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20世纪文学
从文学的染色体说起
预卜未来的中国文学，带有巫师的色彩，作家唯一可以当作参照的，是文学的昨天和文学的今天。但是说到底文学是析梦和涂梦的工作，而梦又是生活有折光，因而又有着它的共性——人人都会做梦，没有梦的人是木偶。只是人们生活的异同，梦也随之相异罢了。对文学来说，正是这种相异的梦境，组成了色彩斑斓各自相异的画廊。
梦的产婆是生活。无论你笔下涂鸦的梦是写实的，还是空灵的；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是中国传统的，还是欧化先锋的，都是作家艺术家生活感知所决定了的，而非空穴来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写了多篇以小人物的目光看待战争的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伯尔，战争百相使他无法用抽象手段表达，所以他的小说是具象写实的。到了他的儿子小伯尔的和平年代，便一反他父亲的写实主义，而成为一个抽象派画家。他的画展曾到北京展出，我被邀请去参观了其作品，给我留下上述的认知。因而可以写下如是结论：生活的经历不同，导致了梦境的不同；由于梦境的相异，导致作家涂梦的方式也随之产生了异同。
经历过战争烽火洗礼的作家，梦中多是铁和血的回光返照，他的笔锋无可逃避地向战争倾斜，这大概不属巫言之例。我是经历过二十年劳改生活的作家，不是我不想在笔锋下风花雪月一番，而是生活赋予我的梦境，几乎始终是一条泥泞的驿路。夜半梦醒时分，我才知道这是过去，而不是今天。说来也有些可笑，我在德国波恩莱茵河畔夜宿时，梦里竟然出现我劳改时环绕于一个劳改驿站四周的金钟河。我无可逃避寒梦对我的追随，即使身在异国他乡，它也叩打我的心灵门环，让我无处苟且藏身——这就是我一直涂梦于属于我那片历史冷土的成因。当然，除了梦境的尾随之外，也还有一种反思历史与人的主观精神欲求，支撑着我去析梦写梦。法国思想家帕思卡说：“人是一枝有思想的芦苇”，这句话的含义，可以作两方面的解释：其一，芦苇腹内空空，它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其二，如果将其腹中充填了一种精神，则可视为人的挺拔和坚韧。我曾经服过劳役的一个劳改农场，那儿的芦苇叫“铁杆芦苇”。那些芦苇有手指般粗，一般的镰刀割不动它，只有抡起长棒儿的大镰刀，才能断其筋骨。我想帕思卡喻义的“有思想的芦苇”，理应有这种芦苇的品格。如果将其伸延到作家身上，它启示作家该是个骨骼里富有钙质的血性动物，而不是权势的手中玩偶，也不是金钱的情妇；不是笼子中的金丝雀，更不是任何仕途的功利的股票。
所以吐出以上这些梦呓，意在说明作家对文学的选择，往往不是出于响应什么号召，甚至有时不决定于作家自身的愿望，文学的个性化的遴选，更大的程度上决定于生活的给予，并受到作家自身的内在气质的梳理和匡正。这种内在与外在的染色体的相互结合，便孕生了各自相异的文学产儿。我想，这可以被视为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以此规律为尺，丈量一下本世纪中国文学的得与失，似才能由表及里深掘出其兴衰的根本。
世纪文学的悲情
中国文学在20世纪之初，出现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文豪。因而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巅峰期，令后来人高山仰止。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色彩纷呈的文学。我所以赞美它的成就，是因为那些作品并没因历史的更迭而褪色，直到现在我们还难以超越它的高度。但与此同时，那一批20世纪之初的文学前辈们，都把他们的文学高峰留在了前半个世纪。如郭沫若、茅盾、田汉、曹禺、冰心、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他们在前半个世纪，都有恢宏的作品问世，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畸形文史曲线。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文史学家们，直至现在都对这个严酷的问题缄口不语。这个话题虽然十分敏感，但它是回眸20世纪文学时不能简略掉的一个话题。从他们的年龄上讲，1949年后，他们正步入成年，那么多走进成熟期的作家，正是出大作品的黄金年龄；但令人心悸的是，那些大师们在后半个世纪，不仅没有第二个创作的高峰期，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创作的衰落。近期，我仔细地寻找了一下大师们后半生创作的失落原因，发现涉及的问题非常庞杂，其间文化政策固然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更为强大的外因，是一个接一个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夺去了大师们的良好创作心境和宝贵的时间。
茅盾、夏衍、田汉、郭沫若、曹禺都有文场为官的历史。他们之所以把文学的辉煌留在了前半个世纪，文与仕问题上的错位，耽误了他们最为可贵的创作时间（当然他们中间有的人或者无意进入官场，但是工作需要使他们不得不为之）。这不是笔者的凭空臆想，而是有据之说。仅以其中之一的茅盾为例，近日读到李强先生采访茅盾的儿子和儿媳之后，在倾吐茅盾“难圆文学梦”的文章中写道：“茅盾在解放后，再没有小说创作……在1955年的1月6 日，茅盾曾上书周恩来，请求可否不再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中的中国常委……茅盾在信中委婉地道出他担任文化部长的内心痛苦。”周恩来对茅盾的请示没有表示同意，但是批给茅盾三个月的创作假期。文章继续写道：“三个月的创作假写什么呢，续写《锻炼》和《霜叶红于二月花》都不合适。虽然这是茅盾最熟悉的题材，但无法向人解释为何请假三个月却去续写旧作，只有去创作现实题材。因而茅盾只写出了小说大纲，就不得不回到繁忙的工作中去……茅盾于1981年逝世，他小说创作之梦，终于没有完成。”
这一段后人对先人的追述，如果还不足以表现写出过《子夜》等作品的大作家茅盾在精神上的痛苦的话，那么在傅光明先生采访曹禺的文章中，便可再现作家为官的文学伤痛。他在文章中写道：
曹禺一直为在解放后没有写出好作品而深感痛苦而自责。在他的生命晚年，他曾说：“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当傅光明询及他，为什么在解放后，他的创作从数量到质量，都不能与解放前相比时，曹禺的回答里有这么几句耐人寻味的话：“我解放以后写的东西少了，而且写的质量也不高……当时市委的人讲，协和医院有‘崇美’‘想美’‘恐美’思想……我到协和医院侍了半年多，那时候有个‘思想改造小组’，市委派一些人跟大知识分子聊天谈话，我也跟着去跑……写出来了，就是《明朗的天》……就像是一部车子，让人推着走，而不是主动地走。车子有汽油，有机器，自己走多快呀……”
我想不需要更为烦琐的引证了，无论是茅盾还是曹禺以及那几位文以成仕者，到了生命后期，都有着难以言喻的痛苦反思。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入后半个世纪之后的悲情之一。当然自古以来，中国有文以进仕的传统，但是只要我们审视一下那些当了官的文人，大都有两种结局，一为官场困死；二则不甘心这种结局，并叛逆这种处境的文人，那就不得不为其独言精神付出各种代价。当然时至20世纪的中国，封建主义已经被大大削弱，但是那条长长的尾巴并没有寿终南山。从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五十多万文化人被送往他们不该去的地方改造，那种敲山震虎的风威，无论是茅盾还是曹禺，还能有独立的创作精神吗?
悲情之二，那些并没有进入官场的大师们，他们似乎也与前者没有差别，在下半个世纪几十年，也没有再现他们世纪初的文学辉煌。这里我们姑且不说那些被卷进历史的台风眼里的胡风、艾青、丁玲、吴祖光以及与他们同命运的不幸者，因为他们丧失了二十年笔耕的权利。仅就冰心、巴金、沈从文、老舍等并未中箭落马的老作家来说，也留下了令人深思的创作空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除了田汉的《关汉卿》和老舍的《茶馆》《正红旗下》（未完成之作），留下了他们文学巅峰时期的形影之外，便再无其他力作可寻。
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始终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一条死胡同里穿行，“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成了一句空话。记得当时郭沫若先生虽然在《人民日报》上写下对一百种花的歌颂，但因其诗是配合“鸣放”的任务而写，诗里已然死了写《棠棣之花》时的真正诗情。实际上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到了1957年反右期间已然成了一家独鸣。在这种情况下，满腹才情的老舍先生和田汉先生，在文艺政策的夹缝中，能够再现一次文学辉煌，实属来之不易了，对比其他大师的笔下的空白来说，可以认知为20世纪中期文坛的幸事和奇迹。
其中最为令人感伤的是沈从文先生，这个写出过诗情小说《边城》的湘西才子，因为立志学文才把名字改为从文的。可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突然转向改学了研究服饰，作为一个文学上的后来人，昔日我一直不解其谜。近读《读书》上陈徒手先生采写的《午门下的沈从文》一文，才算详知了这位前辈死了文学之心的内情。文章中写道：沈从文先生从解放后，就进了历史博物馆，1949年成为沈从文的生死线。其内中原因，是郭沫若在1949年发表的《论反动文艺》中，提及了他。这位大才子从此陷入无言的苦闷之中。陈文中引述了沈从文当时的心情自白——那是沈先生在1951年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
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晨七点到晚上六点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看看暮色四合的风景……明白我生命的完全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陈先生的文章结尾，是摘引作家汪曾祺、林斤澜去看望沈从文后的感伤之情：
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大半天，无所思无所欲。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与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对于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1997年10月我曾去觐见沈先生的湘西墓园，碑文上的两句话很刺激我的神经，上写：照我思索，能够解我。单看墓碑上的两句碑文，似还难以解读沈从文后半个世纪的文学之殆；有了陈先生那些文字旁白，我们对沈从文的悲剧就一目了然了。在此回眸世纪文学百年兴衰之际，我们可以看到前辈人沈从文对文学梦里相思的全部破灭。其实，这不是沈从文一个大师的悲哀，就是那些没有“在午门上独看风景”——而身在文苑之内的前辈们，命运也不比沈从文好到哪儿去。新中国成立后，始自1955年“反胡风”，1957年“反右派”——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暴政，可谓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这些前辈作家们，除了人人自危之外，还有心情伏案写作吗?老舍先生最后自投太平湖之举，以及巴金先生劫后余生的《真话录》，都详实地以行动和文字道出了1979年之前的人文生存环境。1998年《中华儿女》第一期上刊载了曾志追忆胡耀邦的长文，用胡耀邦的几句话，似可解释出那些大师们后半个世纪创作的衰落之谜。他说：“……一个接一个的莫明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没有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当‘白痴’。正如有人常说的：‘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张不如睡’。”
文学再生的冷热观
以上的激情文字，是从文学自身规律和审视大师之殁落墨的。当然，在21世纪中，还有一些我们不能忘却的作家和作品。如胡适、梁实秋、郁达夫、徐志摩等，解放区来的作家们，也带来了一股文学的清香。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的首先是大师级作家孙犁。他从延安给我们带来了清香四溢的《荷花淀》，后来又奉献出《风云初记》《铁木前传》以及一批艺术造诣极深的纯情散文和评论文章。孙犁的作品定位极高，是以他的作品在时间的检验和磨砺下而不褪色，仍靓丽如初为依据的。孙犁作品的成功，除了由他自身的艺术素质决定之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孙犁是深谙艺术规律并以此为行文标准的。1979年之前，中国的政治运动的季候风刮来刮去，不为其风声鹤唳所动，并始终恪守文学规律的可谓寥寥无几，但孙犁先生是其中的一位。我们可以从图书馆看到千百部当时红极一时的作品，也可以找到上百篇评论这些作品的文章，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有悖于文学内在染色体的胎记。
俱往矣！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真正摆脱羁绊是从1979年开始的。1957年回归的作家，一度成了中流砥柱。那时的文学坐标只有写实主义——后续上来的知青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也是勾勒生活给予他们的梦幻。当然我们今天再看那时的作品（包括我自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作品，都留有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胎记），但毕竟是文学开始了艰难的自我回归。文学的复位使中国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进入了新时期的文苑。如刘心武、冯骥才、贾平凹、莫言、张洁、张炜、张抗抗、韩少功、铁凝……接上来的是更年轻的一代，刘震云、刘恒、阎连科、周大新、池莉、方方、迟子建、苏童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的作品或侧重于哲理，或抒情于城市风景以及乡村的当今生态，但都再难找到20世纪50年代过来人的那种文学硬伤。对比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来说，这是质的飞跃。
但文学的嬗变期的真正到来，笔者认为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先锋手段写作的格非、余华等，原来只属散兵游勇，后来女作家陈染、林白等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入围其中，使前卫文学形成一支队伍。他们把社会置于幕后，而把自身的生命置于前台，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与往事干杯》，都是以解剖自我生命感受——其中包括生理感受为主旨的。尽管读者对此评说不一，但是不能不肯定她们具有巴格达角斗士般的勇敢。如果说这些作家的出现使文苑多了不少奇异的色彩，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尾，一批落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晚生代，又带着百无禁忌的姿态进入文苑。其中如女作家卫慧、周洁茹，以及男作家朱文、韩东等人（这里附笔几句：去年读到其中两个作家的文学宣言，他们以“唯我者谁”的自负，将所有过去的作家都看成是“被覆盖了的前浪”，他们的初生牛犊之勇似乎无可挑剔，但是他们忘记了一条——中华文化的五千年长河，是有着它的延续性的，就是再锋利的宝刀，也难以抽刀断水将其分割。包括他们自己，都是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浆育而成为文化人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给予的生活梦幻，每一代人的梦都有着它独立的色彩和独立的文学价值。写实主义文学和先锋文学，只是作家涂梦画梦的手段不同，其关键的问题在于，你葫芦里到底装的是浓烈的酒，还是掺了酒的水。每个作家都不是靠他的宣言生存，而是靠他的作品存在。文学是妙龄少女的眼眸，是容不得任何沙尘的；无论是文学赤裸的童真，还是文学的坚实的厚重，都不刊载于作家的宣言之中，而是流露于他或她笔锋下的文字之内。
文学进入了世纪之尾，我们先后读到了生活底蕴厚重的《白鹿原》《醉太平》《檀香刑》《受活》等绮丽博大之作；这多多少少消解了一点人们对文学后半个世纪的感伤。我想，更为精湛的伟大作品，也许正在主流文学和文学大门之外孕育诞生。因为在文学再生的同时，一股浮躁之气也像流感一样传染着文坛。文学的寂寞之道似乎被后来人忘记了，他们太多了自我标榜，太少了青灯冷对的自律。作家不是传媒中的明星，作家是人类精神的创造者，只有作品才是他们的全部肖像。时尚中功利性的传媒对明星的炸炒，对真正的作家来说或许是一种毁灭。
文学是有情物，亦是无情物；它钟情于人文个性统一、心地真诚的作家，而疏离人文分裂、意马心猿的作家。在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期间，各种诱惑——特别是金钱诱惑，像魔方一般分化着文坛；再加上昔日的文化功利口号，常常摇身一变地请君入瓮，而使一些富有才情的作家，在新时期走上了昔日我们曾经走过的老路。这是文学热潮中的寒流，致使有些作家成了鹦鹉和金丝雀而自鸣得意，却并不为有的作家所知。
这也不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自古赌徒挥金，浪子掷情，文成进仕，仕以弄权者，都自认为是一种别样风流。是不是有以文学来达到仕途的匆匆过客，回答是肯定的。我想，当年曹雪芹面壁寒窗写《石头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死屋手记》时，心态大概是最纯净的——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喧嚣的商业时代和即将进入的动感无穷的电子时代，文学在这样的潮汐吞吐中，如果想保存独立生存的品格是非常艰难的。唯其艰难，才激励文学弄潮儿体验浪里行舟之乐。
在崇尚时尚的今时，写此有悖时尚的话，虽然极不入流，大概还不属于闲笔。前一辈大师们后期的创作悲情，留给我们的是一部启示录；我们面对21世纪的文学未来的今天，似并不是无言可说。总之，文学是属于个性化的自由落体，或为纯净的水，或为炽热的火；二者必居其一或合二为一体者，则为极品。否则，文学这个个性动物，就只剩下其外壳，而无其内在灵肉了……然否?！
一篇几千字的短文，论述一个世纪的文学是不可能的；在此仅仅是以粗线条地勾勒一下中国文学发展的曲线。
文中侧重于小说门类探求，而不可能将文学的其他门类，如诗歌、戏剧、影视、散文等皆面面俱到。笔者言及的作家和作品，只在自我阅读范围之内，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而只能看成为一孔之见。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