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
  • 张晖
  • 21字
  • 2021-11-23 16:26:07

第1章 “诗史”说的最初形态:重读《本事诗》

第一节 李白故事与“诗史”概念的产生

但凡涉及“诗史”说源头的文章,多会不惮其烦地指出“诗史”一词最早出现于晚唐孟棨所撰的《本事诗》,因为该书说:


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孟棨著:《本事诗·高逸第三》,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 1983年),第15页。然而据洛阳市郊区白马寺镇帽郭村出土的孟家四方墓志显示,孟棨之名应作“啟”,参陈尚君:《〈本事诗〉作者孟啟家世生平考》,项楚主编:《新国学》第六卷(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17页。然而历代文献多沿用“棨”字,为方便征引相关文献,本书仍沿袭旧说,未加订正。


早在明代,胡震亨就据此考出流行于当时的“诗史”说的源头,认为从《本事诗》这句话可以“知‘诗史’之评,原出唐人也”。胡震亨著:《唐音癸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六,第54页。近来学者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则十分强调其中的“当时号为‘诗史’”六字,并从中推测“诗史”概念在孟棨所处的时代,甚至是杜甫在世时就已经开始广泛流传。陈文华的论述比较详细,见陈文华著:《杜甫传记唐宋资料考辨》,第四篇《思想之厘定》第一节《围绕在儒家诗教观下的批评内容》第三部分《诗史》,第241页。龚鹏程认为据孟棨所说,可以看到“似乎唐人已有诗史之称”,见龚鹏程著:《诗史本色与妙悟》第二章《论诗史》,第19页。韩经太更认为“当时”是指“中唐贞元、元和之际”,并有详细的阐发,见韩经太:《传统“诗史”说的阐释意向》,第一节《由杜诗学引出的“当时”消息》,《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169—172页。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彭毅:《关于“诗史”》,载柯庆明、林明德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诗歌之部(二)》(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7年),第91—92页;孙明君:《解读“诗史”精神》,《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93页;王世海:《杜诗“诗史”说当时意向探究》,《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2期,第1—4页。兹不一一列举。这种说法,将孟棨假设为“诗史”说的记录者,而不是发明者。王运熙、杨明在他们合著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1994)中提出可以通过孟棨《本事诗》来“了解‘诗史’一语的初始意义”。王运熙、杨明著:《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三编《晚唐五代的文学批评》第三章《诗句图、〈本事诗〉和诗格》第二节《孟棨〈本事诗〉等》,第738页。方孝岳在《中国文学批评》(1934)中甚至认为:


唐朝当时的人称杜甫为诗史,原见于孟棨《本事诗》。《本事诗》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种话本是当时流俗随便称赞的话,不足为典要。方孝岳著:《中国文学批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卷下四十《王船山推求“兴观群怨”的名理》,第187页。


孟棨在《本事诗·序目》的末尾署日期为“光启二年十一月”,可知《本事诗》成书于唐僖宗光启二年,即公元886年;距离杜甫(712—770)去世已有116年。假如“诗史”说在杜甫生前已经产生,到孟棨撰写《本事诗》时,差不多已经流传120年左右。近来龚方琴提出,《本事诗》应成书于景福元年(892)之后,龚方琴:《〈本事诗〉成书年代新考》,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主办:《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三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01—314页。然而在现存的唐代文献中,除《本事诗》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资料提到过“诗史”一词。没有“诗史”这个名词,并不意味着没有“承认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歌具有历史记述功能的观念”。日本学者浅见洋二对杜甫之后、孟棨之前的这种文学观念做了详细的考察,他以白居易《和答诗·和阳城驿》一诗为例,来论证白居易已有明确将诗歌视为历史记载的想法。见浅见洋二:《“诗史”说新考—以白居易〈和答诗·和阳城驿〉为中心》,见浅见洋二著、金程宇等译:《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35—354页,引文见第335—336页。正是因为这种文献不足征的情况,所以有学者依然反对将孟棨简单地视作“诗史”二字的记录者,而且将他断定为最早提出“诗史”说的人。如黄丽月著:《汪元量“诗史”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第二章《汪元量“诗史”的特征及其形成背景》第一节《汪元量“诗史”的特征》第一部分《“诗史”观念的厘清》,第35—36页。

我以为,在目前唐代文献没有办法证明“诗史”说曾经通行于中晚唐的情况下,似不必反复纠缠和论证“诗史”说是否由孟棨提出。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孟棨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提到“诗史”说的?“诗史”说在《本事诗》中,又是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诗史”说在孟棨的文学思想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将“诗史”概念的第一次出现置于《本事诗》的脉络中来加以详细考察。由此可以进一步思索,孟棨在《本事诗》中提到“诗史”,是否真的如方孝岳所说的那样“不足为典要”?

《本事诗》一书共分七个部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我发现,很少有人注意到“诗史”出现在《本事诗·高逸第三》中的特殊背景。为了方便说明问题,需要引录一大段较为完整的文字: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赠诗及焉。……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故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欲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辍,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跱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文不尽录。常出入宫中,恩礼殊厚。竟以疏从乞归。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后以不羁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礼,累谪于夜郎。及放还,卒于宣城。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本事诗》,《历代诗话续编》,第14—15页。


《高逸》篇共有三段文字,除本段记载李白外,其馀两段均记载杜甫。

这段话虽然记载李白的事迹,然而“草蛇灰线”,孟棨在其中不断埋伏、穿插了李杜关系的记载(文中关于杜诗的记载,已着重标出)。文字一开始,叙述贺知章对李白的知遇之恩,孟棨立刻说杜诗提到了此事;谈到李白的诗学观时,孟棨就举李白嘲笑杜甫的诗歌为例;随后谈到李白的坎坷经历,就说李白的这些经历全部记录在杜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一诗中了。注1经过这些铺垫,最后才提出“诗史”概念。可见,孟棨在写作这段文字时,为了提出最后出现的“诗史”二字,是有精心安排的。这种精心安排,我们可以从这段文字的来源以及在后代的传衍中看得更为清楚。

注1 诗曰:“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鸟,独泣向麒麟。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议陈。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见浦起龙著:《读杜心解》(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717页。

《本事诗》一书,史料主要来自传闻、诗序和笔记小说。参王梦鸥:《本事诗校补考释前言》,见王梦鸥著:《唐人小说研究三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第1—28页。孙永如:《〈本事诗〉考论》,载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三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32—141页。据王梦鸥的研究,《本事诗》中的这段李白故事:“共合数事而成,首言李白遇贺知章,见李太白集中《对酒忆贺监》诗序;以下见《松窗杂录》及《唐国史补》卷上;且亦为王定保《摭言》所引,唯王书后出,可勿论。”王梦鸥:《本事诗校补考释前言》,见王梦鸥著:《唐人小说研究三集》,第19页。此(接上页)诗李白集中从无记载,故有些人怀疑是伪作。近人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将之列入卷三十《诗文补遗》,第1700-1701页。

其实王梦鸥的论述并不彻底,《本事诗》中李白故事的来源,至少还应该包括段成式(803—863)方南生编:《段成式年谱》,见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5—349页。段成式生年无法确知,姑依方《谱》。的《酉阳杂俎》。下面我们来逐一检查杜甫在这些李白故事演变中所占的分量。

李白自己在《对酒忆贺监二首序》里说:


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怅然有怀,而作是诗。


《对酒忆贺监二首》之一曰:


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李白集校注》,第1363页。


根本没有提及杜甫。后来李濬在《松窗杂录》此书作者、书名均多异说,撰著年代亦不可详知。见周勋初著:《唐代笔记小说叙录》,收入《周勋初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五册,第432—434页。中,记载的主要是李白和唐明皇的故事,也没有提及杜甫。李濬说: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合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贱甚。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李濬:《松窗杂录》,载《四库全书》第1035册,第557—558页。


李肇在《唐国史补》李肇的《唐国史补》成于长庆中,至会昌六年(846)或稍晚作过修改。见李裕民著:《四库提要订误》(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02页。关于李肇的生平,见李一飞:《〈唐国史补〉作者李肇行迹考略》,《文献》1991年第2期,第109—113页;另可参见《周勋初文集》第五册,第356—359页。说:


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令小阉排出之。李肇:《唐国史补》,载《唐国史补 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6页。


也没有提到杜甫。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说: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及禄山反,制《胡无人》,言“太白入月敌可催”。及禄山死,太白蚀月。众言李白唯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成式偶见李白《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诗》,今录首尾曰:“我觉秋兴逸,谁言秋兴悲?山将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烟归碧海夕,雁度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酉阳杂俎》前集卷之十二,第116页;这段文字又见《唐语林》卷二。参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98页。


《酉阳杂俎》中涉及了杜甫,但重点在于抄录李白的诗歌,与《本事诗》侧重的完全不同。由此可见,从故事来源上说,李白故事中关于杜甫的这些话应该都是孟棨加进去的。

而从这段话在宋代的传衍来说,孟棨所加的关于杜甫的这些话又全被删除了。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中说: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第81页。《四库全书总目》卷140认为《唐摭言》成书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86页;余嘉锡则认为该书成于梁末贞明三年(917),余嘉锡著:《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40—1052页。


他在书中还极其简单地提到李白嘲笑杜甫之诗:


李白戏赠杜甫曰:“饭颗坡前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形容太瘦生,只为从来学诗苦。”《唐摭言》卷十二,第140页。


王定保仅是采摭逸闻,书中并没有谈到李白和杜甫之间的交情,更没有提及杜诗对李白生平的记载。

内山知也在研究《本事诗》的时候,注意到《太平广记》卷二〇一题“李白”和曾慥《类说》“李白戏杜甫”也是从《本事诗》而来的。内山知也著:《隋唐小说研究》(东京:木耳社,昭和五十二年,即1977年),第三节《本事诗校勘记》,第613页。后来王梦鸥又注意到阮阅《诗话总龟》卷四也抄录了《本事诗》。《唐人小说研究三集》,第6—10页。曾慥的《类说》,实际上仅仅摘录“李白戏杜甫”一段:


李白戏杜甫诗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大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曾慥编:《类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五册卷之五十一,第21页。


阮阅的《诗话总龟》则着重抄录贺知章与李白的故事:


李太白初自蜀到京师,贺知章闻其名,见之,请为文。出《蜀道难》示之,知章曰:“公非人间人,岂太白星精耶?”于是解金貂换酒,醉而归。及见《乌夜啼》,曰:“此诗可以泣鬼神。”其词曰:“姑苏台上乌飞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金壶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明奈乐何?”又曰:“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向人问故夫,欲说辽西泪如雨。”阮阅撰:《诗话总龟》(台北:广文书局,1973年),第102—103页。广文书局版《诗话总龟》署作者名为“阮一阅”,误。


只有李昉(925—996)等所编的《太平广记》几乎全部抄录了《本事诗》中的这段话。文字上的不同,主要集中在关于杜甫的字句上。《太平广记》中略谓:


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子昂齐名,先后合德。……时杜甫赠白诗二十韵,多叙其事。白后放还,游赏江表山水。卒于宣城之采石,葬于谢公青山。范传正为宣歙观察使,为之立碑,以旌其隧。初白自幼好酒,于兖州习业,平居多饮。又于任城县构酒楼,日与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时。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重而加敬焉。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五册卷二〇一《才名》之“李白”条,第1511—1512页。


可以说,关系到杜甫“诗史”的文字几乎被全部刊落。《本事诗》从一开始提到的“故杜子美赠诗及焉”、李白戏弄杜甫的诗以及最后一段论“诗史”说的文字全部没有了,“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也简化成“时杜甫赠白诗二十韵,多叙其事”。当然,《太平广记》将有关杜甫的内容删去,实际上更有利于突出李白故事的结构完整。

很显然,在李白故事的传衍中,《本事诗》之前和之后的记载,对杜甫都没有兴趣加以关注。只有孟棨,特意在其中加入不少关于杜甫的笔墨,并在其间提出深具影响的“诗史”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诗史”说是否在杜甫生前或孟棨所处的时代已经流行,孟棨的精心撰著使“诗史”说通过杜诗对李白事迹的记载展现出来,是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对“诗史”概念做具体的阐释。而杜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也成为文学史上第一首被称为“诗史”的诗歌。

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一诗,有学者认为作于肃宗乾元元年(758),如浦起龙云:“此诗旧编秦州。今按诗意,乃在太白长流未赦时作。当是乾元初华州诗也。”见《读杜心解》,第718页。也有人认为作于乾元二年。如仇兆鳌认为:“在乾元二年秦州作”,见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 1979年)卷之八,第660页。不管如何,都是作于安史之乱中。孟棨对这首诗大大称赏一番,认为该诗“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即这首诗详细记载了李白的事情,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这首诗,得知李白的事迹。然后孟棨就给“诗史”概念下了一个定义。所谓“诗史”,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歌;其次,杜甫在写作这些诗歌时,记录了他流离陇蜀时的全部事情,连十分隐秘的事也不例外,甚至没有任何遗漏。两者缺一不可,构成“诗史”的内涵。过去,我们仅仅从“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中得出“诗史”的定义,而没有注意到这段话是从《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一诗上引发出来的。这是不完备的。

但是,在《本事诗》之后,“诗史”说马上就从李白故事中脱离而出了。整个宋代,“诗史”概念十分流行,但主要是通过诗话、笔记、序跋等文字传播、演变的,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诗史”概念的第一次提出是依附在李白故事之上的。不过这种忽视,反而使得“诗史”概念在宋代得到自由充分地发展和演变,其内涵不断得到深化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