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文言文盛衰初探
一
20世纪初叶，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席卷中华大地，其核心是白话文运动，“提倡白话文，废除文言文”，号召要彻底打破文言的束缚，以语体文取代通行了两千多年的文言文。这是一场颠覆性的文化革命，文言遭到前所未有的厄运。
新文化运动先驱者胡适说：“中国二千年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没有价值的死文学。”后来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的俞平伯认为，文言作品“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新文学家陈西滢把文言文、古琴等都看成是“已经僵了的化石”，“应该加以扫除的腐朽物”。
新文化人士所持的是极端的二元论：白话与文言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新”与“旧”的对立，“今”与“古”的对立，“俗”与“雅”的对立，“质”与“文”的对立，“进步”与“落后”的对立，“人民群众”与“贵族精英”的对立。一切“新”的，都是进步的，光明的，有着无穷前景的；一切“旧”的，都是落后的，黑暗的，走向衰落死亡的。求变求新，破旧立新，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天经地义的大任。新旧之辨，也成了真伪之辨，美恶之辨，优劣之辨。旧的，必须彻底打倒和消灭。更严重的是，在那个敏感的时代，文化上的一切论争都被看成是政治斗争，白话与文言之争也就成了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到最后，“新文艺摧毁古文，新文化打倒礼教”，白话文终于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几乎是全面地取代了文言。
这种激进主义的思潮，近百年来，愈演愈烈，给整个社会文化带来极大的危害。革文言的命，革诗词的命，革国画的命，革京剧的命，革古琴的命，革中医的命，革一切旧文化的命。直到“文革”的狂飙激荡，神州旧物都成了飞灰与瓦砾时，人们才猛然警觉，可是已太迟了。颓圯的殿宇可以翻修，焚毁的典籍可以重印，而世道人心的崩坏却是难以弥补的。
如今，对传统文化鸣鼓而攻的时代已经过去，白话文早已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成为全社会的主流书面语言，人们再也无须担心文言的“复辟”了。当代学者开始反思，在检讨白话文运动功过的同时，也重新审视文言文的历史意义和存在价值。
文言，源于春秋时期的“雅言”。《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古代贵族士人，均以雅言交际；异域殊俗，亦以雅言互通。雅言，即“正言”，当时华夏民族的典范语言，经典中使用的文言文，也就是这种共同语的书面语。文言是口语的提升，自然要比口语精美得多。孔子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可以使“言”更充实，有了“文”的“言”，才能书之竹帛，传之久远。文质兼备的文言文，一直是中国历代知识精英共同选择的最佳的文化载体，是当今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面语。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言文是一种完善、完美的文体。它是超稳定的，时移代易，文体体系不断演化，各种体裁，各种流派，杂沓纷呈，万变不离其宗，文言文的整体语言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两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恒定的形态。先秦时的《左传》《论语》，驯至清末的桐城文字，词汇、文法上都没有太大区别。这种超稳定性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文言文也影响到同属汉文化圈中的周边国家，百十年前，日本、琉球、朝鲜、越南的官吏和文人还可以用文言与中国人笔谈。
文言文，是历史文化的命脉，文学的正宗。梁启超说：“文言文行用已经两千多年，许多精湛的思想，优美的文学作品皆用他来发表。”庄子崇尚自由的精神，儒家以仁义礼乐教化天下的思想，是用文言表达的；绝世风华的唐诗宋词，是用文言创作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朵朵浪花，都是由文言承载起来的。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华文化的凝聚，文言文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怎能不深深感谢它的恩赐呢?在今天，无论从感情上或现实意义上，都不该逐末忘本，将文言文视为糟粕，弃如敝屣。
首先要思考的是，文言文是否像庸俗社会进化论者所说的那样，是“旧”的“死”的语言文字。
一切文学艺术形式，包括文言文在内，都是“器”，作为载体，无所谓新旧之分，优劣之别。文学不同于科学，艺术不同于技术。科技也许需要不断创新，不断进步，而文艺形式，无论新与旧都有其存在价值，绝不能说西洋抽象画要胜过国画，东洋式现代书法要胜过传统书法，歌剧要胜过京剧。
吴芳吉说：“文学只有真伪，没有新旧。”文学的生与死，并不在于使用什么语言文字，而在于它本身的内容与艺术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内容虚伪、艺术拙劣的当然是死文学，甚至称不上是文学。一旦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庸，成了帮闲文学、遵命文学，那就如粪上之英，朝生暮萎，真的是死文学了，这与是否文言无关。两千年来，死文学绝大多数早被历史淘汰，能流传下来并为人们所熟知的优秀的文言诗文，历久而长新，至今仍葆有旺盛的生命力。
其实，白话文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胡适所说的“白话式或接近白话的文字”也存在千年以上。他那部《白话文学史》即可作明证。古代白话，由于它的粗糙、低俗，始终无法登上文化殿堂，成为文学的主体语言。近百年的白话文，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真正的“白话”，也算不上是真正的语体文。钱基博早就指出，“所谓白话文，只不过是用一种书面语代替另一种书面语”。它既不同于《水浒传》“三言”“二拍”《红楼梦》中的旧白话文体，也不等同于当时的口语。它是为反对传统文言文而制造出来的特殊文体，是现代口语与西式语法及部分文言语词、日式汉字词汇的混合物，经过新文学的努力探索、实践才逐渐成形，直到今天，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白话文才渐趋成熟。白话文学，包括新诗，至今尚未能形成一个新的传统，它所取得的整体成就远不足以与文言相比。
正因如此，现代白话文也遭到左翼人士的诟病。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学者把现代白话文称为“新文言”，是资产阶级文人制造出来的“死的白话”。他们主张“语言和文字绝对一致”，用“大众语”取代“白话”。多年来，社会上已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共识，认为大众语言源于生活，是最丰富多彩的，而知识分子则语言干瘪，必须向民间学习。其实，凭常识也可以知道，文化程度越低，思想则越贫乏，所掌握的词汇量则越少，语言则越枯燥无味。在草根阶层中，即使偶有精彩的语言，也往往只属于其中有文化教养的精英分子。语文专家吕叔湘给文言和语体的区别找到一个简单的标准：“能用耳朵听得懂的是语体，非用眼睛看不能懂的是文言。”书面语要让所有人真能听懂，恐怕连“大众语”也不可能完全做到。
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已延续百年，这是一个舍雅求俗、弃精取粗的全过程，如刘再复所说的，“在一百年当中，中国文学作为语言现象，是一个不断俗化、不断把文学语言降低为现实语言的流程”，到了20世纪50年代，“文学的俗化已发展为文学的极端政治化”了。
白话文本身就承载着不少民间暴力语言，白话文运动也滋长了语言暴力。当时盛行的“打倒”一词，竟成了数十年来使用频率极高的社会习惯语。当通俗化、粗鄙化到了极端的时候，举世皆以愚贱为荣，以“大老粗”自我标榜，端庄的举止、高雅的谈吐、优美的文辞也成为批判对象，美德遭到践踏，人格日趋卑下，终于出现“砸烂狗头”一类的流氓黑话了。暴力语言挟同着暴力行为，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劫难。半个多世纪以来，白话文面临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军事术语和工程技术词汇直接进入生活中，绑架了大众，日常用语也变得粗暴和僵硬。随着经济的勃兴，拜金的教义驱使文化进一步媚俗，流行文化成了主流文化，20世纪80年代昙花一现的审美觉醒和精神超越的需求已荡然无存，大量的垃圾文字如垃圾食品那样滋养着全民。在网络时代，点击率成了衡文的最高标准，网上流传的文字低俗化的倾向尤为严重，没来由的语言群殴，黄段子、灰段子、黑段子的热击，荧幕充斥着大量的污言秽语，连学者、教授的微博争辩也粗野得如同泼妇骂街，古人那种即使绝交也口不出恶言的风范于今再也不复见了。语言的堕落也就是文化精神的堕落，这不能不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从民间产生的网络语言，自有其草根性的蔓延力量，但当它直接影响到知识分子，并左右其对语言核心价值判断的时候，就值得我们警惕了。
文言文与白话文，本是二元一体的关系。两者同出一源而并流，共同灌溉着文化的土壤。提倡白话文，也不需要废除文言文。梅光迪认为“古文与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之变迁，尤非革命也”。最初，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传统文人有过设想，以为可以实行双轨制，即在新闻、科技等领域使用白话文，而文史、艺术等依旧使用文言。白话适于时俗，文言适于典雅，这也算是一种“得体”。蔡元培曾预言：“我也断定白话派一定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本来，若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能客观一点，宽容一点，白话文可占领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等领域，而文史和艺术这小半壁江山，与文言文分享，各司其职，各行其道。文言与白话，并不是敌对关系，而是兄弟关系，分了家后还可相互扶持，共同发展。同气连枝，合则共荣，离则两损。《庄子·寓言》云：“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何况“本是同根生”的文言与白话呢?可惜，事情发展并未如蔡先生设想的那样，文学革命的暴烈行动太彻底了，文言文由主流骤变成小小的支流，逐渐源头枯竭，最后只剩下一股微弱的洑流，再也流不到地面了。尤其是50年代后，在中国大陆，文言更惨遭灭顶之灾，甚至连一些本来已进入知识阶层以至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文言词汇，也被认为是代表剥削阶级意识的腐朽东西，受到批判和抵制。近年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在网络、段子和各种广告中，文言成语遭到篡改和“恶搞”，真是对语言文字的存心侮弄。
无可讳言，文言也有其局限性，它的语言形式难与现代政治同构，不适合表达科学技术的内容，不可能被所有人了解和接受。它过去不属于大众，今后也不可能属于大众。如今，它是一种遗产，一个存在。遗产需要继承，存在自有价值。文言文，包括以文言为体的诗词，并不是死文学，它发展的余地虽已不多，而风雅一脉仍须赖以维持不坠。
二
现当代文言文的生存状态是很值得探讨的文化现象。
新文化运动后，文言文虽退出历史舞台，仍未被袪除净尽，而是在社会各个层面中顽强地生存下来。文言应用场合依然十分广泛，在官方文件中，在报章中，文言还占据着主要的位置，民国政府的正式文告也是文言文。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抱怨说：“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后来他在《报纸文学应该完全用白话》一文中又感叹，当时报纸的文体主要还是文言，他在1934年对《大公报》和《益世报》中白话与文言所占版面比例作过统计，发现“白话所占篇幅还不到百分之十八”。在今天看来，报纸似乎是全民大众的读物，但在那个时代，报纸主要在大中城市发行，读者对象为市民。以小商人、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读者群，尤其喜爱并习惯浅近的改良体文言，不管是否附庸风雅。他们在感情上向慕自己不甚理解的高雅文化，并认同文言文的文化价值，试图去超越自己，连举止谈吐也仿效那遥不可及的知识阶层、贵族阶层。古人认为，文字是神圣的，字纸也须敬惜，掌握文字的读书人是值得尊崇的。尊重文化、尊重知识，早已成为社会大众的行为准则。这个传统虽曾受政治干扰而遭到破坏，但人们对高层次文化始终还抱有敬畏之心。
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文言应用也十分广泛。南北各都会以至中小城镇，文人经常组织雅集，文酒风流，唱酬切磋，留下丰富的诗文作品，即如邀约小柬、集会序言、书画题识等应酬文字，也颇具雅人深致。文友往来信札，一般民众的家书，以至广告、市招、揭帖等，都常用文言。由此观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美形式的文言文，根深叶茂，已深入社会的各阶层，也为部分群众所接受，绝非暴风骤雨般的运动所能彻底摧毁的。
南北各高等学府中文系多开设古代文史课程，学生研读古代文献，熟习文言。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安徽大学乃至抗战期间迁移重庆、成都的各大学中文院系，不但要求学生掌握理论知识，而且还鼓励学习文言文及诗词写作。中山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是“复古”大本营，中文系主任古直强调师生要读经，并能作流畅的文言文，古典文学内容的毕业论文，更是一律用文言写作。汪国垣任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新生入系，汪先生就告诫说：“本系力矫时弊，以古为则。”要求学生能作古文。更值得一提的是无锡国立专科学校，始建于1920年，唐文治任校长，古文家钱基博任校务主任。历任教师有章炳麟、钱穆、鲍鼎、吕思勉、周谷城、胡曲园、郭绍虞、周予同、陈衍、陈柱、朱东润、夏承焘、饶宗颐等赫赫有名的学者，而学生中也有以下一些人物：吴其昌、陈中凡、蒋天枢、范敬宜、唐兰、王蘧常、钱仲联、冯其庸、吴孟复等，后来都成了当代文史研究专家。凡是毕业于无锡国专的都是文言好手。
当时中学语文教学仍以读文言文为主，一直延至40年代末。由于大学的入学考试普遍使用文言，也直接影响到中学文言教育。龚启昌撰《读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以后》一文评论：“日前看见报上载江苏省会考试题一律用文言。现在国内各大学的考试，及考试院举办的考试，更非用文言不可。”又云：“无怪乎现在的中学生甚而小学生，你不教他文言，他还要求你教他文言。中学、大学入学试验的影响于学生心理与态度，比了行政机关的一纸号令，或文人的两三篇文字，不知要大多少。”在这样的环境下，文言文自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20世纪上半叶的初等教育，除了政府开办的正规小学外，更多的是遍布城乡的私校以及各类家塾、学塾，不少人家选择后者以培育子弟。古代经典是学童必读的课本，《三字经》《千字文》《成语考》等更是习用的启蒙教材。一般民众从小就接受精英文化的教育，其立身行事自然也会受到先圣前贤思想的影响。民间百姓的书信、契据等应用文字，也往往文白夹杂或纯用文言，1931年张廷华编《新体评注历代骈文精华》一书序云：“今者国体变更，文运陵夷，而公私函牍，以此体为尚。”可想见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引车卖浆者的言谈，也许会比当今某些文化人高雅。
近百年文言文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1.辛亥革命至新文化运动时期（1911—1920年）
辛亥革命后，政体更张，而在文化上却一仍旧制，文言文继续保持其主流语言的地位。在新旧交替的时期，风云际会，人才迭出，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文学观点都反映在当时知识精英的文章中，真是异态纷呈，精彩绝伦。民初十年，可说是现当代文言文的鼎盛期。
在当时各种文学流派中，最触目的当数以梁启超为首的“晰于事理，丰于感情”的“新文体”派。它的影响遍及社会各阶层，竟成为此后数十年间全国以至海外华埠通行的“报章体”。此派文风，纯以气胜，其末流则夸张浮滥，格调不高。
另一重要流派是以革命家章炳麟为代表的“浙江派”。章氏才华洋溢，学问宏深，他的弟子黄侃、钱玄同都是杰出的学者，黄氏擅骈文，“风骨遒上，辞气澹雅”，钱玄同文章汪洋恣肆，吐泻无余。
南社诸子在革命后极为活跃，高旭、柳亚子、陈去病、朱剑芒等诗文皆擅，然过于重视政治宣传，总体水平似不如上述两派。
能维系文言正统一脉的仍是老一辈文人，不少是名高一世的鸿儒硕彦。他们当中有桐城派、湘乡派的古文家马其昶、叶玉麟、姚永朴、姚永概、林纾，有专学魏晋文的王闿运、吴虞、冯幵，擅骈文的孙德谦、李详，此外还有严复、缪荃孙、冯煦、陈三立、陈衍等一大批旧文人。这些人学问深湛，功力老到，所作文字，皆可以为范式。
2.新文化运动时期至抗战前夕（1920—1937年）
1920年，教育部明令以白话为国语，中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编撰，这无疑宣告白话文运动已取得最后胜利。
文学艺术是各历史时期游离主流之外的文化人栖居之地。社会大变动后，一部分旧文人选择了逃遁。以“大隐”或“小隐”的方式，遁于市井，遁于山林。超然物欲之外，遁入自己的内心深处，成为真正的孤独者，实现自我封闭式的精神自由。文言文、诗词、琴棋书画则是文化遗民最后的遁逃之所。这群文人以前清的“遗老遗少”居多，他们是文言文最忠实的维护者，不懂得或不屑于写白话文，终其一生都用正统的文言文写作。从艺术角度来看，他们的文章质量最高。
另一批人可称为“文言改良派”。其中成员成分复杂，大致有以下几类人：一是提倡“新文体”的梁启超及其众多的追随者；二是革命派人士，包括所谓“浙江派”的章炳麟、刘师培等以及南社成员柳亚子、金天翮等；三是留洋的学衡派人士，中有吴宓、柳诒征、胡先骕等。这些人在传统功力上大体不及老辈，但毕竟才人甚多，亦不乏传世佳作。
此外，还有一大批高等学府的专家学者，一直坚持以文言撰述，其中最著名者如王国维、黄侃、吴虞、黄节、钱基博、汪国垣、刘永济、陈寅恪等。在他们的影响下，教育界成了文言文最坚牢的据地，数十年来，古文承传，薪火不绝。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如陈独秀、胡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沈尹默、俞平伯、闻一多等早期人物，亦不时技痒，勒马回缰，写作文言文，其中颇有可观之作。
3.抗日战争及内战时期（1937—1949年）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文人随国民政府迁往内地，寓居重庆、成都、昆明、贵阳；亦有一部分人外流至香港、南洋；还有一些人滞留在敌占区南京、北平、上海等地。抗战八年期间，国难当头，人们已无心弄月吟风，整饬文字，与上一阶段相比，文言文的势头显然低落，但依然有人继续创作，歌颂慷慨捐躯的英烈，指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悲悯民间百姓的疾苦。国统区大学师生坚持教学，不少文科学者如钱穆、钱钟书、饶宗颐等仍用文言撰作。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敌占区中，文言文却得到畸形的发展。汪伪政权以“复兴中华文化”自命，任用一些邃于旧学的文人如周作人、龙榆生、陈柱尊、李宣倜、钱仲联等掌管文化教育机构，并出版《同声》《新亚》《国艺》《中国诗刊》等刊物，时有文言文刊出。
抗战结束，内战又起，民不聊生，文学艺术更无足道矣。文言衰势益甚，只剩岭南一隅之地，尚保留旧日诗文创作传统。1947年至1949年10月，《广东日报》文言副刊《岭雅》，发表一大批粤籍文人的诗文，这已是中国大陆旧文化的回光返照了。
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时期（1949—1976年）
20世纪50年代伊始，大陆的文化人面临一场新的“文体革命”。一切文学都成了宣传品，成了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被认为是封建文化象征的文言，非但失去了官方的地位，更被排斥在社会各个领域之外。教育体制全盘改造，采用苏联模式。大学中文系中没有现当代文言文的位置，文学研究者更是视之为“封建骸骨”，不屑一顾。此后二十多年间，文言创作似乎是一片空白，各种出版物中，当代文言文几乎绝迹。早已溃不成军的旧文化人，更是遁逃无地，一个个从山林、从市井被揪出来，成为专政的对象，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被完全淘汰了。虽然如此，在民间，文言文尚维持一线生机，并在艰难发展，犹如谷底流泉，涓涓未绝。旧派文人如叶恭绰、胡先骕、马宗霍、郑逸梅、方孝岳、朱庸斋等时作短文序跋。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最大数量的文言作品当为文人的书牍和日记，这些文献是珍贵的时代实录，有待后人发掘和整理。20世纪80年代，文艺复苏，劫后余生的老人们从尘箧中翻出少量旧稿发表，但已是昨日黄花了。
1955年中学语文教学改革，语文课分为“文学”与“语言”两门课程。“文学”课本内容全部改为古典文学，按文学史顺序选编。历时短短两年的改革，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不少青少年自此爱上古典诗文，并尝试写作。
最可称异数的是，1961年，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各项政策一度宽松，张伯驹时为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居然私下召集意趣相投的文人学者，结成“非法团体”“春游社”，中有于省吾、黄公渚、陆丹林、黄君坦、罗继祖、张江裁、周汝昌等知名人物，“每周一会，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逸闻、风俗、游览，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则积日成书”。后来这个“反革命组织”虽被公安厅立案侦破，而当时所写的三百多篇文言文却得以保留存下来，终于在四十年后编成《春游社琐谈》一书出版，填补这段时期的空白。
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各国华人小区，似乎成了旧文人荟萃之地。广州、上海、南京、北平以至全国各地一些传统文化人，在政权变更前夕，乘桴济海。诸如潘重规、林尹、陈含光、高明、成惕轩、台静农、李晋芳、李渔叔、于大成等东渡鲲洋，黎国廉、刘景堂、曾克端、赵尊岳、陈本、张斌、曾希颖、饶宗颐、罗忼烈、傅子余、苏文擢等留居港澳，李祁、周策纵、王叔珉等远游海外。他们数十年来坚持文言诗文创作，中华传统文化，亦赖以一脉延绵。
5.改革开放时期（1976—2010年）
“文革”结束后，中国步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微阳初照，寒蛰昭苏，百废待举。各地纷纷成立诗社，复出的老干部以及文化教育界的高级知识分子，满怀热忱，重新写作诗词，并结集出版。在这时期，诗集的序跋成为最常见为文言文体，作者多为诗词家或新文化人士，年轻时未经严格的文言写作训练，于文言文的句法章法亦未考究，晚年好奇执笔，每以白话之法为文言，气格不纯，加之以年事已高，才华衰退，故平庸之作多而精品少，与上辈文人相去甚远，绝大多数只能算是客串者而已。
进入21世纪，社会趋向多元化发展，传统文化也受到普遍的重视。可庆幸的是，中青年学者已关注现当代文言文和诗词，不少人还致力于创作实践，网络上时见发表，其中不乏佳作。大、中学生中不少人喜爱并尝试写作文言。民间动态更不可忽视，学童的古文、诗词教育方兴未艾；民间学者正在成长，并且出版文言体裁的有分量的著作。最近十年间的大陆地区的文言文，其数量之多，质量之佳，远过于前五十年，中青年作者的水平亦较胜于上一辈。路子正，立意深，格调高，文言正统一脉后继有人，更不必担忧传统文明的灭绝了。
台湾、香港地区，是近半个世纪的文言文最坚固的营垒。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依然文风鼎盛，诗社文社林立。大学中文、历史课程，多用文言，毕业论文，亦多以文言写作。近年随着政局的更迭，教育制度的改变，加以老辈文人的日渐凋零，文言文创作已今不如昔，总体来说，亦似稍逊于大陆地区了。
20世纪文言文文献，只有小部分作者有专集行世，而吉光片羽，每赖报纸杂志以留存。较早有《南社丛刻》，收录社员诗文稿，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文言为主的刊物有《学衡》《甲寅》《青鹤》等，20世纪40年代则有《国艺》《文史季刊》《岭雅》等。汪伪治下，又有《国艺》《学海》《同声》等刊物，颇存此一特殊时期的文献。
进入21世纪，民间刊物方兴未艾。一群青年网络诗人所创办的《留社丛刊》，登载社友的文言诗文，质量颇高。中山大学岭南诗词研习社社刊《粤雅》，刊载本校师生的诗词作品，也有一定数量的文言文。
三
文言文是中国三千年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一根重要的纽带。这根纽带绝不能割断。学衡派中吴宓等人认为，文言文历史悠久，能通行两千多年，必然有其合理因素；不懂文言文，就无法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文言文属于精英文化，形质优美，精炼高雅。近百年来，文言虽处在主流文化视野之外，但它对中国整体文化的发展仍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21世纪，学习和创作文言文有什么现实意义呢?除了教科书中所说的内容之外，还应有以下几点：
1.传承高贵，促进社会文明
文言文的世界，是一个以“君子”为人生理想的世界。儒学，可以说是君子养成之学。君子，高尚尊贵，才德出众。历代的读书人努力进修，以君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省自觉，自尊自胜。中华是文明之邦，礼义廉耻，是古代贵族言行的准则，是孜孜以求的美德，是高贵的象征，是传统文化精神核心价值所在。君子立身处世之道，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顶天立地的担当，故以“向上一路”指示人们，刚健弘毅，自强不息，仰山瞻日，努力去接近高贵与荣光。文言，一种高华典雅的语言形式，是传承高贵的纽带，它本身涵蓄着贵族文化礼仪的余韵流风，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人们浸毓日久，智慧增生，气质变化，连仪表举止也体现出“温、良、恭、俭、让”。有了高贵的精神和正常的伦理，人际关系和谐，社会健全稳定。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浅俗化的运动。文化虚无主义者以过激的手段摧毁了贵族精神、精英文化，也就从根本上损害了大众文化。要求所有人都向下看齐，而不是向上看齐，必然造成文化精神的大滑坡。《孟子·滕文公》云：“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失去了向上的指引，大众文化失去出谷迁木的机会，也就不可避免日益堕落，严重地妨碍社会文明进步。如今，人们已深切地认识到这场运动中的过激观点带来的恶果，不少有识之士奔走呼吁，要传承高贵，重建社会精神文明。只有形成健康向上的文化价值体系，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2.提升审美层次，雅化白话
古人常谓文章以体制为先，辨体，更是衡文的首要之务。体有尊卑之分，雅俗之别。而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也有文野与精粗之别，只有加工、美化了的语言，才可提升为文学语言。“文”与“言”分离是正常的、必要的，即使在今天，白话文也不等同白话，白话文还需继续雅化。也许未来的白话文中，会形成“雅文”与“俗文”两种文体，如同文言与白话那样。
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科学的发展，加剧了语言的俗化过程。时至今日，白话文的低俗化、痞子化已至极端。白话文要成为完美的文学语言，成为纯正的“雅文”，要在审美层面上提升，还得回过头来向文言文学习和借鉴。
白话文是文言文的后续与延伸。林纾云：“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梁启超认为，要作好白话文，“文言的功夫应该很深”，朱光潜也说：“想作好白话文，必要读文言文。”白话文由于易学易写，也就容易粗制滥造，失去文言的滋润，白话会变得干枯。好的白话文，须用加工、美化了的语言去制作。胡适所主张的“以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正是文言所长。文言文惜字如金，简练如诗，是最精美的文字，也是最好的模板。文言文中不少词汇、典故，还可以继续进入白话，不断被吸收、融化。文言文遗留下来大量成语，已成为现代汉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言简意赅，大大地丰富了白话文的表现力，提高了白话文的素质。这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须好好继承，更不应随意糟蹋。白话文今后的趋势虽然难以预测，但作为当代文明的重要载体，白话文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任重而道远。我们还是希望未来的华族语言可以更文明些、高雅些。
3.学习文言创作，继往开来
近三十年，传统文化重新进入人们视野，大量古代文献整理出版，青年学子得以接触优秀的文史典籍。尽管经过长期的隔阂，雾掩云遮，文言，依然是许多人心中高洁的圣域，有志者还期盼着向上攀跻。如今，不少文学青年重新学习这种本已不太熟悉的文体，并试图创作文言文及诗词。当代人从小就生活在白话文无边的旷野中，文言，只是偶然入望的天际云山，在这种语境中成长的青年，要领悟文言独有的情调、语感，实在不易，学子们不妨多读一些文言典范之作，唤回历史文化的记忆，对传统文明产生认同感，并进行一些写作练习，增强切身感受，丰富自己的语藏，掌握基本的写作技巧。
当代的文化人，尤其是讲授和研究古代文史的中学、大学教师，也应尝试用文言写作。如果没有创作经验，缺乏感性认识，则如雾里看花，不知个中滋味，所谓研究也只能是掠影浮光，难以探微索隐。不关注、不实践文言写作，对于研究者自身来说，无疑也是一大缺失，正如钱锺书那稍有点尖刻的比喻，应羞于自己的无能为力。诗词创作需要天赋，不是人人皆可以为之；而写出合格的文言文，只要多诵读，多涵泳，自然水到渠成，没有学不会的。
学习写作文言文，第一步骤就是仿作。对前代优秀文学借鉴、吸收。吴宓云：“文章成于摹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摹仿，是学习最有效的手段，是所有文艺门类的初学者必经之途，未经这一步的，在行家眼中，只是徘徊于门外的“爱好者”而已。摹仿，宜取法乎上，先难后易。不要以为浅近的文言易学易写，便随意仿效，草草书成，一成习惯，则难以自拔，再也不能深入古人的堂奥了。一入手就要摹仿古代的佳篇，无论是左、马、班、扬，还是韩、柳、欧、苏，只要是第一流之作，都可以作为范文。以庄敬之心，逐字逐句体味古人的用心、作意，如陈寅恪所谓“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同一境界”，吟哦背诵，熟习文本后才能领悟其语感。诸如句字的平仄交互，字眼的“响”“哑”，也须注意。在这过程中，要尊重文言固有的程序规矩，不应逾越。慢慢掌握词汇、句式、章法，然后才试行仿作。先精一家，再广为取法。吴芳吉谓“从事文学原不可以一家一书自足，其必取法百家”，实是个中人语。好的文艺作品，是由感情加上沉思而创作出来的。没有感情，则不足以动人，没有沉思，则未能深刻。文言文，由于它语言上的特性，成文较慢，则更宜于沉思。遣词造句，有如沙里淘金，细细选择最宜于表达感情的词汇，力求优雅精微，曲深隽永。写作过程也是与古人对话的过程，努力去领略汉风、唐韵、宋意，感悟古人的文化品格与伦理精神。
文言文有多种体裁，各有其不同的语言形式、表现形式以及审美形式，学者须细细揣摩，掌握各体的特色。古时文体分类体例不甚画一，如《明文海》分体二十有八，每体之中，又各为子目。清《古文辞类纂》则分为十三大类。大抵最要者有论辩、传状、碑传、赠序、书牍、序跋、杂记、箴铭、庆吊等，各有功能。进入民国后，文言文使用范围显著缩小。到了当代，就只剩下序跋、书牍、杂记、碑传几类较为常见外，其余的多已弃置不用了。文言文又有散文与骈文之别。骈文是一种很特异的文体，在乎散文与诗之间，字句整齐匀称，讲求声调韵律，多用四言六句，故又称“四六文”。文至骈体，可谓已臻形式美之极致。唐宋以来，有所谓散、骈之争，即古文与时文之争，势同水火，各不相让，虽然如此，却不似后世之文、白之争，拼到你死我活为止，不少古文家能作四六俪偶之文，骈文家亦能散体。骈体文与散体文，同途并驾，已历千年。当代颇有热心人鼓吹写赋与骈文，作品极多，佳者则罕见。“能观千赋，而后能赋”，今之所谓赋家，谁能解此?
笔者相信，喜好文言，往往是出自本性，出自天然。也许，“保守”思想是与生俱来的，文言文似更宜于表现人群中这小部分人的精神世界。既然爱上了它，就应该尽力去做到最好。辜鸿铭云：“语言要高雅，表达要自由，用字要简练，意义要完满。”今天写作文言文，也应以此为追求的目标。
时至今日，文言文依然有它的生存空间。刘梦溪说：“文言文有什么好处呢?文言能保持文本的庄严。”并认为重要的文告、外交文献，都可使用一些文言语词和体式，“适当地使用文言文，不是一件坏事。甚至国家的重要文告，略增一点文言的话，国家的威信都能提高一点。别人会认为你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度”。文言是一种典雅的文体，在某些特定范围、特定内容、特定语境内仍难以被白话文取代。如致祭炎、黄二陵的祭文，殿堂新建、古迹重修的碑记，相信用文言文会显得更严肃庄重；某些学术门类，如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东方哲学中某些著作，也适宜用文言撰述。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熊十力《新唯识论》，假如采用白话的话，肯定会大为逊色。新编《清史》，若用文言，则可与传世《二十四史》的语言风格统一。此外，如诗文书画的序跋题记，带有私隐性日记、书信等，一用文言，便生雅韵。一些实用性文体，如公文函件、揭帖广告、契约请柬，以至展品产品的说明书，适当使用文言，自可提高其文化品位。
网络时代为文言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互联网提供了展示作品的平台，近年来，时见有文言文在网上发表，从文章水平来看，虽然多数还处于习作阶段，但可见证这一古老的文体已被部分年轻人所接受，并尝试撰制。其中亦有较成熟作品，体裁、题材都多式多样。此外还有大量的微博，篇幅短小，言简意赅，除了创造新的词汇外，文言语词得以复活并大量使用，个别版主亦偏好文言。手机及网上流传的段子，时以排偶形式，活用成语，带有颇浓的文言成分。
当代文言，也许会分成改良派与传统派两路。梁启超所创的“新文体”，开了改良文言的先河，学衡派的胡先骕等也曾提倡文学改良，章太炎、傅斯年等人主张言文合一，文白交融，为适应现代人的习惯，以白话思维代替传统的文言思维。改良的文言文还是文言文。将来的改良派也许会沿着“新文体”及学衡派路子，文言句式中夹杂着白话句式，不避新词汇及俗语。传统派文言，是正宗古文，即以文言思维，并以文言句式为主体的文言文。如同要写好外文，必须用外语思维那样，要写出纯粹的文言文，也必须用文言思维。先用白话想好，然后用文言翻译，只能制作出夹生的文字。如今，更有学者提倡所谓的“现代文言”，要在改良派的基础上进一步浅俗化、口语化、生活化，让一般人都能看得懂，以利于普及和传播。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无论是以“文言为体，白话为用”好，还是以“白话为体，文言为用”好，这种半文不白的写作，只能是低层次的现代假古董，它失去了传统文言的最主要的优点，如高贵、庄严、典雅、精炼，又难以与更通俗的白话文抗衡，真正的行家不屑于读，大众读者看去也似懂非懂，高不成，低不就，非但不能挽救文言文濒危的命运，反而使它失去赖以幸存的基石。文言文美好的躯壳不复存在，文言文生命也就真的完结了。文言文早已定型，是一种遗产，不可能进行改革。所谓改革，只能是调和，是俯就，是俗化。文言文的“现代性”，只在于文章的思想意义，而不在其形式、技巧上的通俗性。
笔者主张，应学习和创作能与传统衔接的“纯粹”的文言文。今后正宗的文言，应该有典雅的语言，高尚的格调，穿越古今的文化情怀，古色古香的审美趣味，既能遥接古人的謦欬，又有现代的生活气息。少数人写，少数人读，以维系斯文一脉，断而复连，危而不坠，这已是最大的冀望。所谓“复兴文言”，不必要也不可能。文言，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个人和小众的，不可能为全民服务。它难以复兴，也不会消亡。在今天，属于大众的文化已不少了，荧幕上的升平歌舞，欢声笑语的二人转和大腕相声，手机里的杂色段子、小报满版的明星轶事，警匪、帝王片，各式各样的武侠、言情小说，梨花体诗，“含泪的散文”，这都很好，很好。把诗词、文言文、古琴等早已被弃置的东西留给小众，恐怕也不为已甚吧。相信社会群众有足够的度量，能容忍这类小众文化的存在。
现当代文言文如同诗词一样，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本来，是否使用文言文撰作，纯属个人的文化取向，应得到他人的尊重而不是妄加指责。当代文化教育界中，尤其是语言文字工作者群中，也许是源于某种自卑、自虐的心态，对文言文鄙夷、敌视、攻击的不乏其人，横加以“腐朽的旧文化”“复古主义逆流”“时代落伍者”种种罪名，叫嚷着要彻底否定和扫荡，但却很少人冷静下来，对近百年的文言文这一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即使偶有研究者，也往往认为现当代文言思想文化是“顽固保守”，不合时宜的。然而没有对大量作品进行微观的审视，钩稽排比，概括综合，探求其艺术的内部规律性，也就不可能进行宏观的和抽象的理论研究。亦有论者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文言与荒谬的思想必然是“融合为一”的。这种偏见至今犹未消除。历史经验早已证明，用白话文去传播荒谬的思想，其危害性远比用文言文大得多。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慨叹：“吾知百年以后，世移势变，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平心，事过境迁，痛定思痛，必有沉吟反复于吾书，而致戒于天下神器之不可为，国于天地之必有与立者。”钱先生所感甚大。事过已近百年，说真的，笔者从未认识到旧文化与家国兴亡有多大的关系，更无法理清文言文盛衰的前因后果。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没有文言，没有诗词，没有一切旧物，也无妨大局，芸芸众生依然可以鼓腹讴歌，颂平鸣盛。只是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滔滔浊浪之中，偶然飘来几瓣落花，唤起人们一些凄美的回忆，也许就够了。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