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创造和演绎了史诗般的经济发展奇迹，但“三少一差”的内部环境决定了温州经济发展从起步阶段起就带有强烈的“外向型”发展特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十万购销员全国范围内跑市场，到今天两百多万温州人在世界市场上竞逐风流，都是对温州“外向型”经济特色的良好诠释。长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使广受赞誉的温州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去地域化”特征，而表现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温州人经济”，这也是“温州模式”这个概念饱受争议和质疑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蓬勃发展的今天，跨国公司、国际投资等已经使世界经济表现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交相融合态势，在此地生产、经营的经济单元，其投资主体、产品去向、主要利润等，可能会完全归属于遥远的彼地，反之亦然。这种交融态势使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地域性”特色正在被逐渐淡化——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正在被逐渐强化——而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区域人经济”色彩，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历史规律，“温州人经济”正是这种经济规律的典型体现。在此背景下，研究拥有强烈“区域人经济”特色的“温州人经济”，对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对浙江、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实践，都有重要意义。

一、温州经济的崛起

温州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市内山川秀美，水色旖旎，风景怡人，但本土经济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供给严重不足，陆上交通条件比较滞后，历史上经济并不发达。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勤劳勇敢的温州人很早就开始出海、去外地做买卖、弹棉花、搞家庭手工业，因而具有悠久的侨史、商品经济史和手工业发展史。早在晋朝，温州的东瓯缥瓷就开始出口海外。唐代时，温州的织布、造纸、酿酒等手工业开始兴起。及至南宋，温州的经济文化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历史水平，其造船产业一度占当时全国的五分之一。温州贡纸堪称东南一绝，瓯漆亦有相当高的商业声誉。由于地处沿海，寻求海外发展也是温州早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早在12、13世纪，温州就开始与南洋等地通商。清光绪二年，温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很多温州人从此走向世界，这为温州留下了丰富的侨民资源。据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温州有6万多华侨，侨民遍布40多个国家，侨民每年带回来的侨汇收入约占整个浙江省侨汇收入的十分之三。温州还有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著名的永嘉学派及其事功学术在中国文学史及经济史上都有重要地位。

然而，资源、交通禀赋等的先天不足，严重限制了温州的经济发展，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温州的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地处东南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温州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作为对台备战的海防前线，国家对温州的经济投入因而一直不足。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间，国家对温州的总投入只有6.55亿元人民币。在外部投入和内部资源双重不足的情形下，温州人大胆发挥自己的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早在全国合作化运动高潮期的1956年，温州永嘉县燎原社就开始了“包产到户”的尝试，在本地实行“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产量责任制到户”，但受当时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遭到了上级的严厉批评，改革之花最终未能结出应有的成果。

可能是出于急于摆脱贫穷的渴望，也可能是由于早期开埠通商的“后遗症”，还可能是因为有诸多在资本主义国家经商的侨民的影响，更可能是受永嘉学派事功学术和义利思想的影响，温州有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传统。早期的商品经济发展自不待言，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走向极致的年代，富于创造精神和商品经济思想的温州人也从未中断过创办民办企业、发展商品生产的尝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温州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富于创业精神和商品经济意识的温州人终于解除了长期套在身上的枷锁，他们开始在温州大地、祖国各地乃至世界施展自己的市场才能。商业流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温州农村家庭工业企业的高速成长。“小商品，大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使温州经济快速崛起。

二、“温州模式”的争议与“衰落”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刊发了题为“乡镇企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文章，并同时刊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 “温州模式”的概念被正式提出。文章发表后，“温州模式”受到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较大争议。

首先是关于“温州模式”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争议。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争议可以说伴随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进程，至今仍不时出现，而对“温州模式”姓“资”姓“社”的争议更是由来已久，争论激烈。早在1956年，温州永嘉实行的“包产到户”就被质疑为“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主张”而遭到批判。改革开放后，随着温州经济的持续发展，关于“温州模式”姓“资”姓“社”的争议再起波澜，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才渐趋平息。

其次是关于温州模式生命力和发展趋势的争议，这也许更为关键。不同学者对“温州模式”的生命力和发展趋势的认识和判断并不相同。有学者认为“温州模式”的产业集中度、企业组织形式、市场有序度、产业结构层次、产业技术水平、产品竞争力、经济示范效应、经济开放程度等都较低；也有学者认为，“温州模式”的外向型发展不足、引进外资较少、资本外流现象严重、人格化交易、内生资源不足、区位条件等决定了温州模式必然会走向衰落，“‘温州模式’正日暮途穷”。对于各种质疑和唱衰“温州模式”的声音，很多学者持不同意见。张曙光认为断言温州产业结构发生“代际锁定”还言之过早，温州引进资本少、对外投资多，说明温州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并不缓慢；朱康对认为，单纯将重工业化程度视作衡量地区经济发展先进性程度的主要标准并用以指导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并不科学，温州人大规模对外投资正是“温州模式”向全国进行输出和扩张的体现；马津龙则指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温州没必要也不可能阻止温州企业合理地跨地区甚至跨国发展，一些大企业基于发展的需要，将研发中心外迁而将加工组装中心留在温州，只要有利于企业发展，温州应大力支持；张仁寿认为，虽然存在发展中的问题，但温州经济发展的主流是正常的、健康的，断言“温州经济衰落”是没有根据的。

与学界各种争论声音相持不下不同，近年来温州的发展实践似乎一边倒地“证实”了“温州模式”衰落论的正确性。自1998年开始，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温州经济增速逐渐放缓。2002年，在浙江省内的经济排名中，温州增速掉到了全省第七；到2003年上半年，温州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在浙江省内排名倒数第二，而当年七、八月份的排名甚至连续两月全省倒数第一。事实上，自1997年以来，温州经济增长速度要低于1979年到1997年的平均增长速度，1998年之后的平均增长速度要低于后者3个百分点。到2008年，根据温州市经贸委对15521家中小企业的调查统计，处于停工、半停工和倒闭的企业达1259家，占被调查对象总数的8.1%。2012年，在浙江省的主要经济指标排名中，温州大多数指标都处于浙江省的倒数之列，其中人均GDP、GDP增幅、财政总收入等9项指标全省倒数第一，另有四项指标全省倒数第二。此外，自2011年开始的“跑路”风波一直持续到2014年上半年依然没有完全停息，这和2011年开始的企业倒闭潮一起，似乎进一步验证了传统的“温州模式”的局限性及“温州模式”衰落的断言。

三、“温州模式”“衰落”的原因

应当承认，内地各大省市的观念滞后、行动缓慢、信息不畅、观望态度等综合因素也是成就“温州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初短时间迅速崛起、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温州人已经在全国乃至世界市场内打拼角逐的时候，内地部分省市还没有摆脱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还处在懵懂、观望、怀疑、甚至阶级斗争和姓“资”还是姓“社”的疑虑之中。然而，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发展，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坚定了全国人民对改革开放的信心，释放了全国各地的改革热情，内地各省市开始“幡然醒悟”，逐步加大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这意味着国家政策红利、生产要素、人才、技术、市场等的分配开始向全国分化，全国范围内的市场竞争逐渐加剧。为了保护和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内地部分省市政府甚至出台极具地方保护色彩的地方政策。经多年积累，各地后发的市场竞争力逐渐显现，在全国范围内对温州人形成了“围追堵截”之势，争夺温州的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在此背景下，温州经济增速有所下降具有历史必然性。

温州地处浙南，没有地域优势、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并非政治中心，亦非交通枢纽，与上海、广州、宁波、苏州等地相比，既没有便利的海上交通条件，也没有便利的公路、铁路交通条件，没有充足的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更缺少经济发展腹地市场的纵深支持，这些都极大地限制了温州经济发展的竞争力。随着全国范围内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新兴市场经济主体的不断加入，地缘、区位、交通、要素资源等条件的先天不足，使温州在面对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时处于落后地位，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这有其客观必然性。而温州早期经济增速快，经济基数和发展体量大，在比较地区增长速度时，后发地区显然更具比较优势。此外，先发优势导致温州的土地价格、住房价格、人力成本、生活水平等都要远远高于内地很多后发城市，其生产、生活和运输成本等要大大高于内地，这些既降低了温州本地企业的竞争力，也使温州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环境”相对不足，再加上内地各大城市纷纷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开出温州无法给出的优惠条件，亦对温州经济的发展形成巨大冲击。

另一方面，近年来，温州逐步加大对污染严重的小微企业的整治力度，关、停、并、转了大量小微企业，这种近乎“自残”的行为，其目的首先是治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其次是为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但在经济发展外部条件恶化和竞争力加大的现实情境下，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温州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的下滑，间接助推了外地经济发展速度的提升——很多被关停的小微企业转移到兄弟城市和中西部地区上马再生产。这些客观因素都加大了温州企业和资本的外流速度，使作为先发地区的温州在发展指标的比较上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温州经济自改革开放伊始就是一种“外向型”经济，长期以来，企业外贸出口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这决定了温州经济受外部经济形势，尤其是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大。正因如此，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波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随之启动的贸易保护政策等，对温州区域经济的影响要比对国内其他地区的影响更大，这是导致2008年温州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直接原因之一，也是近年温州区域经济持续低迷不振，整体经济发展弱于省内、国内部分后发城市的重要原因。

忽视以上多种因素，将温州经济增速的暂时放缓归罪于“温州模式”，认为温州经济出现的暂时性波动就是“温州模式”的衰落，显然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选择性无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四、温州人经济的兴起与研究意义

早在改革开放前，勤劳勇敢的温州人就外出谋生，他们或远渡重洋，或内地经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外温商约245万，他们不仅在国内发展，而且早已走向国外，在131个国家或地区的众多产业中竞逐风流，“温州人经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生根开花，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正因如此，张仁寿早在2004年就提出，与温州经济相比，温州人经济的总量和发展速度一直在持续高速增长，评价温州经济增长情况必需综合考量温州人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温州人走出一市一地的有限空间，在更为广阔的天地里抢滩市场，获得发展，这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温州本地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历史趋势，更是温州人在对经济发展本质、经济发展规律和历史趋势深刻认识和历史把握。在外温商销售的产品、使用的原材料、聘用的管理人员、资金来源、信息服务等，都与温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温州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是温州区域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延伸力量和重要组成部分。

温州经济发展中有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元素——温州商会。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温州商会有利于温商之间以及温商和温州本土之间良好信任和网络关系的形成，既是凝聚所在地温商、促进所在地温商互帮互助的交流沟通平台，也是促进和加强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温商之间、在外温商和温州本土之间交流融合的推进器，更是凝聚温商精神、形成温州人经济网络的重要纽带。温州商会的极大发展，加强了在外温州人之间以及在外温州人经济和温州区域经济之间的联系，使他们凝结成了独特的“温州人经济”，并使其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崛起。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新事物的诞生都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变化过程，作为一种经济发展实践的“温州人经济”自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锐意进取，大胆创新，打造了辉煌的“温州模式”，但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持续发展，今天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温州模式”自然也要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不断自我调整和改革完善，使自己更具生命力。实践证明，在从“温州模式”到“温州人经济”的转型发展中，勤劳智慧的温州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再次彰显了“温州模式”和温州人精神的巨大创造力和生命力。在此背景下，提出“温州人经济”概念，开展温州人经济研究，阐明温州人经济的发生发展规律，探讨温州人经济和温州区域经济之间的逻辑关系，为温州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对增强内外温州人经济联系，促进内外温州人互动，助推温州人经济和温州区域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对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趋势下的浙江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都有重要的前瞻意义。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温州人经济”的理论研究，厘清“温州人经济”相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促进温州人经济的科学发展，温州大学于2010年组织学校的研究资源，成立了温州大学浙江省温州人经济研究中心，并被批准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自正式获批成立以来，我们在“温州人经济”研究领域拓荒垦殖，一路前行，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温州人经济”研究领域的众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温州人经济”研究本身所具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决定了“温州人经济”研究需要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共同关心和关注。为此，我们计划推出“温州人经济研究系列丛书”以求教于大方之家，也希望借此引起学界同仁对“温州人经济”的研究兴趣，吸引更多专家学者投入“温州人经济”的研究之中。

“温州人经济研究系列丛书”第1辑于2014年12月始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由于时间仓促，学术水平有限，丛书难免存在诸多疏漏和错失之处，敬请专家学者、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丛书出版得到浙江大学出版社樊晓燕编审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温州大学浙江省温州人经济研究中心

2014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