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点之间的曲线人生——关于朱光潜的回忆
一
最近，在《文汇报》的“笔会”中，看到一篇回忆朱光潜的短文，是著名的摄影家邓伟写的，并附有他所拍摄的一张朱老先生的照片。由于父辈的关系，他曾有幸成为朱光潜的一个较为亲近的小字辈，因此，保存了若干对老先生的亲切回忆。这篇文章与这张照片，也激活了我自己对朱光潜先生的思念。
在上了年纪的人身上，怀旧倾向是一种天然的温床，外来的因子哪怕只像蒲公英飞絮那样轻忽也可以萌生出一片繁茂葱郁的回忆之绿茵，就像普鲁斯特舌尖尝到的那块玛德莱娜小甜点，竟引发出如流水潺潺不绝，似江河浩渺流淌的陈年往事那样。一般说来，怀旧的心理惯性是以两个条件为基础的，一是往日积累下了丰富而生动的印象与感性知识，一旦记忆的闸门打开，往日的印象、感觉，对形象与氛围以至于颜色、气息的记忆即纷至沓来，如势不可挡的潮水，就像普鲁斯特那样，忆出了整整一个“似水年华”，并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二则是往日在某件事上、在某个方面感触甚深、震动甚大，一旦再次引发，便感触陡生、思绪纷呈，鲁迅夜遇一个人力车夫的“一件小事”，后来却引发出一大篇的感言，大概就是这种情形的例子。
说实话，我与朱光潜先生并不熟稔，也不接近，具体的交往并不很多，因为，我和他不是在同一个单位任职，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师徒关系，就像他与张隆溪那样。几年前，学术文化界曾有人把我称为“朱光潜的学生”，基本上是一种牵强附会。原因不外有三：一，我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的，而朱先生就是西语系的名教授，但我在北大时，的确没有听过朱先生的课；二，我也做过一点西方文艺批评史的研究与翻译，而朱先生就是西方批评史、西方美学史的权威；三，朱虹的确是朱先生的受业子弟，在北大上过朱先生的翻译课，曾被朱先生称为他的“三个得意学生”之一，此事在学界广为人知，因为朱虹与我是一家人，难免有人会把我这一粒鱼目误认为是“珠子”了。
虽然我与朱光潜先生相隔不近，接触不多，交往甚少，但是，在学界长辈中，他却是我从年青时代一直到上了岁数，仰望得较多、关注得较多、思索得较多、揣摩得较多的一个，因此，在外界因素的作用下，很容易就引发出不少记忆与思念，何况有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是那么深刻，足以使我终生难忘。
二
在前辈师长中，我最早知其名者，要算是朱光潜。从初中起我就开始喜欢跑书店，在书店里就曾不止一次见过开明书店出版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我也曾翻阅这本书，当时觉得书中所谈的好像都是比较深、比较严肃、比较“正经”的内容。什么美呀，艺术呀，审美呀，等等，隔我那尚未开窍的脑袋比较远。那时，我感到亲切、有吸引力的只是还珠楼主、《鹰爪王》与《侠盗亚森·罗平》之类的作家和书。即使后来到了高中快要毕业，已经准备投考西语系的时候，我仍然对朱光潜那高深的美学未敢问津，真正对朱光潜这个名字肃然起敬，那是在进入北大西语系以后的事了。
在50年代的北京大学，每年新生入学时，各系都要举行大规模的迎新活动。在西语系，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毕业班的老大哥带领这年的新生在整个燕园里走一遭，三三两两，边走边介绍，特别深入细致。在那次活动中，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北大西语系的教授阵容很强，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赵萝蕤、吴兴华、张谷若、闻家驷、陈占元、郭麟阁、吴达元、田德望等。而名人中之名人，则是两位超出于这些正教授之上的“一级教授”：冯至与朱光潜。对于这一大批名师，西语系的学子无不津津乐道，并都引以为傲。
显而易见，冯、朱二位当时之所以是超越众大家的“一级教授”，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业绩更大，学术声望更高。冯至不仅是公认的德国文学权威，而且是鲁迅赞赏过的“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杜甫研究也是蜚声学术界。朱光潜则早已是资深的美学研究大师，早年几部力作并没有因为时代历史的变迁而褪色，也没有因为意识形态而丧失其学术价值。而且，早在抗战期间，他就担任过大学里的文学院长，蒋介石为了表示自己礼贤下士，尊重文化，还曾接见过他；蒋介石撤离大陆前，他也是国民党派专机要抢运到台湾去的名教授之一，但他拒绝登机离去……
学子的崇拜从来都是名师崇拜，大部头论著崇拜。从一开始，朱光潜就足以使我辈肃然起敬，甚至有点顶礼膜拜，虽然他在“政治上”入过国民党，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但“政治上”的事我们不管，也不感兴趣，何况他不是最后拒绝站到台湾那边去吗……所有这一切，使我从没有对他有什么保留。
仅仅是以学术标准进行衡量，而不是以掺杂了其他标准或其他因素，这与现如今比较起来，倒可说是单纯朴实一些。现今者，时代进步了，实际操作的标准显然复杂细腻多了，其中有了官本位制的成分，有了商品社会中大为时兴的公关学的成分，以致在赫赫有名的“翰林院”里，没有多少学术业绩，没有什么社会声望，却头戴“特级研究员”“博导”“一级教授”的冠冕堂皇者颇有人在。
在北大的几年中，西语系这两个“一级教授”，做系主任的冯至，我们倒常能见到；另一位朱光潜，则很难很难见到的，全系师生会，一年难得有一次吧，即使有他也不大出席，听说，他前两年教英文专业高年级的翻译课，高年级毕了业，他就没有课了，西语系教学中心的那幢楼也就几乎见不到他的踪影。只是有那么一次，一个小老头从附近穿过，有同学才告诉我：“那就是朱光潜。”
他大名鼎鼎，但毫不起眼，身材矮小，穿一身深蓝色咔叽布中山装，踏一双布鞋，像图书馆的一位老员工，甚至有点像一个杂役工；他满头银发，高悬在上，露出一个大而锛的额头，几乎占了半个脑袋；他步履稳当，但全身却透出凝重肃穆之气。
三
我与朱光潜开始有具体的接触，是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工作之后的事。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是文学研究所办的刊物，1953年刚成立的文学研究所当时还隶属于北大，老老少少的研究人员基本上都是从北大的中文系、西语系、俄语系与东语系抽调过去的。其中的西方文学研究组，起初就在北大西语系办公，和朱光潜可算是同一个大单位的。到了1958年后，这个研究所才从北大独立出去，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一些其他研究所组成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至于这个学部又升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得胡乔木与邓力群之力而成的。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辑方针是，“有计划地、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美学及文艺理论著作，包括各时代，各流派重要的理论批评家和作家有关基本原理以及创作技巧的专著与论文，以古典论著为主”。显而易见，刊物突出了一个“洋”字，一个“古”字，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文艺势头正健、“大”“洋”“古”的倾向不止一次受到责难与批判的时代条件下，倒是属于另外一格，颇带来一股典雅文化的清新气息。编委会的组成也一目了然，我国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有成就的学者、教授、翻译家都一一在列，如钱锺书、朱光潜、李健吾、杨周翰、傅雷、陈占元、田德望、金克木、陈冰夷、辛未艾、蒋路、蔡仪等等，一看就与文化界占主流地位的革命文艺家、理论批评家不属同一路人，颇有学院派的色彩，编委会并未明确署出主编，但召集与整个编辑工作的主持者都是蔡仪，他实际上就是主编。
我1957年毕业后，就是被分配到这个刊物的编辑部工作。在蔡仪手下，具体做编辑工作的有三个人，两个搞俄语的都比我年长，其中还有一个是从延安来的，他们都是我的上司、指挥者，我是年轻的西语系大学毕业生，于是到一个个编委那里，特别是到西语一片几个编委那里联系跑腿、接送稿件的任务就都由我承担。因为这是一个学术性、专业性非常强的刊物，一般联系与具体跑腿的工作也并不简单，主编先把未来几期的中心主旨拟定，如悲剧问题、喜剧问题、浪漫主义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等，之后，就要征求编委们的意见了，包括每一期的重要选目与每一篇的译者人选，以及请编委审定译稿等等。我对这种“跑腿”工作特别特别喜爱，每一趟都有学术内容、知识含量，实际上是对一位又一位权威学者的专访，是听一堂又一堂的“家教”，是吃一顿又一顿的“小灶”，何况，骑一辆自行车驰来驰往于中关村与燕南园之间及未名湖畔，沿途垂柳飘飘，湖波粼粼，绿荫掩映，小径成趣，出入学术界名人的府第、寓所，又肩负着一个学术刊物的使命，这对于一个刚大学毕业的青年来说，实在是一件潇洒愉悦、风光得意的乐事。那个时期是我一生之中最值得怀念的，也就是在那时，我与朱光潜有了具体的接触。
北大南校门外，一箭地之遥，燕南园。五六十年代中国最优美的住宅小区。郁郁葱葱的园林，整洁幽静的小径，巴黎风格的路灯，一幢幢精美雅致的小洋楼稀疏地散落着。北大的名教授很大一部分都居住在这个园林之中，冯至、朱光潜、罗大冈、杨业治、向达、林庚、陈岱孙、吴达元……每来这里走一趟，就是一种享受，一种熏陶，一种精神提升，这里的绿意与生活格调，是我青年时代的理想境界、愿为之奋斗的境界，没想到如今到了“古稀之年”，仍然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不过，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燕南园的树木大为凋零，绿茵大为荒芜，一幢幢小洋楼大为破旧，致使罗大冈在自己的评论文章尾部常署上“写于湮园”的字样。他一直是燕南园的住户，当眼见过这个园林“湮泯”的过程……只是又事隔多年，不知“改革”之后，商品大潮席卷之下，燕南园又是什么样子了?
朱光潜的家在燕南园腹地的深处，环境格外幽静。而他那幢楼房与他那个院落，至少如我所见的，更是阒寂无声，渺无人迹，像电影中一个无人的修道院或古刹。我头一次去时，按了好几次门铃之后，才有一个女孩走出来，她年龄看来不算太小，但身材矮小而瘦削，她有一个大得出奇的朱光潜式前额，显然是极为聪明的，样子不像一个真实的少年人，而像是一个传奇中高智商的精灵。我只见过她一次，但印象却十分深刻。
我见到朱光潜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虽然瘦小单薄，白发苍苍，但精干灵便，神情烁烁，他宽而高的前额下一对深陷的眼睛炯炯有神，老是专注地注视着甚至是逼视着眼前的对象，手里则握着一支烟斗，不时吸上一口，那态式、那神情似乎面前的你就是他观察分析的对象，研究揣摩的对象。别忘了，他专攻过心理学，有过心理学方面的专著，而且是“变态心理学”的论著！坐在他面前，你似乎感到自己大脑的每一个褶皱处都被他看透了，说实话，一开始并不感到舒服自在。
作为学者，他对刊物选题与编译的意见都很明确、干脆，绝不含糊圆滑，也绝不模棱两可，而对于刊物之外的任何学术理论问题，他又有严格的界限，绝不越雷池一步，绝不高谈阔论，枝叶蔓延，而这正是青年学子每遇名家大师都期望见识到的“胜景”。如果说我曾经感到他身上有一种肃穆之气的话，一接触之后，我就明确感到他更有一种由内而外、并非刻意求之而是自然而然渗透出来的威严。他讲起话来一副非常认真的样子，一口安徽桐城的乡音，听起来相当费劲。他脸上一般是没有笑容的，但有时笑起来却那么开心，笑得咧着嘴，像是从心底里蹦出来的，这经常是他在讲了一个自认为得意的想法或意见时才有的，而绝不是听了对方的趣语或交谈甚欢的产物，而且，这时他会停止说下去，将那咧开了嘴的笑停驻在脸上，眼睛盯着你，似乎在等着你的回应。有了几次接触后，我就相当确切地感到，他是一个自主的人，很有主见并力求影响别人的人。他绝不跟对方讲多余的话，但当我小心翼翼地从业务工作范围里挪出去一小步，恭维他精神很好、身体很好时，他也很和气，很善意地告诫我：“身体就是要锻炼，每天不必要长时间，但一定要坚持。”当我又得寸进尺地奉承他的太极拳打得好，青年学子称为“出神入化”时，他以权威的口吻提示我：“跑步，最好的运动是慢跑，每天慢跑半小时，它给我的身体带来的好处最大。”（他在校园里跑步的样子，我见过，步子不大，节奏不快，身体前倾，身姿有点可笑）从此之后，我一直记住了他这一经验之谈，并断断续续效法他这一健身之道。多年之中，每当我身上的惰性占上风时，我就想起朱光潜年长笔健的经验，而强迫自己继承他这一“衣钵”，反反复复，终于养成了习惯，时至今日，我仍坚持不懈，而且在慢跑时，脑海里还偶尔浮现出朱光潜在燕南园迈着小步慢跑的瘦小身影。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于1957年创刊，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收场，最后一期出版于1966年，前后十年，共出版了十七册，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每册三十万字，总共五百多万字。试想，以五百万公斤炸药投放在单一一块阵地上，其动静与后果该有多大！无疑，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大革命”前最大的一个“大洋古”项目，它的所作所为可称得上是丰富、厚重、扎实，它全面地、精到地译介了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20世纪整个西方文艺批评史中的名家、名著、名篇，几乎每一个课题都有一个专集或至少是作为一个专集的专题，有的更占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专集，如悲剧理论、喜剧理论、浪漫主义创作论、现实主义创作论等。
那个时期这个刊物在学术文化界所引起的轰动，所产生的影响，今天怎么加以评价都是不过分的。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少有的启蒙渠道，少有的一个西方橱窗，它为我国的西学文化，为后来几十年西方文艺批评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重要性与其成功，除了由于刊物有明确的主体意志、主体创意外，那就得归功于国内一批最出色的学者专家所组成的编委会的坚持努力了，当然还缺不了学界与译界同仁的一致支持。
在编委会中，朱光潜和钱锺书一样，也是一位特别重要的编委，在工作上也得到我的上司、主编蔡仪的格外尊重。虽然他们两人的美学观点针锋相对，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蔡仪就发表过长篇论文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进行过相当激烈的批判。如果光从蔡仪在工作上对朱光潜的尊重来看，你根本看不出他们在美学问题上是两个“死敌”。朱光潜与钱锺书在编委中之所以得到格外的尊崇，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是西方文艺批评史的真正权威，学养深厚，著作等身，在后一方面，朱光潜似乎更胜一筹，因为钱锺书的《管锥编》尚未问世。朱光潜也很重视来自文学研究所的这份尊崇，因此，他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上贡献甚多，出力不少。如建议选题选目、推荐译者、审定译文以及提供自己权威性的译稿。他所译的黑格尔的《美学》，就是提前在这本刊物上问世的，他还特别为美学问题的专号赶译了德国19世纪后期著名的心理学家、美学家里普斯的长篇论文《论移情作用》。
四
其实，这时的朱光潜在学术上有体面风光、矜持尊严的一面，也有躬身弯腰、尴尬委屈的一面。他那时的学术身份就已经有点“特别”了，我不知道打这么一个比喻是否恰当：他似乎可说是学术界的傅作义。
1956年6月，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自我批判的长篇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自我批判之彻底与激烈，实在令人惊奇。他对自己此前的学术工作进行了无情的否定，说自己“解放前的著作在青年读者中发生过广泛的有害影响”，对此，自己“一直存在着罪孽感”，认为自己的美学思想与艺术趣味“带着阶级的有色眼镜”，“有极浓厚的悲观厌世”，有“鄙视群众，抬高自我，脱离现实，图个人享乐”的“颓废思想”等等。总而言之，“是从根本上错起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是“反现实主义的，反社会、反人民的”。所有可怕的大帽子都给自己扣上了，除了“反党”的帽子外，也许是他觉得“反党”才是最大最可怕的帽子，“反党”那岂不就是“反革命”了嘛，他得给自己留一点点余地。至于他所继承的中国文化与克罗齐、康德、黑格尔的美学，当然都被他一一否定。一个如此重量级的权威刊物发表这么一篇文章，在当时无疑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其影响与重要性似乎不小于“北平的和平解放”。那时，我正在西语系念三年级，正忙于应付自己严重的神经衰弱与耽误的功课，没有注意到这件大事，对此事有所知晓，却是在参加工作，与朱光潜有所接触相当久之后的事了。而在接触的当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朱光潜身上也有“傅作义的性质”。
后来，我常想，朱光潜那么一个矜持、肃穆、有尊严的人，在美学理论王国里，好歹也是一个“王者”，他是怎么写出那么一篇“罪己文”的?显而易见，这绝不是他个人兴趣所致的举动，更不是他自己乐于去干的一件事，而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社会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内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愈来愈“左”的政策导向与调门愈来愈高的意识形态强音的直接产物，而这股“左”的导向不久就汇结成了一次为期十年的“文化浩劫”与“政治动乱”。朱光潜在后来1980年写的《自传》中就告诉了世人，那篇文章的写作是“胡乔木、邓拓、周扬和邵荃麟向我打招呼”的结果，他们说“这次美学讨论是为了澄清思想，不是要整人”。今天看来，这是领导上、组织上的“敬酒”，如果“敬酒不吃”，后面难免就要上“罚酒”了。当然，这一次极为成功的“敬酒”式的思想工作是有一贯出色的统战工作垫底的，朱光潜在自己的文章中就曾经列举过他两个重要的头衔：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理事。这是组织上、领导上的信任与尊重呀！士为知己者用，岂能辜负呢?不仅这篇“罪己文”而已，朱光潜还非常认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力图掌握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在思想上向党靠拢”，此外，“我在年近六十时，还抽暇把俄文学到能勉强阅读和翻译的程度”，这在“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五六十年代，对文化学术界有名望的学者而言，本身就是思想上求进步的突出表现，何况他还学得那么刻苦用功。总而言之，他接过来这一杯“敬酒”，一口而尽，痛快！豪爽！
至于“罚酒”，既然饮了敬酒，当然用不着上“罚酒”了。但“罚酒”的味道朱光潜是知道的，也不无体验，他在1981年的自述里说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改造阶段，我是重点对象。”那次运动进行时，我还在中学里懵里懵懂，说不清是什么情况，但杨绛的《洗澡》所写的就是那场运动，而且正是北大、清华、燕京等名校高级知识分子的际遇，的确是“洗澡”，是帮你把身上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脏东西洗涤干净呀，但是，用的可是滚烫滚烫的水！而朱光潜还曾是重点冲洗的对象，其滋味想必记忆犹新。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朱光潜在50年代初期作出抉择时两个方面的内心背景，而我所接触到的，则是他作出抉择后所持有的学术地位、学术身份与学术尊严。他的这种境况倒颇有点“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意味，实际上，他退一步所换来的还不仅是“进一步”，似乎还可以说是“进两步”。在他发表了“罪己书”之后，他对他在美学问题上的每一个论敌，不论是什么倾向的美学家，从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现实主义为旗帜的，到娓娓动听赢得了不少信众的，也不论是什么身份的美学家，从有资格的老革命老左翼理论家到哲学美学界的新秀，他都没有一一放过，几乎给每一人奉送了一长篇大文，或为批评或为商榷或为反驳，大有舌战群儒之概，甚至有点横扫千军的架势。好一个矮个子朱老头，他倒挺能缠挺能打的，真像一颗咬不碎、砸不烂的铜豌豆，你能说他有什么不对吗?不能，他是向马克思主义低头认错，他是向党、向组织鞠躬致礼，可他并不是向他的论敌认输呀！
五
“文化大革命”前夕，《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停办后，我就再没有见到朱光潜，直到“十年浩劫”完全结束，才再次见到他。
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仅仅关于搞西学的学者专家，我们就听到很多悲惨的消息，有的遭到刻毒的凌辱，如剃“阴阳头”，有的被殴打致残，有的被遣送到边远地区，有的丢了性命，有的坐了多年的监狱……对朱光潜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听说的不多，当然，受到冲击是不在话下的，但比较起来，他似乎还不算是最悲惨、最倒霉的，有很多人遭罪的程度大大超过了他，而实际上他们身上的“旧包袱”并不如他大，他参加过国民党，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在红卫兵眼里显然要算一条“大鱼”，他怎么躲过了丢命的劫难?是因为他“反动名号大”，在上面挂了号，红卫兵不敢随意处置?是因为他注意保存自己，坚持锻炼，没有让身体垮掉?是因为他采取了低姿态、顺着来的态度，总算没有在红卫兵抽人的皮带面前吃眼前亏?……看来，这些因素也许都有一点，即使都不是决定性的……
劫后余生，他存活下来了，又活跃在学术舞台上。他的学术活动之一，是受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担任该所的学术委员。因为根据“翰林院”统一的规定，每个研究所的学术委员必须由所内与所外两个方面的著名学者联合组成。所外的除朱光潜外，还有季羡林、杨周翰、王佐良。所里的当然以冯至、卞之琳、李健吾、罗大冈、戈宝权、陈冰夷、叶水夫为主，也提携了几个在“文化大革命”前即已崭露头角的“青年人”，其实他们也不再年轻了，都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敝人也是其中之一。所学术委员会每年总要开两三次会，讨论若干重大的学术问题，坐而论道，各抒己见，倒也真能起些“开会有益”的作用，正是在这个场合我有幸成为这些学长的“同会者”“共事者”。
十年过去了，朱光潜基本上还是老样子，总是一身蓝布中山装、布鞋，头发白得闪光，两眼有神，目光炯炯，一身肃穆，不苟言笑，从不寒暄。他的安徽桐城乡音，很不容易听懂，加以，我参加这种会，都尽力摆正自己作为小字辈的位置，一般总坐在门口，离那些在一张长条桌周围就座的“长老”们远远的，因而，他们的高论与教诲，我听取得相当差，只是有一次，朱光潜发言时，我特别竖起了耳朵去听，唯恐漏掉一句话、一个字，那是他对编写文学史一事在发表意见。
在文学研究领域，编写文学史一直被视为高层次、高难度，也具有重要学术文化意义的项目。“文化大革命”前，当时意识形态部门主管文化艺术的总头头周扬，就曾向外国文学研究所提出编写20世纪欧洲文学史的任务，甚至说，对文学研究所而言，能否编写出文学史来，是一件“生死存亡的大事”。此话他讲得有点危言耸听，不过确实强调了这一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他作了这个指示后，外国文学所即闻风而动，立即上马，组成了一个编写组，由卞之琳挂名主持，编写工作的“学术秘书”则由我担任。经过几个月卓有效率的努力，编写组初见成果，可惜“文化大革命”一来，整个事情就泡汤了。因为有此前缘，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自己就办起了“地下工厂”，邀了两位同道，编写《法国文学史》，及至“文化大革命”告终，外文所恢复研究工作，所长冯至也官复原职，在他的支持下，《法国文学史》的编写也就公开并正式列入所科研计划。个体私营的活起先倒可以自行其是，一旦列入了公家的计划，而且又是大的项目，就不免要拿到学术委员会上去“说道说道”，讨论讨论，正是在此情况下，我听到了朱光潜关于编写文学史的高论。
我当然非常重视朱光潜对编写文学史的意见，这首先与我本人当时正在进行的工作直接相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于1962年出版了《西方美学史》一书，在我看来，这部美学史要算是20世纪中国最具开拓意义的史学著作，朱光潜当然也就是西学史著的绝对权威。他那次发言也的确权威性十足，大意是说，编写文学史是一件高难度的学术工作，必须在有充分积累的基础上才能动手，不是谁都可以写文学史的。他还说，写文学史是要引导读者遍游一个文学国度，首先要把文学史客观事实介绍得比较全面，真实清楚，然后才作评价与议论，合格的文学史应该像一本好的地图指南，一本好的导游图，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水平，那就不要去硬写。
他的这一席话充满了作为一个老资格学术委员的提醒与忠告，但我听来却不能不有所敏感，觉得虽然老先生不至于是认为当时外文所的我们这一辈人不具备写文学史的基础与条件，却至少是抱着等着瞧、拭目以待的态度。说实话，在当时对我既是压力也是激励，使我决心要写出一部在规模、广度与深度上都像个样子的文学史。至于他讲的那些道理与忠告，我倒是深有同感的，重视文学发展与作家作品的客观实际，并尽可能加以贴切、准确的描述，正是我自己编写文学史的主导思想，我不喜欢并切忌自己脱离作家作品实际去高谈阔论，天马行空，后来写成并获得国家图书奖的《法国文学史》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总算没有辜负朱老先生这一番苦心的忠告。显然，他这一番道理在今天并未过时，且看今天的学界，由于官本位标准的渗透，从不研究文学史与作家作品，只靠理论高腔起家的学术行政官员，居然也利用自己的权力主编起了一套又一套文学史；又由于近十多年来新潮派文论高潮席卷学界，在不少文学史著作中，不见文学发展的基本史实，不见作家作品的具体状况，而只见作家名单、书名目录；不见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贴切的描述与分析，而只见贩运进来的二手的概念术语与难以理解的表述论说。所有这一切放在今日的背景之下，朱光潜的高论倒有了警世告诫的意义了！
我直接接触，直接耳闻目睹的，几乎都是朱光潜尊严肃穆、内敛凝练、充满权威性并且意气风发的一面，他委曲求全，躬身低态，甚至弯腰致礼的一面，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如果不是从报刊上看到，如果不是亲耳听朱光潜本单位的人确凿的转述，我是不会知道的，也不会相信的。“四人帮”垮台后，“思想批判”“学术批判”之类的玩意愈来愈吃不开，因而也慢慢绝迹了，这是一个社会的进步，也是精神文化领域里的幸事、喜事，但在“清污”前后，这种老玩意还是时兴过一阵子：一时间，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似乎就没法活的人，如逢盛世，振奋而起，大唱高腔，纷纷出手，大概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听说朱光潜在自己所在单位的不知什么范围的会上，又被他的学生辈一位中年左派大大解析批判了一番。后来，此事的确得到了证实，我自己也听到那位中年左派还津津乐道朱光潜如何如何对他的批判表示“心服口服”，甚至称赞他剖析得“深刻精到”，“使人获益匪浅”。看来，那位左派所言非虚，因为，那位同志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与革命大批判中都是展翅高翔的，风头很健，凭借伶牙俐齿、犀利笔头，均能哗众取宠，颇有斩获。不过在革命大批判已见衰微的时代，朱光潜还有如此的“谦逊”，却使我颇有点意外，毕竟敝人多少也经历过一点风雨，觉得在左派高腔面前，用不着那么“谦逊”“退让”。这时，我开始对朱光潜似乎有了点感悟与认知，形成了一种概念，在我看来，朱光潜在学术问题、学术异见面前，无疑是非常有自信、坚硬异常的，这就是他学术尊严之所在，是他身上肃穆之气的根由。而在政治思想运动中，在学术思想批判面前，甚至在带有政治背景的学术评析面前，在借政治风头而居高临下、而高腔高调的左派批评者面前，他是退让的，谦逊的，低姿态的。我想，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深知这种批判，这种人士所依托的是一种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们的背后是像一座大山一样不可动摇的庞然大物。
六
在整个七八十年代，除了在上述学术委员会上见过朱光潜几次外，我还有一次与他“同会”的经历。那是1978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那是“四人帮”垮台后全国第一次这种性质、这种主题的会，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规模巨大的“西学”会议，由中国“翰林院”中的外字号研究所出面张罗，上有意识形态部门高层领导的大力支持，场面宏大，开得甚有气派。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界从事“西学”的名家大儒：冯至、朱光潜、季羡林、杨宪益、叶君健、卞之琳、李健吾、伍蠡甫、赵萝蕤、金克木、戈宝权、杨周翰、李赋宁、草婴、辛未艾、赵瑞蕻、蒋路、楼适夷、绿原、罗大冈、王佐良等等。还有与人文学科有关的高校领导以及文化出版界的权威人士吴甫恒、吴岩、孙绳武等等，名流荟萃，济济一堂，竟有两百多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高层人物周扬、梅益、姜椿芳等也出席了会议。就其名家聚集的密度而言，大概仅次于中国作家代表大会。
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前几个月，我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得到启发，借了这股“东风”，提出了针对日丹诺夫论断、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问题，并在我主持科研工作的研究室与刊物组织了学术讨论，曾引起冯至所长等人的注意与重视，他们为了使广州会议有充实的学术内容与新意，要我到大会上作一个主旨发言。那次大会除了开幕式、闭幕式上各级领导人的讲话外，全体会上的学术报告只有三个，一个是高等院校的代表综述高校一些文科教材讨论会上对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不同评价，一个是权威的出版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代表介绍外国文学出版的情况与计划，再一个就是我那个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发言。
冯至等大会的领导同志特别优待我那个长篇发言，给了我一个上午的整段时间，再加上大半个上午，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长篇学术报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学术会议上很罕见的。说实话，就这个报告充实的内容而言，没有这么大的时间“篇幅”，也是容纳不下的，会后整理成文发表在刊物上就有近五六万字之多。
整篇报告是对日丹诺夫论断的全面批驳。日丹诺夫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总管，以敌视西方文化、打棍子、扣帽子、对国内作家进行粗暴打击与迫害著称。他把整个西方现当代文学艺术斥为反动、颓废、腐朽的文艺，是为著名的“日丹诺夫论断”。它从30年代被引入中国后，一直是中国革命文艺界的理论经典、不可违抗的法规，至70年代末期为止，共统治了中国文艺界达40年之久。在下的那个报告实际上就是对日丹诺夫论断的“揭竿而起”，就是为西方现当代文学艺术彻底翻案。当然，要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公然颠覆日丹诺夫论断这个一贯享有神圣庙堂地位的庞然大物，就得首先论证它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是不符合文学发展客观规律的，而在济济一堂的饱学之士面前做这件事，更必须比较充分而令人信服地从说明西方现当代文艺各方面的客观状况，必须正面论述其主要文学流派、重要作家、作品在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上的特点、意义与价值。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最好还要有若干闪光的思想与出彩的分析评论，说实话，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会场上的一大批长老岂会让一个小字辈在台上夸夸其谈四五个钟头?从会场上聚精会神的关注度而言，这个报告应该说是做到了这个份上。
会后的反应，实事求是说，是颇为热烈的，至少有十几位德高望重的师长来当面向报告人表示热情的赞许与鼓励，更不用说是同辈学人了。今天看来，当时之所以有此热烈的盛况，与其说是由于报告的内容充实精彩，不如说是因为压在文化学术界头上的一块意识形态巨石在新中国成立后总算第一次受到了正面的冲击，是因为总算有了一只出头鸟，讲出了很多人想讲却一直没有讲出来、不敢讲出来的话。
至于朱光潜，他的反应更是格外热情，他走过来跟我握手，连连称道“讲得好，讲得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他第一次伸手给我握（我当时感到他的手真是瘦骨棱棱），而且，第二天他还采取了一个我永远难以忘记的行动。那天，周扬特别前来会见大会的全体代表，他来到大会议厅时，大家都候在那里，实际上就是等“首长接见”。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关了好几年，复出之后威势已大不如过去，但他出狱后，曾到各种场合、各种会议作自我批评，就“文化大革命”前多年整过人伤过人的“政绩”，向文学艺术界人士表示他的歉意，给了文化界很好的印象。这时大家见到他，反倒多了一点亲切感，对他的来临表示热烈欢迎。虽然这时的周扬有些“礼贤下士”的味道了，但他每到一个场合时，总还有一股“王者”的气派，这也很自然，他在这个领域居于“王者”地位已经好几十年了，何况，他的确有真才实学，的确是一位理论批评的权威人物。在这种场合，我作为一个“小字辈”，当然很知趣地缩在人群队列的后面。
这时，朱光潜却特意将我从后列拽了出来，拉到周扬的面前说：“周扬同志，他就是柳鸣九，他在大会上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看来，他以为周扬一定是看过大会的简报，已经得知了有这么一个报告，或者是认定周扬也一定很乐于看到日丹诺夫论断遭到冲击。可是当时周扬却没有什么反应，甚至连正眼也没有瞧我，也许是他“王者”的气派依旧，“礼贤下士”之德的存量不多，还普及不到学术低层的小字辈头上；也许是周扬对冲击日丹诺夫论断一事压根就不感兴趣，甚至不以为然……但不论怎样，朱光潜引见的意图我自己是感受得很强烈的，他既有将我当作他自己的子弟辈加以亲切善意对待甚至或多或少给点助力的意味，更有促使对日丹诺夫论断的冲击更加扩大声势的愿望，几十年来，他可没有少受日丹诺夫的罪，少吃日丹诺夫的苦！
广州会议之后，我与朱光潜再无工作联系，只有一些零星的交往，主要都是他作为师长辈对后生的关怀，如他托人转告我，说狄德罗有一篇短篇小说很有价值，建议我把它译出来；再如，他不止一次赠书给朱虹与我，题词很是客气，总用“赐教”二字，还称朱虹为“老学友”。他对后辈学生的这种谦逊，使得我们很是惭愧，愈加感到他人格境界的高尚。
80年代末，有一次我们法国文学研究会在北大举行学术讨论会，我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去看他，向他问安。那时，他已经迁居燕南园，与我同去的还有王道乾与金志平，在座的有张隆溪。大家寒暄闲谈不太长，为了不影响他的休息，我们及早就告退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朱先生。
七
朱光潜先生辞世后，我不止一次想起他，不止一次思索他，推敲他，琢磨他，不论是从学术业绩方面，还是从精神人格方面以及人生轨迹方面。
他著作等身，译文浩繁，西方文艺批评史上，美学哲理上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几乎所有名家经典，他无不涉及。你只要进入这个领域的每一个地区，都能看到这个小老头思想者坐在那里，握着拳，支着下巴在思考。在广阔的学术文化领地里无处不有自己的身影，这就是一代大学者的标志。在这方面，也许只有钱锺书可与他比肩而立，虽然在学问的广博精深上他较钱稍逊一筹，但在论著译著业绩的厚重与卷帙繁大上，却较钱似无不及。
他的精神人格之所以值得景仰，并经得起推敲，就在于他是一名纯粹的学者。他只专注于学术，看来是心无旁骛的，他为什么没有乘上蒋介石派到北京来的专机飞到台湾去?他早就被那边视为上宾，甚至是“国宝”，我并不想将此归结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与“进步思想”，而宁可认定是他对以“北平”为象征与称谓的民族古老深厚文化的眷恋所致。他作为学者的最突出的精神品质是“毅”与“勤”，像他那样作出了厚重的学术业绩，产生了那么多量的论著与译著，并且是以康德、黑格尔、克罗齐、维柯等这样一些高难度的人物与文本为其研译对象，如果不是每天从不懈怠、坚持长时间艰苦的脑力劳动，那是不可能达到的，这对于早年就已经功成名就、有条件“歇一口气”的学人更是不容易做到。他必须排除纷繁的世俗干扰与世俗诱惑，而为了使他瘦小的身子能扛得住这样永无间歇、艰难枯涩的精神劳作，他从不间断地坚持打太极拳、跑步，跑得那么手脚笨拙，姿态可笑……根据他的家人回忆，直到他逝世前几天，他还手脚并用，亲自爬上楼去为他译的维柯查对一个注释，他简直是一息尚存就劳作不息……在学界中，有谁最常常使我想起加缪的西西弗斯?他终生推石上山，周而复始，永不停歇，那就是朱光潜。
作为20世纪的人文现象，他的人生轨迹与处世姿态也值得思索，值得琢磨。1949年他决定留在北京大学，他心里肯定存有一个学术宏图、一个学术目标，他要留下来做这些事，这重要的决断画定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而1956年，他喝下一杯“敬酒”，发表了“罪己”的大文，显然是另一次重要的决断。由此，他得到了学术界里的既定身份与既定位置，可以在从燕东园到燕南园的平静书斋里，一直瞄着他内心里的目标，一点一点实现他的宏图。他最后获得了丰收。从论著《西方美学史》《美学拾穗集》《悲剧心理学》《艺术杂谈》到译著黑格尔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维柯的《新科学》、歌德的《对话录》，一一出版成功，大有泉涌之势……如果说，他的精神品格使我想起了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的话，那么他的人生轨迹则使我想起了伽利略。
1610年，伽利略继打破了地球中心说的哥白尼之后，证明了地球绕太阳运动的科学真理。不到十年前，同样证明了此说的布鲁诺被宗教法庭活活烧死在罗马，而1616年，宗教法庭正式将哥白尼的著作列为禁书。伽利略在沉重的压力下先沉默了八年，1633年宗教法庭召他前往罗马“受询”，6月22日，他不得不在宗教法庭上悔罪，表示放弃他的地动说。1642年，伽利略逝世。逝世前，他终于写出了他的力学巨著《对话录》。
对此，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伽利略的一个朋友对他说：“1633年，当您欣然否定您的学说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内容的时候，我本来应当明白，您只不过抽身退出一场毫无希望的政治斗争，以便继续从事真正的科学工作……您赢得了闲暇时间来写只有您才写得出来的科学著作。”
从出发点到既定目标，两点之间最便捷的路往往并不是一条直线。
我之所以常想起这样一种生存轨迹，是因为它常见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中。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