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乡与家世

清光绪四年（1878年），严康懋出生在离宁波鄞县县城不过十余里的首南乡铜盆浦严家汇头村（今属鄞州区首南街道），谱名严正英，又名严英，字康懋，以字行。在汉语中，“懋”通“楙”，所以在时人的记载中，严康懋又常常被写成严康楙。“懋”意为努力、勉励，又有盛大的意思，显然取字康懋，代表了长辈的美好祝愿。

严家汇头村地处鄞南平原地带，这里河道纵横、港汊交错，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其东北有连接宁波城区与鄞东南的前塘河，蜿蜒纵横；其西南有直通奉化江的九曲江，江潮滔滔。金秋季节，放眼望去，成熟的稻谷泛起层层金浪，江边河岸杂树成行，远处绵延青山依稀可见，好一幅江南田园风光！与铜盆浦隔江相对的栎社，是明代著名诗人沈明臣的家乡（参见图1-1）。诗人落拓不羁，钟情山水，为这片美丽的田园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严家汇头村由里四堰、严家村两个自然村组成，两村人口规模不大，均不过二三十户。其中里四堰村民主姓李，明中叶从福建迁来定居，因村周围有四个堰头而得名。至于严家村，据称来自邻县余姚，村以姓得名。历史上，在浙江余姚聚居着严姓大家族。东汉初年高士严子陵就是余姚人，他刻苦好学，博学多才，性情耿直，就学时与刘秀是同学，交谊很深。后来刘秀当了皇帝（东汉第一个皇帝，即光武帝），一再请他出山为官，但视权贵如浮云的他固辞不受，而且还举家迁居桐庐富春江边，种田、垂钓。至今“严子陵钓鱼台”遗迹犹存。

明末清初，余姚严氏的一支沿姚江从余姚迁往慈溪保国寺山下费家村（现属宁波市江北区），近代宁波帮著名人物严信厚（参见图1-2）即出生于此，这里也是清末学部尚书、被誉为南开校父的近代教育家严范孙的祖籍地。严范孙曾出资建立“严范孙奖学金”，资助优秀学生出国留学，作为南开优秀学子的周恩来就曾获得此项奖学金并赴日本及法国深造。严信厚是清末上海工商界的重量级人物，1902年，他发起创办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后改名为上海总商会，并担任首任会长。清代中期，严康懋的祖父严智楷从费家市迁往鄞县铜盆浦严家汇头村，落户繁衍，是为严家汇头村严氏始祖。据严家对河岸金房后代严友德说，他姑姑曾看过族谱，说严家是从姚江岸边迁过来的。这与前面所说的从费家村迁来是一致的。

在漫长的岁月中，生活在鄞南平原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凭借着良好的自然条件，世代耕读传家，繁衍生息，周而复始，过着简单而宁静的生活。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近代宁波的对外开放，这种宁静的生活被打破。以教会与洋货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进入并渐渐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宁波开埠不久，外国教会纷纷到宁波传教。为了便于传教，他们往往从办学入手，一些鄞县乡村贫寒子弟即进入教会学校就读。1857年冬，毕业于鄞城教会学校崇信义塾的严家汇头村邻村鲍家人鲍光熙，受长老会委托，回故里传道。他以宣讲福音引导人们信仰基督教为目的，四处讲道，并编印福音书报分送各处。信仰者接受洗礼，即被认为教友。鲍光熙的传道活动富有成效，不久就在村人鲍万顺家设立礼拜堂，是近代宁波乡村最早的礼拜堂。1861年6月，鲍家长老分会成立。至1864年4月，共发展教徒50余人。不久，城区长老会派人在鲍家设立布道所并成立宁波东南乡立公会。1867年后，附近的姜山任家堰与首南的桃江、陈婆渡及下应等处也纷纷设立支堂，或设立书馆，传教活动兴盛一时，图1-3为19世纪70年代的传教师住宅。

到光绪初年，设于鲍家的宁波东南乡立公会已拥有教徒100多人，成为当时浙东乡村中拥有教徒最多的礼拜堂，并在附近购置土地，多次扩建礼拜堂。

1877年12月前后，东南乡立公会在中外人士的支持下，于陈婆渡新建礼拜堂一座，当年《万国公报》以“宁波乡间会堂略成”为题报道了新堂落成并行祈祷礼的盛况：

宁波东南乡立公会十年于兹矣，通会教友约八十人。教堂太狭，兹蒙前任长老麦嘉缔先生出资捐助，兼全体教友竭力捐助，已于陈婆渡地方新建礼拜堂一座，可坐二百数十人；牧师郁忠恩住屋楼房三间，又平屋七间，教友厨房并栖息之所，于前月落成，定本月初十日上午十点钟开新堂行祈祷礼。是日，天朗气清，贺客并教友齐集堂内，美国牧师雷音百升堂领礼拜，择《马太》十六章十八节为题，言立堂之要，分三段剀切指示。浸会牧师高、寓杭牧师郝、寓宁牧师蒲，以上均致贺；谢行栋（上虞牧师）、鲍光熙（余姚牧师）、徐嘉仁（高桥牧师）、路振文（浒山牧师）、杨修诚（周巷牧师）、鲍哲才（上海牧师）各申贺意，并略加劝勉后，监督会陆姑娘（英国闺女）鼓琴，共咏新堂诗三章。祈神祝福后，午餐宾朋满座，觥筹交错，堂之内外悬灯结彩，热闹异常，正所谓“胜友如云，盛筵难再”也。是日教外人有自二三里，或六七里，到堂者络绎不绝，不下七八百人……

在洋货的不断冲击下，鄞南水乡原来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开始难以维系，加之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迫使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走出家乡，前往城区乃至更远的地方谋生，留在本乡的农户也多在农闲季节做些手艺活，以补贴家用。有史料载，鄞县四乡农民在宁波开埠后，“舍本逐末，以农为贱役，往往轻去其乡，争趋沪汉为佣”，以至东西各乡土地无人耕种。

清光绪《鄞县志》称，同（治）光（绪）年间，邑人“四处营生，商旅遍天下，如杭州、苏州、上海、吴县、汉口、牛庄、胶州、闽广诸路，贸易綦多，岁或一归，或数岁一归……甚至东洋日本，南洋吕宋、新加坡、苏门答腊、锡兰诸国，亦借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其中同为首南乡鲍家人的鲍哲才与鲍光熙一样就读于崇信义塾，毕业后一度在浙东一带传教，不久赴上海担任长老会所办的沪南清心堂牧师并参与创办清心书院，后来其子女均就读于清心书院。其中儿子鲍咸恩、鲍咸昌在书院毕业后，先后在英商所办的《捷报》和美华书馆做英文排字工。这使他们对近代印刷技术有了全面的了解，并掌握了报纸、书籍制作及市场运行的知识。1896年4月，鲍氏兄弟与鄞南萧皋碶人郁厚坤，以及一起做工的夏瑞芳、张桂华等人决定自立门户，创办自己的印书馆。1897年2月，他们筹资4000元合伙开办的印刷厂正式开业。在七个发起人中，来自鄞南的鲍氏及其姻亲占了五个，以至时人称这些投资人“除高凤池外，都是宁波高牧师的子婿及姻亲”。由于当时印刷厂主要承印商业表册和账本等，故名“商务印书馆”。亲邻相助，期间不少鄞南人赴沪进入该馆做工。在鲍氏兄弟与夏瑞芳等人的全力经营下，商务印书馆迅速崛起，成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现代出版与文化传播机构，为我国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严家汇头村附近的桃江、定桥人也纷纷赴外谋生创业。《鄞县通志》称，桃江、定桥为鄞南二大市集，而“桃江傅、张二姓又各分为市，村落之盛，于此可见”。清末起，桃江傅、张二姓多有至日本开设料理店者。1931年“九一八”后，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迫害，张氏族人多数回国定居。1931年11月出版的《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报道说：“旅日甬侨张云章、张彩章、张富祥、张岳兴等数十人，携同家眷，已于日前乘日邮船返国。（彼）谓渠等受日本军警压迫，并日本浪人派人肆扰，闹得寝不安席，因此不能营业，只得摒挡返国……所有族中留日未返之岳生、悦生、阿华、小华、瑞根等，亦将摒挡一切，挈眷回国，免被日人蹂躏云云。按张等均系鄞县桃江村人，携家眷在日本东京市开设料理者。”桃江傅氏清末起也有不少人至日本谋生，后任日本宁波同乡会会长的傅启泰即为傅氏传人，其父傅阿来早年赴日本，以开设料理店起家。另外，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医药业享有盛誉的国药业巨子鲍国昌也是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

这期间，严家汇头村的严氏族人也不得不应对生存的困境与挑战。据族谱记载，严氏子孙按辈分排列的顺序为“仁、义、礼、智、信、正、纲、常、孝、友……”。迄今，能考据到的最早的祖先是“智”字辈的严智楷公。据严氏后人严孝达记载，严智楷是一个手艺工人，经常挑担奔走于各乡各村之间，替人修理木盆、脚桶、水桶、饭桶、马桶等，俗称细木匠，工作辛劳，但收入微薄。严智楷生有四个儿子，即后来被称为咸、恒、节、泰四房。因家庭人口多、负担重，家境一直难有起色。老大严信廉比三个弟弟年长很多，成年后就跟父亲挑担外出做工，以增加收入，补贴家用。据说有一年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父子俩挑担外出也没挣多少钱，眼见几个幼儿饥肠辘辘、嗷嗷待哺，再加上岁末年关将近，钱粮无着，急得父子俩抱头痛哭。在本地赚钱太难，听说上海赚钱比较容易，本乡人就有在那里发财的，严信廉不禁为之心动，决定凭手艺到上海去闯一闯。

到上海谋生的严信廉开始在木行干活，手上积了一些钱后就招了一些伙计，在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山东南路）码头边开了一家“祥泰”木行，并先后将三个弟弟带到上海谋生。其中三弟严文周（字子香）从小聪明伶俐、眼疾手快，做生意的本领远超其他几位兄弟，积以时日，发财后回宁波故乡安家。严文周先后在严家汇头村建造了第一进严氏祠堂，在祠堂左侧建造了供自己一家居住的三开间朝南的两层木结构楼房（俗称“三间头”，参见图1-4）。

严文周交友甚广，据说在祠堂及新屋落成之时，来道贺的有很多宁波达官贵人，穿着官服，戴着红缨帽，携带女眷，坐着脚划船来到严家汇头村。严文周则携全家于埠头边恭候，女眷们盛装打扮，穿着高领上衣和长达脚背的长裙，穿金戴银，富贵逼人。严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大摆筵席，全乡轰动，传为佳话。而据《鄞县通志》记载：严文周家贫，学未竟，父命习钱通，既成有声市中。可见，严文周出身贫寒，以钱业起家，并在宁波商界有一席之地。史载，严文周家业“隆起”后，乔迁至江东大河桥，“门楣焕改”。

让严文周在宁波历史上留名的则是同光年间在宁波权倾一时的人物陈鱼门（名政钥）。陈鱼门“以好义闻乡里”，为晚清甬上名人。《鄞县通志》称其“负才广交，为当道所重。郡县有事，若赈荒、修学、协济邻饷之举，皆倚办交以平”。1862年5月，陈鱼门联络中外对抗太平军并迫使其退出宁波。期间，他主持善后，筹办全浙军需，“奉命征收洋药（鸦片）税”。当时，鸦片是宁波进口的大宗商品，其货值始终居于首位，占全部洋货进口值的60%～70%。显然，负责征收此项税收是一个众人瞩目的肥差。洞悉其中利害的陈鱼门对于人选不得不慎之又慎，考虑再三，最后他以严文周处事“慎重”而委以重任——主持征收洋药税的协查公所，即俗称的洋药局，并表示此项税收岁有盈余，要他注意“积储，以备不虞”。

1862年太平军退出宁波后，英国人建浮桥于姚江，次年延至桃花渡口，俗称新江桥，成为连接江北岸与宁波城区的主要通道，但要对路人收过桥费四文，“人索四文，不应不许通”。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新江桥上发生了一宗惨案。当时城区举行迎神赛会，有一大型赛会队伍过桥，守桥巡捕照例索取过桥费，赛会众人坚决不依，双方发生争执，以至桥上的人越聚越多，突然“嘭”的一声，桥链崩断，致使400余人落水丧生。当时有一首民谣：“好看彩虹社，翻落江桥下。氽到下白沙，撩（捞）起豆腐渣。”（彩虹社是当时出租庙会行头最出名的贳器铺，每年四月初八的鄞县庙会，行头都是向彩虹社租赁的）这首民谣通过行头这一物件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悲惨情形。后来，新江桥仍险情不断。对此，严文周忧愤不已，力主赎回此桥。为此，他先是请求陈鱼门“尽出协查公所羡金”，在取得陈鱼门同意后，不足部分则发起募捐并带头认捐，终于在1877年将该桥赎回，并改为义桥，从此不再收费，《鄞县通志》称“一时行路德之”。据说当时还有儿歌传颂此事：“盆江水溶溶，严公道德崇。降生逢令节，时在十月中。想当年，新江浮桥赎建，利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