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祖国西南大地上，巴山蜀水，峨秀沱清，千里沃野，钟灵毓秀。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物阜民殷，地灵人杰。腹心地带有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新都，被誉为“天府明珠”和“香城宝地”。公元前七世纪，古蜀王开明氏称帝，在新都营建都邑，为别于杜宇氏的旧都郫邑，新建都邑遂名“新都”。《华阳国志》云：“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秦汉时新都为蜀郡成都的辖县，作为古蜀国名都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这里山川秀丽，河渠纵横，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古往今来，人才辈出。明代，新都杨氏更为显耀，“一门七进士，科第甲全川”，为四川乃至全国罕见。明代大文学家、茶陵派领袖李东阳称赞首辅大学士杨廷和及其子状元杨慎为佼佼者。“苏氏奇峰仅有三，窦家芳树人称五。太史文章秘阁勋，少年状元才出屏。眼看是父复是子，此语吾传扬子云。”“苏氏奇峰”指苏洵、苏轼、苏辙。“窦家芳树”指宋窦禹钧五子：仪、俨、侃、偁、僖相继登科，号“窦氏五龙”，俗传“五子登科”。（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寄杨留耕先生》）

杨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湖广提学佥事。廷和年十二举于乡。成化十四年，年十九，先其父成进士。改庶吉士，告归娶，还朝授检讨。廷和为人美风姿，性沉静详审，为文简畅有法。好考究掌故、民瘼、边事及一切法家言，郁然负公辅望。（《明史·杨廷和传》卷190）

杨廷和（1459-1529），字介夫，号石斋，生于明朝天顺三年九月十九日，一生历仕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任正德、嘉靖两朝首辅，为明代名臣重臣、政治改革家。其先世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新都杨氏始祖杨世贤避元末战乱迁至湖广麻城，娶妻黄氏，生子寿山（即廷和曾祖）。再迁，乃入蜀之新都，以子寿山赘于李氏，世贤卒，葬新都城西。寿山性好善，乐助施，人称李佛子。始祖和二世祖都是一介平民，还未摆脱贫困。

《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忠杨公廷和行状》云：“杨氏之先世为庐陵人。元末避欧普祥之乱，徙楚麻城，再避红军乱，乃入蜀为新都人。讳世贤者，实新都杨氏始祖。世贤生寿山，寿山生玫，贡士，仕为永宁吏目。玫生春，号留耕，成化辛丑进士。历官湖广提学佥事。春生公讳廷和，字介夫，别号石斋。生以天顺己卯九月十九日，邑有火光之瑞。甫四岁，知声律。七岁日诵书数卷，习举子业。辛卯，年十二举于乡。壬辰，会试，下第。入国学。监丞眉山黄公明善奇其才，许妻焉。成化戊戌，举进士，为翰林庶吉士。”（明·杨志仁《天启成都府志·艺文》卷51）

祖杨玫，字美玉，深习《春秋》，擅长欧体书法，明宣德朝以明经贡入太学，授贵州永宁吏目，掌管案牍等事，从九品。为官清正，“却土官之赂金，正州民之地界”，为百姓做过一些实事，颇得当地群众称许，死于任所。杨玫像中国封建社会千千万万平民一样，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改变了贫困命运。杨玫任吏目一职，虽然官小位低，却是杨氏家族进入宦途的开始。杨玫一生三娶，元配郭氏生远、政二子，后夭亡，再娶羊氏无出，三娶熊氏生三子，长名春，次名惠，三名哲。杨玫死后，熊夫人带领两个孀妇和三个幼子，将丈夫遗骸运回家乡，那年恰巧遇上苗人作乱，一路上风餐露宿，由小路潜行回到新都。熊夫人卖掉簪珥筹集丧葬费，把丈夫遗骸葬在新都城西。弘治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祖母熊氏殁赠一品夫人，杨春丁忧守孝回籍新都，请长沙李东阳撰墓志铭，刑部尚书杜铭篆盖，文渊阁经筵官姜立纲书碑。此碑今藏新都桂湖碑林。文存《李东阳集·志铭》卷30、清道光《新都县志·艺文》卷11。

正德首辅李东阳《明故封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杨公神道铭》（简称《杨留耕公春神道碑铭》）云：

公讳春，字元之，留耕其所自号。上世本楚人，元季徙蜀，居成都之新都。自曾祖讳世贤以上皆不仕。祖讳寿山，考讳玫，皆赠同公官。厥考以《明经》应贡为国子生，授贵州永宁州吏目，卒于官。二子继没。公时尚幼，随母熊夫人护三丧归。会苗夷作乱，间道逆旅，区别外内，如在堂室。入县学为诸生，家惟《周易》一部，蚤夜研考，深得要领。成化乙酉，举于乡，益博群籍。越十七年辛丑，始擢进士第。时少师已举进士，为翰林检讨。公欲迎母就养，不得，请以疾归。熊夫人目久眊，为之复明，公恋恋不忍释。越六年为弘治戊申，授行人司正。（明《李东阳续集·神道碑》卷10、清道光《新都县志·艺文》卷11）

《新都县志》：“杨春，以子廷和贵，赠光禄大夫上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清道光《新都县志·选举》卷8）

弘治十年四月十四日，杨春任湖广提学佥事。《杨留耕公行状》：“起升湖广按察司佥事，奉敕提督学政。”（清道光《新都县志·艺文》卷11）

杨玫长子杨春，字元之，号留耕。自幼颖异，杨玫患病时，对熊夫人说：“此儿在，何忧吾家不振。”熊夫人安葬丈夫后，即督促杨春读书，补入县学为诸生。杨春刻苦攻读，每日读记积千言，因家贫无力延请名师，就把父亲旧藏的一部《周易》昼夜研读，入县学七个月就食官廪声名顿起。新都易学研究从杨春开始，后来从他受业的人相继取科第不绝。其孙杨慎（升庵）也从祖父学《易经》而中乡试“易魁”。杨春学识广博而深邃，在太学时与天下名士在膳堂为文会，“辩析璺璺有据，众咸心服焉，四方从游者多踵接为显官。”培养了不少人才，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明·靳贵《戒庵文集·杨公春墓志铭》卷16）

杨春善诗文，流传有诗《和余子俊元武山圣泉》：

丹崖翠壁接云巅，元武西山涌圣泉。

一水静中拖绿黛，万松深处响冰弦。

登临惊讶昆仑顶，倡和浑疑太华前。

缅想昔人增感慨，数声啼鸟度晴烟。

（清嘉庆《新都县志·艺文》卷48）

余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人，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年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沉毅寡言有伟略，于榆林筑墙置堡1700余里，军民得安耕牧，开渠引灌公私益便，号“余公渠”。余子俊与杨春友善，尝说：“大臣谋国，当身任利害，岂得远怨市恩为自全计。”《明史》云：“余子俊尽心边计，数世赖之。”（《明史·余子俊传》卷178）

余子俊侄孙余承勋（1493-1573），字懋功，号方池，正德十二年进士，官授翰林院编撰，杨廷和之女婿。

明成化元年（1465），杨春举乡试仕途却不顺利，成化十七年已四十六岁才中进士，而长子杨廷和于成化十四年已成进士。杨春事母至孝，因不能把熊夫人接到任所赡养，便辞官回到新都。熊夫人是个很有见识而严厉的人，她不愿儿子为自己耽误前程，督促儿子北上就职。弘治元年，杨春始赴选任行人司正，职掌册封宗藩、征聘大臣的事务。他秉公执正，不徇私舞弊，多为诸司所慑服。三年考满，颇得好评，升湖广提学佥事，专督学政，为朝廷推荐了一批人才。杨春认为读书人当“以德行为先”，对士子的考核，公正严明，鉴别精当，获得众人称赞。

《成都府志》曰：“杨春，字元之，新都人。幼举止老成。年三十举于乡，四十六登进士。授行人司正，荐为湖广提学佥事，时年已六十矣。越二年，即致仕归。得寿八十，卒。为少师廷和父。新都患城守弗坚，会藩臬欲为孙子慎建坊，春辞之不得，谓之曰：与其光宠一举子，盍若移以缮城，以庇万众乎！城成，流贼适至他郡县，来保聚者数万人，得免兵祸，皆曰：活我者杨先生也。”（明天启《成都府志·人物列传》卷21）

明弘治十一年（1498），杨春上疏乞休，回新都家居十八年而卒，享年八十岁。杨春一生两娶，元配夫人叶氏，生五子：长子廷和；次子廷平，弘治十一年举人；三子廷仪，弘治十二年进士，仕至兵部侍郎；四子廷简，早卒；五子廷宣，弘治十四年举人。侧室王氏生二子：六子廷历，国子监恩生；七子廷中，县学生员。杨春治家很严，诸孙虽幼，有小过亦不少贷。每教子必举先贤言行，命大家效法躬行。他常对诸子说：“修身正家，吾人分内事；居官能推之国与天下，乃为实用。”直到杨廷和为相，他还常常“以书论戒”，令其“以礼法自检，勿侈、勿怠、勿苟徇人意”。这对于杨廷和的思想有很大影响。杨廷和能“于学无不贯，唯以资经济”，能坚守封建礼法，正直不阿，正是因为在其父的影响下，保留了这种平民出身的品德。

杨氏家族世代家风勤廉清白传家，用前人节俭持家的《四足歌》教育子孙。

杨廷和祖母熊夫人制定了劳动产业、忠孝文化的杨氏《四重家训》：“家人重执业，家产重量出，家礼重敦伦，家法重教育。”（清光绪《新都杨氏族谱》）

杨廷和家规《怀归》诗：

子孙相约事耕耘，少小趋庭有旧闻，留耕爱读传心印。

教儿孙专务本，耕和读都要殷勤。

受用资田亩，荣华藉典坟，休全靠子曰诗云。（明·杨廷和《乐府余音》）

明代正德年间，地方上发生叛乱，老百姓为了躲避兵荒马乱，扶老携幼拥进新都县城避难。但因城墙年久失修，不少地方已有倒塌，防守令人担心。恰逢杨春的孙子杨升庵高中状元，藩镇官员打算修建牌坊光耀乡里。杨春知道后，辞谢说：“花钱光宠一举子，何不将钱移修建城墙，以护全城万众？”官员接受建议，将费用移来筑城。城墙修好，叛军适来攻城，因防守坚固只好离去，全城百姓得以保全，附近州县逃来避难者不下万人。为庆贺新都出了状元，并纪念这次安全渡过灾难，新都城墙的雉堞上都盖有二层红色石条。这种“城墙戴帽子”，只有新都才能看到，是全国独具特色的景观遗迹。

新都南门外清源河上桥岁久而塌坏，杨春见状说：“桥坏邑人不便，吾能修复矣。”拿出俸金数百两捐来修桥。蜀藩镇官员说：“此道持节朝贡使之路，私家捐资兴建，官府岂不管？”于是派员督促办理。桥成名曰清源桥，树碑纪念。杨春常为家乡做好事，深受家乡人民爱戴。死后葬新都城西外，封赠光禄大夫上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明朝正德内阁首辅李东阳寄诗杨春，对杨氏家族赞美有加。李东阳题杨春《寄杨留耕先生》诗：

峨眉山头云气浓，锦官城上花枝红。

地灵人杰应特出，往岁吾识留耕翁。

一从献策明光殿，三世科名眼中看。

鹦鹉洲前骢马归，凤凰池里麒麟现。

一品封高七帙稀，乌纱玉带明绯衣。

只疑天上神仙是，若比人间富贵非。

谁信今人不如古，片玉一枝安足数。

苏氏奇峰仅有三，窦家芳树人称五。

太史文章秘阁勋，少年状元才出屏。

眼看是父复是子，此语吾传扬子云。

白头忧国心尤切，刚道承平好时节。

正见西川洗甲兵，更依北斗瞻京阙。

元霜彩笔泥金笺，为君兴寄西南天。

愿山不童死不老，一岁一赋长生篇。

（明·李东阳《怀麓堂集·留耕轩记》）

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明朝第六位皇帝，年号正统。英宗宠信太监王振，明代宦官专权自此开始。明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轻信太监王振，亲征出师瓦剌，全军覆没，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西南）被俘虏，史称“土木之变”。郕王朱祁钰被拥立为帝，改元景泰。元年（1451），英宗被释回京，软禁于南宫当了八年太上皇。徐有贞、石亨等发动夺门之变，英宗复位，又重登宝座，改元“天顺”。

英宗第二次听信太监曹吉祥，又有“曹石之变”，可谓十足的昏庸皇帝。英宗临终时做过一件好事，遗诏“罢去宫嫔殉葬”。明代皇帝死后，所有的宫嫔都要自杀陪葬，这种制度经历四朝到英宗才废止。

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九月十九日，金秋天清气爽，新都杨家一个新生命来到人世，23岁的杨春与夫人叶氏得子甚为喜爱，取名廷和，寓祥和之意。光阴似箭，廷和已是四岁，便分得五声，母亲叶氏每食后教儿子几句唐诗都能成诵。

明成化元年（1465），杨春参加乡试，得中“易魁”，随即率妻儿公车北上京城，准备参加会试。京城生活费用甚为昂贵，杨春为家庭生活计，开馆以《易》授徒数十人。一日，杨春月下宴客，一客人说有三更了，另一客人说现在是半夜了，又有客人说五更有一半了。适逢小廷和在侧，客人听说他能对句，于是出上对：“一夜五更，半夜五更之半。”廷和望天上一轮明月当空，思想片刻对道：“三秋八月，中秋八月之中。”客人称赞不已。父亲在旁也喜形于色。这时廷和七岁。杨春教学生读书，廷和听见琅琅书声就能暗记，便教他学《易经》，每天诵书以卷计，日积十卷。廷和少年时，曾梦见天门开，远远望见天门的两旁高门柱，听神人说接近昌盛兴隆时期，就是你显达之日。晚年，又梦见天门开，有二武士举幡引导他冉冉升空而去，于是不久廷和逝世。“杨石斋少时，尝梦天门开遥瞻卓楔。曰，际昌时而公显。其老也，复梦天门开，有二幡导公冉冉以去，而公卒。”（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23）

母亲叶氏教育儿子说：“父亲年少时欲学书，无佳纸笔，欲夜诵，无膏火，欲传观，无多藏书。今天这些都有了，难道不能赶过你父？”

廷和发愤读书，成化七年辛卯（1471）八月，十三岁的廷和参加乡试考中举人，人呼为神童。第二年被送国学学习，年虽少而有大志，为文亦简畅有法。

明成化十四年戊戌（1478），杨廷和二十岁在京城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杨廷和试卷出众，才学优秀，超出一般举子的立意和谋篇布局，深得考官邵晖的好评，批云：“奇寓于纯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内。”（明《杨升庵集》卷52）当时以为名言，因书之家乘。

杨廷和被时人赞誉：“国朝自洪武迄今，辅臣之建白，部署之职掌，将帅之功罪，边防之沿革，礼乐、刑狱、水利、学校、赈济荒政……山川里俗，若指掌不爽。”（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15《杨廷和行状》）对“典章条格、人才政绩、边防扼塞、军伍钱役、丛琐远迩，心计耳濡，如亲身周旋，而抵掌可述。”（明·李贽《续藏书·太保杨文忠公》卷12）

明代以经学取士，读书人专攻一艺，不涉世务。杨廷和遵从父训对洪武以来的典章制度、政务经济、边防水利等的研习，学务实用，不同凡俗，“时辈视之，已若麟角凤毛。”（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15《杨文忠公廷和神道碑》）

杨廷和以才学优异，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从进士中文学优等及善书者选出，取于《书经》“庶常吉士”，为朝廷储备人才。国学监丞眉山黄明善很器重杨廷和，将女儿许配于他。当时，黄明善督学云南，杨廷和遂往云南迎娶黄氏。当地官员镇守太监钱能、黔国公沐廷章极为礼遇，在云南结下人缘，后来儿子杨慎远戍云南因而得到许多照顾。第二年还朝，杨廷和授翰林院检讨，入翰林院读书，数年间博涉经史。

杨廷和一生三娶：黄夫人，眉山黄明善之女。黄夫人生杨慎。继室喻氏，无生。黄、喻二夫人皆早卒。侧室蒋氏生三子：杨惇，字用叙，号叙庵，嘉靖二年进士，任兵部职方主事；杨恒，字用贞，号贞庵，承荫录中书舍人，大理寺副；杨忱，字用孚，号孚庵，正德十一年举人。杨廷和学识与明代一般空疏的士子不同。

兵部尚书、青神余子俊，成化二十二年二月告老还乡。“归老之日，独持《大明律》与别曰：‘介夫当相天下，为我熟此，以助他日谋断。’”（明·焦竑《玉堂丛语》卷5）

杨廷和后为首辅，处理大事镇定自若，干练有法，崇尚实学，办事务实。杨廷和年三十岁时，以无嗣为忧与黄氏夫人常到寺庙祷告，梦神人送来夏鲁奇。夏鲁奇（882-931），字邦杰，五代后唐名将。后唐庄宗李存勖被梁军围困，夏鲁奇拼命决战，持枪携剑救庄宗，屡立战功，拜节度使镇守许州，安抚百姓，深得爱戴。“廷和迟子，祷神见梦则五代夏鲁奇至。曰，武臣也，以《中庸》十八篇辅之，遂生慎。”（明·何乔远《名山藏》卷85）

明弘治元年（1488）十一月初六日，杨廷和得子于京师孝顺胡同，取名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夫妻甚为喜爱，杨家一门都大喜过望，又有了下一代。

小杨慎生来聪颖，五岁时即能背诵宋代诗人李育《飞骑桥》长诗，父亲杨廷和口授许多古代诗词。

魏人野战如鹰扬，吴人水战如龙骧。

气吞魏王惟吴王，建旗敢到新城旁。

霸主心当万夫敌，麾下苍黄无羽翼。

途穷事变接短兵，生死之间不容息。

马奔津桥桥半撤，汹汹有声如地裂。

蛟骇横飞秋水空，鹗惊径度秋云缺。

奋迅金羁汗沾臆，济主艰难天借力。

艰难始是报主时，平日主君谁爱惜？

此诗写三国吴孙权征合肥乘骏马过津桥，被魏将张辽追袭，桥板被撤去丈余，孙权骑马飞渡得以逃脱，故名飞骑桥。（明·杨慎《升庵诗话》卷55）

母亲黄夫人出身书香门第，杨慎七岁起随母亲习唐诗，皆一一成诵。十一岁开始学作近体诗，初步崭露其才华。一年，新春佳节，杨慎邀约弟弟杨恒、杨忱到新都郊外的世耕庄赏梅，只见红梅怒放，如团团红雾笼罩树梢。晚上又在梅树下饮酒，杨慎见明亮灯光照耀着鲜艳的梅花，不禁诗情奔涌，咏出绝妙新诗：

咏梅

疏梅悬高灯，照此花下酌；

只疑梅枝燃，不觉灯花落。

长辈们知道后，连声赞叹：“真是奇事奇句，古今少有！”（明·杨慎《杨升庵诗》明嘉靖刻本）

一次，杨廷和与三弟瑞虹、五弟龙崖观一幅山水画，杨慎在旁插上一两句。两位叔叔出了一道难题考杨升庵：“一处好景，人说如图画，一幅好画，人说像真景。这两种说法，你看哪种正确？”升庵举出唐人元微之咏画诗作诗云：

咏画

会心山水真如画，巧手丹青画似真；

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

杨廷和与叔父看到年方十二岁的少年，思维敏捷，想象丰富，借前人典故梦和觉、形和影来比喻图画和真景的关系，巧妙贴切耐人寻味，不禁异口同声夸赞道：“这四句，已大大超过前人！”（明·杨慎《杨升庵诗》明嘉靖刻本）

杨升庵不仅能诗，而且“博学多识”。一次，父亲与朝中同僚在家中小饮，灯下分韵赋石榴，张姓客人分韵得“张”字，正在沉吟，杨慎就高声说：“石榴本张骞事也”，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得安国石榴传入内地，分韵得张字作诗，正可用此典。一座皆惊，赞叹不已。无怪他日后高中状元，绝非偶然。（《滇志·张志淳传》卷14）

祖父引导他以贾谊《过秦论》为范文练习写作，模拟不错，祖父称赞：“慎儿有才有志，真是吾家的贾谊！”

正德二年八月，杨廷和长子杨慎、次子杨惇从京师回四川参加乡试。按明代科举规定，举子必须回原籍参加乡试，中乡试者才有资格进京参加会试。临行杨廷和嘱咐：“不以科第相望为善。读书第二，登科第三，修身齐家乃第一事也。”结果兄弟双双中举，杨慎中《易经》科举乡第一名“易魁”。（清光绪《新都杨氏族谱》）

杨氏家族为新都名门望族，第四世祖、杨廷和父杨春，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行人司司正、湖广提学佥事。弟杨廷仪，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兵部左侍郎。子杨慎，正德六年（1511）状元，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次子杨惇，嘉靖二年（1523）进士，兵部主事。侄杨恂，嘉靖五年（1526）进士，云南佥事。孙杨有仁，万历五年（1577）进士，侍御史，河南佥事。

杨廷和二弟杨廷平、五弟杨廷宣、三子杨恒、四子杨忱、侄子杨桤皆为举人。

新都杨氏一门五世，一状元、七进士、五举人，人才辈出，所以被誉为“杨新都”。

（新都杨氏五个举人未计入）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参加人才选拔的考试制度，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科举制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年。

魏晋以来，采用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以应策取士。

隋唐五代分级考试，贡举考试分解试、省试两级。宋太祖时创立殿试制度，开始形成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唐宋时期，取得解送京师参加省试资格的考试为“解试”。隋唐五代，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北宋中期以后，改为“每三年一开科场”，一般在各州府举行。元、明时期改为“乡试”，在各地省城的贡院举行。明代考场，则是单间号舍。每个应举人一间号舍，答卷、吃饭、睡觉都在这间号舍内。乡试按地区分配有一定的录取名额，乡试合格称为“举人”，第一名都称为“解元”。唐宋时期，对合格举人的复试在中央政府的尚书省举行，故称为“省试”。元、明时改称为“会试”，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第一名称“会元”。明朝，科举考试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制度：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主要以《四书》《五经》为准，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参照朱熹《四书集注》。

科举由朝廷开设科目，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科举制度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延续至元、明、清。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有广泛的影响。科举制度按种类划分，主要有贡举、制举、武举、童子举等。考试对应举人既不问家庭出身，也无须他人推荐。每当开科之年，一般士人只要品行端正、身份清白、身体健康、不为父母服丧者，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这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即士人可以自由报考，大大地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了封建王朝统治的基础。

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榜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其径由学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亚也，外此则杂流矣。然进士、举贡、杂流三途并用，虽有畸重，无偏废也。荐举盛于国初，后因专用科目而罢。铨选则入官之始，舍此蔑由焉。是四者厘然具载其本末，而二百七十年间取士得失之故可睹已。

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入国学者，通谓之监生。举人曰举监，生员曰贡监，品官子弟曰荫监，捐赀曰例监。同一贡监也，有岁贡，有选贡，有恩贡，有纳贡。同一荫监也，有官生，有恩生。（《明史·选举一》卷69）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

科举是封建王朝从民间选拔人才。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才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最初，亚洲的日本、韩国、越南均有仿效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把它介绍到欧洲，形成欧美各国仿效的文官制度，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莫不受科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