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1984年

当20世纪的第84个年头来临时，一定有不少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一本书——《1984》。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英国小说家，1903—1950）完成于1948年、出版于1949的《1984》，与萨米亚丁（Zamyayin，俄国小说家，1884—1937）的《我们》和赫胥黎（A.L.Huxley，英国作家，1894—1963）的《美丽新世界》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享誉于世。七十年代初，不到20岁的我，被一份政府传达的《“571工程”纪要》从现代迷信的梦中唤醒，在工厂劳作之余常常和一些青年朋友传阅各种禁书，每每通宵达旦。读到《1984》的节译本：极权统治下以对领袖的无限崇拜和对所谓敌人的极端仇恨维持运转的社会；随意篡改历史；无处不在的监控；思想改造，互相出卖……我的内心被压抑所笼罩，继而转为一种悲愤：那就是世界的未来？现实已经与奥威尔所述相差无几，还有更可怕的未来在等待着受尽苦难的人们？

在同样出版于1949年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里，雅斯贝尔斯（K.T.Jaspers，德国哲学家，1883—1969）说：“对于那种未来的畏惧，也许可能防止那种未来。绝不允许可怕的遗忘发生。已经发生的事实引起了焦虑不安；它们可能重复，它们可能扩大蔓延，它们可能征服全球。我们必须保持这种不安，它会变质为积极的关切。”是的，从《1984》出版的1949年到1984年的近四十年里，一定有无数的人们读了《1984》，引起了畏惧、不安，而变质为积极的关切。

让我们感谢奥威尔，感谢所有在黑暗中发出警示的声音的人们，1984年来了，它，不是奥威尔的那个1984！

1984年的世界似乎并不是那种“判定生死”的决定性时刻，而是一个相对平和的年份。那年2月7日，人类进行了第一次太空行走实验。4月23日，美、法两国科学家发现了同一种艾滋病病毒。那年有三位人物的去世引起了全球关注：2月9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逝世，6月25日哲学家米歇尔·福柯逝世，10月31日印度第六任总理英迪拉·甘地遇刺身亡。福柯去世在知识界引发了新一轮“福柯热”；英迪拉遇刺世界震惊，印度也出现局部骚乱；但真正对历史发生影响的，是上任一年零三个月的安德罗波夫逝世，他的继任契尔年科又在十三个月后去世，然后，才有戈尔巴乔夫接任和戈氏改革。对于苏共和苏联，展现宿命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倒下，就在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

1984年的中国虽然也不是那种历史性时刻的特殊年份，但30年后来看，对之后历史发生影响的事件并不少。1月24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并为之题词，使在争议中的特区政策具有了稳定性和持续性；6月邓小平提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50年不变，这两件事在此后30年里都时时显示出它们的存在。4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制度施行，今天我们都习惯随身携带此证件了。5月1日，广州用150MH2频道开通了我国第一个数字寻呼系统，今天中国已至少有13亿户移动电话用户，可以溯源到那个出发点。6月29日，中国出现第一则征婚广告，如今婚介已是一大产业。7月25日，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成立。7月30日，在苏联、东欧（除罗马尼亚）、朝鲜抵制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为中国赢得第一枚奥运金牌，许海峰射出的这颗子弹飞了24年后，北京举办了2008年的奥运会。这年的“十一”游行中出现的一条计划外的标语“小平您好！”，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处在上下同心的最高段位。10月15日，美籍华人作家江南遇害，这对台湾最高当局的道义冲击波，不亚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对苏联的冲击。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也是在这一年，刚刚推出不到一年的“走向未来”丛书一版再版、数次印刷形成轰轰烈烈之势；85’美术新潮最早的群体“北方艺术群体”在哈尔滨成立；9月3日至10日的“莫干山会议”——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的“头脑风暴”，使“中青年”这个新概念横空出世，成为八十年代的一个时代特征。

无疑，中国的1984年，是大开大合的八十年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改革大提速的年份。

就在这一年最后一天的《光明日报》上，有一则不起眼的、算上标题也只有134个字的报道：“中国文化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

中国文化书院，这个民间文化教育机构在1984年12月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