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圣哲以茂行 忘荣辱唯忧乐——浅析《离骚》和《岳阳楼记》及作者人格塑造

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的发展历程，始终伴随着社会生态的变迁、生活形态的稳定与政治格局的完善而不断成熟，从而形成大一统的以形而上的姿态予生活以哲学化的文化体系，由此生发出以精神性的心灵意态和生活情态为表现内容的文化艺术，以附着于一切生活物质和自然生态，并通过各种表达形式和文化现象得到彰显。精神化、人格化和意象化构成了中华文化及其艺术的核心品质，而且这一品质又通过气质(家风)、情致(风雅)、风骨(文性)、习性(生活)、内涵(学问)、人格(精神)得到综合的体现。

一、中国文化内涵及其诗意人格

中国文化士人所追求的境界是通过文化的作用来达到人格的完善，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通过以文养性达到完善自身的人格修养，齐家是通过自身的修养建立家庭的和谐秩序，治国是以其贤明干练理政辅国，平天下则是依靠道德修养辅佐君王以圣明统天下。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人们由精神生活所发散和衍生的一切现象和生态习性，即“以文教化”与“修养”。何谓“文”？文即理智，也即是文化昌明之意。六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何谓“教”？《白虎通·三教篇》中说：“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何谓“化”？孟子曰：“有如时雨化之者。”赵岐注：“化，教之渐渍沾洽也。”何谓修养？“修”即修身，《大学》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道。”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而修养落到实处就是一个字“孝”，孝是什么？不是只有孝敬父母才是孝。“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见《礼记·祭义第二十四》)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其实是对孝的概念的割裂与曲解，正所谓孔子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是故立身为孝之根本。“养”即为养性，《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何为道？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也。故司马光有云：“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中华文化的综合性表达主要体现在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赋予心意灵动的飞扬及其哲学性的思考，即音乐、绘画、文字、诗词、书法、雕刻等综合性、多层次、多样式的流露，而诗歌则是人格的写意性雕琢。人类精神活动起源于音乐，并在音乐的发展过程中诞生了诗歌。所以中国的文学艺术发展从音乐、诗歌、辞再发展到赋、散文等更加自由的形式，而诗词所具有的一切特点最后都在其他形式的发展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继承和发挥。第一，诗词具有音乐的律动和起伏，其起承转合流畅而紧密；第二，诗词精练准确的文字，尽情表达了内心感悟；第三，诗词的赋、比、兴等多种手法的运用，能更加婉约而精到地传情达意；第四，诗词平仄格律的变化更能烘托环境和加强语义；第五，诗词形象的生动性和想象力的凸显，使意境具有无限延伸的画面感；第六，诗词的韵味与自然山川融为一体，使气韵在阴阳和合中涓涓流动。所以诗言志，以心志见其人品；诗传情，以心纯见其情致；诗达意，以心境见其意韵；诗见性，以心性见其人格；诗表心，以心源见其风骨；诗出象，以心象见其澄明。故而孔子曰：“思无邪。”(见《论语·为政第二》)其思也高远，其隐也纯净，其柔也飘逸，其驰也奔放，其止也恰然，是而无邪，因而为其他文学表达形式所继承和拓展。诗意成为一切文化表达的灵魂之所，其品之高低皆以其诗意之境界而立，此因诗中立见人格之江河浩渺。因此《礼记》中评“五经”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见《礼记·解经第二十六》)诗列五经，当属实至名归。何为“经”？刘勰《文心雕龙》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可见诗历来为国人所重，而温柔敦厚、清纯稚雅非诗无以至其功效，诗正是中国文人人格铸造必修之重要内容。

二、音乐属性对楚辞风格的影响

诗、辞、歌、赋表现的重要元素就是音乐、哲思与风情，因为只有音乐的抑扬顿挫和节奏的起伏，才能使之更加具有丰富的内在韵味，并且在运用赋比兴的技巧中，让思想在天地间纵横驰骋。所以《礼记·乐记》中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以天籁之音吟而成诗，则“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见《礼记·乐记第十九》)。斯可谓感天动地者，乐与诗也。因地域不同，风情不同，心态不同，习性不同，从而造就了诗的格调丰富与灿烂，更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沈括的《梦溪笔谈》说：“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学者基本定义宋词音律的渊源，也旁证了诗、辞、歌、赋等一脉相承的音乐性。自古画有南北之说，诗也有南北之别，乐亦有南北之音，故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说：“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派之所专有。”南北由于地理、气候、风土和人情之异，则显风格之蜕变与情理之偏颇。北方寒冷，地势开阔，故心胸博大，思想睿智而向以坚韧合于天下，故重诗理，然重理则固执易偏。南方温湿潮热，水渚阡陌，故情致风发，思想敏锐而向以机变谋于方寸，故重诗情，然重情则善变易淫。清末民初的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也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浅，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王国维亦曰：“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辨，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韧之志，强毅之气，持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见《屈子文学之精神》)可谓精辟之论也。诗出于《诗经》，风、雅、颂大多以北方为主，而辞则是南方之音律与北方之诗意相糅合而成，并由此创造了我国又一个新的文学形式，即楚辞。从此中国的文学艺术跃上了一个更高的哲学意境和精神层面。

楚辞为什么诞生在楚地而不会在其他地方？首先楚地是中华先祖炎帝统辖之地，传说炎帝葬在现在湖南的炎陵县，所以楚地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和合的混合民族，还包括西部、南部、北部等众多历史上曾经有影响的民族。所以中华文化从它诞生开始就是在不断融合中逐步发展与成熟，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产生了一条文化的血缘关系。其次楚国地处我国中部，湖泊、河流交叉，崇山峻岭蜿蜒逶迤，文风妖丽，民族众多，族群独居，风俗尚朴，巫术盛行，性格强悍，多情随性，故形成相对独立于中原的风貌。因此其为文多因情而动，随意率性，含章露华而不守成规，在日常生活中多出男女私情与神灵依附之民歌，故其士夫贵胄文风多受其影响。另外楚国乃公元前1000多年周文王分封熊绎为君，始建楚国，至为秦所灭，历时800年，有44位国君当政，强盛时辖有今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贵州等地，据《史记》记载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为春秋五霸，齐、楚、燕、韩、赵、魏、秦为战国七雄。故虽偏居一隅，然与中原多有联系，受中原文化影响颇深。虽“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但其统治思想仍以中原正统王道为主，故其文立意正而用词丽，自由奔放，不拘一格。这种充满理想化人格表现手法的书写方式，使得楚辞摆脱了中原过于理性、生涩和刻板的创作定式，以浪漫主义美学及自然与神性相结合的风格，用情至深，用词至华，用心至诚，用意至远，以极富感性、自由、柔美与灵动的色彩，如音乐般的流动和行云式的舒畅，盛极一时，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三、从《离骚》看屈原的人格品质

楚辞是在公元前300年至前200余年时楚国士大夫创作的一种文体，其代表性人物有屈原、宋玉、唐勒、景差等，其中以屈原最具代表性和开创性，其他几位则随其后。所以就中国文化而言，但综文史，必论楚辞，欲论楚辞，必引屈原。

屈原，名平，字原，亦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秭归县)人。约生于公元前339年，约卒于公元前278年，共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顷襄王三个王朝。屈原先祖为皇帝之孙高阳，父亲伯庸，幼时受到良好教育，天资聪慧，好修为常，娴于辞令，博闻强识，品性廉贞，颇有抱负。屈原早期因文章任兰台宫文学侍臣，后任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因小人谗言两次被贬流放，悲愤之余，相继创作了《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大量作品。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家国沦亡之际，决然投江自尽，以生命的悲壮之举来祭祀终生不渝的理想。

中国的文化士夫注重心灵内在的修为，学有其求，修有其径，文化士夫在修为过程中因各自的取向不同，必将走向两条不同的道路，即一条是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们即是我们所称的士人；一条是沿着修身、齐家、立学、教化天下的道路完成自己的理想，他们就是我们所称的士夫。前者以孔子、管子、孙子等为代表，后者以老子、庄子、韩非子等为代表。前者是以入世的心态去改变现实，后者是以出世的修行去追寻理想，因而两者之间又是在矛盾中相互作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两者兼而有之，所以很多文化士夫在这两者之间的纠结与挣扎中，最终走向毁灭。屈原就是这样一位中华美学史上孤寂高傲的伟人，他流传至今的以《离骚》为代表的杰作，使他的品格被历代文人极力推崇，达到世界文化史上的高峰。

屈原作品大多是在其被排挤时的悲愤之作，是在积怨至深的忧郁中发自肺腑的至情至真之言，给读者以触及灵魂的心灵涤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评其曰：“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刘勰更是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见《文心雕龙·辨骚第五》)屈原的出生地秭归位于巨川深谷、风光旖旎的鄂西偏远山区，跌宕起伏的山峦，狂放奔腾的江河，以及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和放浪不拘的私情野色，使得诞生在该地的屈原获取得天独厚的滋养。楚地由于地域的隔绝，以及原始风俗与弥漫于其间的神秘巫术，现实生活中充满了放荡与淫秽习气，贵族中也弥漫着淫靡之风。宋代理学大家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故《诗经》因国风好色而不淫，也就自然排斥了楚国大量的民歌。正是这种环境，造就了屈原恃才傲物、桀骜不屈而又充满诗幻般理想的个性，并在其家学渊源的影响下洁身自好、不染尘习、品学出类。朝夕发奋于自我的修养，决心效法先贤圣者的品德，宁“伏清白以死”而不“忍尤而攘诟”。其志趣、学识和品性于当世高洁逸远，出于众学者之上而千年无人追其后。其悲世事之不公，哀众生之苦甚，忧家国之不举，愤君臣之伤化，怨宵小之工巧，诽峨眉之善淫的悲切之心，直入肺腑。故司马迁感慨曰：“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不但在楚国，甚至在整个神州大地上，屈原孤芳自赏、卓尔不群和洁身自好的品质也是独一无二的。屈原具有特立独行的性格和对大自然的独特敏悟，以及“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的人格修养和“虽体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的不为佞小所污的高傲。然屈原品格修养几近圣洁，其政治抱负欲效尧舜，故其人格一方面追求闲云野鹤式的自由自在，另一方面又需周旋于各种权贵之间，由此屈原内心产生激烈的冲突，并形成人格的对立。这种人格的对立，最终导致了屈原人格的分裂，从而在面对挫折时必然怨声载道而郁郁不得志，正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的：“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也正因为极度的悲情由心而发，才产生了千古绝篇《离骚》。

正如郭沫若所说：“楚人是把在政治上统一中国的功名和产生了一位屈原的功名兑换了……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中国人如果不灭种，中国文如果不消灭，《楚辞》没有毁灭的一天。楚人的功劳是不朽的，屈原是会永远存在的。”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以美学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独有的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以率性的神话般的诗意流泻，以天然造化般的借喻表述，以空灵飘逸、神采飞扬的优美辞藻，创造了千古绝唱的华美篇章和独树一格的“骚体”。屈子者，其品亦清，其辞亦华，其文亦逸，其人亦廉，为后世所追之不及。

四、《岳阳楼记》与范仲淹的思想品格

楚辞为中国文学创作的艺术形式开启了一扇大门，从汉赋到宋词乃至抒情式散文的兴起和发展，无不受到楚辞的影响。楚辞自由随性的抒发和文采飞扬的用词，以及极富乐感的抑扬顿挫和长短交错的表现手法，成为历代文人士夫张扬个性、畅情立论和凸显风骨的文学体裁。宋代集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于一身的范仲淹所著的《岳阳楼记》，为《离骚》之后的又一经典杰作。该文立意高绝，品格奇伟，气势恢宏，波澜壮阔，结构严谨，舒展奔放，转合自然，典雅醇正。观先生之文，立见先生之浩然正气；品先生之人，耳闻先生之高山流水；思先生之德，叹绝先生之华章隽永；知先生之心，景仰先生之风骨卓然。明代毛一鹭评其为：“凡欧之温润，苏之豪迈，曾之笃雅，王之严洁，亡所不有。”

范仲淹生于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卒于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字希文，祖籍姑苏(今苏州)，出生于一个低级官吏之家。然考其先祖不失为仕宦之家，且其曾祖、祖父皆于吴越钱氏朝廷为官，故为读书世家。二岁而孤，母亲谢氏改嫁苏州朱家。少年时发奋读书，精通经史子集。经科举及第为进士后授广德军司理参军，曾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屡遭贬斥。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共抗西夏，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主持庆历新政。庆历五年(1045年)新政受挫，被贬离京，历任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知州。范公一生忠正，行于仁义。诗词律赋，化风立论。究儒探理，开宗著说。彪炳青史，一代楷模。故司马光称曰：“雄文奇谋，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古人，后可师来者。”(《代韩魏公祭范文正公文》)

《岳阳楼记》一文是应老友滕子京的请求而作，其时范仲淹正处于庆历新政失败而遭贬的人生低谷，也正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处于相同的际遇。其情相似，其悲亦同，但出文却立旨甚远。何者？二人虽相隔千年，而天赋同高，品性同洁，心境同清，志向同远。然时代不同，蒙养有别，个性相异。自战国至北宋，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到有宋一朝，已越千年，其文化的包容、整合与成熟已远胜从前，精神的诉求和人格的塑造不可同日而语。屈子其时之楚国地处边远，民风乃属原始生态，是故随性多神，生活态度自然而靡散。而宋初之江浙，随中原文化之南移及南北之融合，民风尚质，人文及乡，书画入户，教学涉村，是故蒙学之始已得修养，文化昌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品质和人格修养处于分裂的状态，即“守正”与“处世”的关系因社会的乱象而对立，所以屈原因在忧郁中不甘精神的沦落而自沉汨罗。随着范公对“蒙以养正”的思想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蒙”与“正”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提出“是知蒙正相养，圣贤是崇。欲求乎不失其正，必在乎受之以蒙”(见范仲淹《蒙以养正赋》)，从而达到“浑兮若浊，下民无得而称焉。暗然而彰，圣功亦在其中矣”(同上)的最高修为观念。并以“易道”玄机来认识和处理君臣、君民和为政的正确关系，以中和立学与致用、修心与处世的多极关系，达到道与术的合一，志与意的合一，心与物的合一，君与臣的合一，守与行的合一。因此在治国与立学中，以道学为源，儒学为宗，释禅为心，言行守一，刚柔相济，和而不同，唯德是依，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守正养廉，忧乐天下。正是这种忧乐思想和内圣外王的理想，在实现自己抱负的过程中，因失败被贬外乡的困境中，范仲淹欣然接受了滕子京的邀请，以优美的辞章倾吐其人格品质，以达到灵魂升华与精神的超越。范公偁《过庭录》载：“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阳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范公“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故以天光览物之华美辞藻，哲思境迁之万象情缘，诗意充沛之悠扬音律，一吐胸中万千气象。

五、《岳阳楼记》与范仲淹的人格境界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由情所动，为心所感，立论发思，借景见性，高风亮节，豪迈超逸，流畅精练，激荡起伏，格高意深，亦可为中国散文之绚丽美文范例。该文由景抒情，其悲、喜、忧、乐之情态心境极矣，若止于以景抒情，则沦为一般文人骚客之有感而作。范公此文起于缘由，立转物状，借物状而出情思，由情思昭显思想，立思想凸显其高风亮节之风骨与处世天下之品格，其豪迈之气、激荡之情、婉约之风、奇崛之象一气呵成，斯文可谓绝美之极。据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记载：“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岳阳楼建成后，滕子京邀请范仲淹作记，苏舜钦书写，邵竦篆额，时人称滕宗谅政绩，范仲淹文章，苏舜钦书法，邵竦篆额为“四绝”。

文章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立意的核心来结尾，使整篇文章在一波接一波的推澜下，如大河之下涌起之巨浪，迎面飞泻而又戛然而止，如天星之璀璨，五彩之流溢，使人立见其用心之极，立意之明矣。然先生何忧？非因“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而忧，实因圣上心惑无执，其人生理想夭折，世人囿于利以委曲求全而忧也。先生何乐？非因“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而乐，实因正直充于朝，友朋诗文争辉于庭，天下朝圣于中华，理想为天下尊崇，修道得养天年，族群争相奉和于祠而乐也。故忧不去则乐不至，先去其忧则乐后自至矣。

范仲淹先生何以去忧？大忠、大节、大直、大气。何以得乐？大悟、大雅、大痴、大隐。能得此，则需具备意境、气韵、风骨三大品质，并在此基础上修炼而成内发于外的气质，艺道俱精的学问，独立自在的人格和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习性，正所谓《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有焉。”所以修身就是使身心进入中和的恒定状态，以此才能达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自由境界。

2016年8月27日写于三江濯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