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记体的传承与发展

记体于唐代始进入古代散文文体序列，宋人在不断开拓新的写作样式的同时，开始积极探讨记体散文的源流正变、体制规范。北宋陈师道梳理记体创作，辨正有云：“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南宋真德秀将志、记的文体渊源追溯至《禹贡》《武成》《金縢》《顾命》，从体制源流上说明记体为叙事之文，源于古史官。明代徐师曾和吴讷延续成说，陈懋仁注《文章缘起》时说：“记，所以叙事识物，非尚议论。……文以叙事为主，后人不知其体，顾以议论杂之。”可以看出，这些在文体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在辨章体制时，无不反复申说“叙事”乃记文正体，以纠正宋以来记体散文创作中出现的以“论”为记的偏向。“叙事”抑或“议论”？要确定记体散文的文体规范，我们首先应对“记”之文体的源流变迁作一梳理。

一 “记”名之源流及内涵

“记”之为名，从其最初的用法看，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记”进入文体之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由泛指到专名，由经入史，但其中“记”乃纪事载录之义贯彻始终。

元郝经在《郝氏续后汉书》中有云：

记，凡志之典籍者皆是也。故《易》记理之书也，《书》记辞之书也，《诗》记声之书也，《春秋》记事之书也，四经万世之大记也，而不以记为名。孔子没，诸弟子及秦汉诸儒各为记录，如《礼记》《乐记》《杂记》《学记》《表记》《坊记》《秦记》《史记》，皆记注于四经之后，而以为名，然未特命篇为文也。

郝经认为从文字记录、记载的角度来说，凡书籍皆为记。《礼记》《乐记》《学记》《表记》等始以记名篇，大都属孔门后学对经书的注解。从《汉书·艺文志》所列书目也可看出，六略中独“六艺略”有以记名篇者九部。此时记已发展为专名，指称经学中的记注之文。《四六丛话·记十三》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记者，文笔之统宗，经子之径术。”又有：“夫浑噩焕郁，史包四代之文；征范贡歌，书标七观之美。体则角立，记乃无闻。”在先秦典籍所囊括的文体中，记并不具列其中，实属“经子之径术”。

这些注家之记与后世的单篇记体散文并不一致，但从划界限的角度来说，这时的记已初具区别性的文体的意味。后人从经书注释的体例或内容出发，认为传、记同义，皮锡瑞曰：“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但从发生学的角度，传、记实属不同统绪。战国秦汉时，治经学各成专家，如《书》有伏胜，《诗》有申培公、辕固生、韩太傅，各依经立义，传之于后。而记则多为后世学者各记所闻而成，典型代表是《礼记》。颜师古曰：“《礼》者，《礼经》也。《礼记》者，诸儒记礼之说也。”细查《大戴礼记》《小戴礼记》诸篇，或记孔子、曾子、子思等先贤有关礼仪制度的言论，如《哀公问》《坊记》《表记》等；或记录先秦仪礼制度，如《曲礼》《少仪》《奔丧》等；或解经之义，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等。孔颖达云：“至孔子没后，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我们虽不能确定《礼记》诸篇作者，但将记与传、说相比，传为专家传经所作，附经而行；记为各记所闻，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郭英德在《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一文中揭示文体的生成，是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变迁的过程。传与记行为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在解经传统中，记与传、说等已形成类的差异，记的核心内涵为记载，并直接影响后世的记体散文的文体意识。

两汉魏晋以后，史类记文蓬勃发展。《隋书·经籍志》中经部收录二十三部，史部一百六十三部，子部二十六部。史部最多，其中又以杂传和地理记为主，杂传三十二部，地理记八十部。史部以记名篇的比例增多，正可看出此时史学的兴盛，突破经学的桎梏，恢复史学纪事的本意，并直接影响了后世的纪事文章。

《四六丛话》中总结记之源流时有云：“《阳羡风土》，堪列《职方》;《荆楚岁时》，宜增《月令》。《默记》征一代之传，《郑记》守一师之说。提铅握椠，同衮钺于《春秋》；书笏珥彤，摄言动于左右。盖自汉以上，抽圣人之绪，而半入于经；自汉以下，成一家之言，而兼通夫史。”可谓的论。在经学范畴中，以记为名的记注之文已初显。“记”之内在规定性为载录纪事，史述志记直接影响后来记体文的文体意识及文章内容。从这个角度说，后人将记之名追溯至《学记》《礼记》，将记之祖溯源于《尚书》中记山川土物的《禹贡》，及纪事的《顾命》，是有坚实根据的。

唐以前，“记”之名已著，但“记”之体尚未出现。这时的“记”还不是文体的概念，因尚未非“特命篇为文”，这里的“篇”当为篇什之体。“文体”的生成首先与篇章的出现相伴随。“文体”之“文”，首先应为篇什之文。

今人在探讨“文”这一概念时，常或隐或显地秉持着一个标准，即以现代所谓“文学”的含义来衡量“文章”概念的发展过程，并以此来观照萧统的《文选》，认为其中体现出的“文”的概念与现代的文学观念接轨。这一结论却很难解释《文选》中收录的诏、册、令、教、文、表等今天看来与“文学”相去甚远的文体。倘若暂时悬置有无“文学性”的问题，将文章概念缩小为“文体”之文，它的准确含义应是篇什之文，排除了著述之体，区别于之前广义的文章概念。萧统《文选序》云：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同异。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其中先后提到“篇章”“篇翰”“篇什”，分别对应着子、史、赞论序述，其中子、史都因“事异篇章”，“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被排除出去。所谓“篇章”“篇翰”“篇什”，当为异于著述的单篇之文。后人分析《文选》的选文思想，通常将录与不录的界限认定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而忽略其中提到的篇章的概念。我们认为“篇什之体”才是萧统收录文章的首要标准，所谓“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是出于尊经的一种说法，探其内里，也当是因为经的体式首尾相连，异于“篇什之体”。而史中赞论序述能被编入集中，除“综缉辞采”，“错比文华”，更因其单篇成文，能“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柳宗元曾把“文”分为“本乎著述”与“本乎比兴”两大类，即高壮广厚的著述体与言畅意美的比兴体。近人章太炎在《文学略说》中，则将文章分为“著作之文”与“独行之文”。他说：“著作之文云者，一书首尾各篇互有关系者也；独行之文云者，一书每篇各自独立，不生关系者也。准是论文，则《周易》《春秋》《周官》《仪礼》、诸子，著作之文也（《仪礼》虽分十七篇而互有关系）;《诗》《书》，独行之文也。”这就可以解释萧统选文时有诗、诏、檄、笺、疏、状、志之类，却不录经、子、史的文章。明徐师曾也说：“夫文章之体，起于《诗》《书》。”袁宗道更详细地解说道：“吾置庖羲以前弗论，论章章较著者，则莫如《诗》《书》。乃骚、赋、乐府、古歌行、近体之类，则源于《诗》；诏、檄、笺、疏、状、志之类，则源于《书》。源于《诗》者，不得类《书》；源于《书》者，不得类《诗》。”从这点也可看出，古代文体确立的首持标准即为篇什之体的独立。

因文体之文首先为篇什之文，唐前的记文尚为经、史之著述，独行之文，因而虽以“记”命名，却不能称之为“体”。记体于唐代始进入文苑，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永清县志文征序例·征实叙录》中论传记之源流时说：

古者史法谨严，记述之体，各有专家。是以魏晋以还，文人率有别集。然而诸史列传，载其生平著述，止云诗赋箴铭颂诔之属，共若干篇而已。未闻载其记若干首，传若干章，志若干条，述若干种者也。由是观之，则记传志述之体，古人各为专门之书，初无散著文集之内，概可知矣。唐宋以还，文集之风日炽，而专门之学杳然。于是一集之中，诗赋与经解并存，论说与记述同载，而裒然成集之书，始难定其家学之所在矣。若夫选辑之书，则萧统《文选》不载传记，《文苑》《文鉴》始渐加详，盖其时势然也。文人之集，可征史裁，由于学不专家，事多旁出，岂不洵欤？

章氏认为传记本为专门之学，唐宋以来，才成为文集中的单篇之文，《文苑英华》《宋文鉴》将其收录归纳为一体。

二 “记”体之渊源及类别

“记”之为体，是从著述逐渐衍生出的篇章，“记”之为名，也经历了从广义到狭义的过程。因其“记事”的文体意识，后人在考辨文体源流时，多溯源于古代史述。综合记体包括的所有文类，我们认为，记体的发展源头除史述之外，还包括地志、碑文与题名题记。

（一）记与史述

后人在研究“记”之文体时，尝上溯到史述。目前所见首次对“记”的文体渊源进行理论总结的是南宋的真德秀，他在《文章正宗·纲目》中说：

按叙事起于古史官，其体有二：有纪一代之始终者，《书》之《尧典》《舜典》与《春秋》之经是也，后世本纪似之。有纪一事之始终者，《禹贡》《武成》《金縢》《顾命》是也，后世志记之属似之。又有纪一人之始终者，则先秦盖未之有，而昉于汉司马氏，后之碑志事状之属似之。今于《书》之诸篇，与《史》之纪传，皆不复录。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与后世记、序、传、志之典则简严者，以为作文之式。若夫有志于史笔者，自当深求《春秋》大义，而参之以迁、固诸书，非此所能该也。

将“记”的文体渊源上溯到古史官，又进一步细分“叙事”为“纪一代之始终者”“纪一事之始终者”“纪一人之始终者”，以记体为“纪一事”之流脉。

清人曾国藩继承宋人的说法，他在《经史百家杂钞》中将“记载门”分为四类：传志类、叙记类、典志类、杂记类，又对每类加以说明。

传志类：所以记人者。经如《尧典》《舜典》，史则本纪、世家、列传，皆记载之公者也。后世记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志铭，曰行状，曰家传，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谱皆是。

叙记类：所以记事者。经如《书》之《武成》《金滕》《顾命》,《左传》记大战、记会盟及全编皆记事之书，《通鉴》法《左传》，亦记事之书也。后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见。

典志类：所以记政典者。经如《周礼》《仪礼》全书，《礼记》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宫黝》章皆是。《史记》之八书，《汉书》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书也。后世古文如《赵公救菑记》是，然不多见。

杂记类：所以记杂事者。经如《礼记》之《投壶》《深衣》《内则》《少仪》,《周礼》之《考工记》皆是。后世古文家修造宫室有记，游览山水有记，以及记器物、记琐事皆是。

不仅区分了记人之“传”与记事之“记”，且在记事一类中又进一步分出记杂事之属，命名为杂记，将《礼记》的《投壶》《深衣》《内则》《少仪》,《周礼》的《考工记》及后世“古文”之记归入此类，在《文章正宗》“纪一事之始终”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细分。

记体源于史述，这不仅是后人的总结和体认，更是唐宋文人在创作时就已明确的文体意识。刘三复在《滑州节堂记》中说：“举事必书，《春秋》之义，由是秉笔砚于公之门者，承命纂述，谨志于堂阴。”蔡襄《通远桥记》:“古诸侯国咸有史官，事大小悉存于简册，……州郡无以纪事职其官者，有所兴治，非特识焉，则泯昧而不传焉。”刘敞在《汉中三亭记》中也说：“某以为凡南面而听治者皆公侯，公侯之于其国，有所兴，无不记者。其在《春秋》，作南门，新延厩，筑王姬之馆，或以得其制书，或以得其宜书，或以得其时书。”将作文记政的行为追源于三代，申言古之公侯，政事兴废，都由史官秉笔载录。《汉书·艺文志》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文人在写作记文时自觉地接续史官记政事之兴废的传统。李直方《白苹亭记》:“举书其实，合《春秋》传信之经，后之人无视十洲孟浪之说，而没其谊云。”除此之外，文人作记时也强调实现《春秋》贬恶旌善之大义，厅壁记表现得尤为明显。李华《安阳县令厅壁记》:“记事者，志盛德而旌善人。今特书公何，尊王命，其春秋之义欤？”符载《江州录事参军厅壁记》:“是宜书录事之美于壁间，耸善而儆不肖，盖《春秋》之微旨矣。”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夫公署有记，其来自远，灿名氏于屋壁，示成败于将来。俾善恶克彰，韦弦斯在，此盖《春秋》之旨也，岂可阙哉！”将作记目的设定为旌善而儆不肖，记前人功绩以警示后来之人。

可见，从实际创作到理论总结，文家皆认为“记”之体源于史，于记事中寓褒贬大义为其基本特质。

（二）记与地理志

关于地志对记体文的影响，鲜少有人论及，现有极少的研究成果也集中于山水游记。事实上，除山水记外，在厅壁、亭台、学记等“记”文的创作中，都可看出记体文与地理志的深刻关联。

文人在记各地州郡的修造、建学之事时，对地理沿革、土风民俗等内容都极为关注。刘禹锡《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明言：“既讫役，南梁人书事于牍，请纪之以附于史官地理志。”韩综《郡厅壁题名记》也有：“今记自朝廷置守之臣，由殿中丞王澣而下得三十有二人，表其位氏，题于乐石，揭置东序。将以监居任者政治而韦弦之，且以附于史官地理志。”明确记文的写作意图，在“附于史官地理志”。

在祠庙、学记、亭台、厅壁等记文中，皆有地方州郡地理状况的记载，但内容所占比重不一。学记中关于州郡地理形势的介绍较为简略，或总述概况，如尹洙《巩县孔子庙记》:“其属邑曰巩，距府百里，据大道之冲，河洛所会，舟车之饶，民以富强。”或侧重于土风民俗，为兴学教化作铺垫说明。余靖学记多以此为式，如《雷州新修郡学记》:“海康郡，濒海之乐郊也，地域虽远，风俗颇淳，圣训涵濡，人多向学。”《浔州新成州学记》:“桂林之南，州郡以十数，浔为善地。郁江东注，上无氛恶，蛮溪獠洞，不际其境，民之从化，岂间然哉？”《洪州新置州学记》:“大江之西，处都会而山水佳者，洪为率，郡之造秀，以文获仕，岁有人焉，固宜兴学校以宠其俗。”以民俗崇儒向学来鼓励兴学教化。

亭台记里也有大量地理风物的内容，尤其是宋以后，记亭台时，通常先叙地理环境，后渐成定制。亭台记中的地理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说明亭台所在的地理位置。如余靖《韶亭记》:“惟韶山去州治八十里，自元精胚胎，阳结阴流，不知炉锤者谁，独秀兹境，在昔虞舜南狩苍梧，九韶之乐奏于石上，山之得名起于是矣。”考韶亭所在之韶山的位置、状貌及得名由来。又如石雄《骑立山龙堂记》:“穰之西北隅，乱峰屏开，东距嵩岳，西接商于，亘千余里，层峦叠嶂，不可胜纪。其秀出者，唯骑立山焉。……山有三池：一在山顶，一在山腹，一在山足。其上、中二池，非惟鸟道悬绝，而复有毒蛇猛兽卫之，人莫能到。其下一池，若遇岁旱，民往揖其水而祷之。”既介绍龙堂所在地骑立山的地理位置及状貌，又记百姓于骑立山祷水的民俗，为下文描述建骑立山龙堂以祷水事作铺垫。其次是写山川风物，因亭台的观游性质，记文中记地理地势时，多倾向于表现山川风物之美。如沈括《江州揽秀亭记》:“江州据吴鄣之麓，垂踵江澨，虹骞螭络。贯城皆山，而庶民列馆会市于其下。台观廛庐高下隐见于茂阴篁竹之间。西有荷芰之池。南属羌庐，连嶂绀天，挟以湓、浦、甘棠之水，北渐九江之酾流。隐然幕植于百里之外者，淮南群舒之诸山。四时之景，变化吐吸，类无常物，非语言绘素之所能一。”记亭台景观之美，先从江州山川之形势说起。此外，亭台记中还有各地土风的载录，通常与地方守令的政事举措有一定关联，如刘公仪《万州西亭记》中“郡濒江蹲山，土瘠而民啬，居室多草茨，井闾之间，栉比皆是”，记万州以茅草建居室的民俗，是为下文记东平东公在万州的政治举措作必要的铺垫。

地理内容比重最大的当属厅壁记，其中几乎包括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等所有地志内容。首先是州郡区划及城府建置，厅壁记中通常先交代州国郡县的层级区划及历史沿革。如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杭州东南名郡，后汉分会稽为吴郡钱塘，属隋平陈，置此州，咽喉吴越，势雄江海。”有时记载极其详明，如李白《任城县厅壁记》:“风姓之后，国为任城，盖古之秦县也。在《禹贡》则南徐之分，当周成乃东鲁之邦，自伯禽至于顺[顷]公，三十二[三]代。遭楚荡灭，因属楚焉。炎汉之后，更为郡县。隋开皇三年，废高平郡，移任城于旧居。邑乃屡迁，井则不改。鲁境七百里，郡有十一县，任城其冲要，东盘琅琊，西控巨野，北走厥国，南驰互乡。青帝太昊之遗墟，白衣尚书之旧里。”

其次是州郡的地理形势、山川夷险。或仅介绍郡县地理位置，如任城县“东盘琅琊，西控巨野，北走厥国，南驰互乡”；或察其山川夷险，与军事部署相结合，如吕温《湖南都团练副使厅壁记》:“湘中七郡，罗压上游，右振蛮，左驰瓯越，控交、广之户牖，扼吴、蜀之咽喉，翼张四隅，襟束万里，半天下之安危系焉。”代宗广德二年，为加强地方军事力量，置湖南都团练守提观察处置使，文中强调湖南所处地理位置，关系天下之安危，正对应着湖南都团练设职的本意。又如吴武陵《阳朔县厅壁题名》:“群山发海峤，顿伏腾走数千里而北。又发衡巫，千余数里而南，咸会于阳朔。朔经四百里，孤崖绝，森耸骈植。类三峰九疑，析成天柱者，凡数百里。如楼通天，如阙凌霄，如修竿，如高旗。如人而怒，如马而欢，如阵将合，如战将散，难乎其状也。而又漓江荔水，罗织其下。蛇龟猿鹤，焯耀万怪。县界山间，其土壤方百里。其势险，其形蹙，千人守之，十万不能攻。东制邕容交广之冲，南挹宾峦岩象之隘。一日有盗，则吾搤其吭而制其变，皆由善命理者常选于地。”文中铺陈山川孤绝之势，既是载录阳朔的奇异地形，也意在说明县界山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有利战略地势。

山川介绍还常与风物结合起来叙述，如刘禹锡《连州刺史厅壁记》:“郡从岭，州从山，而县从其朔。邑东之望曰顺山。由顺以降，无名而相歆者以万数，回环郁绕，迭高争秀，西北朝拱于九疑。城下之浸曰湟水。由湟之外，交流而合输者以百数，沦涟汩潏，擘山为渠，东南入于海。山秀而高，灵液渗漉，故石钟乳为天下甲，岁贡三百铢。原鲜而，卉物柔泽，故纻蕉为三服贵，岁贡十笥。林富桂桧，土宜陶瓬，故候居以壮闻。石侔琅玕，水孕金碧，故境物以丽闻。环峰密林，激清储阴，海风驱温，交战不胜，触石转柯，化为凉飔。城压赭冈，踞高负阳，土伯嘘湿，抵坚而散，袭山逗谷，化为鲜云。故罕罹呕泄之患，亟有华皓之齿。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凉墟也。”先总述山川概况，由“山秀而高，灵液渗漉”引出物产贡赋的介绍，接叙水石秀丽、气候宜人。将地理地势、土风物产与山水胜概融杂叙出，总以说明连州乃“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凉墟”。因厅壁记与政教的紧密联系，其中论及州郡地理，多侧重行政区划、山川夷险、地产风物等，但也有少数篇章涉及宴乐游赏，如吴武陵《阳朔县厅壁题名》:“县治西七步有石渠，其浚十仞。渠之下有洞，洞有水，水深百尺。上有亭，可以宴乐游处。肆在亭西，廪在肆西。士宦胥吏，黎民商贾，夹川而宅，基置山足。山多大木，可以堂，可以室。其花四时红紫，望之森然，犹珊瑚琼玖。”用记山水的笔法，读来明秀轻快，少了厅壁记通常的凝重气息。

再次是民风土物。厅壁记总以记守令政绩勋德为务，各地方的民风作为政教的内容也为时人所关注。如刘禹锡《连州刺史厅壁记》记连州“于天文与荆州同星分，田壤制与番禺相犬牙，观民风与长沙同祖习，故尝隶三府，中而别合，乃今最久而安，得人统也”。注意到连州与楚地因地理的接壤造成文化习俗的交汇趋同。厅壁记中记各州郡的土俗民风，如李白《任城县厅壁记》:“土俗古远，风流清高，贤良间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疏明。汉则名王分茅，魏则天人列土。所以代变豪侈，家传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则鄙朴难治。”记任城有周孔遗风、洙泗遗俗，流传久远，却不免“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则鄙朴难治”之弊端，叙此任城土俗民风，也为下文贺公再复礼仪之邦作交代和铺垫。

此外厅壁记中还有大量的各地方经济状况的记载，如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记杭州为“万商所聚，百贷所殖”之地，郡内“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商业极其繁盛。又如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记祁门茶业：“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在记州郡经济发展落后时，也注意分析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如韦纾《栝郡厅壁记》记处州：“且以地险而瘠，人贫而劳，茧丝之税，重倍他郡，故逢穰岁，亦未若他郡之平年也。”

文人记写地方兴建，对各州郡的地理土风，或就近进行地理考察，或本图牒，开篇介绍当地地理风物，成为营建类记文的固有程式。

（三）记与碑文

前人研究文体时，都注意到了记体文与碑文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郝氏续后汉书》叙记体之源流时说：“魏晋而下，自史氏记录外，凡志一事皆特为文，有序有事亦有为铭诗者皆刻之石，亦与碑等矣。”姚鼐也说记乃“碑文之属”。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以“纪一人之始终”“纪一事之始终”将碑与记区分开来。从记体的文体形成过程来看，我们认为，记体文当为碑文发展的一个分支，但当记体各文类发展成熟以后，记体逐渐溢出碑文的范围，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记体文与碑文的文体传承，首先表现为刻石纪功纪事的文体意识。《说文》石部：“碑，竖石也。从石，卑声。”挚虞《文章流别论》中叙碑之源流时说：“古有宗庙之碑，后世立碑于墓，显之衢路，其所载者铭辞也。”碑本为立于宗庙、葬于墓穴中的竖石，后人载之以铭辞，是为碑。蔡邕《铭论》中也有：“春秋之谕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周礼·司勋》凡有大功者，铭之大常，所谓诸侯言时计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兹益恭，而莫侮其国；卫孔悝之父庄叔，随难汉阳，左右献公，卫国赖之，皆铭于鼎，晋魏颗获秦杜回于辅氏，铭功于景钟，所谓大夫称伐者也。钟鼎礼乐之器，昭德纪功，以示子孙，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近世以来，咸铭之于碑，德非此族，不在铭典。”可见，春秋时人通常铭功于钟、鼎，希望不朽，后世则勒铭于碑。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中说：“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因碑较钟鼎器物更为常见，于是代替钟鼎成为铭刻功绩的载体，到了后世，“碑”又逐渐转化为文体的名称。陆机的《文赋》首次将碑作为一种文体与铭、颂等文体并立。碑也逐渐发展出多种门类，但其基本的文体功能则是铭功记事，刻石以“传远”，即“以石代金，同乎不朽”。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卷三《黠陋》中，着意分辨“文集”与专门之学，其中涉及传记与碑文的源流演变过程：

负史才者不得身当史任，以尽其能事，亦当搜罗闻见，核其是非，自著一书，以附传记之专家。至不得已，而因人所请，撰为碑、铭、序、述诸体，即不得不为酬酢应给之辞，以杂其文指，韩、柳、欧、曾之所谓无如何也。

认为碑文与传记一路，是“负史才”而“不得身当史任”之人，无缘撰写传记史述，而是受人请托，徒费笔墨于碑铭。也说出“碑”之为体的写作原由，通常为“酬酢应给”。《四六丛话》中也有：“窃原记之为体，似赋而不侈，如论而不断。拟序则不事揄扬，比碑则初无诵美。”

唐宋人作记刻石，写作意图基本等同于碑文。记体文在文章末尾述作记之由时，通常有“承命纪功，让不获已。刻诸贞石，深愧菲才”,“功迄，何书之乎？乃记于石”,“故余为书二侯之绩，因道古今之变及所望乎上者，使归而刻石焉”等文辞。郑吉在《楚州修城南门记》中说：

既休役劳工，顾谓吉曰：“子学旧史，愿为我记日月，不愿黼饰空言。”曰：“古者国有史，举事必书；国有诗，王者采之，知其国之风。自秦郡县天下，史之与诗皆止矣。独有铭功记事，文之金石者，近于国史国风之类欤！然言之不文，不能播远。请将俟作者。”公曰：“否，子焉用辞！”既不得命，乃考三实以书。

将记体的文体形态总结为“铭功记事，文之金石”，则与碑文体式无异。在文体认识上，唐人也惯将记与碑文相提并论，如颜真卿称赞孙逖曰：“其序事也，则《伯乐川记》及诸碑志，皆卓立千古，传于域中。”

其次，从文类发展来看，记与碑联系也很紧密。王兆芳《文体通释》说：“碑者，竖石也。古宫庙庠序之庭碑，以石丽牲，识日景；封圹之丰碑，以木悬棺绋。”可见碑之为竖石，本立于宫庙之前，作识影系牲之用，或在墓葬时，立于墓穴四角，系绳索以下棺，后人在这块竖立的石板上刻上文字，纪功颂德。在汉魏时期，碑大致就包括墓碑、宫庙碑及德政碑三种，“汉以纪功德。一为墓碑，丰碑之变也；一为宫殿碑，一为庙碑，庭碑之变也；一为德政碑，庙碑墓碑之变也”。东晋以后，寺塔碑铭逐渐兴起，《文选》中碑文一类，除传统的碑颂碑记之外，又选王简栖《头陀寺碑文》一篇。至《文苑英华》编成时期，碑文的体类逐渐定型，包括祠庙碑（含家庙）、寺观碑、德政碑、墓碑（神道碑、遗爱碑）。与记体文相比，可以看出其中重叠的部分是祠庙与寺观，德政碑、墓碑为碑文所独有，“记”文则发展出公署、亭台、厅壁、书画、学记、山水游记等新的文类。

今人研究碑文，按内容将之分为三类，如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说：“古代的碑文，按照用途和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纪功碑文、宫室庙宇碑文和墓碑文。”谭家健的分类大致相同，分碑文为“纪功碑文、宫室庙宇工程碑和墓碑”，其中宫室庙宇碑文除祠庙、寺观碑之外，还包括亭台、宫室、开山、浚渠、修桥等记体文。将后起的记体文中修造记一类归入碑体，与寺观碑（记）、祠庙碑（记）合为宫室庙宇碑文，这是今人以逻辑归纳的方式所作的文体分类，即将记体文中接近碑体特征的文类划出，归入碑体。

综观古人的文体分类，多使用归纳的原则，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体式特征、社会功能的文章即立为一体，虽不免繁复，却对我们现在分析各种文体发展演变的过程极有帮助。从《文苑英华》中著录的“碑”文与“记”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祠庙与寺观为记体文与碑体交叉的内容，但仍按其篇名与山水、亭台、公署、书画等并为一类，立为“记”文一体。这是对当时记体延续碑文，又发展出新的文类形成一体的创作实绩的真实反映。姚鼐已注意到碑与记的这种文体分化，在《古文辞类纂》中有：“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记大小事殊，取义各异。”

从实际创作上看，唐代记体文形成以来，山水记逐渐取代山水铭文成为山水文的主体，庙记与寺观记则与庙碑、寺观碑创作数量不相上下。从创作体式上说，记体文与碑文也多相合之处。首先是刻石的形式，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论记体文体式时，发明姚鼐的论说：“所谓全用碑文体者，则祠庙、厅壁、亭台之类；记事而不刻石，则山水游记之类。”认为记体文中公署、亭台、勘灾、学记、祠庙、寺观记等文类沿用碑文刻石的形态，大体符合“记”文创作实际。但姚鼐的论说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谓山水游记记事而不刻石，但山水记文最初也是刻诸金石，当山水游记体制形态成熟以后，才逐渐摆脱刻石的形式。其次是前序后铭的体式。吴讷在《文体明辨序说》中发明《文心雕龙》关于碑文的论说：“故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此碑之体也。”这一体式在记体的各种文类中也不鲜见。

唐人用“记”来纪功书绩，看似与碑文功能重叠，细究其实，二者之间依然存在些许差异。柳宗元在《兴州江运记》中说：“御史大夫严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举周、汉进律增秩之典，以亲诸侯。谓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礼部尚书。是年四月，使中谒者来锡公命。宾僚吏属，将校卒士，黧老童孺，填溢公门，舞跃欢呼，愿建碑纪德，垂亿万祀。公固不许，而相与怨咨，遑遑如不饮食。于是西鄙之人，密以公刊山导江之事，愿刻岩石。”记叙朝廷因兴州刺史严砺之功德理行，晋升其为礼部尚书，宾僚百姓就请“建碑纪德”，严公坚决辞让，因而兴州官民退而作记刻石，记严公兴修江运之事。从这里可看出，“建碑纪德，垂亿万祀”与作记刻石并不等同。“建碑纪德”是指立政德碑，据刘禹锡《高陵令刘君遗爱碑》载：“大和四年，高陵人李士清等六十三人思前令刘君之德，诣县请金石刻。县令以状申府，府以状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谨案宝应诏书，凡以政绩将立碑者，其具所纪之文上尚书考功。有司考其词宜有纪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诏曰：可。”可见立碑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和严格的程序，政绩卓著者才有资格申请立碑，而且需具文奏请，经朝廷考功审查通过，方能立碑。相比之下，记文刻石则较为随意，凡立一事、兴一功，皆可作文刻石。

综上所述，从文体意识上讲，记文承续碑文的纪功刻石；从文类发展来看，记体中有对碑文的延续，有脱化，有新变，共同组成新的“记”文之体。

（四）记与题名题记

记体文中还有部分文类属于或源于题名题记。如厅壁记、山水题名，以及与佛道有关的造像、写经等记文，虽不占记文主体，但也为记体文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山水题名题记是记登览山水的时间及游人姓名，这类题名大量存在于自然山水之间，有少量著录于文集。文人在记姓名年月之外，间或描绘景物、抒发山水感怀，类于微型的山水游记。造像、写经等记文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兴盛，敦煌文书中保存的大量唐人写经题记，基本内容为记写经者姓名、年代、事由，较长题记除写经年代、写经人姓名之外，还涉及装潢、校阅、监制等多人署名。造像记由时人刊刻于佛教造像上，记文长短不一，短者数字、数十字，长者千言。内容包括造像时间、造像者、地点、像的题材、发愿文，长篇的造像文还述及造像经过、理由及对佛法的体悟，此外还有刻经记、经幢记等，皆属于题名题记一类。

厅壁记主要记写古代官秩创置和官员迁授，亦源于题名题记。在厅壁上列官吏姓名始于内庭，《贞观政要》记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与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此外，台省还有于厅壁上题写官司职责、律令格式的风习。《唐会要》记：“文明元年四月十四日敕：律令格式，为政之本，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寻览。仍以当司格令，书于厅事之壁。俯仰观瞻，使免遗忘。”又记贞元二年，刑部侍郎韩洄奏：“又文明敕当司格令，并书于厅事之壁，此则百司皆合自有程序，不唯刑部，独有典章。讹弊日深，事须改正。”朝廷敕旨：“宜委诸曹司，各以本司杂钱，置所要律令格式。其中要节，仍准旧例，录在官厅壁。”题于厅壁的姓名、律令格式逐渐发展为官厅壁记，李华在《御史大夫厅壁记》中说：“初，厅壁列先政之名，记而不叙。”韦氏在《两京记》中也说：“郎官盛写壁记以记当厅（原注：一本作‘时’），前后迁除出入，浸以成俗。然则壁记之由（原注：一本作‘出’），当是国朝以来，始自台省，遂流郡邑耳。”

题名题记之流脉能归入记体文，也因其记姓名年月的形式与“记”之要义相合。《金石录》卷十四《汉麟凤赞并记》:“右《汉麟凤赞》，其上刻麟凤像，各为赞附于下，又别有《记》云：‘永建元年秋七月。'”“记”即为记姓名年月。综其源流，我们可将之归源于碑阴记。《金石录》卷十五《汉王纯碑阴》:“汉时墓碑，多其门生故吏所立，往往各纪姓名于碑阴，或载所出钱数，其非门生故吏而出钱者，谓之‘义士’。”《集古录》卷二《后汉碑阴题名》也说：“汉碑今在者惟华岳与孔子庙最多，其碑阴题名者，往往各书所出钱数，不过三百五百也。”在碑的背面常常记姓名、所出钱数，被称为“碑阴”或“碑阴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