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分权化、市场化及全球化（Wei,2000），同时也形成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产生了中国沿海第一批专业化的产业区。在社会基本制度相同的前提下，不同区域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多样化格局，即“一制多式”（于光远，1992），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珠江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而“温州模式”又因其独有的高度自发性特征，引起广泛关注。

“温州模式”是一个经济制度变迁的成功模式，讲述了一个地方产业区形成的成功故事。传统的“温州模式”类似于最初的马歇尔产业区（the classical Marshallian industrial district, MID），即利用外部规模经济获得竞争优势的小企业在区域上集聚；“温州模式”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成功的区域发展路径：以小规模制造和以市场导向的灵活生产、内生化增长为特征的家庭企业为中心，并辅以本地分销网络、多年的本地资本积累和地方“厚制度”等条件（Wei,2007）。

21世纪以来，温州出现了增长乏力，对温州的关注也从学习经验转向诊断问题，这引发了国内（特别是浙江）学术界自2003年开始，对“温州模式”困境及其是否过时展开大讨论，并延续至今。温州地方政府也认识到这一事实。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2013年视察温州时说：“杭甬温历来雄踞全省前三名，温州这几年落后了。”温州市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报告（2013）中明确写道：“（温州）大多数经济增长指标全省垫底，主要总量指标在全省排位明显退后，绝对值在全省比重进一步下降，不少总量指标被兄弟市超越。温州经济综合实力已掉到第二梯队，发展势头掉到第三梯队。资金外流、企业外迁、人才外走，产业链、资金链面临不少问题，产业空心化和企业‘低小散’问题突出。”

温州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一种观点是相对悲观的，如认为温州陷入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路径依赖”（谢健，2004；张一力，2006）；以及在人格化交易、地方厚制度下，由于代际锁定、关系锁定、结构锁定所导致的区域锁定（史晋川，2004; Wei,2007），以互惠交易网络为特征的交易制度也导致了温州模式的锁定（秦政强，2010）。也有观点是相对乐观的，如认为温州只是“先发优势的弱化”, “制度创新陷于式微”（马津龙，2004；张仁寿，2004）。赵伟（2000）认为，温州的问题是非国有经济内部所存在的某些普遍性问题，随着温州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会得到克服，欧美私人企业制度发展的早、中期历史也是这样。这些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对于史晋川（2004）预言温州模式未来会消失的论断，张曙光（2011）予以质疑，认为所谓的“‘人格化交易’弊端、‘代际锁定’，以及温州的公共权力和私营经济之间织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阻碍着投资者的进入”，这些判断都值得商榷，或为时过早；对于温州产业结构演变的路径依赖，他认为温州的产业升级是在传统产业范围内，从低技术向高技术、从低加工度和低附加价值向高加工度和高附加价值的发展；温州没有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条件，全国也不可能每个地区（包括每个省市）都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蔡建娜（2010）则强调应当动态看待温州的发展，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完善的过程。Wei（魏也华）（2007;2010;2011）关于温州模式重构的观点是，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传统的温州模式正在发生变化，温州产业区正在发生重构。当前，学界的争论延至地方政府，温州市委十一届五次全会报告（2013）对当今“温州模式”的判断是：“温州模式”并没有过时，它揭示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变迁规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一个鲜活的示范样本。

抛开静态的截面视角，从演化角度看，产业区是一个动态概念（Asheim, 2000），不同周期阶段必然遇到不同问题，但变化是其永恒要义。部分关注温州的学者已经开始了“超越温州模式”的探索（Wei,2007；王周扬，2012）。笔者同意上述动态的视角，但须注意：一方面，地方产业区的困境究竟是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的短期正常波动，还是自身模式真的过时了，已进入长周期衰退或转型，需要较长时间的观察。截至当前，笔者长期的温州工作经历以及为本书研究所做的大量田野调查显示，“敢为人先、勇于创业”的温州人和企业家一刻不停地在酝酿变局，人们所熟悉的马歇尔式的产业区正在超越它传统的经济特征、内部结构和地理尺度，温州作为全球“滑溜溜”的生产空间中的一个“黏结”性地区，确实正在经历变迁与重构（当然，或许对这一现象的观察时间还不够长）。另一方面，温州不同行业的发展情况又有所区别，从目前的观察来看，确实有一些行业集聚区域（指行业性产业区，后文将做界定）出现显著的发展转型，不能一概而论，还需进一步深入观察和解释这些“变化的产业区”。但总体而言，在借鉴和引入西方产业区重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观察温州这一内生增长的中国工业化先行地区的重构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背景与概念界定

（一）产业区理论及概念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马歇尔（Marshall,1910;1961）通过对英国当时Sheffield的刀具工业和West Yorkshire的毛纺织区的观察首先提出了“产业区”的概念，用以解释小企业的群聚。他强调了产业区作为与大企业相对应的产业组织模式，通过小企业的地理靠近可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并认为这种地方产业系统与当地社会具有强烈的不可分隔性。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信息与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蔓延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后福特主义转型，沉寂了100多年的马歇尔“产业区”被重新发现。意大利的学者用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解释“第三意大利”（third Italy）现象，并将产业区定义为在一个有自然和历史界限的区域中，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和多个企业参与的社会地域整体（socio-territorial entity）（Bagnasco,1977; Bacattini,1979）。Piore和Sable（1984）称这种以专业化、技术先进的中小企业空间集聚为特征的工业发展模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折的分水岭；Storper和Scott（1992）则认为产业区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特殊的本地社会文化环境，是“柔性生产综合体”。为了区别于100多年前的马歇尔产业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产业区被称为“新产业区”。产业区研究的复兴为研究地方化经济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分析框架，但产业区的概念还有争议。目前学术界有以下几种产业区概念。

1．传统的马歇尔产业区

意大利学者最忠于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传统，他们吸收了Granovetter（1985）的社会嵌入思想，关注中小企业的分工、专业化、信息网络和生产弹性，非常强调产业区的本地网络和社会文化根植性，称之为“弹性专业化学派”。Amin和Thift（1992）认为受全球化力量的作用，传统的马歇尔产业区有可能发展成为全球网络中的“马歇尔节点”（Marshallian nodes）。

2．欧美经验的新产业区

学者们在欧美发达国家寻找与意大利相近的产业区模式，但毕竟发展条件有所差异，于是形成了一些产业区的研究分支，如以Scott（1988）、Storper（1989;1997）为代表的加利福尼亚学派，以美国经验提出了“新产业空间”概念。他们吸收了马歇尔产业区理论和弹性专业化学派有关劳动分工的弹性专业化、新制度主义的交易成本理论、法国规制理论等，强调在弹性积累模式和新的劳动分工背景下，新产业空间形成的“交易费用”机制，并进一步认识到知识与技术流动机制，提出了依赖于地方特定制度文化的“非贸易相互依存”（untraded interdependence）。而欧洲的学者更加关心本地经济与创新的联系，侧重“创新环境”、“区域创新系统”、“学习型区域”等方面的研究，可以称之为“新熊彼特主义”学派（Asheim等，2006）。另外还有Porter（1990;1998）的“产业集群”（cluster）概念，主要强调企业区位、战略与作为商业环境的集群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对企业生产率、创新能力的影响。总之，欧美学者对传统的马歇尔产业区概念进行了扩充，分析框架与关注重点也有所转变。

3．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区

产业区概念源自欧美国家经验和案例提炼，一些学者尝试将产业区概念应用于发展中国家，但发现亚洲、拉美、非洲等国家虽然也有产业集聚现象，但并不完全具备产业区的特征，如企业间明显的分工协作、嵌入本地社会文化等（Schmitz和Musyck,1994; Giuliani,2005; Sengenberger,2009;Becattini等，2009）。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聚，许多是在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全球化浪潮中形成的，全球与地方的互动机制比较明显，因此单单强调“内生”的马歇尔产业区框架确实会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区案例有出入。朴杉沃（1994）根据韩国的经验，认为发展中国家未发现西方文献中所定义的新产业区，建议把新产业区概念一般化，即可以涵盖全球化时代发展迅速的工业化地区。他将新产业区定义为“贸易取向性的新生产活动以一定规模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集聚，具明显劳动分散、生产网络和根植性”。20世纪90年代，产业区概念被介绍到国内，李小建（1997）、王缉慈（1998）、Wang Jici和Wang Jixian（1998）等认为，与发达国家类似，发展中国家新产业区内企业的联系与合作网络是其持续创新的重要条件。鉴定新产业区的重要标志，是区内小企业密集、企业间形成稳定的合作网络以及企业扎根于本地文化的性质，我国的很多发展迅速的工业开发区和专业化的乡镇企业区都可归于新产业区的范畴。魏也华（2007）深入探讨了温州产业区，认为传统的温州模式类似于最初的马歇尔产业区（classical M ID），即利用外部规模经济获得竞争优势的小企业在区域上集聚；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温州产业区内的中小企业不断“放大尺度”（scale up），将强化本地根植性和整合国内外资源结合，更像是强调本地化与全球化协同作用的新马歇尔产业区（neo-M ID）。

4．产业区与集群的区别

自Porter（1990）提出“产业集群”概念后，由于集群（cluster）更强调企业、产业和国家（区域）的竞争力分析，更容易引起决策者注意，集群似乎取代产业区而被经济地理、产业与区域研究领域更多运用。但集群被许多学者批判为“混乱”和“模糊”的概念（Martin和Sunley,2003；吕拉昌、魏也华，2007；王缉慈，2010）。集群缺乏严格的概念界定，能够包容不同形式、过程和空间尺度的本地化经济（Martin和Sunley,2003）；而产业区源于马歇尔产业区理论，后来又由欧美学者所发展，重点强调中小企业主导的本地化生产系统及地方社会文化嵌入性（Belussi,2006），这是产业区与集群的本质区别（王周扬，2012）。

另外，产业区的分类也存在不同观点。Brusco（1992）将产业区分为手工业技术和非正式制度支持下的企业自我依赖与合作型的产业区和以较强技术创新能力和正式制度支持为特征的产业区。Markusen（1996）发现意大利或马歇尔产业区概念无法完全解释美国、日本、韩国、巴西等国的区域经济持续繁荣，他提出了马歇尔式产业区、轮轴式产业区、卫星平台式产业区和国家力量依赖型产业区四种分类。Asheim（1997）则以创新能力为标准将产业区划分为四种类型。

综上所述，产业区的发展路径并非只有一条，关键的问题是分析本产业区的实际，解析其发展机制，提出适应产业区自身发展的最佳路径（吕拉昌、魏也华，2006）。由于产业存在模式的非统一性和发展的动态性，在本书研究中，并没有将产业区概念限定于传统的马歇尔式产业区（或第三意大利的概念范畴），而是对产业区理论的最核心要素给予重点关注，如企业的本地生产网络、地域根植性等体现本地化的外部经济，对内部结构、技术学习等的关注，以及对全球化下地方发展的强调。本书不再特别称“新产业区”（与马歇尔产业区区别），而是统称“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s），并与“集群”概念有所区别。

（二）产业区重构概念界定

产业区理论和“新区域主义”只是告诉了人们一些区域成功的故事，对于解决各种“问题区域”或“劣势区域”的发展并没有提供灵丹妙药（Whiteford,2001；吕拉昌、魏也华，2006）。工业革命以来，区域经济涨落的周期性过程愈发频繁。产业区重构过程成为一个反复的现象，对其的描述和解释是经济地理的一项重要任务（Hassink和Shin,2005）。产业区研究兴起之初，学者们更多地关注产业地理集聚的各种好处，而缺乏对集聚负面效应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这与传统的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关注区域演化的正负两面）有所背离（Hirschman,1958; Myrdal,1957）。而不平衡发展和空间重构是资本主义的自然逻辑，产业区不是一个静态的发展模式，具有结构上的不稳定性，变化是其本质（Storper和Walker,1989; Harrison,1992;Asheim,2000; Wei,2007），甚至可以将其看成“工业化进程中的特定阶段”（Dimou,1994）。

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格局下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趋势下，西方国家产业区衰退和重构不断上演。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一批老产业集聚区（ol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s）出现衰退（decline）甚至消亡（collapse），而在此之前，它们曾得益于专业化生产而长期增长。这些产业集聚区集中于北美及欧洲的德国、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等，主要涉及纺织、钢铁制造、煤炭、矿产、造船、汽车、化工、电子等行业（Boschma和Lambooy, 1999b; Skokan,2009）。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产业区理论的发源地第三意大利也出现了衰退迹象，如企业外迁、生产率降低和资本集中过程减少等（Amin,1999a; Harrison,1994）;2000年以后，这一传统的马歇尔式产业区原型地区开始了重构过程，如产业区的集团化、创新模式变化、产业区国际化等（Hadjimichalis,2006；王周扬、魏也华，2011）。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区衰退和重构也大量出现，如捷克、波兰等新欧盟成员国（Skokan,2009; Pavlinek,2011），东亚的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Gereffi,1999; Lee和Chen,2000; Hassink和Shin,2005），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Schmitz,1999; Rebellotti,1999; Giuliani,2005）等。当然，中国工业化先行地区也正在经历重构过程，如苏南地区、珠三角地区及温州。

本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产业区重构”（restructuring industrial districts, RID）。“重构”（restructuring）一词近年来大量出现于西方文献中，也译为“重组”。《人文地理学词典》（约翰斯顿，1994）对“restructuring”的定义是：“由经济发展的动力或经济的存在条件引起的经济各个构成部分间和/或各部分内部的变化。”“重构”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1）资本的部门间转移；（2）地理变化；（3）规模经济、集中的资本的集聚或由一种积累制度向另一种积累制度的转换引起的生产组织的变化；（4）以范围经济为基础的生产流动性的发展。“重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竞争关系注定变化是永恒的趋势，但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长期的经济繁荣以来，这一概念被更广泛的使用。“重构”不限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限于经济领域，如果“重构”要持续下去，就必须以社会其他各方面的反应为依据。

在经济地理学文献中，对“重构”的使用常见于产业（industry）、区域（region），特别是集群（clusters）与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s）的研究中（Hiley,1999; OECD,2002; Worrall等，2003; UN,2005; Hassink和Shin, 2005; Hassink,2005a、2005b; Cainelli等，2006; Dunford,2006; Wei,2007;Hadjimichalis,2006; Koutský,2011）。产业的“重构”常被解释为产业升级、产业转型，并更多用“upgrade”、“transformation”、“change”等表述。而在区域层面，产业区、集群以及旧产业区域（old industrial region）的“重构”存在混同使用现象，学者们多将其解释为区域衰退后的复兴（renew al）。近年来，产业区的演化过程和机制受到学术界重视（Belussi和Gottardi,2000;Belussi等，2003）。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的产业区研究，主要是从历史视角和“问题区域”复兴视角切入，并围绕产业区复兴的路径锁定与创造、制度演化、技术演变、社会环境再造及新兴产业集群诞生等内容展开（马仁锋等，2011）。因此，基于演化的视角：（1）“重构”多被纳入产业区（集群）演化的一个阶段，特别是生命周期（life cycle）新循环的开始（Martin和Sunley, 2011）;（2）更加强调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和锁定（lock-in）是产业区重构的主要内部障碍（internal barriers），并将“重构”概念化为“对区域路径依赖和（负）锁定的摆脱或响应”（Boschma和Lambooy,1999b; Hassink和Shin,2005; Martin和Sunley,2006; Martin,2010; Wei,2007）。

结合上述观点，本书将“产业区重构”界定为：产业区摆脱（或突破）内部路径依赖及内部、外部锁定[内部锁定如Grabher（1993）定义的几种锁定；外部锁定如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区功能升级的限制]的一系列响应，是进入新的产业区循环或区域复兴路径的过程。这些响应不仅仅是产业的升级，也包括产业区空间、组织、制度等的变化，响应是多维度的（multi-dimensional）；产业区重构分析需要综合区域、产业、企业三个尺度；重构不是“时点”概念，是随时间变化的一个动态过程（dynamic process）；重构的前提是产业区出现了衰退（decline）迹象，或至少是出现了问题（困境），也就是说，如果产业区以正常的、良性的趋势在发展，其所发生的变化不应纳入重构的范畴，因为那只是一个正常的区域发展或经济增长过程。

三、研究意义

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其一，将经济学、人文地理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等多学科相关研究，以及产业区有关衰退、升级、迁移、更新、制度变迁、融入全球化等“零散化”的概念收敛、统一于“产业区重构”主题下，厘清产业区重构概念和分析框架，有利于深化对产业区的动态演化过程的认识。对国内外产业区案例的系统梳理，有利于差别化对待不同类型的产业区重构，寻找案例比较与对话的有效途径。

其二，温州是中国工业化先行地区，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往往会在温州先行显现。当前，国家批准了温州的一系列改革试点，如金融综合改革、农村改革、民营经济创新发展配套改革等，研究温州产业与区域发展过程对于了解中国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动态演化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三，关注温州产业区重构问题，有助于抛开对“模式是否过时”的争论，遵循“问题导向”，由静态转向演化，以务实的态度去深入观察温州这一地方产业区的动态演化过程；有利于学术争论与政治经济问题的对接，把目光聚焦到“寻求地方产业区转型与升级的有效途径”上，因此研究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其四，作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典范，温州产业区一向被贴上“内生增长”、“地方根植性”等标签，但是否产业区的空间和过程演变依然遵循这种固有特征？对比西方产业区已经出现的重构案例及由此形成的理论解释，对温州产业区空间和时间（过程）维度的考察，有助于全方位深化对中国地方产业区变迁特征、动力机制的认识。

其五，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作用下，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其重要的地理后果之一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宁越敏，1995；杜德斌，2009），而温州产业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自发形成；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WTO后），面临来自全球的竞争，温州产业区不得不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这是典型的全球化视野下的地方产业区升级问题（曾刚，2004; Wei,2010、2011）。分析地方产业区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和机制，并深入观察网络权力、价值分配对于产业区升级的影响，有助于深化对全球化背景下地方发展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