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战国策》是一部奇书，其成书过程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文史话题。这部书的作者不明，内容包括策士的著述和史臣的记载，其中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汇集成书当在秦至西汉早期之间。当时流传的版本驳杂，形式有简册和帛书，刘向辑录编纂为三十三卷，并定名为“战国策”。东汉高诱注释本到唐宋时已经严重脱散遗失，仅余二十卷。北宋曾巩访求诸家藏书，补足了三十三卷。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类似传世《战国策》的文本，全书二十七篇，其中十一篇的内容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文字也大体相同，另外十六章则为逸书。将刘向编辑本、曾巩补苴本与出土帛书参读，可以看出这些文本在战国时代曾经有过的那样一种蓬勃生发的状态。

从《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来讲，这部书是否真如某些儒生所指斥，是“离经叛道”的“千古之邪术”，抑或“小夫蛇鼠之智”？答案恐怕不是那么简单。《战国策》中当然有不少纵横捭阖的手段，也有崇法隆势的智术，还有经营天下的攻略，以及言语心术的技巧，但是如果往深层看，难道没有与儒家用仁义、道家用阴柔和墨家尚兼爱的共“用”交叉点吗？先秦百家，家家不同，可区分之性征自然是各个有别，然而在用世的实际处，则往往有互动，有连带，甚至有契合。以儒家为例，希贤、仰圣的出发点是仁和德，但是一旦修齐治平起来，仁义道德难免流于工具一类。“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高调，唱唱可以，然而很难掩盖“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事实，很难抵消“颜如玉”和“黄金屋”的欲望诱惑。原始儒家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即便有好的动机，也必须在诸子百家的学理交错中摸索相互制约而又相互交叉的大小脉络，到源头的天人之际去寻求通和致化且可消解戾气的归藏场合。

从图书类别方面看，《战国策》一直归于史部。至今学界仍有不少人称之为史类著作。《战国策》确实包含着战国时代各国丰富的文史资料，因而视之为史书不无道理。《战国策》许多篇章记述了策士的活动，如星光闪烁，点化出纵横家的行藏。不过也应该看到，《战国策》不是编年系谱的纯然史书，作为纵横家的故事集锦，其中不乏夸张虚构的文学叙事手法，还有对儒、道、墨、法、名辩、阴阳诸家思想智慧的渗透和汲取，它既像是一丛丛孕生中的史诗初稿，也像一篇篇传授纵横智计的策士短章，更像是一个在恶火浊水中打淬利器的高人作坊。从艺术方面看，《战国策》没有《荷马史诗》的波澜壮阔和神完气足，也没有《太史公书》冠绝古今的宏构伟制，但是其状物、叙事和形象塑造都非常生动。就文本的开放性而言，《战国策》的“非编年”、“事语”、“短长”、“拟托”、“寓言”等特点，呈现了一个没有盖棺定论的“战国”，提供了一堆尚未结尾的“国策”。在这种意义上，《战国策》如同人文作坊，把读者带入善恶美丑混杂的思想台面接受历练。换言之，这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让人们参与那样一个心灵考验的过程，与战国策士一起论辩，一起撰写没有完稿的长卷。其中有弥足珍贵的史料积存，有可供深入伦理思索的人物故事，有文学叙事所悬置的可深究话题，给语言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民俗学家和社会学家都留下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如果让《战国策》回归其所记叙的那个时代，或许可以比较真切地领略它的成书环境和实际价值。打开书卷，扑面而来的有策士为生存、为成功的纵横捭阖，也有他们为所属国存亡继绝和为天下兴衰的奔走折冲。就其主要特点而言，我们可以视之为策士谋划技艺的运筹性智计。也就是说，《战国策》原本是讲述纵横策士看家本领的故事集结，可作为该层面士人揣摩研习的学习资料。战国时代有着恶力公行、杀人盈野的残酷世道，也是混战加剧、天下渴望统一的历史拐点。一方面，诸侯尚恶力，策士重诡诈，目的证明手段正确、成功就是一切的处世规则，致使人们不择手段地驱使一切、压倒一切。在这个意义上，《战国策》生动地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可以将之看作刀光剑影中的血之花，看作人性劣根处的恶之花，看作蛮力狡诈间的鬼之花。另一方面，那也是一个思想求正义（如孟子）、学术合王霸（如荀子）、智者脱俗谛（如庄子）、铮臣守高节（如屈原）的巨变性年代。《战国策》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中，揭示出了一个不甘寂寞而且想有所作为的策士阶层，将他们的拼搏行为活脱脱地刻画出来。在某些方面，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些不惜使坏用恶的纵横家们，彰显的不仅是个性，还有朦胧状态的主体意识，虽然后者没有形成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意义上的主体精神。

总体上看，国人对这部书的价值还是相当重视的。东汉时关于《战国策》的研究、注解和专论均已出现。魏晋南北朝战乱不断，世人读《战国策》，更多的是学习兵法战策和求生求胜的智慧。这部奇书在唐代也很受欢迎，从李白的诗作中就可以看出他受《战国策》晕染的精神气质。宋代以降，文人学士的眼光渐趋宏深，不仅用功于缺文补遗、版本考释和点校注解，也从精研细读中求取治国安邦的谋略。现当代学人则偏重于探究谁是作者、这本书是什么类型的著作、它的写作艺术和修辞手法等问题。关于其思维特色和思想内容方面，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赵楠博士的《〈战国策〉势能论》主攻这个方面。《〈战国策〉势能论》没有在传统的研究领域过多地徘徊逗留，而是聚焦在《战国策》的一个吃紧的环节——用势问题，这也是该选题的重要价值所在。《战国策》是扎堆的小篇章，酷似我们今天所说的“微型小说”选集，也可以说它们是文史小品的荟萃。许多文本是通过短小情节、片段对话、寓言故事或虚构场景说事。《〈战国策〉势能论》则是识大体看大端的研讨，其间的落差颇大，求索难度不小。赵楠硬是在这些短文和小品中提取出了一个思想智慧方面的话题——“势能”问题，其苦心孤诣殊堪称道。古代典籍自然需要考证源流，点校注释，但是也需要提取精华，发掘精粹。赵楠选择的是后一条道路，啃的是硬骨头，承接了一种艰难的挑战。

《〈战国策〉势能论》对《战国策》中的“势”字用法做了细致的考察：“势字出现了58次，大约可划分为五种情形，即地势、时势、人势、事势——约等于形势，但嫌其过于宽泛，因此以‘事势’代替，特指战国政局风云。还有一种是自然运行之势。”在五种“势”中，时势是战国策士和策文能量生发的本因，人势和地势是能量转化的动因，事势是势能形成的动态。《〈战国策〉势能论》的用力处主要在前四种“势”上面。虽然作者说“第五种势能由于和《战国策》一书的研究并无太多本质的关联，因而在行文中有所涉及而未予详述”，但事实上，《〈战国策〉势能论》对势能的自然状态也有精彩的叙述。

“势能”作为自然力量，很早就为人类所关注。天然资源是人类领悟“势”精神的前提和基础。《〈战国策〉势能论》对此有着较多的阐述。作者从古人的相关认识中，提取出了不少智慧。就拿山势来说吧，有高大、逶迤、陡峭、险峻、耸峙等词语状摹。地壳运动对山脉大体的造化，可谓“势”文化的有形之师。再看水之动静，中国的水文化思想极其丰富，关于水的研究源远流长。《易经》之阴阳观，《道德经》之以水悟道，都包含着“势”文化的无言之教。孙子用激水漂石以喻兵势，阐发的是水在动静变化中的另一种“势能”，即深蓄骤发所形成的巨大威力。这是“势”文化的兵家理解。从自然到社会，势能无处不在。书法家讲“笔势”；诗学家讲“气势”；政治家重“形势”；谦和者持“隐势”；勇为者忙“造势”；骄横的权贵们很在乎自己的“身势”；愚鲁的暴发户爱显摆自己的“架势”；卑鄙无耻的小人则最善于趋炎“附势”。这些势能的变数几乎可以在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可以说，天下万物处处都有能量，人间百态事事蕴蓄势力，势能是大千世界的别称，驾驭势能是人类文化的重大课题。

《〈战国策〉势能论》对势文化文字信息的剔抉引人入胜。作者对势字、势概念、势运动的考察是细致入微的。她在甲骨文里看到势能作为天人之际的力量组合：“‘埶’字如种植草木之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指出：‘《说文》无势字，盖古用“埶”为之。’”可见，“势”是借用了种植草木之形的含义，引申为力量的趋向，通过客观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造字的先民会用种植草木的事例来写“势”字？一方面，大概是因为种植活动浓缩了从种子蓄势到培植长势乃至形成气势的农事变化，展示了势能运动由微而著的全过程。另一方面，种植草木之起势、因势、用势，充分显示了人类辛勤劳动的结果，并由此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即势能是可以积聚、调动和灵活运用的。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既揭示了势能所包含的内质、变化和客观力量，也点出了人可以参与且能有所作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事施动性。《战国策》的纵横家们之所以能在险象环生中游刃有余，使一些危亡的局面很快出现转机，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们对势变的清醒认识，对局势的有效驾驭，对势能的巧妙运用。

《〈战国策〉势能论》最发人深思的解说，是关于《战国策》本身文势的体会。在作者看来，《战国策》的文势博大精深且极富生机。那尚未表现出来的文势，是一种积而不发的能量，酝酿态势却不显山露水，“有如高峡平湖，清静若鉴，实则饱含生机；其转化出来的力量则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因此，她认为“《战国策》是先秦典籍中颇具势能的作品之一，它将策士以筚路蓝缕之劳，操博采精研之辞，行折冲尊俎之道的情状展现无遗，为文自有一种充沛的雄健之气，因而朱鹤龄称其‘雄深峭健’，张一鲲盛赞其说辞‘肌丰而力沉，骨劲而气猛’”。为什么《战国策》的一系列小故事，甚至比小品文还要“小品”的袖珍段子，能够迷倒两千年来的无数读者？《〈战国策〉势能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回答：小品可入上乘，大气何患短章。倘能用势，必有作为。《战国策》作为策士形象的传神写照，其感染力正是通过一个“势”字惟妙惟肖地展示出来。

《〈战国策〉势能论》给人印象深刻的论述，当推关于《战国策》“势”思维的梳理。势能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有思想技艺。势能的思想技艺表现在哪些方面？作者用如下条理予以擘画：上篇关于势能论析的第一章，揭示了《战国策》特有的充沛文气之根本与形态。第二章通过《战国策》蕴含的逻辑思维，阐述了其中的势能顺因与转化机制，即以实用逻辑为指导，以形式逻辑为方法，以辩证逻辑为内核，推出的一套通向成功的技术性思想和思想性技艺。逻辑是思维的艺术，是人类所有行为避不开的关键。《战国策》是思维逻辑与实用精神密切结合的产物。《〈战国策〉势能论》在这方面的发掘用心良苦，而且斩获颇丰。作者并没有在逻辑问题的钩沉方面停步，她在第三章《新势能的生成》中特意撰写了“融通性思维指导下的谋略和技巧”。她说的融通性，是指“中国文化的‘水性’特色”。这一章相当重要。实用逻辑、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都是机制思维，凡逻辑皆工具，都逃不脱思想刀具或曰思维车床的切削。但是，中国文化中的水性智慧另当别论。水可渗透，可变形，可消解，可养育，可生成，不是逻辑的路数，却可出入于逻辑机括，使各类逻辑思维出丑显恶，甚至自惭形秽，可使天下污浊逐渐净化而别开生面。老子曰：“上善若水。”这个命题真可谓提升思想的高端眼光，当然也是处下用事之深刻箴言。如水之善，既是减压之良方，也是成功之长策。有谁说这不是出神入化的智慧？与西方各类逻辑相比，中国的水文化称得上人类思想宝库中独具一格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是有助于化解西式逻辑中工具理性戾气的精神宝藏。这些看法，我在《水性与盐色——中西文化品位比较》（见《唐都学刊》，2003年第1期）中有所阐发，在此不再赘述。

作为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战国策〉势能论》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和有待深入探求的地方。比如，对《战国策》的文学艺术研究可以更为细致一些。不论从创作心理方面解析，还是从文体学角度考察，都有许多话题值得发掘。倘能做一些与西方同类著作的比较研究，意义会更大。再如，关于《战国策》的伦理探讨应该继续推进。诚如前人所言，《战国策》涉恶颇深，可作为研究中国恶文化的重要资料。然而，自《战国策》问世以来，人们对此书贬斥詈骂有之，而关于该书涉恶之处的深入研究则很少，透彻的伦理论述一直付之阙如。《战国策》作为文史哲浑然一体的著作，有待开发的地方很多，仅上述几点，已经令人神往。赵楠博士在这些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栾栋

甲午端阳节于广州白云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