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人类文明的演进多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宁波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既得江南水乡之韵，更兼河海交通之便，正是大自然的赐予，生生不息的宁波人无论在农业文明时期的稻作文化还是工业文明时期的商贸文化中都能脱颖而出，不断创造出极具地域特色的历史。
早在7000多年前，在宁波这一地区便有了绚丽多彩的河姆渡文化。在华夏文明的早期——夏代，宁波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名称“鄞”。此后，从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所建的“句章城”到秦王朝在会稽郡下辖的“鄞”、“
”、“句章”三县，宁波的界域渐渐清晰，及至唐朝“明州”的设立，宁波不但具备了作为一个城市的基本格局，更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成为当时著名的海外贸易港口，与东亚诸国展开了频繁的商贸往来。唐代以降，历经宋、元、明、清、民国，在大部分时间段，宁波一直处于中外文化和商贸往来的前沿。
正是得益于独特的区位优势，视野开阔的宁波人在文化领域也不断铸就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名人大儒代代涌现，文化世族累世不衰。“四明学派”、“姚江学派”、“浙东学派”前后相继，各领风骚。
宁波繁盛的学术氛围也成就了当地方志修编的传统。据《太平御览》和《太平寰宇记》等文献记载，宁波地区方志可追溯至唐代的明州“图经”。有学者认为光绪《鄞县志》著录的《四明图志》及《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所提的《明州图志》，很有可能为“唐时旧籍，或宋初新编”，即在“宋准受诏修定诸道图经”之前编纂。北宋景德（一说祥符）年间又曾有过《明州图经》，乾道《四明图经》即是在《明州图经》基础上编纂的新志，它也是浙江省现存最早的宋代方志之一。两宋时宁波共修编方志16种，其中南宋传世方志就有4种，占全国南宋传世方志总量的七分之一。元代宁波又有传世方志3种，占全国元代传世方志的十分之一。明清两代宁波留存下来的地方志书数量更多，且以其内容翔实、考据精审著称，其中雍正《宁波府志》、乾隆《鄞县志》、光绪《镇海县志》和同治《鄞县志》等志书更是为后世所称道，亦在中国方志编纂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民国年间，宁波地区编有志书16种，其中的《鄞县通志》、《镇海县志》、《象山县志》也都堪称佳志。
方志是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正因为此，自有志书问世以来，就不断有学者探究方志修编之道，并日渐形成了方志修编的学理与方法，从而使方志的修编成为一门大雅之学。当然，但凡学问就不可能只遵一道、只守一理，与时俱进才是学问的自然要义，因此，梳理前人编纂方志的历史，总结和借鉴其经验，既是延续文脉的需要，更是服务当下的时代责任。
作者从事方志修编工作多年，倾其长期的心血新著《宁波方志文献史》，意在基于大量文献资料，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全面阐述宁波方志的缘起、发展过程，阐述宁波方志典籍的修编内容、编纂特色，考订不同方志版本的史料价值，评价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方志专家的贡献；厘清宁波方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数量、种类以及收藏情况。著作史料翔实，论理清晰，其出版面世将极大方便读者对宁波方志文献的利用，从而使宁波方志文献充分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学术研究无止境。史料作为历史研究永恒的素材，期待作者能不断挖掘新材料，探究新方法，为宁波方志修编与研究作出新贡献。
2016年1月
（作者系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杭州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