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50年代的乡村社会学家和70年代的都市研究学家亨利·列斐伏尔认为，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都市时代。基于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都市社会，不但将中心城市纳入自身的扩张范围，而且通过征服城市边缘区及乡村空间，以推动整个社会都市化的延续。21世纪前后，在全球化、信息化及城镇化背景下，相关学者相继指出，“我们正在迈向一个城市—乡村连续体”，“信息通信技术重构的新城市，既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更不是郊区，而是集三种元素于一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爱德华·索亚将洛杉矶表征为“村镇联合”的后大都市。近期哈佛设计学院的尼尔·布伦纳提出了全球城市化（planetary urbanisation）的概念，并认为我们不能再把城市想象成建筑与人口的空间集合体，而应把城市化视为一个全球性的历史过程，并伸展至地球的每个角落。

根据2014年《世界城镇化展望报告》,1950年全世界只有3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2014年上升至54%，到2050年将有2/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在世界前10位超大城市名单中，东京位列榜首，人口超过3780万人；中国入榜城市包括上海和北京，人口分别达到2300万和2000万；美国仅有纽约（含纽瓦克）上榜，人口近1800万，名列第九。201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变化中的城市图景：度量十年的空间增长》报告发现，2000—2010年东亚地区有近2亿人迁入城市，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年均达3%,2010年达到7.78亿人。其中，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有8个，包括中国的珠三角、上海和北京，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以及雅加达、首尔和马尼拉。同时，2000—2010年，东亚地区的城市面积年均扩大2.4%,2010年城市土地面积达到13.48万平方公里，中国约占2/3。城市面积的扩大往往跨越行政或政治边界如市际边界，造成政府管理和财政收入来源的碎片化。

自20世纪5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J．戈特曼提出巨型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之后，国内外学者相继针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区域现象展开探索性研究，并推动系列性概念理论的浮现，包括都市连绵区、城市群、城乡过渡区（desakota）、扩展型大都市区等。2001年，美国城市经济地理学者艾伦·斯科特出版《全球城市区域：趋势、理论和政策》一书，对“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概念进行了集中探索和界定，即这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城市范畴，也相异于仅有地域联系形成的城市群或都市连绵区，而是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前提下，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由全球城市及其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二级大中城市扩展联合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空间现象。同时，英国著名城市地理与规划学者彼得·霍尔等提出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mega-city region, MCR）概念，并针对欧洲地区做了相关实证研究。

当前，以长三角地区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区域正处于全球资本化的影响过程中，经历着本土企业生产系统的成长壮大，以及跨国公司生产网络在华的日益扩散。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网络、全球城市区域等方面理论，均忽视了全球城市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或区域。长江三角洲具有全球城市区域的典型特征，拥有上海、苏州、杭州、南京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核心城市，也是受全球化和地方化共同作用较为激烈的城市区域。所以，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空间组织研究，有利于揭示出我国最为典型的“全球城市区域”特征及内涵，为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区域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借鉴。同时，开展全球城市区域研究，更要借助尺度分析方法深入到城市区域内部，探索大都市区不同层面的发展演变特征及其面临的重要问题。

从全球城市区域的经济社会特征来看，艾伦·斯科特将资本主义城市化划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即19世纪的工业化前期、20世纪的福特制时期和21世纪的智力—文化经济时期。2016年，美国全球企业研究中心发布《信息平台企业的崛起：来自全球的调查》（TheRise of the Platform Enterprise:AGlobal Survey）指出，以亚马逊、苹果、谷歌、微软、英特尔、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交易、创新或投资型平台企业，正在重构全球范围内不同行业的发展模式，其产品、服务及商业贸易的数字化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使之开始进入共享经济时代。同时，这些平台型企业也是创新的重要来源，吸引与集聚了大量风险投资。从平台型企业的区位分布来看，北美地区在企业市值和就业人数方面位居第一，亚洲排名第二，欧洲第三。其中，旧金山湾区和西雅图拥有的平台型企业的市值最高，北京、杭州、深圳位居其次，包括上海在内的这些城市均排名全球前10位，而北京、上海在企业数量上仅次于旧金山湾区。

基于全球城市区域的理论分析框架，本书将长三角作为全球资本影响下的典型城市区域，杭州作为智力—文化型城市的样本雏形，分别从长三角和杭州都市区两个层面进行探索分析，注重从市场资本（外资和产业）、地方政府（战略和体制）、社会公众（人口和通勤）的分析视角，揭示出长三角及杭州都市区的空间组织、城市功能和区域治理等特征。这有利于从动力机制角度阐释长三角全球城市区域的形成过程，而不仅仅是传统宏观层面的归纳总结，更有助于全面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区域的发展进程。同时，在城市区域发展的理论层面上，本书回顾综述了近期西方城市研究相关理论，以及中国城市区域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城市区域研究进行了展望，从而能够更好地审视当前长三角城市区域发展现状，以及思考如何进一步开展未来城市区域的相关研究。

尽管全球资本化造就了国内外较为近似的城市区域空间形态，如多中心城市区域，但其演变路径、动力机制及其内在结构却有本质的不同。所以，本书提出以下6个结论判断或假设命题：①作为全球城市区域的长三角地区，无论是空间尺度还是内部结构复杂程度，均与西方学者的界定具有显著区别；中国城市区域拥有大量外来资本和外来流动人口，不但具有智力—文化型高端新兴经济，还存在着大量中低端生产、制造及消费类产业，并在空间结构上呈现出区域分工的城市差异性。②在全球城市区域或大都市区中，中心城市人口密度最高，单位土地面积承载人口最多，公共设施也最为丰富；尽管近郊区人口增长最快，有可能形成新的高密度城市中心，但与主城区的日常通勤以及择居迁居行为仍然频繁，集体消费也明显不足。③大都市区核心和边缘新城的建筑景观风貌不完全由高度发达的金融、技术、信息、文化等产业经济塑造而成，而与城市化进程中特有的土地财政模式密切相关；通过地方政府、地产商及金融机构的共同作用，率先推动了郊区建设和旧城改造，塑造了主城与郊区、大型封闭社区与传统街道或乡镇的二元景观格局。④城市区域或大都市空间组织更为多元化与复杂化，中心城市、郊区、乡村地带没有清晰的边界区分，而是互为镶嵌的格局过程。新城崛起于郊区或乡村地带，乡村嵌入郊区或都市区之中；空间绅士化行为不但发生在旧城区，也正在产生于近郊区传统市镇乃至边缘乡村，并对高等级便利性公共设施产生相应的需求。⑤拥有等级化、多层级的行政治理主体，包括市、区（县市）、街道（乡镇）、乡村以及相对独立的新城或新区管委会；各行政主体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造就了上述复杂化的城市空间结构，也产生了城乡或区域差异明显的消费设施环境。⑥资本城市化正在促使大都市外围区域转化为消费空间，包括全球化或地方化的主题公园、休闲娱乐城、风景旅游度假区的崛起，以及历史古街、旅游市镇、传统乡村的更新；区位条件的差异也造就了分异明显的大都市地域圈层格局。

本书的研究工作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社会网络视角下的长三角全球城市区域空间组织”的支持，并延伸出作者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创新经济背景下中国大都市知识型社区构建研究”的探索，也得到了浙江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的出版资助。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本书的相关章节内容相继发表刊登在《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学刊》《现代城市研究》《世界地理研究》《中国城市研究》等CSSCI期刊上，多数均为本人的研究成果，部分是与他人合作完成之作。在此要特别感谢与本人有研究合作关系的华东师范大学宁越敏教授，本书可视为《企业空间组织与城市—区域发展》（科学出版社，2011）的续篇。同时，也要感谢浙江工业大学陈前虎教授，以及其他相关合作者，包括崔万珍、黄杉、马海涛、吴康等国内中青年学者，在论文撰写、资料整理与技术方法指导方面给予的支持。浙江工业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往届本科生龚圆圆、陶娇娇、张露茗、俞姝姝、俞炜、黄莹等在社会调查及报告撰写方面也提供了重要协助，并成为部分篇章及论文的合作者。我的硕士研究生刘星、俞霞颖、惠聪聪参与了书稿整理，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整理工作是2016年本人在加拿大莱斯桥大学（University of Lethbridge）地理系访学期间完成的，并得益于国家留学基金委地方合作项目资助，以及合作导师徐伟教授的指点，对近期北美城市研究领域的热点理论进行回顾与评述。同时，徐伟教授在研究空间和日常生活方面也给予了有力支持，使我能够暂时忘却国内琐事的干扰，重新回归到学术研究的思索中，对过去一段时期内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并重新激发出新的研究方向与兴趣领域。

武前波

2017年6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