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的“生死契约”

1978年以前，小岗生产队共20户，115人，是全县有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无论老幼，都出远门讨过饭。

这一年，凤阳遭受特大旱灾，饥饿的阴影笼罩在小岗人头上，老百姓对不许包产到户的政策怨声载道。当年，凤阳开始“分包到组”，试图改变状况，但小岗生产队将20户人家从2个小组分至8个小组，粮食产量低的局面也不见好转。

穷则思变。其实村民都知道怎样可以填饱肚子：大家的自留地都种得很好，为什么合在一起就种不好呢？因为弄好了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啊！这样还有谁会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呢，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在田间地头，村民们私下议论：“干脆分开来干！”

1978年11月24日，小岗生产队20户人家有18户的户主在场，大家举行了一场秘密会议。在私下联络时，户主们甚至连妻子儿女都不敢告知。在那个年代，有关政策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就是背叛人民公社体制，坐牢是他们可预见的结局。之所以冒险“造反”，只因不想饿死。

副队长严宏昌开门见山地说：“我们队委会三个碰了个头，打算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但有一条，各家要保证交足公粮……”

18位村民还发下毒誓不向任何人说：“谁要说出去，就不是他娘养的！”考虑到一旦事情败露，村干部要担坐牢的风险，一位年长的村民激动地说道：“你们是为我们村民出的事，到时候，我们谁也不能装孬，全村凑钱凑粮，把你们的小孩养到十八岁！”其他人纷纷赞同。

随后，严宏昌随手从小孩的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白纸，在煤油灯光中写下“保证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缴）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契约下方是各户户主的名字和血红的指印，还有生产队三位干部分别盖上的三方图章。这份血书写得可歌可泣，事后的反响则深远惊人。

一个月之后，12月22日通过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上依然写道：“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政策依然未变，可千里之外，小岗生产队的农户在求生本能之下已走出很远，他们将队里的土地按人均4亩半划分，从此再没有人偷懒误工，全村老小没日没夜在田地里干活。

包产到户极大地提高了村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也随之猛增。1979年，小岗生产队的粮食总产量为13.3万斤，相当于1955—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主要是花生）总产量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小岗生产队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是2800斤，过去23年一粒粮食未交过，当年上缴24995斤，超额7倍多。由于生产发展，村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到400多元，翻了18倍。

看到小岗生产队的日子大变样，附近的生产队也悄悄实现包产到户。此时，“包产到户”“分开单干”仍然不被政策允许，小岗生产队所属的梨园公社要求大家再并起来，但县领导很支持：只要你们交齐国家征购、集体提留，并带头还贷款，还叫你们干下去。

尽管如此，小岗村村民还是提心吊胆，生怕事情闹大，被更高级别的领导知晓。

没想到，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得知这个消息，于1980年1月24日亲自前往小岗生产队视察。时任生产队队长严俊昌还记得他说：“只要能对国家多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谁要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跟他打去。”

一位地方领导问：“周围群众都吵着要学小岗，怎么办？”

万里言简意赅：“学就学呗！”他不仅批准小岗生产队包产到户，而且鼓励大家学习经验。至此，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户才吃下一颗定心丸，悬了一年多的心终于安稳下来。

为什么万里会支持小岗生产队的做法？为什么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由曾担任万里秘书的吴象整理的谈话记录中记载，万里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历史的缘由。因为亿万农民在僵化的体制下受害最深，改革的要求最强烈、最迫切，而广大农村又恰恰是旧体制下比较薄弱的环节，正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

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不仅为后来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创造了条件，而且是农村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约见其他领导时提到了安徽的凤阳和肥西，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人首次对包产到户做出肯定的表态。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逐步推广开来。

1981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1月1日，这份会议纪要以中央“一号文件”下发，这是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包产到户”被正式确认。到1981年年底，全国农村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983年，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做出了高度评价：“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的新发展。”这一年，全国参与家庭联产承包的农户占95%。

1984年，中央发出第三个“一号文件”，提出要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决定将土地承包由原来的3年延长为15年。这一年，中国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宣布：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连续三个中央“一号文件”不仅推进、巩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果，而且将中国农民压抑已久的能量彻底释放，为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国初步建立起构筑农村新经济体制的框架，并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借鉴的制度模式。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被复制到城市，“包字进城”让承包制的威力在城市改革中得以显现，在“放权让利”中没有被激活的国营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四通、联想、万科、三九等公司横空出世。

今天，严俊昌已成为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的名誉馆长，经常要向前来参观的游客介绍当年分田到户的经历。40年弹指一挥间，小岗村的“大包干”也随同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一起，进入不惑之年。无论沧海桑田，岁月变迁，今天我们仍然坚持的共识就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