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探寻以国运相赌的“晚清三国”

2014年4月下旬的某个黄昏，只有一面之识的陈晓卿君突然打来电话，力邀我为一部再现日俄战争的4集纪录片撰稿。陈君对我的信任，缘于他对拙著《文武北洋》的谬赏。

当时，陈氏执导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二部正在央视几个频道同时首播。能与国内最优秀纪录片人合作，我当然求之不得。不过，听他陈述完种种邀约我的理由之后，我却退缩了。平生自知，我只是一个偏爱在历史遗址上独自找寻与验证真相的非虚构写作者，相对于其他的文艺形式，我更喜欢用文字搭建历史的真实场景。我从没写过纪录片，更何况是写符合央视播出标准的纪录片。而且，我平时读书太少，也读得太偏，对那场与“我”无关的战争毫无了解。所以，我说，北京或辽宁肯定有太多的专门研究日俄战争的专家或作家比我更合适做总撰稿；况且，我也从来没写过纪录片。

不料，陈晓卿的诚意比舌尖上的味道更让人难以拒绝。在他的有滋有味的劝说下，我喜欢探求新路的顽劣天性终被激发起来，加之借机填补历史知识空白之贪念，我最终贸然应承下来，并由此陷进了百余年前的战争风云中——从2014年6月到2015年6月，整整一年，我一直在苦读相关的史料。

以前，我只是稍微知道：晚清光绪年间，日本与俄国这两个强邻，为了争霸东亚，在当时被清政府称作“满洲”的我东北地区打了一场恶仗。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无力制止战事，竟然宣布中立，任由两个帝国在自家的庭院里血战到底。最终，俄国人输了，日本人把俄国在大清的租借地旅顺口和大连（时称“旅大”）乃至长春以南的铁路（时称“南满铁路”）据为己有，一直到1945年秋，才被俄军之后的苏联红军赶走。我所知者，仅此而已。

我是“文革”期间高中毕业的既无知亦无识的“知识青年”。我不是从历史课堂上，而是从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一文无意中知道这场战争的。鲁迅写过，他在日本仙台读书时，因受不了课堂上放映的日军在满洲处决中国人的画面，才离开了那里。

从此，中国就少了一个或许会成为名医的西医大夫，却横空诞生了一个文字犀利而又思想深刻的大文学家。周树人成为中国文豪鲁迅以后，便因其毫不妥协的反叛形象受到了激进青年的追捧，生前即被指定为左翼文坛的盟主，即“革命文学”的旗手；身后，尤其到了1949年以后，更被推崇为“第一等的圣人”，成了中国大陆独享膜拜的现代文神。鲁迅著作的单行本曾经发行极广。笔者就是从单行本的《朝花夕拾》中瞥见日俄战争的影子的，并因此知道，这场战争中的某一个画面，竟让我们的鲁迅先生作出了弃医从文的重大人生抉择！

随着阅历的增加和视野的拓宽，鲁迅和他的文章也渐渐淡出了我的记忆。十几年前，我开始解读北洋军阀史时，再次读到了日俄战争。我是从张作霖与吴佩孚二位近代军界元戎的履历中，看到了这场战争的硝烟。不过，因为当年他俩只是大清国的中下级军官，地位不高，仅在两国交火的缝隙间快闪了几下而已，战争的进程与胜负跟他们的参与没有关系。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日俄之战，与“我”无关。

这当然不止是我一个人的误解。两个帝国在我们国土上的厮杀，无疑是国人最耻于抚摸的疤痕之一，也许，正因如此，所以，历来的史书编纂者难免会遗漏日俄战争一节。

我们那一代人的课本里，记得没出现过“日俄战争”这四个字。我请朋友帮我查阅了时下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即《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1）政治文明历程》（岳麓书社，2004年版），上一节是《从中日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下一节就是《辛亥革命》了。从1900年到1911年，中间11年，是空白，“日俄战争”只字未提。也就是说，按这本书来学习的高中生，可能难以从这门课上知道中国的土地上曾发生过一场改变了中国和东亚政治格局的极为重要的战争。

不过，我也一直是只知道晚清之际有过这么一场发生在中国的不义之战，却不谙其起因、经过和结果。在我的知识储存的库房里，1904/1905年那两档里，只有一堆零散的有关革命党的记载，如驻防湖北的新军第八镇的几个班长成立最早的革命士兵组织“科学补习所”，如湖南明德学校的体育教员黄兴在省城发起成立旨在推翻清王朝的“华兴会”，如浙江的陶成章和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以暗杀清廷官吏为目标的“光复会”，如安徽的吴樾在京城的正阳门火车站甘为人肉炸弹袭击“出洋五大臣”，如回到日本的广东“兴中会”的领袖孙中山与因起义失败而逃亡到东京的黄兴相遇后联袂成立“中国同盟会”，如自号“鉴湖女侠”的京宦少妇秋瑾抛夫舍子从北京去东京，又从东京回到上海创办鼓吹革命的《中国女报》，等等。所有这些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政团与行动，都是这两年间出现的。但是，我却从来没把这些零散的革命行动归类于一个更大的空档里。这个空档，就是日俄战争。

我是说，正是在日本对俄国的这一场战争中，我们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先驱们，受到因走上宪政道路而崛起的日本的启发和鼓舞，甚至得到了日本民族主义组织的具体帮助，才聚集起来，向本国的专制王朝发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攻势，直至6年后一举颠覆了大清帝国。

为了解读这场战争，我的案头上和身边的小书架上，很快堆满了五十几本相关的书籍，包括厚厚的三大本影印卷的清史档案和日俄两国的有关书籍与画册。每天从早到晚，我都身陷这堆书中，耐着性子爬梳战争的起因、进程与结局。

照旧，我会在读烦了的时候，起身离家远行，赶赴历史现场，就近观察与感受我所关注的那一段历史的遗痕，从中发掘出史料上未曾记载的东西。

2014年盛夏与初秋，我曾两度造访旅顺口，三度在辽宁大地上驱车驰骋，沿当年日军的进军路线，或曰沿当年俄军的败北路线，车轮逐次碾过丹东、凤凰城、新宾、本溪、辽阳、沈阳、铁岭、法库和昌图，逐一打探战争遗迹。2015年阳春、仲夏和深秋，我还曾三次东渡日本，东上那须高原，西访萨摩旧址，更细读过几座城市的博物馆，甚至抚摸过明治初年萨摩藩军使用过的火炮，就近解读战争的策源地和一代军政巨头的生长环境。俄罗斯海军节那天（每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我专程赶到俄罗斯远东名城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中国人坚持不肯改口的海参崴，就近打量过节日中的太平洋舰队，日俄战争期间的开头与结尾，都与这支舰队有关。

对了，顺便要说一声：我的旅费，均出自本人并不丰厚的月薪。

所幸的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境外，也无论是有人相伴还是单独寻访，所到之处，我总是心想事成。短暂而快活的旅程结束之后，我回到青岛的家中，继续埋头啃读史料。

说实话，我很享受自己解读历史的走读方式——边读边走，且寻且思。研读史料，从中理出真相；置身现场，从中印证历史。

朋友们知道我一直在苦读和走读日俄战争时，莫不诧异地问：“日俄战争？哪年发生的？”再不就是：“日俄战争和我们中国关系大吗？”我的朋友，多是读书人，但他们也与从前的我一样，并不清楚日俄战争与“我”何干。

现在，我可以说了：日俄战争，和中国的关系太大了！

没有这场战争，丰饶的东北大地极可能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关东州”；日本人的拼死阻击，固然截断了沙皇通向“黄俄罗斯”梦境的轨道，但清政府的抵制和西方列强的制衡，又让日本帝国不得不收束起对那片广袤的黑土地的全部贪欲——几十年后的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不过是日本在大陆上的飞地“关东州”的雏形而已。无论沙皇俄国还是天皇日本，如果得逞的话，几千年版图不仅保留不住秋海棠的丰姿，连现有的雄鸡也会被斩首，究竟瘪成了什么模样，还真很难说！须知，这场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才正式建置了东三省——之前，黑龙江、吉林和奉天三地，只设置了旗人主政的军政机构而并无行省。

再者，没有这场战争，一代中国精英，也不会在“同种同文”的日本人的凯歌声中，纷纷警醒并引为成例，走上了与专制王朝较劲的苦斗之路——有的人在体制内疾呼立宪，不屈不挠；有的人在体制外频频“谋反”，前仆后继。彼时，无论朝野，也无论官绅，吁请清政府立宪的呼声也正是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达到了高潮。须知，中国同盟会成立之日，正是日俄签订和约之时。谁都知道，没有同盟会，便不会有改天换地的辛亥革命；而革命党赖以起事的各地新军，也正是清廷在日俄战争期间督练成军的；没有这支装备精良的新建陆军，则武昌首义断断乎不会成功！是的，没有日俄战争，鲁迅就不会弃医从文，他的同乡女杰秋瑾也不会慷慨回国赴难，他的另一个浙江老乡蒋介石及其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优秀学生更不会被清廷派往日本学习军事，并在回国后纷纷成了革命党的军事骨干。这一场战争结束后仅6年，修筑了近300年的大清国大厦即土崩瓦解，“中国”首次成为中华文明古国的正式国名，并一举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可以这样说，日俄战争，孵化了晚清各意识形态与政治派别的出世，加速了帝国的解体，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乃至东亚的政治生态，影响至今未绝。

而且，没有这场战争，日本就无权在我中国境内保留一支名为保护租借地与南满铁路的军队，而若无这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关东军，则20多年后，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国家元首）张作霖就不会惨死在家门外，而沈阳城里也不会发生“九一八事变”，之后，更无铁蹄踏破山海关入侵我华北地区，把中国拖入了长达14年（1931—1945）之久的战争泥潭中；若无这场战争，便不会有后来的太平洋战争；若无太平洋战争，则整个世界的历史都要重写！

日俄战争，与“我”岂不是有着天大的关系！

正是有感于周围的多像以前的我一样，对那场战争毫无了解，所以，在交付了纪录片《旅顺记忆（1904—1905）》的文学脚本之后，我有了向更多的人讲述更详尽内容的欲望。我愿把自己解读的那场战争的过程和一些零碎的心得付诸文字，与诸友分享，以让更多的人从中窥知百余年前的那段历史。

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发生？

它与10年前的甲午战争和4年前的“庚子之乱”有无因果关系？

战争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

俄国的军事实力明明大大强于日本，可日本人为何胆敢孤注一掷地挑起战事，而俄国又何以一再败北？

大清能否躲得过这一劫？宣布中立并划定战地是否属最无奈的选择？大清朝廷与疆吏们在这一场横祸中是否全无作为？战地的百姓们除了背井离乡，惨遭涂炭，甚至惨死家园之外，是否也有所收益？

以国运相赌的日本君臣与一条道走到黑的末代沙皇及宠臣，是如何决定了本国的兴衰？举世皆知，正是这一场战争，决定了俄罗斯帝国的衰亡和日本帝国的崛起。

再有，高丽人的李氏王朝如何从大清国的藩属国朝鲜王国变为了名义上“独立自主”的大韩帝国？又如何从大韩帝国迅速沦为日本羽翼下的保护国并最终亡国？

还有，远东大洋里的那座硕大的库页岛，“自古以来”的身世到底如何？最后的问题是，当年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强国为何热心于调停？彼时的国际地缘政治有怎样的反复与变化？其后果为何一直到百余年后的当今仍在左右着东亚乃至世界各国的关系？

疑问林林总总，本书或有解答。

读完本书以后，读者朋友或许会知晓拙著得名的缘由了。是的，笔者力图写下的绝不仅仅是两个强邻之间的战争过程，更是这场战争对我中华命运的深刻影响。

日俄战争，实是中、日、俄三个国家在20世纪初围绕着各自国家利益而上演的一场极具声色的“三国演义”！

书既成稿，当然要鸣谢朋友。

首先，要谢在寻访战争遗址的旅途上引导、帮助过我的新朋友们——大连的吴昊、周祥令、王珍仁、李华家先生和周爱民女士，沈阳的赵杰先生与张侃侃女士，丹东的王殊男与任鸿魁先生，铁岭的刘汉兴先生，他们都是当地的文史专家。他们或为我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资料和线索，或曾带我觅找当年的战地，所以，与他们相识时，我总是庆幸地对他们说：“可算找到组织了！”

再要谢常年结伴的老友们。张白波、谭泽和吴玉仑三位长兄，听说我在辽东大地自驾寻觅旧日战地，立马飞抵丹东或沈阳与我会合。有了他们的相伴，我的孤寂之旅才成了开心之游。远在日本大阪的老友松本周义先生，听说我要走读日本明治时代，便爽快地放下自己的事，陪我东奔西走。心宽体胖的孔健，是我的发小，也是著名的旅日作家与社会活动家，我在东京寻访的日子里，他数次在孔子膳堂为我招请日本政学界的朋友，帮助我解读日本，而且，他还请来华裔作家松优莉女士为我做过向导。谢谢他们！

我所解读的史料，绝大多数是汉语的，包括日、俄专著的汉译本，但也有几册外文书籍。读日本史料时，发小孙明德兄、精通汉语的松本周义先生和远藤稻波女士，都曾不断被我打扰，一次次地帮我渡出迷津。如果说，百余年前的日本史料，因多用汉字而使我这个学过一点日语的人能看懂一些的话，那俄语对我来说，则全然懵圈，我只好求助于几个会俄语的朋友，如北京的杨华女士、青岛的梁超和鲁继勇小友，帮我查证了部分俄国的史料。没有这几位朋友的相助，我读不透日俄战争，当然也就不可能写成这一本书。

写作之前，我就希望，本书能忝列“为了人与书的相遇”的新书之林。刘瑞琳女士是十余年前初版《文武北洋》的发见者与出版者，而陈晓卿也正是读了这一版的拙著后认准我的朋友之一。我因陈晓卿的美意而计划外地写成此书，所以理应将其奉还给媒人。况且，十余年来，刘瑞琳女士和文史编辑凌志小友一直对本人督促有加。“衣莫若新，人莫若故”，诚哉斯言！谢谢诸位有理想的朋友们！

当然，最亲近的人也必须在此一并鸣谢——为了让我安心读史与写作，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妻子与幼子腾给了我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若无家人的支持，这几十万字长卷，哪里会一个字一个字地从键盘上蹦到屏幕上来？

末了，有必要提醒读者朋友的是，本书引用的日俄两国相关文书，多得自彼时的《日俄战纪》。所以，今天读当时的译文，包括对日皇与俄皇的诏书和两国的电文、命令等的翻译，不仅会感到诘屈聱牙，而且会因其表述的中国化而缺少一些真实感。但是，为了还原历史，再现真相，笔者照录书中，谨请诸君稍安勿躁，耐心读之。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2016年3月31日

于青岛浮山之麓山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