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东方性”
在19世纪的帝国主义文化想象中，东方这片太阳升起的地方正陷入浓重的黑暗。我们在“东方主义”语境中分析19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不是在西方帝国主义文化地图中中国是否属于“东方”，而是属于“东方”的中国在文化象征上如何分配所谓的“东方性”。也就是说，西方帝国主义时代文化在整体上的东方想象如何构成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诠释语境，中国形象又是如何在共同的“东方性”前提下表现出“中国特征”，所谓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东方性”?
“中国的统治王朝，统治着亚洲大陆被地理学家称为中华帝国的广阔地域，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维护唯一权力的统治，不论在历史上的任何时代还是在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华帝国的版图内，有各种不同的土壤与气候，有大江大河及其支流干系，它们灌溉土地，构成庞大复杂的交通网络。中国本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使其人民生存并且生活得舒适愉快，绝少需要其他地区与国家的物资与援助。中国文明一直在其自身的体制内发展；其政府形式丝毫没有借鉴或参照任何其他王国，其文学也从未吸取其他民族的精华；中国的语言在其形式、结构与古老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以其勤劳，爱好和平，人口众多和各种奇风异俗而闻名于世……”
这段话出自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的皇皇巨著《中国总论》的开篇，卫三畏在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1833—1876），他的这段话是以西方19世纪对中国可能有的最大限度的善意写出的，尽管如此，它还是透露出某种潜在的否定性。卫三畏一再强调的是中国的“独一无二”性，而中国最明显的独一无二性，则表现在广阔土地上恒久的集权、封闭自足、古老奇特，似乎中华帝国所有的优势，如疆土广阔、物产丰富，历史悠久，在特定语境下都转化为反面的意义，疆土广阔、物产丰富，造成一种封闭自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或心态，最终导致中国的停滞。19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与世隔绝的封闭与历久经年毫无变化的停滞。卫三畏此处只是尽量善意客观地暗示，绝大多数人则直接批判中华帝国的封闭与停滞，并将这种封闭与停滞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中国拥有广阔的土地、多样的自然条件，农业经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加上北方的连绵不断的高山、戈壁沙漠，南方的海洋，将中国与世界隔离开来，自成一体，独立形成自己的文化，历千年而无变化，这是中国最独一无二的东方性。所有的东方文明，古埃及、两河流域、波斯、印度等，在地理与历史上，不同程度地处于开放状态，也不断被征服、改造，只有中国除外。中华文明不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自成一体，稳定不变。
《中国总论》出版于1848年、修订再版于1883年，是19世纪西方出版的最有代表性的汉学著作之一。当然，这类著作远不止这一种，作者也不仅限于传教士。随着鸦片贸易与战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大批的西方人——传教士、商人、军人、政客，进入中国。他们中的许多人留下了有关中国的著述，这些著述尽管都有个人的经验与观察背景，但讨论的话题基本一致，而且观点基本相同，彼此之间相互印证，共同构成关于中国的东方性话语。在既定的帝国主义霸权话语的前提下，任何个别文本、任何作者，都只是话语的功能。犹如萨义德指出：“……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永远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作为人类社会之一员的生产者与其自身生活环境之间的联系，那么，对于一个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言，他也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他自身的现实环境：他与东方的遭遇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虚架子。它曾经意味着而且仍然意味着你会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在东方具有确定利益的强国，更重要的是，意识到属于地球上的某个特殊区域，这一区域自荷马时代以来一直与东方有着明确的联系。”
鸦片帝国的中国形象基本上形成于两次鸦片战争前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理解和解释这一形象的语境，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西方观念中东西二元对立的世界秩序与东方主义想象。鸦片帝国形象的意义，恰在于它表现出某种“十足的东方性”。所谓中国的东方性，表现在两个差异层次上，一是它是东方的，与西方不同；二是它是中国式的东方，与东方其他国家又不同。所以19世纪西方想象中的中国形象，既表现普遍的东方性，又表现出东方性中中国的独特性，比如说，中国特有的千年不变的停滞与封闭，中国的文化崇古与文化自大，中国建立在孝道基础上的独特的东方专制主义。所谓中国独一无二的东方性，可能表现在各个方面，从文明性质、政治类型、道德宗教体系，到所谓的民族性格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迄今为止，我们在三个层次上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一是西方与东方二元对立的世界秩序，二是西方对东方作为整体与不同文化区域的想象，三是东方主义语境中中国表现出的独一无二的东方性。
中国奇特的东方性，首先表现在其自足、稳定上。中国是一个自成一统的世界，很早就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久而久之，它不仅形成了一个自足封闭的历史现实，还形成了一个封闭自大的文化心态。
在西方的自由贸易、殖民扩张的背景下，中华帝国的封闭自大，尤其是对于“开放自大”的西方人来说，中华文明不仅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特征，甚至是人类文明难以容忍的罪恶。一次战争可以打破中国封闭自大的现实，但难以打破长久养成渗透整个社会的封闭自大的文化心态。19世纪到中国来的西方人，都注意到这一点。有人认为封闭自大只是中国官方的态度，有人认为民间的排外情绪更浓，封闭自大是中国一种独特的文化心态。但不管怎样，它可能是由官方造成的，但也的确普遍反映在民间。英国人德庇时爵士在鸦片战争前夕到广州，他发现尽管中国人彼此之间彬彬有礼，但对待外国人完全是另一种态度，因为他们的政府不断向人民灌输对待外国人就应该像对待野蛮人或野兽那样。“除了出于利益的诱惑或出于恐惧，否则他们对外国人一概表现得傲慢无礼，而且欺诈无信。这是由他们的文化心态造成的。即使有时在利益驱使下他们不得不为外国人服务，也尽量不让其他中国人看见。乞丐在没有其他中国人的情况下，会毫不犹豫地向过路的欧洲人下跪乞讨，一看到中国人，就马上站起来装得若无其事。不久以前，中国的苦力、最低贱的仆人，还拒绝为晚间出行的欧洲人掌灯照路……”
中国奇特的东方性，除了表现在现实与心理上的封闭自大外，还表现在历史恒久如一与社会停滞，这与中国的专制政治、守旧文化直接相关。
印度、埃及、两河流域的文明，都和中国同样古老或比中国更古老，但多次征服与战乱，已将这些文明改变得面目全非，古代文明在他们那里只是一种古迹或文物，但是，在中国，古代文明仍是今天的现实。19世纪到中国的西方旅行家，以为他们看到的中国与孔夫子生活的中国毫无二致。亘古不变的同一性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特征，19世纪西方一些写中国的著作，毫无例外的体例都是首先介绍中国的地理环境，然后不厌其烦地历数中国的朝代。给人的直接感觉是中国历史悠久但毫无变化，总是在单调乏味地重复。而除此之外，几乎所有著作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也都在强调中国历史的停滞，并将这种时间中的停滞与空间上的封闭联系起来，封闭导致停滞。停滞的中国与封闭自大的中国同样可怕。有人从专制制度上寻找原因，更多人的思考则集中在文化心理上，似乎中国人的崇古心理也是某种独一无二的东方性。他们将黄金时代放到历史的过去，恪守传统、反对创新。无数代人耗毕生精力去注释一些早已失去精神的典籍，使整个文化丧失了生机与创造力。不仅中国社会停滞，中国文化也早已停滞，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的语言。许多西方人都注意到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语言。麦都思详细地介绍了汉语的发音、书写的特征，并一再说明这是世界上尚在大规模使用的仅存的最原始的语言。他说：“在汉语中，口语发音与书写文字，仍保留着最原始的形式，他们的字都是单音节的，象形的，与远古时代完全一样。中国人认为，始创文字的功业是巨大的，是不可超越也不可改进的，所以后人只需要模仿前人就可以了。”汉语是一种原始的语言，以汉语形式保存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崇古的、原始的文化。
空间上封闭与时间上停滞，文化自大与文化守旧，在中国这种半野蛮的文明中，都是相互关联的。它表现出某种可怕的、死寂的单一性。单一性的文化、单一性的政治，甚至连人的外貌与精神，都显出一种毫无变化的单一性，这种单一性是西方人注意到的中国的又一个“独一无二的东方性”。
除了广阔的、封闭的领土，悠久的、凝固的历史外，中国形象的另一个重要的东方性特征，则是众多的人口。这些人在混乱、贫困、邪恶、暴政中生死，没有精神也没有个性，他们忍受同一种专制，恪守同一种传统，使用同一种语言，习俗甚至衣着都完全一样，这是与封闭、停滞相关的另一种单一性。麦都思说：“有关中国，没有什么主题比其人口的数量更能引起人们的争议与兴趣”，“中国的人口如此众多，几乎泛滥成灾”。但是，如此众多的人口，在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却表现出一种同一性来，他们服从同一个君主，遵从同一种文化，很少表现出个性的丰富来。“这么多人，不计其数，他们中有一种突出的道德特征，就是所有人的观念和行为基本相似。如果一个人研究了一个地方一个中国人的主要性格特征，他也就了解了所有人的性格特征。”中国人是没有个性的群体，中国文化中最缺乏的就是创造力与变化。
中国崇尚知识与教育，准确地说是崇尚文学的知识与道德教育。中国文化具有某种奇特的“文学性”。卫三畏指出：“文化史研究中，有关中国人最值得注意的特征，就是他们悠久的历史与文学制度。而只有充分了解了他们的文学制度，才能进一步理解他们的历史何以悠久，人们只有通过文学的学习，参加科举考试，然后才能组织管理宗教与社会生活……”
单一性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封闭、停滞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单一性。中国人固守传统，害怕任何变革，将自身的文化认同与自信全部建立在古代遗产上。西方人都发现，中国是一个过分崇尚文学的国家。他们的文学涵盖面很广，几乎等于所有文化典籍。奈维斯在《中国与中国人》中说：“中国的文学包容面很广，囊括了各类著作：古代经典、历史、玄学、论辩、诗歌、小说、经书、传记、戏剧，都可以纳入文学范畴，一些佛教与道教的著作，以及关于不同艺术、科学、职业技术性的文章著述等，在中国也都属于文学。”因此，举世闻名的科举考试，实际上是一种文学考试。瑟尔谈到中国崇尚文学与教育时说：“已知的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普遍地重视教育，在男性社会中，文学是最受人尊敬的学识；一个人的文学成就可以保他达到这个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中国的文学几乎包容一切文化知识，这是中国的文学崇拜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西方人同样感到不可思议，中国的文学，几乎都是道德说教，很少有富于想象力、感情充沛的文学。19世纪西方不断翻译介绍中国的文学，但他们的兴趣基本上是人类学的，而不是文学的。少数几位汉学家，如罗慕索、德庇时、理雅各，在极小的圈子内翻译一些中国文学作品，但很少人能够理解、欣赏，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文学都是一些陈腐的说教，故事、意象、结构与形式都显得不可思议。麦都思说，或许中国诗歌意蕴丰富，形象生动，但一翻译成西方语言，就不忍卒读。
麦妥士《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中提出：“……中国人把英国人当作野蛮人，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文明人；英国人也普遍把中国人当作半野蛮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文明的。如果说英国人的看法更接近真理，为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真理?”麦妥士认为，谁文明谁野蛮，关键看所依据的文明的概念是什么。西方人所持的文明概念表现在物质、精神、道德三个层次上，目的在于改造自然改善个人与种族的生存环境，所以物质文明是首要的，中国人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文明的概念几乎等同于道德，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才是文明。中国人与英国人的文明概念不同，在各自的眼里，对方都成为野蛮人或半野蛮人。
中国文化是一种文学化的文化，这一点是19世纪的西方普遍注意到并开始思考的问题。文学教育不仅维系着中国文明悠久的历史，还造成这种历史的停滞。中国的文学与文学性的科举，一味尊崇古代典籍，造成中国崇古守旧的文化心理，中国过分注重文学，忽略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造成中国文明停滞的一个主要原因。文学最终并不能造成文明的进步。文明在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含义。西方人发现，中国人讲文明，指的是一种文学修养与社交礼节。中国人把西方人当作野蛮人，根据的是西方人一点都不懂中国人自鸣得意的诗、书、礼、乐。文明在西方完全是另一种含义，它指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物质财富的丰富，社会制度的民主，法律的健全与艺术创作的繁荣等。中国科技落后，与迷信纠缠不清；经济贫困，耕作方法至少停滞在一千年前的水平；政治专制，把一个庞大的帝国的统治建立在原始的宗法制度上；法律精细但不健全，只作为残忍的统治工具而不保护人民的利益与权利；即使是文学艺术，也陈腐怪诞，表现出某种古旧的病态。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文化的泛文学崇拜，不仅阻碍了文明的发展，也阻碍了文学本身的发展，它将文学变成了政治与道德的陈词滥调。
在19世纪的西方人看来，中国文明所有的东方性特征，都与历史的停滞相关。科学技术是文明进步的动力，而西方人关注中国科学技术的兴趣，几乎是一种“考古”兴趣。各类著作，基本上是先介绍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与建筑，如火药、造纸、农耕技术、长城和大运河，然后真正的用意却在讨论中国在完成这些创造之后何以就无所作为了。中国独特的医术或许是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倒不是因为中国的医学有意义，而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医术不可思议，中医的理论基础玄妙，操作技术更让人感觉莫名其妙。瑟尔在描述中国医术时说中国人重视医术，不仅从救死扶伤的实际出发，还将医术上升到天人合一的玄学高度。但是，中国人的医学知识实在是有些荒谬：“中国人没有正确的解剖学知识，他们的迷信与偏见禁止他们解剖尸体，他们关于人体的脏器结构的思想也是荒诞不经的……”瑟尔不愿意更多地评论中国医术，而是尽量客观地介绍。尽管如此，他描述的中国医术，即使作者不觉其怪诞，西方读者也一定感到荒唐可笑，比如说他在“中国的医术”一章的结尾介绍中医的望诊，我们不难想象西方读者读到此处时惊诧莫名的感觉：“瞳孔呈白色，病在肺；呈红色，则病在心；呈黄色，在脾；呈绿色，病在胆；呈黑色，病在肾；如果整个眼睛泛黄，则不可名状，病因在胸中。”
中国文明是一种半野蛮的文明，或者，像马戛尔尼日记中所说的，中国文明正因停滞而从文明陷入野蛮。政治专制是所有半野蛮状态的东方国家的共同特征，而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又有其独特性，这是一种建立在孝道基础上的、高度伦理化的暴政，它将残酷与暴戾变成习惯，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压制与紧张。
当年孟德斯鸠、黑格尔指出的关于中国式的专制主义原则，如今被深入中国的传教士、殖民官、商人与士兵一一印证。德庇时指出：“如果混乱与专制对中国发展的干扰少于其他国家，那么我们只有调查中国政府的公文与管理箴言，才能找出原因。众所周知，家长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典范或模式——中国人自童蒙时代起就开始服从这种约定俗成的制度。在中国的礼仪和刑法上最惹人注目的莫过于子民在处理与父母、与君主之间的关系上所刻意保持的相似性，如果有人侵害这两种权力，就会遭受相同的惩罚。父亲去世，君王驾崩，子民均在同一时刻哀悼，举行同样的祭拜仪式，因为上述两者对其握有近乎相同的权力。因此，他学会服从，从小到大，久而久之，习惯便成自然，随时随地都表现出自己是孝子忠臣。在这样的制度下，当然毫无个人自由可言，但是若要子民甘心情愿地听命于朝廷，官员还必须掌握基本的人性常识，并能灵活运用。”
中国的统治者将政治的基础建立在家长式的宗法基础上，使家庭伦理变成国家法律，这似乎是中国的东方性表现在政治与社会组织方面最明显的特征，它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其他国家，诸如伊斯兰社会的宗教组织与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中国的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的超稳定的同一性基础，就建立在一个等级式的家庭关系上。
中国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家庭文明，该文明的许多特征，都可以从中国的家庭结构中找到。对中国人的家庭结构关系的观察，也常令西方人困惑，不仅是复杂的家庭关系，还有家庭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发挥的巨大的社会政治与心理文化功能。“中国的家庭纽带是强大的，中国人都生活在一种民族环境中。他们很少改变其居住地，绝大多数人居住在祖先居住的土地上，多少代从不迁移。一个村就是一个家，全村人姓同一个姓氏，村名也经常是从家庭的姓氏中来，如张家村、谢家村。中国有许多宣传孝道与家庭关系的书，教儿子结婚而不成家，依旧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组成一个和睦友爱的大家庭……”这是关于中国式大家庭的正面理解。很多人也注意到，大家庭结构实际上是禁锢个性发展的。西方文化重个性创造，中国文化重家庭守制。如果说中国文化中具有东方共有的奴性，那么这种奴性不论就其形成的方式还是表现的方式，都与东方其他国家不同。中国人的奴性是从家庭生活中获得的，从孩童时代服从家长的习惯培养起成人后服从政府。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奴性是一种孩童式的奴性，它使孝道显得荒诞可笑。G.W.诺克斯介绍：中国家庭的父亲有着巨大的权威与巨大的责任，家庭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毁俱毁，法律上的残酷的株连制度与政治上腐败的裙带关系，都与中国社会的家庭基础密切相关。在中国的社会与家庭中——中国实际上没有西方所谓的社会，只有家庭。社会是一个空洞，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个人存在的余地。“……一个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即使是他有朝一日成为家长，他还是受各种礼俗、传统与舆论的控制。这些力量几乎都是不可抗拒的，尤其是孝道，儿子必须尊重父母，天道难违。孝道是中国家庭制度中最重要的责任，中国有许多宣传孝道的故事，有些故事经常给人一种印象也许是误解，中国人性情无聊变态。比如说，一个好儿子即使长大成人，也必须在父母面前穿上孩子的衣服。据说是因为穿上大人的衣服让父母看见，父母就会感觉自己老了而伤心。中国政府在许多地方都立有旌表孝道的牌坊……”
中国独特的东方性，表现在文明上，是封闭与停滞、愚昧与傲慢、崇古与守旧；表现在国家制度上，是建立在孝道基础上的，带有宗法色彩的东方专制主义。官员的腐败无能、刑法的严酷与表面上温情脉脉的家庭式政治与古老的道德信条结合在一起，维系着一个偌大的国家，而且历史上经常出现长时间的和平、稳定，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西方人感到不可思议。在没有健全的法律、强大的国家力量与宗教信仰的情况下，中国社会是如何维持的。中国的孝道或许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在政治上成功的秘密在于建立了以孝悌为基础的宗法式政府体系”。麦都思的看法代表着许多人共同的观点。中国文明是一种奇特的东方式文明，其奇特性不在于它像所有的东方文明那样落后腐败，而在于中国特有的一种稳定的停滞与封闭的完整性。
中国文明与东方其他文明不同，还表现在信仰方面，或者说是缺乏信仰方面。西方人在思考中国独特的政治的同时，也在思考中国独特的道德体系，因为中国的政治是建立在道德体系上的；在思考中国的道德的同时，也关注中国的信仰或宗教。传教与贸易是西方人最初来中国的两大目的。中国的信仰，从马可·波罗到耶稣会士时代，一直是西方人关注的主题。或许19世纪西方人最大的发现是，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印度不同的是，中国一方面有太多的宗教，另一方面又太缺乏宗教情感。在东方其他地方，基督教遇到的问题是与另一种宗教信仰的冲突，如与伊斯兰教、印度教的冲突；而在中国，基督教遇到的问题是，与一种缺乏信仰热情的世俗精神的冲突。19世纪几乎所有介绍中国状况的著作，都在讨论中国三教并立，而且都发现，儒、释、道三教在中国互相渗透，自由发展，既无强烈的信仰热情，又无严格的教派律令。与其说中国是一个异教社会，不如说中国是一个“无教”社会。在中国传教的真正问题，不是让中国人选择哪一种信仰，而是让中国人选择有信仰或无信仰。实际上，在中国，最有特色的信仰是祖先崇拜，其他都是些道德教义或乱七八糟的原始迷信。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中对中国宗教状况的论述非常详尽，中国宗教与道德、政治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表现出一种东方少有的开明与人道精神，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一种混乱的轻慢态度。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