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一、选题背景

首先，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与融资渠道研究是一个理论的问题，需要理论的支撑、指导和关注。在经济日益发展的当代社会中，如何从理论的角度解决民营企业融资的路径，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以往的英文文献中，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早已经研究过民营企业如何借助外部资本市场资源来筹集资金进行投资，以及如何在不同时期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解决融资困难的问题。例如，Cull等人研究了以北大西洋为核心的，包括北欧、西欧和北美地区的中小企业的融资历史。Allen等人研究了印度的法律、商业环境、企业融资渠道和不同类型企业的增长模式。Li和Ferreira利用2869个企业数据研究了中西欧26个国家的制度监管、政治和金融环境，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企业的非正式金融融资模式、企业如何利用政策性资金等正式融资渠道来获得资金等问题。Hua等人研究了宁波民营企业发展和社会制度逻辑变迁的历史渊源和相辅相成的关系。

除了国外学者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和企业融资进行深度的探讨，国内部分学者也开始对国内市场的金融制度改革和企业融资状况进行研究。部分学者认为由于金融抑制下的信贷配给与体制内的制度歧视，我国民营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问题。田晓霞指出，之所以小企业融资需求与传统理论之间存在差距，是因为目前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信贷配给问题表现突出。张杰认为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主要缘于国有金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刚性依赖，而民营企业无法在现有的金融体制中寻求到金融支持。冼国明、崔喜君也有相似的观点，通过对674家民营企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他们发现相比国有企业，国内不完全的金融市场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更大，而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缓解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及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融资约束。除了外商直接投资能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外，也有学者认为非正规金融亦是一种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途径。任曙明和郑洋采用欧拉投资模型，利用2001—2006年上市民营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并肯定了非正规金融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由此可见，现有的文献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指出民营企业的外部融资受到当前金融制度的制约，存在信贷配给不平衡和融资制约的现象。

其次，我们认为研究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的过程，民营经济的异常活跃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民营企业数量角度看，民营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2012年底，我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数量达到1085.7万户，注册资本31.1万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2.2%和20.6%。从民间投资角度看，2012年内资民营经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220327.1亿元，其中私营企业投资额为92939.5亿元，与上年相比，其增长率分别为25.4%和30.3%，占到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的60.4%和25.5%。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其逐步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对国民收入、就业和出口有着巨大的贡献，在国民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发展模式无法与高速发展的民营经济相匹配。许崇正和官秀黎对民营企业融资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我国民营企业资金来源结构中，有90%来自于自有资金。同时，我国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比重偏小，只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额的不到7%，远远低于英国、德国、美国等中小企业发达的国家。文中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因为我国金融领域中，国有银行占主体，目前缺少与民营经济相匹配的民营银行。二是由于我国间接金融融资渠道的所有制性质歧视。由于我国目前外部融资主体主要依赖国家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这些机构对民营企业贷款门槛较高，实行性质歧视。三是由于我国信用本身市场化程度不高，中观信用不足形成了民营企业融资门槛。林毅夫、李永军也指出在信息透明程度不高的社会，中小企业在直接的外部融资中需要支付远远高于大企业的资金成本。罗党论和甄丽明对2002—2005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进行定量研究，认为融资难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有减轻融资约束的作用。相对于没有参与政治的民营企业，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在外部融资时受到较小的融资约束。这种关系尤其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尤为明显。由此可见，虽然民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民营企业存在融资困难的问题。在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研究的焦点。

最后，我们认为民营企业融资问题还是一个历史问题。由于社会的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促成了商品经济产生，人们从事商品买卖和物质交换，商品的买卖和物质交换促就了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古代经济和各种金融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弱的历史脉络的研究也吸引了部分学者的眼球。部分国外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对我国经济和金融形态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例如，McElderry考察了1840—1935年期间的上海钱庄，集中探讨了上海钱庄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如何适应经济发展模式的变迁，如何在外国银行、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之间起到中介作用。Chen也记录了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历程，揭示了1897—1937年期间的商人、职业经理人和中国银行业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Ji研究了1840—1952年期间，上海的钱庄、外资银行和国内商业银行如何从繁荣走向衰落。以上这些对近代金融制度改革和变迁的研究为现代中国的金融发展和制度改革奠定了历史基础。

国内学者对我国金融制度历史变迁也有一定程度研究。燕红忠从金融机构发展、非金融机构发展和金融相关比率的层次考察了近代中国50年间（1887—1936）的金融发展进程及其结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金融的大发展主要表现在1921—1936年间。在该时期，衡量金融发展的各项指标都有了快速提高，尤其是新式银行业的发展及其对传统的旧式金融机构的替代。但是由于起点低，大发展的时间又过短，总体而言，中国金融发展的层次和水平依然偏低。杜恂诚对中国近代的两种金融制度（1927年以前的自由市场型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府垄断型）加以比较。自由市场型的金融制度中政府的作用很小，具有中央银行制度缺失，国家银行的商业银行化，金融市场具有自发产生、自主发展和银本位制等特点，然而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中政府具有重要作用，并产生了中央银行制度、商业银行官办化、对原先自由市场加以管制和取缔、滥发纸币等现象。结论认为虽然自由市场型的金融制度推行速度相当缓慢，循序渐进，但是其市场地位精细而且具有较强的首创性。相反，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的推行速度较快而且力度较大，但是垄断制度下的金融机构往往处于抑制状态，缺乏自发的创造性。王玉茹、燕红忠、付红对近代中国新式银行业的产生、发展和实力变化进行研究，认为从1896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到1911年清朝政府灭亡是我国近代新式银行的产生时期，而接下来的15年（1912—1927）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幼年时期，这一时期虽然有不少新设立的银行，但是停业的银行数量也不少。在1928—1937年之间，近代银行业进入发展时期，新设立银行数量不断增加，但只有少部分的银行停业，银行的数量达到新高。即使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新式银行的发展势头也没有停止。结论认为，随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新式银行体系初步形成，各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其他金融组织机构，例如票号、钱庄和典当，相继出现衰落的现象，新式的银行体系逐渐在金融制度中取得支配性的地位。

宁波的民营经济素来发达，宁波商帮在历史上也赫赫有名。从明末清初开始，尤其是清代末期“五口通商”之后，宁波商帮在中国本土贸易中的地位就开始凸显出来。宁波商人亦被称为宁波帮，他们以江、浙、皖为基地，以长江商路和沿海商埠为依托，形成了船运业、钱庄业、南北货业等传统支柱行业。部分学者对宁波商人为什么会在清末和民国初期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商帮进行了研究。乐承耀提出，宁波帮的发展壮大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即浙东优秀的传统文化。自南宋以来，浙东形成了比较浓厚的区域商贸文化，其显著特点包括注重公理、讲究实际与注重工商。宁波帮的经营理念，除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管理思想外，还吸收了浙东学者传统文化的思想，中西文化得以相融。孙善根和鲍展斌研究了传统思想文化对近代宁波商帮的作用。他们认为宁波商帮继承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善于处理人际伦理关系。宁波商人会根据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对传统文化加以利用和改善。宁波商人秉承仁、德、信、义的道德标准，遵循以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在群体精神上，他们更是遵循儒家在社会伦理观上以群体为本位、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强烈的血缘和地域色彩。也正是因为如此，依托于社会关系网络和人与人之间信任的融资模式在宁波商人经商中才能发挥作用。

除此之外，宁波商人可以在上海等地大显身手，还应该归功于宁波当地繁荣的金融产业支持。王苏英认为宁波钱庄自16世纪中叶17世纪初起，便成为商业贸易主要的资金来源。钱庄过账制度的推行大大降低了商业交易的时间成本，简化了交易手续，不但克服了当时社会银两短缺的问题，也节约了宁波商人的交易成本，提高了贸易运作的效率。钱庄是近代宁波商业贸易的主要金融机构，为商业贸易提供资金保障。它的繁荣发展更是推进了宁波商人在国内和国外的贸易发展，使其在宁波近代经济史上担任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钱庄作为旧时的金融机构，在内部管理和经营上依然存在些许弊端，最终因金融政策的不稳定，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新式银行的崛起，逐渐走向了没落。其在宁波商帮和工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依然不可小觑。

但是，到了19世纪，上海逐渐替代了宁波在金融业的地位，成为当时南部地区主要的商业贸易和金融交易集聚地。宁波商人大规模地从宁波迁移到上海经商。到了20世纪初期，宁波的金融繁荣程度就已经落后于上海。到了20世纪中期，大规模的宁波商人开始迁移到香港、台湾等地区。宁波商人发扬勇于开拓、善于抓住机遇和团结互助的精神，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企业家，例如包玉刚、董浩云和邵逸夫等商业奇才。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左右，大量的宁波商人将在上海的产业搬迁到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及日本和东南亚，甚至北美地区。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宁波的民营企业开始转型为公私合营企业，但是宁波商人的优秀品质和经商的知识却没有随着民营企业的消失而被遗忘。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邓小平号召“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大量旅居海外的宁波帮纷纷行动起来，开始回到宁波，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为家乡的建设献计献策，出资出力。宁波商帮的回归促进了宁波本地的经济活跃，也为生活在本地的宁波人传输了做生意的窍门和经验。孙建红对宁波民营企业制度演变进行历史考察，从19世纪末宁波民营企业的原始资本积累开始一直到20世纪前期的资本扩张，宁波商人通过企业家精神的传承经历了积累、重聚和再创造的发展路径。曾经消失的以社会关系网络和人与人之间信任为基础的融资模式又得以出现。1988年，宁波作为一个港口城市，被中央政府批准为计划单列市。2012年，宁波常住人口577.7万人，拥有世界第一大的港口。民营企业在1979年之后成为宁波重要的经济力量。据统计，在2012年，宁波民营经济贡献了70%的GDP、76%的税收、54%左右的出口和提供了87%左右的社会就业。因此，宁波作为民营经济素来发达的城市，为研究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历史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背景与视角。

二、选题意义

本书以1912年宁波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为切入点，在详细描述宁波民营企业百年融资史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和分析了宁波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演化的历史轨迹，以及政府和社会对融资模式发展路径的影响问题。

（一）理论意义

从理论意义来说，通过研究宁波民营经济的融资渠道和制度逻辑的演变，揭示宁波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进而在本质上探寻民营企业选择融资渠道核心动力机制，对推进金融制度和制度逻辑变迁理论发展所具有的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纵观目前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的研究现状，虽然有部分文献承认企业外部的融资环境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渠道选择，但是很少有文献所涉及的民营企业融资研究是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历史变革及转型的角度来分析，同时已有文献对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所涉及的研究时间段相对较短，大部分集中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这些文献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民营企业融资的渠道和问题，却并没有真正揭示制度的变迁对企业融资模式选择而呈现的作用。例如，研究1978年以后民营企业融资的文献并不能明确指出，随着经济制度的变迁，企业表现出来的对于融资渠道的选择是否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出现过。很明显，当我们将研究时间跨度变长之后就会发现，现代民营企业所经历的民间金融融资渠道其实早在1912—1949年便已出现。1949—1978年间，钱庄等民间融资模式之所以出现中断，我们认为主要是制度不连续现象造成的。而这种现象又会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遵循特定制度变迁轨迹进行演化，已经发生过的制度又会再次出现。1979年后，原本已经消失的以民间资本为基础的民间融资模式，逐渐成为民营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就归因于这一制度重现。

回顾已有文献，虽有部分文献涉及社会角色、地位和组织机构的多个制度逻辑及其行为结果的动态表现，以及过去的制度逻辑是如何在中国不同地区生根发芽的，但鲜有文献提及过去的制度逻辑是如何在政府垄断的经济体制下生存下来，以及一旦当制度产生的条件发生变化时，它们又是如何重现的。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不仅仅是关于企业融资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是上升到了制度逻辑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的理论范畴。我们猜测，可能是由于过去的制度逻辑在政治专制的经济体制下被保留下来，虽受当时环境抑制并未凸显出来，但一旦外部条件发生改变，如经济开放等，被保留下来的制度逻辑便会重新出现。

（二）实践意义

从实践意义来说，宁波作为中国最早的通商港口城市，其民营企业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繁荣，目前已经成为宁波本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相对于现有关于上海、天津等地区金融机构和贸易发展的文献，目前针对宁波民营企业的融资研究文献却相当有限，这也就进一步凸显了本文的实践应用价值。

本书有一定史学参考价值。宁波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商人聚集地，民营经济较为发达，适应民营经济需要而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也一度相当繁荣。宁波民间借贷自古就有，初期以典当为主，用于满足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需要，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钱庄逐渐在企业融资中发挥重要作用。早在清朝康熙年间，就有商人开始在北京等地创建银行和钱庄。到了乾隆年间，钱庄已经开始全面兴起。直至20世纪30年代，钱庄在当时商业贸易中所担当的角色是其他金融机构，例如外资银行和华资银行所不能比的。“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足见当时宁波钱庄业的繁荣景象。随着近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制度变迁，1952年钱庄退出历史舞台，但1978年改革开放后，宁波民间融资再度兴起。因此，宁波民营企业融资史就相当于整个中国民营企业融资历史的缩影，具有极高的历史参考价值。

本书有一定政策参考价值。目前民间融资已成为政府的改革领域之一，国务院以国发〔2010〕13号印发《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在加强有效监管、促进规范经营、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包括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设立信用担保公司以及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等。在倡导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背景下，宁波如何促使政府在民营经济发展中合理定位，如何充分发挥政府的经济和法律职能，促进民营经济健康长久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研究宁波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则恰恰为宁波民营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和理论的指导。

结合上述理论与现实意义的双重考虑，本文将研究的问题根据民营企业融资行为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社团与市场逻辑显现时期（1912—1949）、政府逻辑垄断时期（1949—1978）、社团与市场逻辑再现时期（1978—2012）。第一阶段属于民国时期，民营经济融资的两种制度逻辑（社团逻辑和市场逻辑）以相互竞争的模式共存；第二阶段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当时的意识形态主要是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占主导地位，核心资源由国家统一调配，民国时期传统的两种制度逻辑不再呈现，代之以国家政策为主导的政府逻辑；第三阶段是我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时期，社团逻辑和市场逻辑被观察到重新出现在民营企业的融资行为中。但是，这一阶段的社团逻辑所呈现的地位是附属的，不占主导地位，同时是非正式的，并没有公开受到国家的监督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