，其实这类杂志，也有其学术资料价值，书中所记内容很多为府、州、厅、县志所不载或语焉不详。这类志书的编纂贵在于“畸”，即不求全，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抓住重点着笔，在某特定内容上着重记述。

除以上两种分法外，还有如下分法：从方志记事内容的时代分，可分为通纪（即贯通古今）和断代两种。从方志的记事内容和篇目的广略分，可分繁体和简体两种，如明黄润玉纂、黄溥续纂的成化《宁波府简要志》就属简体。从方志的撰写形式分，可分为著述体和编纂体（将资料分门别类编纂起来，并大多注明出处）和编述结合三种。从方志的编纂体例分，又可分为纪传体、门目体（平行门目，无所统摄）、“三宝体”（一般只分土地、人民、政事三类，有的另加文献，由《孟子》“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之语而来）、编年体（没有篇目组织，各种记事和资料都按年代顺序编入书中）、纪事本末体（以每事为编，排比其次第，详叙其始终）和类书体（按编书的方法，将许多搜集来的资料，按类加以编排，并注明资料出处或附引用书目）。从方志的编纂者分，又可分为官修和私修两种。志书的功用决定了志书一般由地方长官出面组织、调配，由儒学教授、教谕等秉笔，或延请地方硕儒修纂，如嘉靖《宁波府志》由宁波知府周希哲等修、鄞县人张时彻等纂，雍正《宁波府志》由宁波知府曹秉仁修、鄞县人万经等纂。但私人纂修的志书数量也不少，如明鄞县人高宇泰在清顺治初年编纂的《敬止录》（该书被后世称为宁波明代所修县志之佳作）。到了清代，宁波私人纂修志书更多，多为专志或杂志，如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臧麟炳、杜璋吉修的《桃源乡志》、清柴望撰修的《小溪志》等。

方志的特点

关于方志的特点，谈论的文章很多，有的提出四点：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可靠性；有的提出五点：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大体就这两种，不过提法也不尽一样。如可靠性，有的则称真实性，有的也称科学性。总的说来，这几点大致已经概括了方志这种文献的特征。著名方志学家仓修良也曾对方志特点做过精辟的五点论，即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多样性和时代性，受到学界普遍认同。

（一）地方性

地方性可以说是地方志主要的特点。因为方志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是以专门记载某一地区事实为职能的一种文献。无论是省、市、县综合志，还是专业志，都有一定的记载地域范围，或者说是空间范围。如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地记，就是在各地世家大族控制下编写的，目的在于“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为本乡本土高门大姓服务。汉光武帝刘秀之所以要下令编写《南阳风俗传》，也在于“矜其州里，夸其氏族”，所以其内容不会超越本地之事。到了隋唐的图经，那就更是根据国家的规定，编纂各地风俗、物产、地图等项内容，当然不必涉及他处之事。从宋代起，方志地方性的特色趋于稳定。内容虽然不断丰富，但无论是府、州、县志，总还是记载自己特定区域以内之事。至于乡镇志、边关志以及山水、寺观等各种专志，更是有明显的区域范围。如嘉靖《宁波府志》记载明代嘉靖年前宁波府管辖范围内的人、事、物，域外事物概不论述。

由于各自的地理形势、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风土人情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不尽相同，各地所编的方志在内容上必然是各具特色。从大的方面来说，北方的方志中不可能出现南方水乡泽国的色彩，南方的方志中也不可能看到北国风光。同样都是南方，山区、平原、沿海又各不相同。如作为沿海城市、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宁波在历代志书中记载的涉海内容就不少，市舶司这种古代海事管理机构，就带有明显地方性，内地或高原地区既无港口，历史上也就不会有这种机构的设置。宝庆《四明志》卷六《郡志·市舶》详细记载了宋代明州市舶司的建置沿革：“汉扬州、交州之域，东南际海，海外杂国，时候风潮，贾舶交至。唐有市舶使总其征，皇朝因之，置务于浙、于闽、于广。浙务初置杭州，淳化元年徙明州，逾六年复故。咸平二年，杭、明二州各置务。其后又增置于秀州、温州、江阴军，在浙者凡五务。光宗皇帝嗣服之初，禁贾舶至澉浦，则杭务废。宁宗皇帝更化之后，禁贾舶泊江阴及温、秀州，则三郡之务又废。”这段记载，表明了宁波是我国较早对外进行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也粗略勾勒了明州市舶司的建置兴废情况。

又如，定海地处海岛，光绪《定海县志》除《兵制》外，卷十二专立《海防》，除了记载其他海防设施外，大段摘引了《嘉靖志》关于防御倭寇的措施和各种对策，并指出：“定薄海而邑，与倭岛为邻，盖贡道所经，于入寇最迩，故防患尤切。兹举防御之关于定海者，撮而志之。”这些内容无疑都反映了地方志的地方性特色。至于山区、内地，也都有各自的特色，这里就不再列举。总之，地方志所记内容，必定具有地方性的特点，否则也就不称之为地方志了。

（二）连续性

方志要求记述各事物的历史和现状，这就决定了方志的连续性。仓修良曾说：“在我国发展过程，在一般情况下，每次修志总是在前人所修志书的基础上进行续修，这中间既有补充遗漏，又有纠正错误，然后再续写新的内容，……真正一刀切式的续修，其数量真是微乎其微。”

首先，从志书名称上看，“续志”、“补遗”、“补正”、“重订”等词即体现了前后承继的关系，如宝庆《四明志》与开庆《四明续志》、延祐《四明志》与至正《四明续志》、《镇海县志稿》与《重订镇海县志稿》、《定海县志》与《续定海县志》、《阿育王山志》与《阿育王山续志》、《天童寺志》与《天童续志》，甚至有的志书连续编纂多册，如《宁海漫记》、《宁海续记》、《宁海三记》、《宁海四记》、《宁海五记》、《宁海六记》。

其次，方志内容上具有延续性。宝庆《四明续志·序》载：“《四明志》作于乾道，述于宝庆，详矣。然则何续乎？所以志，大使丞相履斋先生吴公（吴潜）三年治鄞，民政兵防，士习军食，兴革补废，大纲小纪也。其已作而述者，不复志。”他说出了方志纂修目的，就是追记以前方志所未记载的事物，续写新时代的新事物。如清康乾盛世，《宁波府志》四度连续修编。康熙十三年（1674），宁波知府邱业和鄞县人万斯同、万斯选、赵时赟修纂志书，最终却未完成。清曹秉仁、万经在雍正《宁波府志·序》中说，宁波郡志“虽经国朝邱、李二郡守之续修，皆未成书”。过了九年，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宁波知府李廷机和鄞县人左臣黄、慈溪县人姚宗京又续修纂。清雍正十一年（1733），宁波知府曹秉仁和鄞县人万经修纂成《宁波府志》三十六卷。这些志书在编纂体例上形成比较固定的范式，前后沿袭，代代相传。修志时也会遇到主管官员更替的情况，而志书往往需要经过几任主修官员才能得以顺利完成，这种连续性主要因为志书修纂得到国家法令与制度的保障，而不会因为官员更替而发生变化。明刘在成化《宁波郡志》的“序言”中证实了这点：“天顺间，孝感张公瓒来守是邦，政行民悦，百废具举，实切留意于此，询诸郡人，知前司安成训杨先生实，学博才赡，足以任笔削之寄也。乃馆之于公，授以前志，俾重加修辑。先生斟酌旧典，采摭新闻，芟繁而取要，因略以致详，自沿革至集古，列之为二十考，总之为十卷。于是郡中事物，古今巨细，纪载无遗，一检阅之，顷可尽得之。张公命工锓梓，及半，而有东广参藩之擢。蒲田方公逵，自廷评来继其职，德以爱民，而才称其德，尤以是志为当务，乃重加校正，而督成之。”

但是方志的这种连续性，不是一味地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而是在详加考订的基础上批判吸收，往往附有考订、案语。如同治《鄞县志》以钱大昕乾隆《鄞县志》为蓝本，由乾嘉之后熟悉史学、谙于地方掌故、精于考订的甬上学者徐时栋、董沛纂，在资料选取、史实考证上精益求精，补疏辨误，成为清代晚期方志中之佳作。而享誉全国的民国《鄞县通志》又是以此为蓝本增补而成为一代名志。沈焕章在《缮印桃源乡志·序》中说：“吾乡之名桃源，不知始于何时？明隆庆、万历之交，有张桃溪沔、杜思泉校者，撰《桃源记》二卷，仅载林村一镇之史，未及一乡也。后二十余年，有水凤川者，搜集林村附近百余里之可记者，增补之，为《桃源广记》。清康熙时，有杜璋吉德祥、臧麟炳震青者，复据旧记，删去讹伪，搜访脱略，增为八卷，名曰《桃源乡志》，则其来旧矣。”这也说明无论通志、专志，还是杂志，都是在前志基础上，后代人不断订正讹误、增修补正而成。

（三）广泛性

方志记述的内容包含自然与社会，这就决定了方志内容的广泛性。它记载的内容十分广泛、非常丰富，单就这点而言，可以说没有一种文献可以与它相比。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山川水利、物产资源、典制沿革、贡赋徭役、风俗习惯、各类人物、宗教寺院、科举学校、艺文著作、经济发展、天灾人祸、奇闻轶事，无所不有。正由于它具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正史和其他史籍所没有的宝贵资料。尽管每一部方志所记内容不一定都很理想，所列栏目也不尽相同，但那些基本的内容却大都具备。我们不妨列举如下三部志书的篇目，从中便可看出方志所载内容确实非常广泛。

雍正《慈溪县志》分十六个篇目：

卷一 舆地 疆域 分野 沿革 城垣 县治 闾里

卷二 户赋 土产

卷三 山川 秩官 名川

卷四 学校 选举

卷五 坛庙

卷六 古迹 旧景 风俗

卷七 人物 名宦

卷八 人物 儒林 忠义 经济 循吏

卷九 人物 孝友 清操

卷十 人物 文苑 义行 醇德 隐逸 艺术 流寓

卷十一 列女

卷十二 寺观 仙释 遗事 纪异

卷十三 敕命

卷十四 艺文 赋记 补遗

卷十五 艺文 书 启 序 跋 辞 对 议

卷十六 艺文 诗

光绪《奉化县志》分为四十个篇目：

卷一 舆地 沿革 晷度 分野 疆域 里至 乡都 风俗

卷二 建置上 城垣 县治 公署

卷三 建置下 镇市 航业 桥 亭 善举

卷四 山川上

卷五 山川下

卷六 水利

卷七 户赋

卷八 学校上

卷九 学校下 社学 书院 义塾 学堂

卷十 兵制

卷十一 大事记

卷十二 坛庙上

卷十三 坛庙下

卷十四 寺观上

卷十五 寺观下

卷十六 职官表上

卷十七 职官表下

卷十八 名宦传

卷十九 选举表一 唐 宋 元

卷二十 选举表二 明

卷二十一 选举表三 国朝

卷二十二 仕籍 封赠 优老

卷二十三 人物传一

卷二十四 人物传二

卷二十五 人物传三

卷二十六 人物传四

卷二十七 孝义姓氏录

卷二十八 列女传一

卷二十九 列女传二

卷三十 列女传三

卷三十一 列女传姓氏录

卷三十二 寓贤

卷三十三 方外

卷三十四 艺文

卷三十五 金石

卷三十六 物产

卷三十七 古迹 坊表

卷三十八 冢墓

卷三十九 祥异 杂记

卷四十 旧志叙录

民国《象山县志》分为三十二个篇目：

卷一 图说上

卷二 图说下

卷三 象纬表

卷四 疆域表

卷五 职官表

卷六 选举表

卷七 氏族表

卷八 列女表

卷九 史事考

卷十 地治考

卷十一 赋税考

卷十二 物产考

卷十三 实业考

卷十四 教育考

卷十五 典礼考

卷十六 风俗考

卷十七 方言考

卷十八 艺文考

卷十九 金石考

卷二十 古迹考

卷二十一 名宦传

卷二十二 先贤传一

卷二十三 先贤传二

卷二十四 先贤传三

卷二十五 先贤传四

卷二十六 先贤传五

卷二十七 列女传上

卷二十八 列女传下

卷二十九 方外传

卷三十 志异 志余

卷三十一 文征内编上

卷三十二 文征外编

从上列篇目可以看出，一些基本内容如山川、水利、户口、田赋、风俗、物产、学校、人物等，几乎所有地方志书无一例外都有记载。因为水利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户口与征收田赋有直接关系，物产涉及贡品，学校则有关社会之教化。凡此种种，在封建时代都与地方官吏的考绩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每个地方官吏都得关心，所以每当新官上任以后，查阅该地的方志，了解全县概况，便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项目。

不过，由于地区的不同或朝代的更迭，各地方志所载内容曾出现许多不尽相同的名目。另外，方志所载的各地风俗民情，更是其他文献很少反映的。诸如上元节的灯会，清明节的扫墓、春游，端午节的划龙船，中秋节的赏月，重阳节的登高等等，在各地都有丰富多彩而形式不尽相同的活动，这些内容在各地各类方志中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所以说方志所载内容是十分广泛的，是地情“百科全书”。

（四）多样性

方志在保持其基本体例的情况下“百家争鸣”，从内容多少到表现形式，从体例安排到语言文字，都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在一般情况下，方志都是由编纂者自行决定记载内容的范围和采用何种体例，应当说这也是方志之所以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编纂得好，可以成为藏之名楼、传之后世的著作。即使有些称不上著作，但其内容记载详实，对于保存乡邦文献还是有重要价值的，同样会得到人们的重视。

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对于整理乡邦文献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特别重视地方志，曾云：“吾乡志书，其为吾家所藏者，自宋以下，无一不备，所少者《永乐志》耳。及钞《大典》（指《永乐大典》）始得之。是志也，里人纪征士宗德、李处士孝谦为之。其书体例绝佳。生平不喜袁清容志，谓其党仕元之匪人，没前宋之遗事，得此书以补之，真大快事也。成化中杨实所修未见此书，故过于略，今而后粉社之志毕具矣。”全祖望因得到一部好的方志而感到十分高兴，认为是一大快事，这一方面说明他爱书的心情，另一方面也说明“其书体例绝佳”，内容丰富，得此书可以补以前所修志书之不足。

自宋以来，各类志书所载内容的详略悬殊是很大的，凡是翻阅过旧方志者都会有此感觉，同样是人物考，在志书中有的达数十卷之多，有的则仅数卷而已。如成化《宁波府简要志》列传人物仅占一卷；而同治《鄞县志》列传人物从卷二十六至卷四十四共计十九卷，所占篇幅可谓大已。两者相比，差别很大。就纲目体而言，细分下来类型也多种多样。有的志书纲少目多，有的纲多目少，有的是细目并列，有的是分纲列目。而志书的纲目名称取法也各异，雍正《慈溪县志》用古代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设为纲名，民国《鄞县通志》用“舆地、政教、博物、文献、食货、工程”设为纲名，嘉靖《宁波府志》用“疆域志、经制志、杂志、书、传”设置纲名。

受到正史编写的影响，纪传体志书一般采用纪、图、表、志、传五种体裁编写，但在实际编纂活动中，大多数志书只有四体、三体，甚至二体，种类纷繁复杂。方志从萌发时期发展到宋代定型，图经（图志）是最为主要的形式，如乾道《四明图经》，此时方志图文并重，各种图作为整部方志的重点，数量上极多，而其他四体一般作为图的释文，文字较少，追求精炼，全面性也不强。但是自南宋以来，方志的政教功能越来越强，志渐渐取代了图经、图志，图也沦为了志的内容，成为志文的附属。在宁波方志中“表”更是比比皆是，不过要注意的是“表”的形式也是随着方志的发展而逐渐“传记化”，最早的“表”，往往只列其名，而无记述，可到了宋以后，“表”中往往附有简传、索引及考订性的语言，也就是说“表”是在向“传”的形式有所靠拢，特别是《鄞县通志》，更是将“表”、“传”、“志”三合一，一表之中往往详列传记，志文简洁明了。

方志从内容到体例都只有一个大体的范围和格式，而没有特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即使是细目并列之体，同样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地理位置的不同，其内容栏目亦不断有所增减。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方志记载的形式是多样的，不像今天有些学者说的那么单一化。

以上主要是从方志形式、体例的多样性而言，至于语言文字记载上的多样性那就更加明显了，文字上可长可短，不事雕饰，真正做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三言两语，不拘一格。有许多所谓不登大雅之堂的遗闻琐事，都赖方志得以保存，正因为它具有这样不拒细流、不拘形式的特点，所以不少有价值的材料才得以留传。它所记载的内容，既谈不上系统性，也谈不上完整性，有点类似于韩信将兵，以多取胜。关于这点，凡是翻阅过旧方志者都会有所体会，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五）时代性

作为一种文献形式，方志的时代性表现得尤为明显。可是令人不解的是，谈论方志特性的文章很多，列举了这种特性那种特性，单单就不谈时代性。方志之所以能够得到不断地发展和繁荣，就在于它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变更其形式和内容，以满足时代的需要，所以它的生命力越来越旺盛。

方志既可以被统治者用来作为粉饰所谓“太平盛世”的点缀品，成为他们歌颂“升平气象”的工具；又有其实用价值，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从刚开始的地记，中经隋唐图经，直至定型的方志，无不具有时代精神。如明朝方志就非常重视人物传记。明朝曾于永乐十六年（1418）颁布《纂修志书凡例》，“人物”例规定，所载“俱自前代至今。本朝贤人、烈士、忠臣、名将、仕宦、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隐逸、儒士、方技及有能保障乡闾者”。明朝政府的规定影响到志传的编纂，以致明代方志人物传记数量占全志比重增加，而分类化也更加显著。以嘉靖《宁波府志》为例，该志四十二卷，卷二十至四十二为传，占全书卷数一半以上，分别记载了名臣、理学、文学、忠节、死事、孝友、淳德、义行、清操、隽异、隐逸、流寓、列女、特艺、仙释等类人物。这是宋元四明六志的人物传记在数量上所不能比拟的。

方志的纲目变化最容易体现时代特色。以“理学”在方志门目上的变化看，宋代产生了理学，并且后来发展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这种理学也称道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后来许多方志亦多有专门记载，如嘉靖《宁波府志》有“理学”一门，都及时反映了社会现实。到了清代，宁波方志的人物志中，除“儒林”、“文苑”外多列有“理学”或“道学”一目，如雍正《宁波府志》就是如此。

方志时代特色还体现在修纂者的学识领域和社会意识等方面。清万经等纂雍正《宁波府志》，此志分三十六门，对海防、兵制、舆图、山川、形势等有关军事内容记载颇为详明。其所以如此，是与万经等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分不开的，故注意记述山川河流、地形险要等内容。到了民国时期，“三民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民主思想深入社会各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这种时代变化自然而然也会反映到志书编纂里面。在民国《鄞县通志》中，陈训正在篇目设计上删去了旧志体现皇权色彩的帝纪和荒谬的分野说。同时，在以民为邦本、修志应详于民事的思想指导下，创设了许多反映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状况和经济状况的新篇目。如在食货志设农林、鱼盐、工商等编。记载了大量反映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经验的内容，对渔港、鱼获时令及产销、与灾害天气及病虫害的斗争、工商业活动等情况都有详细记载，并附有食米价格升降表、主要食用品价格比较表、工资表等反映居民经济生活的图表；又如动植物、矿物在传统志书中是无足轻重的，明清时大多数志书仅在舆地考中出于描绘景色的需要，附带几笔，而民国《鄞县通志》设博物志，下设动植矿物类编，把与工农业发展有关的资源内容摆到重要的位置上；再如有关工程的内容，旧志仅记水利，而民国《鄞县通志》则专设工程志，广载各种工程建设。他还在政教志中新设了社会现象编，列有《社会动态统计》、《民刑诉讼统计》、《罪犯状况统计》、《治安妨害统计》、《社会救济统计》等六十六表，由统计数字反映社会变迁。

相较于旧志，新志的时代性特征更是扑面而来，反映封建时代特点的许多内容，在近现代所修的方志当中，正逐步被淘汰而趋于消失。这进一步说明，方志所体现的时代性不仅非常明显，而且非常强烈。因此，在讲方志特性时，万万不可忽视其时代性。当然，时代性不单反映在每部方志的体例和内容上，更多地反映在其语言文字上面。众所周知，人们的语言可以透露出各自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状态，是其全部生活的反映，而每个人又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这样，各种语言也就必然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反映出一定社会所具有的特点。特别是人们相处交往中的那些常用的共同语言，几乎无不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方志记载内容较为广泛，许多街谈巷议都得以记载，民风民俗都得到保存，许多丰富的民间语言因此得到流传。总之，正因为方志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所以我们今天在研究某个朝代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时正好有案可稽。

以上方志的这五种特点或特性，便构成了方志总的共性。当然，这个共性对于其他文献来说，它又成为方志的个性。也就是说，必须大体上具备上述这些特性，才能称得上是方志，这些特点使它有别于其他文献种类。不过还应当知道，每部方志又大多有自己的个性，通志有通志的个性，府、州、县志又有府、州、县志的个性；同样都是县志，由于时代不同，地域有别，内容重点、篇目多寡亦各有不同，绝不可能是千篇一律。海岛、山区、平原三种县志，其内容、篇目都不可能相同。山水志等专志所载的内容、篇目，显然与府、州、县志的要求又不相同。这都说明，方志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方志的功能

方志从肇始阶段就由于特殊的功能而相对独立地发展，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得以不断完善。无论朝代更迭，岁月变迁，方志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汉武帝时，光禄大夫刘向即利用地方资料，整理全国政区和分野；丞相张禹亦令朱赣根据地志，条理风俗。至汉章帝，班固任兰台令史，利用所藏方志撰成《汉书·地理志》。隋大业（605—618）中，朗蔚之采各地所上图经而纂成《隋诸州图经集》二百卷。宋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李宗谔等奉敕汇编全国所上图经，纂成祥符《州县图经》一千五百六十六卷，记叙二京府、八次府、三百五十三州、四十五军、十四监、一千二百五十三县各种情况。元大德七年（1303），集贤大学士孛兰等人根据志书编成《大元一统志》一千三百卷。明景泰七年（1456），陈循等辑成《寰宇通志》一百十九卷。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多次诏令各地志书呈送一统志馆，一统志馆以各地志书为本，整理编辑《大清一统志》。民国初，清史馆汇集大量地志和档案资料，编纂《清史稿》。方志的修纂代代相沿，绵延不绝，就是因为方志能够明一统、垂鉴戒、禅风教，简而言之，即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用。

（一）存史

方志是一方文献之汇编，内容博大精深，是一方之总揽、地方百科全书，其存史功能极强。章学诚谓：“朝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方志所存史料最多、最详、最准，一方面为修编史书提供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为后世修志提供借鉴。关于这两方面，宁波方志的修纂者多有论述。张时彻序嘉靖《宁波府志》曰：“其前则有若张津乾道《图经》，后则有若罗浚《宝庆志》，有若袁桷《延祐志》，有若王元恭《至正续志》，有若杨实《成化志》，有若黄润玉《简要志》，今所传则实志也。迄今旷阙，盖九十有五年矣，矧又灾于郁攸。余友戴鲸氏慨文献之无征也，乃总而辑之，名曰《志征》，加详核矣。”他说出了志书修纂的前后相继关系。丘业序康熙癸丑修《宁波府志》曰：“迄今修纂之后，凡七更撰述矣。前志俱在，取而折衷之，莫详于嘉靖，惜乎考核尚多未精。窃以志为史中之一体，而不足以尽史之法，犹之《颂》为《诗》中之一义，不足以尽《诗》之情也。有征信，无传疑，则志即为史，有扬善，无书恶，则志自为志。”闻渊序嘉靖重修《宁波府志》曰：“夫礼征典籍，史氏载言，其所从来久矣。猎异搜微，彰瘅笔削，虽体分述作，言人人殊，其为传信一也。郡县有志，实仿古列国之史，然雄文奥义，求其方驾往哲者盖寡矣。”万经序雍正《宁波府志》曰：“顾太守公周详审慎之意，则已异乎世之为书者矣。其以此敷政，而为一郡兴革计久远也，讵不信哉！夫志者，史之余也。史之大，在一代礼乐政刑，与名臣将相之功烈，而他不与焉。志之大，在一郡农桑、食货、山川、阨塞，与贤人君子之德业事功，而他不与焉。”他们强调志书是一种史书，甚至比史书记载范围更具体，可补史书记载之缺，备修史者采摘。开庆《四明续志》被认为：“因一人而别修一郡之志，名为舆图，实则家传，于著作之体殊乖。”乾隆《鄞县志》更是认为“此书乃吴履斋幕下士所作，名为续志，实皆贡谀之词”。但史学大家全祖望从存史价值上加以褒扬，认为：“即此志可备见其实心实政之及民者，而以其余闲舂容诗酒，又想见当日刑清政简之风，原不必以志乘之体例求之也。况丞相遗集不传，则是志之存，可不谓有功欤？”该志实则为研究这一时期宁波地区的情况提供了详细的史料，理应得以肯定。

正因为宁波方志的主修者认识到方志保存文献、备史采摭之功能，视其为一方之全史，所以他们在修纂者的选取上要求非常严格，非史学大家不能担此大任；资料搜集上须全面系统，对方志的编纂力求谨严。刘序成化《宁波郡志》说：“天顺间，孝感张公瓒来守是邦，政行民悦，百废具举，实切留意于此，询诸郡人，知前司安成训杨先生实，学博才赡，足以任笔削之寄也。乃馆之于公，授以前志，俾重加修辑。先生斟酌旧典，采摭新闻，芟繁而取要，因略以致详，自沿革至集古，列之为二十考，总之为十卷。于是郡中事物，古今巨细，纪载无遗，一检阅之，顷可尽得之。”

方志的存史功能，使得地方文献能够代代相传，一地的历史与现状及其演变过程和社会文化资源及精神财富得以保存。在今天，方志在研究地情中仍然发挥作用，旧志中的矿产、物产、农业生产技术、自然灾害、天文、地理、少数民族、宗教、赋役及经济、农民斗争、反对外来侵略、文化艺术、风俗方言、文物古迹和人物等资料，仍然很有研究价值。

（二）资治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方志为一个时代一个地方之信史，被历代统治者称作“辅治之事，致用之书”。宋罗浚在宝庆《四明志·序》中强调图志资治功用说：“窃尝谓道地图以诏地事，道方志以诏观事，古人所甚重也。图志之不详，在郡国且无以自观，而何有于诏王哉！欲知政化之先后，必观学校之废兴；欲知用度之赢缩，必观财货之源流。观风俗之盛衰，则思谨身率先；观山川之流峙，则思为民思利。事事观之，事事有益，所谓不出户而知天下者也。今有司类窘簿书期会，问以图志之事，率日是非所急，尚得谓之知务乎？尚书召还孔迩，执六典八则之要，按九赋九式之目，以佐圣天子经纶四海，则收图书固相业之一。”元朝庆元路总管王元恭在至正《四明续志·序》中说：“道地图，道方志，先王立国之本也。辨封域，谨职守，司徒立政之要也。”这里说明之所以重视修志，是把此视为“立国立政之本”。这就点明了志书资治最为紧要。

曹秉仁在雍正《宁波府志·序》中说：“自《书》有《禹贡》、《周礼》有《职方氏》，而后世郡国之志以兴。顾作者之学识有醇驳，文辞有工拙，而书之得失见焉。今夫志地者，必详其山川、阨塞、农功、水利、生齿、谣俗之盛衰，以为施政立教之资，此志之本务也。”这里点明了志书功能在于帮助“施政立教”，明确指出方志是地方官为政的依据，借助方志可以洞悉地方各方面的情况。

明刘在成化《宁波郡志·序》中曰：“夫夏有《禹贡》，周有《职方》，春秋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至秦郡县天下，历汉晋隋唐以来，而郡邑多有志矣。然岂易为哉？盖文献不足，则采择不备，去取不精，无以取信于世；非为政得人，则信道不笃，见义不为，不能图传于后。今宁波之志，前有王、袁二公作之，后有杨先生述之，而粲然以明。惟张公克勤厥始，惟方公克成厥终，而确然以传，信所谓文献足征而人存政举也。后之人获睹一郡成书以资其见闻，充其知识，又取前修之成宪，以为治身守官之法，则是书于政教岂小补哉？”不仅表达了修编地方志的责任感，而且说明了在帮助地方长官洞悉社会问题、兴利除弊时，地方志是不可或缺的参考和依据。

在当代经济建设中，地方志的资治功能体现得更为明显。尤其方志在开发地方土特产资源、发掘拯救地方传统技艺以及利用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线索，有的方志文献中详细记载的制作和开发方案，拿来照本宣科就能生产制作，产生经济效益。奉化市根据乾隆《奉化县志》记载：“取熟芋为粉作砖，积数十年不坏，和屑可以备荒”，找到二百多年前奉化芋艿的栽培和食用方法，为奉化市政府营销推广芋艿产业奠定历史文化基础，创造了丰厚的经济价值。政府部门还根据旧志所记载的名胜古迹，编著导游指南，保存旧址遗迹，发展旅游事业，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三）教化

地方志是人文教化的“教科书”。一方面，通过方志的记载，使民众可知一地之广狭、山川之险易、物产之厚薄、赋役之轻重及风土民情。所以，方志可作为乡土教材。另一面，通过对典型人物如职官、名宦、循吏、乡贤及孝子节妇的树碑立传，起到教民众、正人心、励志节的作用。历代宁波方志的修纂者都十分强调志书的教化作用。元任埙在至正《三茅山志·序》中说：“夫山林原泽，在地成形；生序教训，在里成俗；科名勋望，文章行谊，在人成能，而方域之胜概备也。泰定间丰茹庵得抄本于山之崇道观王天仙，归而订其讹舛，综核记闻，分门别类，辑成《三茅山志》，为上下卷。近以考功员外郎致仕于家，寄予以一言弁其简。予鞅掌功令，晚年口罩，不敢遽共厥命。今春，又书见趣。夫先生仕学无见，以著述为己任，天下读其文词，想叩其风采，是志固育才化民、策励善治之余事也。上自舆图区画、方物贡赋之详，下及山川风俗之美，往古名实之林，所以感发乎人心者远矣，岂直为三茅典故计哉！”显而易见，编纂志书是为了“育才化民、策励善治”，志书内容能“感发乎人心者远矣”，由此世代发挥德育功能。陈耆卿在至正《三茅山志·序》中说：“君子之著作，其用与政化通，所以厚人伦、美风俗而维世道也。”开宗明义地提出方志著述的作用与政治相通，有助于伦理道德教化而维护社会秩序。

正德《昌国县志》的作者陶恭在其“序”中称：“愚所以重修此志而拳拳以思兴复于盛隆之世，盖亦仲尼作春秋而言。”张时彻序嘉靖《宁波府志》曰：“盖自历代国史、碑铭、志状以及稗官小说，咸摭其可征者而又质之于长老，裁之以天理民彝。以秩王章，以严治纪，以明物则，以正人伦。”史尚廉序乾隆《象山县志》曰：“若夫泽以诗书丕振文教，俾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莫不彬彬郁郁，以观风俗之同，史君文吏也。其又能无意乎！”

可见，修志目的在于效仲尼著《春秋》之故事，在于“秩王章”、“正人伦”，在于“诗书丕振文教”，为地方作史立传，兴学教化，以德兴王道，维护统治秩序。

王溯维序雍正《宁波府志》曰：“先高祖太史公尝修《嵩志》二卷，广采耆老之语，博搜金石之文，八年而后成，其立意发言，务在表彰先贤以挽气运，正人心，敦风俗为兢兢。”曹秉仁序雍正《宁波府志》曰：“其次则宦是土者之遗业余烈，是邦前贤之道德事功，下至草野细民，幽闺妇女，一行一节之美，皆所不遗，则劝惩之道寓焉。他若奇闻异迹、登临游览之胜，譬诸肴羞之有珍错，玩好之有书画奇器，虽足动好奇爱博之流连，而于本务则阔矣。”可见，志书的“立意发言”，旨意在于“表彰先贤”而“正人心”，感化后进，敦教节义，启发后人奋发之情。

如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通过弃其糟粕、扬其精华，发掘方志文献中丰富的乡土史料，可使之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