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关于胡耀邦的批示

在1984年夏秋之际，中国文化书院的筹建者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去信寻求支持，并得到了耀邦同志的批示。耀邦到底对建立中国文化书院做了什么批示呢？汤一介生前始终为之感慨：“中国的事就是那么奇怪，我们给胡耀邦总书记写的信，他既然有个‘批示’，就应该给我们看，可是到今天我们都没有看到过这个‘批示’。”虽没有看到批示，但“据说批示是批给胡启立、田纪云和何东昌的，又据说批示只有几个字：‘请考虑，酌办。’”而常华在1994年整理的《中国文化书院大事系年》则明确记载：“胡耀邦总书记很快在信上批示：‘我同意这件事，请胡启立、何东昌、彭珮云酌情处理。’”但常华的依据何在？依然可以存疑。

给胡耀邦同志写信是谁的提议？这封信又是谁起草？谁签名？谁呈送的呢？

“给耀邦写信是鲁军的主意”，信件初稿是鲁军、李中华等几个最早参与筹备的年轻人一起议的。信件内容主要是“系统地申明了当时国际国内文化发展的趋势、改革开放与弘扬中国文化的关系、创办中国文化书院的意义等等”。最后的定稿冯友兰先生参与了意见。关于这封信的签署者，有两种说法，汤一介回忆：“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冯友兰、张岱年等老教授和该教研室的一批中青年教师，当时我不在国内，但他们也代我签了名。”而李中华2015年12月21日访谈时说，“只有冯先生一人签名”，这和常华编的《中国文化书院大事系年（1984—1994）》记载一致：“为得到教育部的支持，‘中国文化书院’筹备人员提议以冯友兰先生名义致信胡耀邦总书记申明意见。胡耀邦总书记很快在信上批示：‘我同意这件事，请胡启立、何东昌、彭珮云酌情处理。’”而且，李中华1994年留下的回顾文字中，对由冯先生署名有具体细节描述：“这封信是以冯友兰先生的名义发出的。……当时由我与冯先生联系，虽时值隆冬季节，但每次去冯先生家里，都感到温暖如春。他愉快地答应以他的名义给胡耀邦同志写信，但却反复琢磨信中的内容和用语，表现了对弘扬传统文化的高度使命感和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当时汤先生不在国内，只是事后听说，李中华作为当事者的记忆尤其具有具体细节的记忆，应该是更准确的。但李中华关于“时值隆冬季节”的记忆是不准确的，创建文化书院的动议在1984年春，当年10月间国家教委就因耀邦批示找汤一介去会商了，关于隆冬去冯家的记忆不可能是为了修改和签署给胡耀邦的信。

这封信是谁呈送的呢？也有两种说法，王守常记得是孙长江呈送的，2015年8月3日孙长江访谈时，老孙也肯定地说，是他把办文化书院的材料递给胡耀邦的，他的太太孙伟女士记忆更确切：“我记得很清楚，他回来说文化书院要成立，打了报告，他递给耀邦，耀邦非常爽快地说，好，我同意。就批了。”第二种说法是李中华提供的：“信是鲁军送的，他家里和耀邦有点来往。”耀邦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孙长江在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有过直接接触，老孙呈递信件是有这个渠道的；鲁军以家庭渠道递信也有可能，并且也另有成功记录。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就此留给读者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