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是农民的儿子

每颗行星有它的运行规律，每个人也有他的人生轨迹。得民心者得天下，顺时势者赢先机。

浙江省衢县大洲区横路乡贺邵溪村是一个大村庄，有3000多人。1931年12月17日（农历十一月初九）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是一个赤贫的雇农家庭喜降了一个儿子，母亲苏招英喜出望外。根据农村习俗，取了个“高化子”（叫花子）的小名，意思是好带大，讨饭人，苦出身，如今村里年纪大的人还都叫谢高华为“高化子”。

农村有一个“多子多福”的老传统，谢家虽然家里穷，没有地，后来又增添了两个弟弟谢高林、谢朝生，一个妹妹谢秀花。人丁兴旺，但苦中作乐，乐在其中。

父母要养活四个子女，每日起早摸黑劳作，特别是为儿子就学更是省吃俭用。谢高华到了读书年龄，便把他送到李家厅入学，一位旧式私塾的先生教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增广贤文等，后来到汤家大厅里读“洋书”。谢高华勤学苦读，其中苏东坡《读书歌》他至今记忆犹新：读得书多胜大丘，不须耕种自然收。东家有酒东家醉，到处逢人到处留。日里不怕人来借，夜间不怕贼来偷。虫蝗水旱无伤损，快活风流到白头。

家庭的沉重负担，谢高华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作为老大，天生就注定必须过早分担家庭的责任。他读了两年书就休学去放牛了。当时，全村有数十头牛，他就放三头，还要送饭、铲田塍，下雪天在家里选取豆种或做马料豆粽饲牛，几乎没一天空，只有“高家会”和“全旺会”时才是放飞心情的好时光。

谢高华11岁那年帮人做“半作手”。1942年，日本鬼子进犯衢州，谢高华年少气盛，也去挖公路、拆铁路，参加抗日斗争。然而更让谢高华幸运的是，当了5年长工后，刚满18岁时，家乡解放，不久就当上了本乡的民兵连长。

1951年3月，谢高华加入共青团，后任横路乡团支部书记，1952年2月在铜山源水库下乡劳动。195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拔到地委干校学习，后任衢州杜泽区团委书记、区委组织委员、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当时的杜泽区涵盖了杜泽镇以及周围的莲花、白水等乡镇。

谢高华妹妹谢秀花曾透露一个小秘密：大哥是个工作狂，为了合理调整生产指标，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农村各操作组实行定数量、质量、时间、工分和超额奖励制度，来提高劳动出勤率和劳动效率。记得，结婚那天下午，还是大家把大哥从田里“抬”回来拜堂的呢。

谢高华任衢州杜泽区区委书记时，“农村、农业、农民”三农工作有声有色，突破了很多禁区，走在前列，取经者络绎不绝。

“做农村工作，思想要解放。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天天挂在嘴上是没有用的，要看具体行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社会背景，都有不同的思想枷锁需要解开。”谢高华说，最好的理论也要实践检验。

民心就是历史的真实、真情、真理；民意就是社会的标准、镜鉴、天平；民声就是时代的脉动、选择、良知。

1966年7月“文革”开始后，谢高华因为拒绝认罪，被打成杜泽区最大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在牛棚里一关就是六年。

1973年的春天，谢高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先后任龙游县龙游镇委书记，衢县县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农业。

在这期间，为改变衢北地区穷山恶水的面貌，谢高华历尽艰辛，兴修了铜山源水库，使衢北农民告别了“十年九旱”的灾荒岁月，这是自土改以来中国共产党带给衢北人民又一个巨大福音。

“铜山源水库的建成，解决了衢北的水问题，改变了衢北的贫穷面貌。”谢高华说，那时，衢州人穷就穷在缺水，苦也苦在缺水。

1977年，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到衢县搞调研，约谈决定让他担任衢县县委书记。谢高华一惊，说：“曹操手下有80万人马，我这里有100万人，恐怕当不了，请省委考虑。”铁瑛说：“省委决定了，你就担起责任吧。”就这样，谢高华在衢县县委书记任上，一干就是6年。1981年4月，任衢州（县级市）市委书记，9月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我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知道老百姓的痛楚。小时候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能有今天，是党和人民的关怀和培养，因此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有爱民、为民、富民、安民的思想，满腔热忱、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关心群众疾苦，不要有做‘官’的思想，要有做事的意识；不要言不由衷、哄骗推诿，要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体贴群众，关怀群众；不要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要与老百姓水乳交融、呼吸相通；不要以势欺人，要以理服人，依法办事。”

谢高华仍然难以释怀在衢州时工作的一桩桩往事，仿佛如同昨天涌上心头，历历在目，因为他深深懂得，自己始终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谢高华敢于为民“犯错”在衢县就出名了，他在衢县任县委书记时，曾提出：“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农民多余的自留橘，哪里价格高就卖到哪里去……”结果《人民日报》把他当作“破坏国家计划搞市场自由化”的反面典型，予以公开披露。

对于这场风波，谢高华感慨万千：“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了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杂念不能抛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