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策士纵横的使命——《战国策》特殊文气形成的途径

关于士阶层的兴起，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若干原因，在周王室衰微的前提下，出现了教育和文化下移、养士之风兴盛等新的现象，士因此作为一种新的“势力”而为人所瞩目。士的大规模兴起，在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元分化的局面，既有孟子、庄子这样的文智之士和公孙龙这样的巧辩之士，也有荀子、韩非这样的法治之士，还有墨子、许行这样的勤恳之士，更有苏秦、张仪这样仆仆奔走的纵横策士，可以说其主张、行为方式各有不同。那么在处于相同的时代、经济、人文背景之下的众多之士中，策士是如何彰显出独特的风格——充沛的气势和语言的魅力的？这当然与策士独特的使命无法分开。

策士在战国之时，任务与目标就是精于谋略，通晓权变，尤其重要的是擅长外交，在倏忽变化的盟会关系中起到联结、扭转、破离、疏散的作用，如其所宣称的那样“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韩非子·五蠹》），“安民之本，在于择交”（《史记·苏秦列传》）。实际上，他们也在外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刘向论述苏秦、张仪的事迹时说“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道出了他们的外交能力对当时及其后形势的重要影响。

纵横策士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合纵连横的外交事务，而纵横家的发端可追溯到夏商周的通使官。基于分封制度，中央政府必须有负责传达命令、处理纳贡等相关事务的通使人员，这个职务源远流长。在夏朝称“遒人”，杜预注《左传》曰“遒人，行人之官也”；而商代则称通使官为“吏”，类似于周代的“行人之官”。周代伊始，分封大兴。周武王、周公、周成王先后分封71国，而这种分封正为以后的政权分立埋下隐患。至春秋周王室式微，诸侯连年征战，会盟、行成等史不绝书，“由于各国间争斗激烈，关系复杂，所以会盟频繁，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就记载了大小会盟共四百五十多次”，而这些通史重任都是由“行人”来完成的，《周礼·秋官》中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记载。《周礼》中列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别对应冢宰等不同官职，而下面又分有许多更详细的职守。行人分属“秋官”的“司寇”之下，又有“大行人”、“小行人”之分，“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掌管接应诸侯进朝，并负责督教各邦国外交礼仪等一切外事活动，“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负责外事活动中的相关具体事务。虽然“行人”的职责以外交为主，但政治、军事、经济范围内的事项他们都可以干涉，而有的“行人”本身就是担任重要职务的政治家、军事家，所以“行人”并不仅仅具有专职，这和纵横家的情况非常相似。从《左传》中记载的行人事迹来看，他们熟知外交礼仪和国内外形势，具有善辩的口才、敏捷的思维，这都对战国纵横家的行为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说“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尽管这个观点遭到胡适的反对，但还是具有一定道理的。而《战国策》文，也如刘师培《文章学史序》所说，“犹得古代行人之遗意”。

战国策士由于特殊使命的驱使，在外交事务、合纵连横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样的角色使得他们必须在思维中有一个前提：随时面对所有的诸侯国和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这样，其思维和行为模式就必然是开放和发散式的而不是自我封闭的。策士的外交使命也注定他们必须保持着积极的活动状态，不停地游走在各种势力之间，这也是其得以将势能转化和散发出去，并且推动形势的原因。战国分裂的形势和纵横的使命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其他“士”、其他诸子具有区别，有着鲜明的自我特色。因此，策士纵横的使命是《战国策》特殊文气形成的途径。

李德裕认为文章“气不可以不贯，不贯则虽有英词丽藻，如编珠缀玉，不得为全璞之玉矣”（《文章论》），这是对“文气”的重视。一方面，《战国策》自有雄健之气，与同为战国典籍的《孟子》、《荀子》、《韩非子》、《庄子》比较，从学说根本的目的——解决战国诸王面临的现实问题来看，有着相同相通之处；另一方面，策士在思维特点、主张、言辞上的特色却有着较大差别，这是由其纵横使命这个不同于其他诸子的因素造成的。诸子各家虽然也受分裂现实的影响，但是不像策士那样多负有外交使命，凭借合纵连横实现自我，因而分裂势能对其影响强度没有那么大。《战国策》的鲜明特征，现分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思维

战国之事，纷纷扰扰，时刻风雨如磐。各国剑拔弩张，毫无宁静可言。分裂的态势，造成了策士游说的“势能”，也是《战国策》形成特有发散性思维的重要原因，而纵横使命更是实现、强化这种思维的原因。战国策士的思维散乱而灵活，以一人为原点，通过不固定对象来实现自己的主张，时空上的拓延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而对事物的把握则系于一心，不拘一格。表现为策士在选择游说对象时即持有“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机变态度，本身怀有不屈从权威的潜在意识；在具体主张上崇尚机巧计谋，以捭阖为能事，认为“计者，事之本也”，以灵活为高。在势能的涵养和推动下，在外交事务的实践中，策士们还提出“时势”这个充盈着动态观念和具有力量枢纽作用的概念，把握着千姿百态的事势，并通过纵横使命，使事势不断推动变化。如此的思维，令策士的生命充满灵气和生气，内在气势勃然而发。

二、主张

分裂使得策士蓄势待发、应时而动，这种蓄势，在相对的静止之中，又饱含着充沛的势能，意欲改造旧的状态，塑造新的样态。对局势的认识和分裂中统一合力的牵引，形成了策士们的基本主张——纵横捭阖。顺应人性对事物进行引导，有利者促其发展，不利者多加阻滞，这和策士的理论纲领《鬼谷子》提出的“捭阖之术”也是一个意思：“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内之；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鬼谷子·捭阖》）形成自己所需要的形势，改变有阻碍的形势，以使事物向自己设想的方向发展。

三、言辞

《战国策》中的势能是面对生命危机之时表现出来的最根本的力量，行文雄辩阔论而极具煽动性、说服力，从内质来看是分析、类推、归纳等多种逻辑方法的运用，外在则得力于铺排、对偶、比喻、引用、反问等修辞手法，内外结合，使其独步古今，为人赞赏。这种语言艺术，是在许多外交场合磨砺出来的。孔子说：“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虽然强调的是在外交场合应变的能力，但反过来说，也正说明辞采是增强外交魅力不可或缺的元素。语言和辞采，具有更直接的感染力。因而，策士充沛的内在气势，通过语言能够最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也是《战国策》能够打动人心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战国的分裂带来的不仅仅是兵戎相见，更有在时代气候的影响下形成的独特战国文化，这一文化尤其以《战国策》为代表，大大彰显了战国分裂之下形成的各种势能所塑造的人文景观。而战国策士纵横的使命，是形成《战国策》卓越魅力不可缺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