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本秩序”的提出

“两汉之际”谈什么？ 在此，有三个重要话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如何理解和评价王莽新朝？ 第二，如何理解西汉、东汉之交的学术与文学？ 第三，如何理解两汉之际的“文本”情况？

毫无疑问，因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历史上对王莽“新朝”是屏蔽的，但却无法掩盖王莽曾经统治十余年的这个历史事实。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学大发展的时期——甚至按照李约瑟等人的观点，也是科技大发展的时期。而经过两汉之际文人如刘向、刘歆、扬雄、王莽、桓谭等人的推动，这个时期的学术、文学产生了一些新变化，尤其是思想上的大变动，导致了东汉与西汉产生了重要不同。此后，中国古代学术与文学思想，基本走上了一个看似“正规”的轨道，与西汉乃至先秦截然不同。对这一点，如何揭示、认识它，关系着我们的研究如何展开，以及展开的程度与方向。

这种“正规的轨道”，从文本角度看，可以解释为“秩序”。先秦的文献、文本，经过西汉司马迁的认定与确立，尤其是刘向、刘歆父子为首的学者对西汉乃至此前文本、文献的重新校订、整理与规范，西汉末期的文本大致稳定下来，文本思想基本统一起来。这个时期，文本出现了一种“秩序”：汉人对此前文献、思想的认识或解读，基本处于刘向、刘歆等人整理之后的规范之下。换句话说，汉代自刘向、刘歆、扬雄、桓谭之流的学者开始，他们对此前学术、文学认识，具有总结性意义；对此后如何认识学术、文学，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甚至可以说，自此以后，我们对西汉以前学术与文学的认识，就处于这种“秩序”的控制之下，很少超越司马迁、刘向等人划定的“文本认识藩篱”。

司马迁、刘向之后，文人进入“文本秩序”的自觉时代。这种“自觉”，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刘向校书之后，虽有整齐各家、定于一本的考虑，然亦保留了各家异说。如《汉书·儒林传》称：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

由此处分析，刘向校书，以为京氏《易》与各家不同，而诸家说《易》多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三家。田何，丁宽从其受《易》，《汉书·艺文志》无田氏说。丁将军即丁宽，即《汉书·艺文志》所称：“《丁氏》八篇。”颜师古注：“名宽，字子襄，梁人也。”杨叔元即杨何，即《汉书·艺文志》所称：“《杨氏》二篇。”颜师古注：“名何，字叔元，菑川人。”京氏《易》，《汉书·艺文志》称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由此可知，刘向校书之后，将说《易》者异、同各家皆予以保留。这就是说，西汉的“文本秩序”，并非独尊一家、废黜其他诸家，而是将不同文本统御于一种“秩序”之下，有时俗喜爱“大兴”之书，亦有个别独传“异文”之书。“秩序”，其实就是一种“和而不同”。

第二，刘向同时或之后，学者亦不断整齐、校雠各家，定于一本。如张禹曾从琅邪王阳、胶东庸生学《论语》。王阳即王吉，而王吉、庸生皆为齐人，所传为《齐论语》，知张禹曾学《齐论》。后来张禹整理齐、鲁二《论》，独传《鲁论》。《汉书》称张禹所传《论语》“最后而行于世”，岂刘向最后整理之《鲁论》，所据为张禹之《鲁论》乎？ 然张禹已有定本，刘向如何再有新定本？ 张禹与刘向同时人，后著录张禹《论语》者，或为刘歆。再参照扬雄后来个人校书天禄阁看，当时既有官方主动实施的“文本秩序”制造行为，也有社会、学者内部主动的“文本秩序”选择。

西汉“文本秩序”的产生，是官方校书与“士人圈”自觉选择的合力作用的结果。

可以说，西汉刘向等人校书，只是当时的一个古书整理活动，并非说明他们的整理成果一定成为后世之典范，或者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古书皆出刘向等人之手。刘向、刘歆之后，西汉扬雄校书天禄阁，东汉兰台、东观皆为校书场所。这些校书活动，未必对西汉、先秦古书毫无校改。这种古书整理活动，其实就是一种“文本秩序”的自觉体现。

我们之所以承认这种“文本秩序”的存在，有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原因，即我们借以开展学术研究的文本，全部属于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生理性思考之后的精神产品，都是经过了人们理性批判之后的结果。而人们理性批判的背后，皆有一定的逻辑、规律可以遵循。这是“文本秩序”存在的哲学前提。

“文本秩序”的存在，也有其历史前提。从殷商、两周以来的所有的经典文本，都为人们的精神生产提供了物质前提。春秋、战国诸子对自然、社会、政治、人性、道德的批判性争论，又为“文本秩序”开辟了新的道路。秦汉以来的几次文本整理，最终为“文本秩序”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说，自秦汉以来的学者，无不是在特定的“文本秩序”之内开展研究的。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的研究对象的内容，主要是与人类精神有关的时候，这种“秩序”就更加明显和稳固。

因此，在这种“文本秩序”之下，后人所有的文本研究，就基本上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规范、规定之中。这种“稳定”，不仅表现在文本自身的固化，而且还表现在研究者对文本统一、稳定的阐释上。这种学术现象，是刘向等人文献整理之后的大事。对这种文本秩序与学术秩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以后中国学术思想与文本阐释思想的变化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