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与思考
百年中国美学寻踪与当下困境
20世纪已经过去，21世纪早已来临。作为跨世纪的现代中国美学，如果从王国维开始，也坎坷地走过了百年。回顾这个世纪的美学历程，该总结的经验、教训很多，但我以为最深刻的经验教训，当首推美学的理论建设。从这方面看，“教训”是主要的，“经验”是次要的。
一、西学输入——王国维的痛苦反省及美学理论建设的伟大开端
要总结中国百年美学，我以为最有意义的是“扣其两端”，即开始一端与视点“终结”一端，两相比照，中间即透明了。
视点“终结”一端，有目共睹。从总体上说，似是繁荣，实是混乱；主航线在哪里?学人们只能在“见仁见智”的脆弱“保险柜”里施展才华。这实在令人遗憾。先说开端吧。
最令人深思者，是这个事业的开创者，以锐利的目光、痛苦的思绪，直观与透视了这个事业的“悲剧历程”。面对西学的输入，王国维以“弄潮儿”的姿态迎接了它，在灵魂的撞击中，反思中，他提出了两个极有益于理论建设的重大的发现：
一是“可爱”与“可信”的悖论。问题的关键在于：“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哲学家、思想家都有两面镜子：梳妆镜与哈哈镜（正面与反面）。一个小孩子逛公园，如果既不爱看湖中倒影，也不爱看哈哈镜，那必是“老大徒伤悲”的凡俗之辈。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似乎王国维要修改为“吾爱真理，但更爱谬误”（注意：这里的“谬误”并非凡夫俗子、低能儿的“谬误”，而是列宁所谓的“真理向前超越半步”的谬误，也可说是“伟大”的谬误）。“实证论”“快乐论”“经验论”等，是非常可信的，然而它缺乏大勇大智的灵光（缺乏伟大的“思辨”），这就是“可信而不可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学”、乾嘉学派，大约也是这种“可信而不可爱”的东西。西学中的“思辨”派，如康德、叔本华等，大约就是“可爱而不可信”的了。但两相比较，后者（可爱而不可信），对理论（事业）的开拓者来说，更有理论价值。从事实上看，王国维不是对康德、叔本华哲学下了很深的功夫么（他先前读康德的书，“几全不可解”，后来读通叔本华哲学之后，再返回来才读通康德）。由此即可看出，西学对王国维理论开拓的重要意义，否则，他怎能写出与中国文化传统大异其趣的学术杰作《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史》呢！
上百年来，我们不但缺乏“爱真理”的精神，而且压根谈不上“爱谬误”的心思。君不见：“唯心—唯物”一划，“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一分，学术的“死刑”不就利利落落地判决了吗！“可信”从属于人的理智，“可爱”从属于人的情感。二者的纠缠、分裂，是伟人的象征。用“学习班”的形式来解决二者的矛盾，是凡人的象征。当然，最理想者，是“可爱而又可信”，但中国古哲又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孟子）！
二是中国哲学之伦理倾向与“纯粹哲学”的悖论。
以此反思中国百年美学历程，真可谓凝集着血泪之论！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学术一律统入“工具论”“神学论”的皇宫中；近二十多年来，则被职称、工资、待遇、住房（乃至于“成家”）牵着鼻子跑。距离真正的学术，可谓十万八千里！
二、冬天的河流——搁浅的理论
王国维自投昆明湖，一颗巨星陨落了，但创造了美丽的“历史之谜”。后来的一切理论家都几乎背弃了王国维的“历史之谜”的根本精神，而跟着“及身”者跑。这是中国现代学术理论“搁浅”的根本原因。王国维作为学者、理论家，他拷问灵魂的诗句是：“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在中国的土地上，早就发生过“做人”与“做学问”的巨大矛盾，于今算是达到了燃烧的顶点。王国维在“悔”与“疑”的双重困惑下陨灭了（对此陨灭庸俗之辈则以传统的训诂、考据证之）。历史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给后人以无穷的启示。然而，后来的理论家却是“低度”的了，应接不上王国维的境界。从20年代至30年代，只有美学理论的一般绍介，诸如何谓审美对象，何谓形式特征等，蔡元培、吕澂、陈望道等人虽都认真绍介过美学，他们尽管也都是大家，但毕竟不是只此一行的专门家，美学似都是他们的“副业”，少有发自“人生”的真诚追求和理论体系的创造。因而，只有“概论”“浅说”一类的教科书和小册子，少有“悖论”境界的学术论著。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朱光潜、蔡仪等人的美学理论相继崛起，朱氏着重于“移花接木”，把大量现当代西方实证性的审美成果（心理的、生理的）介绍到中国来，并兼及相应的哲学学说（如克罗齐的直觉说等），并以卓绝一世的《文艺心理学》为聚焦点，给如饥似渴的中国审美者以暂时的满足。然而，这种理论多是“综合”的（传统观点认为是折衷的），缺乏强固的体系根基（只有在其后期的学说中才得以矫正、补足）。蔡仪的学说，虽居心良好，用功很多，但机械性质非常明显，以代数学的方法把哲学认识论移入审美过程中，作出骇世的学科结论：美是典型。更有甚者，其著认为：“概念的抽象”是科学认识的基础，“概念的具象”，是审美的认识基础。二者都建基于“概念”之上云云。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学坛上盛行的创作公式：表象—概念—表象，人只有抽象思维而不可能有形象思维等，这与蔡仪的艺术哲学是否有内在的渊源?我不敢断定，但提出这个“历史现象”来讨论似有一定的必要性（联系蔡仪先生后期对马克思巴黎手稿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就更证明了这种必要性）。蔡仪的美学坚持“红色”的唯物方向，注意培养青年理论家，自有其历史功绩，但作为理论史（学术史）探索，任何理论（包括学派）都要接受“批判”的（康德式的“批判”）。
此外，周扬于20世纪40年代翻译的俄国伟大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生活与美学》，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留下光辉的一页。此书又名为“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它以美学直接统辖了艺术。车氏的美学观念，由费尔巴哈哲学演化而来。费氏自称其学说是地上的学说，而黑格尔的学说是天上的学说，他仅是来了一个大颠倒。这无疑给马克思学说开拓了一大通道。故车氏理论被列宁誉为“来到马克思主义跟前”，正是因为车氏理论的渊源线索，及其异常的通俗性、可读性，给中国理论界带来的影响，是其他任何著作都不可代替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人，都读过这本书，而且其“唯物”观念在人们的大脑中留下的刻印是难以磨灭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美学、文学艺术界头顶上最伟大的理论家，便是著名的三个“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斯基），只要你翻开当年的期刊检索，没有哪一篇理论文章是没有“斯基”的，足见其影响之深矣。无疑，车氏的理论（连及其他两个“斯基”的理论），都是直接或间接地通向马克思主义的，尤其是在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方面。应该说，这对现当代中国美学、艺术学的发展，起了若干奠基性作用。不难想象，如果当年不引入三个“斯基”的理论，学界的弱不禁风与先天不足，将会在神学专制的时代产生更多的可怕“病变”。遗憾的是，今天写学术史的人，却没有客观地添上这一笔，也许是因为思虑不周，也许是因自己太年轻，根本就没有读过这类书，也许简直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回事呢！
三、理论的“春汛”——马克思巴黎手稿的迟到“效应”及黑格尔《美学》在中国大地上的狂欢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实是变相的政治戏论），各家各派挖尽心思去展示“美是主观的?客观的?主客统一的?还是其他什么的?”等问题，如果没有真正的理论导航，恐怕会走上“越讨论越糊涂”的道路。庆幸的是，李泽厚、朱光潜率先以马克思手稿的理论（如“人化自然”“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去透视“美的本质”，揭示其根源，尽管这种应用在当时还很粗疏、简陋，但毕竟把这场“轰轰烈烈”的讨论在最后尾声中引向“正轨”，给这场讨论暂时画上句号。马克思手稿的强大效应，在西方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来到中国的土地上已是迟到三十余年了，但它灌注给中国美学的生命力，却是任何理论所不可比拟的（它的深刻性与政治“合法性”完美地结合着）。理论的发展，要靠密集的生长点。马克思哲学（由手稿而引发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整过哲学体系）无疑带给美学理论的生长点最多，也是最密集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导航、培育，今天的中国美学理论决不会如此活跃、繁荣。但遗憾的是，今天匆匆进入美学领域的某些人，也许对手稿还不曾认真读过一遍呢！更何谈马克思哲学体系！
历史的偶然，往往又是历史之必然。20世纪50年代末朱光潜将黑格尔的美学巨著翻译出版了（尽管仅是第一卷，第二、第三卷20世纪70年代末才译出），其宗旨正好与马克思美学（“人化自然”说、“对象化”思维方式等）接轨（马克思曾自称是黑格尔弟子），辽阔的美学领域，仿佛走向“异质同构”。朱光潜的一连串的经典翻译，竟叠成了当代中国美学最绮丽的风景线，所以有慧眼的理论家说：朱光潜翻译到哪里，中国当代美学便进展到哪里。最遗憾者是维柯的《新科学》刚刚译毕出版，朱先生便弃世而去，《新科学》在中国大地上并没有像翻译出版黑格尔《美学》那样发生如期效应，这是当代中国美学理论基础建设中的一大缺失（朱先生二十多岁到西方留学便注意此书，直至八十多岁才翻译出版，可见用心何其良苦）。
总之，马克思巴黎手稿（连同其哲学体系）以及黑格尔美学（并及康德美学），给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奠定了若干根基，并促成了与其对应的思维方式的萌发。这应该是“中国百年美学”认真总结与分析的对象。
在这里必须强调宗白华先生的美学，他的路子与朱、蔡等人大异其趣。他早年留学德国多年，对德国的哲学美学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在和郭沫若的通信中说：你将由诗歌（诗学）走向哲学，我将由哲学走向诗歌（诗学）。他没有顺着康德、黑格尔之路去展示他的美学构想，而是“月是故乡明”，眷恋着这古老民族的诗性大智慧。他首先潜心进入中国诗性文化中，然后提取中国人那源流久远的“诗性智慧”，展示了中国人特长的“诗性智慧”形态美学的突出特征，成为“中国美学”的一家之言，开拓了全新的方向。在现代学史上这是多么奇特而又令人深思的学术现象呵！
举凡面临“耳顺”之年以上的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家的成果，大体上说，都是如上理论混合的产物。
四、理论的困惑——“各领风骚三五天”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呈现了新的生机，也出现了新的迷茫。人们的心路历程可简化为：从神坛回到了人间，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失去了昔日的光环。大脑解放，人性勃兴。历史又在“螺旋上升”了，“敢说敢干”了。方法论大热之后，学界便步履匆匆，追赶西方时髦，寻求天外的“新观念”，理论—学术上的“奇装异服”应有尽有；在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的“后向”的新型建筑术中，呈现各具色彩的理论游戏。肉欲文化—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鱼贯而出……在职称、待遇和住房的诱惑下（或说是诱迫下），学术良心和时代呼唤也难以顾及了，一切都向“钱”（或权）看！
观念的迷茫与理论言说之混乱，多是来源于基本方法论的失盲与残缺。反思西方美学史，最明显的一条贯通线索，即是基本方法论问题。从康德到黑格尔，费希纳称之为“自上而下”的美学，而称他自己的实验美学为“自下而上”的美学，亦即来了一个大颠倒。西方美学以费希纳的实验美学为标志，确是划分了一个大界限。其前，大体上可称之为形而上的思辨方法；其后，大体上可称之为形而下的实证方法。自费氏之后，西方涌现出了诸多审美经验分析和审美态度论等实证方法论及其学派，至今未止。其间格式塔心理美学之崛起，把这种形下的实证方法，推向新的境地，也为后来的各式各样的“应用美学”打开了大门。时至20世纪初马尔库塞的“新感性”美学崛起，美学才摆脱了烦琐的实证性，以“当代批判”的全新的思想面貌呈现出来，似是又开始了下一轮的“形上思辨”的新路向。然而实证性强势未减，喧宾夺主，其好景不长。随着逻辑实证论的发展，导致“语言学转向”，把西方的哲学与美学的实证性，引向更为烦琐而神秘的境地，故西方有卓识的人士说：此时代的美学理论中“无意义的胡扯倒是不少的”
。
美学基本方法论，在西方是归属于“辩证法”的。即如下对应性图式：
正（肯定）——反（否定）——合（否定之否定）
形上——形下——形上
这是西方美学发展的大体趋势。但是作为第三环节（否定之否定）的“合”，至今都在混乱与曲折的取向中，甚至可说是姗姗而来迟。看来第三环节如何整合，将成为西方美学发展的新瓶颈。怀特海早就说过，全部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看来，今天的西方哲学、美学，欲离开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的主航道去进行第三环节的整合，无论如何将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这也是颇值得去吸取教训的。
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基本方法论，必须借鉴西方“正—反—合”（形上—形下—形上）螺旋上升的方法论历史。既然我们当今的美学是“西方美学在中国”，那么，在基本方法论上就必须遵奉西方“形上—形下—形上”（正—反—合）的历史法则。对照之下，会发现我们的一切都是失序的。我们从来就没有从事过康德、黑格尔式的形上环节的严格训练，也没有从事过实验美学、审美经验分析等形下环节的认真考察，至于如何由形上至形下再转向“合”的第三环节，则压根儿没有意识到。理论家在为“稻粱谋”的生产中，多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形上不行，形下更差，只能作随机性的、即兴性的思维。当然，西方的路，我们不一定要照样重走一遍，但是别人的“两手硬功夫”（形上与形下的硬功夫），我们却不曾挨过边。无论如何，这都是最大的遗憾。当前我们最需要的是“补课”，下苦功夫去补偿“形上——形下”的张力训练，再苦也要过好这个关。反思我们二十多年前所搞的方法论，多是“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这并非一无是处，只是不是目下所急。至于其他什么巧合性的“玩儿”方法论等，则更远离了“形上——形下”的张力结构，走向“玩文章”（同构于“玩文学”）了。
至于观念，由于离开了“形上——形下”基本方法论的追求和训练，则更易混漫于歧途。从柏拉图的“美本体”，到鲍姆加通的“模糊的感性认识”，到康德的先验审美观，到黑格尔的美的定义，再到马克思的“美的规律”，其视点与境界的统摄力，足可统辖其相应的庞大体系，这才是真观念。而我们这里一夜之间制造出来的“新观念”，则只有“一夜”的价值，和“一夜”的短暂生命。如果我们当今的美学真的是“西方美学在中国”，那么，西方的方法与观念则是绝对不可弃之不顾的。
否认新时期以来真正的理论收获和学术成就也是不客观的，它们仍是学术的“脊梁”，是中国当代美学挺起腰来的铮铮骨架（其中有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蒋孔阳的创造美学，还有若干佼佼者的不无苦痛的思索与艰难的探求等），然而其量欠丰，其音时断时续。主调仿佛还是“各领风骚三五天”的争夺战（一个“性感”概念和“审美文化”概念，则可产生难以计量的现代“四库全书”），当年王国维式的困惑和悖论，仿佛距离我们已有一百年了。我们要时刻检验：可信的理论可爱吗?可爱的理论可信吗?我们的价值标准是否可以兼及“无形的”与“身后的”?
五、追踪主航道：寻求美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形态
任何一门学科的向前发展，都必须时时回顾历史与经典，尤其当理论进展中发生混乱、失真的时候。历史上都会出现“回到康德”“回到马克思”的呼声，回到原典，是历史曲折前进的必由之路。
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形态（包括实践美学），多是移植西方人的认识论美学形态。其缺失有二：一是缺席了康德的“美是道德的象征”的道德形上美学形态（它对峙于认识论美学）。人们对这里的“道德”概念（定义），往往缺乏对康德原意的理解，以为就是一般的“道德箴言”，充其量，也“仅此一说而已”。康德在《宗教哲学》（第一部分）中，把人格结构三分为：动物性（本能）—理性—道德。理性仅是道德的根基环节，只有道德才是人格的皇冠（它蕴含着“自由”），康德在第三批判中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定义（学科形态），是具有先验哲学体系的构架性意义的。第三批判是先验哲学体系的最后完成（即沟通第一、第二批判），康德通过道德神学（道德目的论）把“美学——目的论”相贯通，也把第一、第二批判统辖起来。康德的这种极为奇妙的贯通法，至今都使一大批康德专家难以理解，但是在客观事实上，它又确实实现了康德的心愿。康德的主心眼是：道德神学（全知、全能、遍在），可以为人（“人是这个世界的最后目的”）的一切行为、活动立法（包括审美），作为实体性存在，则进展成为理性宗教（宗教与艺术同构）。因而把“美是道德的象征”与“美是形式的合目的性”（第三契机），奇妙而曲折地对接起来。先验哲学体系完成最后统一的同时，也建构了美学学科新形态。认识论美学与道德形上美学，构成了西方人的哲学美学圈（康德之后，道德形上美学再也没有多大进展，是一大遗憾）。二是我们移植的认识论美学，缺乏西方人的学科范式有序性与结构性。而带有相当的随机性和想当然性。要把握好认识论美学，顾名思义，首先是哲学“认识论”这一关必须过好。认识论，即认识主体（A）与认识客体（B）的关系问题，按加拿大康德专家华特生的观点，在这里，就呈现出三个系统：A是一个系统，B是一个系统，A/B统一起来之后，构成一个大系统C。其中A系统（主体人）是最复杂的系统，既有历时性，也有共时性；既有个体性，也有群体性和族类性（当今学人们所热衷的主体间性即由此出）；B系统首先应归属康德的二分世界（现象与物自身），这对未入先验哲学之门的学人来说，更是一件说不尽的麻烦事。例如离开审美主体，孤立地去提问“什么是审美客体”，即是极大的谬误（当今许多教科书和研究生考卷就是这种谬误的确证）。其所以谬误，就在于消解了审美主客体关系的相互适应性，使之成为孤立的存在。C系统（即主客体统一的大系统）的境界更加高远，既有历史的深度标尺，也有现实的广泛规定，它有序地伸展着A/B相互适应、相互浮动的历史阶程，它是A/B系统的至善境界。这便是马克思的“自然人化”理论以及康德的“自然向人生成”理论。由上看来，要过好A—B—C三大关并非易事。其次，由认识论哲学过渡到认识论美学，更需要一个“灵妙”的转换。这个转换的契机是什么?这才是关键。蔡仪先生说：存在—（决定）—意识，故“美（存在）决定美感（意识）”，这是恩格斯所贬称的简单代数学，而不是美学。只有把康德的“真—善—美”三分结构的内在勾联，以及黑格尔的定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总体运动框架，马克思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的物质生产规律等方面结合起来，进行康德“现象学”的审美思考，这才能稍稍进入这个转换契机的内部。此外，美学（黑格尔又称“艺术哲学”，所以这里的“艺术”）才是转换契机的“召唤结构”。如果缺少艺术修养，这个转换契机则会失去必要的“保险系数”，极易成为理论游戏——空谈。
对照以上所说，当今许多匆匆进入美学领域的人，应该首先要思考的是如何有序地过好上面所言之A—B—C三大关，然后再去摸索这个灵妙的转换契机。不要急于成天去写商榷型的文章（或随机性高论），李泽厚曾戏斥中国的学问，只是商榷型的学问，这是颇值深思的。当前人们有个大口号：中国现当代美学是“西方美学在中国”。笔者以为，这是过誉的称谓了！翻开报刊，你能找到几篇文章是挨近A—B—C三大系统的“常规性”与学科范式的有序性文章?一句话，仍是我们的先天不足（中国既没有认识论传统，也没有在“拿来”中，接受A—B—C三大系统的严格训练），只能放放“冷箭”，打打“游击”弄过热闹而已。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迅速反思，即使是“西方美学在中国”也是徒有其名而已！
其次，我们所缺席的是“美是道德的象征”——道德形上美学形态。作为哲学美学之一大形态，我们应该以此为参照系来梳理中国道德形上学之美学。中国古代哲学，是心性哲学，亦即道德形上哲学。牟宗三先生费了毕生精力来沟通康德哲学与中国心性哲学之间的关系，其沟通的桥梁是双边的道德形上学。其功大矣！我们应在此基础上，去整理、建构中国的哲学美学［中国本土美学的原生主流形态是“诗性智慧”型美学，西方主流是哲学形态美学。故美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形态，按维科理论的启示就只有两种：哲学美学形态（认识论美学/道德形上美学）与诗性智慧形态。西方所长是哲学美学形态，中国所长是诗性智慧形态。西方所长，正是我们之所短；我们之所长，也正是西方之所短］。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学界尚缺乏共识。年长之辈，已是“廉颇老矣”；年轻一代，要过好“职称—住房—老婆/孩子”三大关，尚且艰难，至于那些“无形的”“身后的”等问题已顾之不及，就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这似乎又构成了另一种伟大的“悖论”。
“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始益疑”，这种紧张的“悔—疑”二重奏，在人生“悖论”中奏响了时代的哀歌，只要不变成疯子、或跌入怀疑派的死泥潭中，我认为都是真正的向前的理论家应深深记取的诗句。
对“中国美学”的反思，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王国维哲学，仅这一点，就会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希望。王国维在日本时看了别人文章中的康德引文，便想到：如果一生不能读康德的书，那自己的生命便算是白活了！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啊！学术生命的理论嗅觉比一百本平庸之见堆集起来的“庞然大物”，高贵得不可比拟！我们要先医治好理论嗅觉，至于如何去争夺平庸的“庞然大物”，稍缓一步吧。
毕竟，“希望”只在“悖论”之中，不在“悖论”之外或之后。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