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包袱”还是优势

冯爱倩满意地走了，但谢高华却无法轻松。除了冯爱倩，已有上百个小摊摆在了仅有2.8平方公里的县城里，这些“资本主义尾巴”，割都割不过来。

谢高华开始认真地思索起了这个摆在自己面前的普遍存在的事实。

义乌人多地少工业基础差，靠什么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商品经济在我国一些地方逐步解冻，手工制品、农产品摆上了集市，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积极鼓励和支持社员个人或合伙经营服务业、手工业、养殖业、运销业等”。但是在义乌，长途贩卖、“弃农经商”摆摊做小生意并没有得到鼓励和支持，反而还要被当作投机倒把行为加以打击。

到任后一段时间，农民脱贫致富的渴望，小商品自发市场的蓬勃发展，时时促动谢高华每根神经，一双双期待的眼睛、一句句疑惑的问话常常让他彻夜难眠，义乌发展对策何去何从？

镜头一：猫与老鼠的游戏

进入20世纪80年代，神州大地的改革春风和本土上涌动的叫卖声，正剧烈地撞击着千万个行程途中的拨浪鼓手，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已由地下转入半公开状态。

义乌城内的县前街、北门街乃至整个县城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小商贩的摊位数直线上升，一发而不可收，这些摊主的装备简单，有的放着一副货郎担，有的是提篮小卖，有的干脆一张塑料纸在地上一铺，就做起了生意，灵活机动，万一被抓获、没收，损失也不太大，每当他们在大街上吆喝售卖着各种日用产品时，总能吸引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以致影响市容。

“劝阻、罚款、围堵、驱赶，办惩罚性的学习班没有尽头。”工商管理部门奉命执行成本不堪忍受，也不能奏效。严抓、严赶根本无法消灭摊主经商的积极性，主管部门既无法驱赶摊主，也无法进行有效管理，按照正常的市场管理办法收取市管费和税收，双方玩起了“市长”与“市场”无穷尽的“猫捉老鼠”的游戏。

多年来，小商贩肩挑手提、走街串巷，背负着生活的巨大艰辛；工商部门则东奔西跑、疲于奔命，肩负着管理城市、维护秩序的职责。由于当时特殊的国情，“工商”与“商贩”似乎结下了“死仇”，被人们称之为“猫”和“老鼠”。于是，“猫”和“老鼠”之间的恩怨屡屡上演，成为社会沉重的话题。

整不断，治还乱。当时，“鸡毛换糖”、搞自由商业经营是政治敏感区域，时不时便被视为“盲目外流、弃农经商、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加以批判，有关部门一如继往地对此采取禁、打、关、赶的政策和措施，可是，又怎么也禁不住、打不倒、关不掉、赶不跑。

直面流动商贩的工商人员最早发现，若正确引导，这种自发形成的小百货批发市场将是不错的流通渠道。无数次交锋拉锯后，义乌县工商局在调研报告中向县政府提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要求。

义乌的百姓鸡毛换糖、从事小商品经营，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怎么来看待、解决义乌的个体从商问题？谢高华在深入调研，了解情况后，决定转变以往“赶尽杀绝”的策略，采取因势利导，建设适合小商贩经营的场地，以供小商贩营生发展空间，既使令人头痛的商贩流窜问题迎刃而解，又给义乌经济注入强劲的活力。

事实上，社会上许多对立双方矛盾并不是完全不可调和的，关键就看管理者如何更新观念，转变职能，提高素质，提升服务，多一些宽容，少一些粗暴，而服务对象又如何将心比心，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冲顶。从“穷追猛打”到“立法保护”，表面上是实现了从“管理”到“服务”的根本性转变，实质上是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意义非凡。

镜头二：县委大院门口都是小商品

“允许农民经商，可以说是困扰义乌多年的一个问题，因为义乌人多地少，我来的时候已经联产承包，分田到户，实际上田是不够种的，大量的劳力闲置出来，如果允许经商，老百姓就一定放开手来干了。”谢高华介绍说。

有关部门划出一条从城里通往火车站、约一公里长北门街让百姓设摊经商。很快，北门街的小市场人山人海，逢到赶市高潮更是无法行车走人，随后这种小摊小铺就摆满全城大街小巷，周边的农民也都进城来了，摊位一直摆到了县委大院门口，有上千种产品在市场销售，车子进也进不来，出也出不去，大大影响了市容和交通。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现象，多数人包括干部不知所措。那时人们的思想里通常把经商与“搞资本主义”连在一起看待。

开始，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民的经商热情睁只眼闭只眼，不支持不反对，然而已经冲出堤坝的潮头怎有回逆之理？套在脖子上的缰绳被解开了，群众创业热情和致富冲动如同闸水般倾泻而出。

没有“路”的街，挤满了重重叠叠的摊贩。

“说是开放一条路，可事实上，所有地下的摊子都摆上来了，一条凳子两块木板，从城外摆到城内，一直摆到县委门口，我们车子要出去必须在早上7点之前。有时到金华或杭州开会，车子老是给堵住……”谢高华也觉得进出政府大门十分的不便。于是，有时上面领导来义乌，只能动用市容管理和公安人员驱逐摊贩。

货郎们急了，在县委门口论理：“县委、县府为什么不让我们做小商品生意？你们还让不让我生活。县委的通道重要，还是老百姓的活路重要？你们路好走了，可我们却没活路了，这是共产党吗？”

这一问把谢高华书记给问住了。这一问不仅把街路问通了，并问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小商品大世界。

镜头三：省委领导的车堵住了

有一次，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沈祖伦一行来义乌调研，早就打电话说，人已到了义乌，可谢高华左等右等就是没见到调研组一行。

每次听到汽车喇叭声以为到了，谢高华都冲出去迎接，可是每次都失望而归。

过了正午12点，也不见有小车进来，多次叫办公室同志前往察看，还是无踪影。

“怎么回事，难道没来义乌？”谢高华坐立不安，香烟猛吸了几口说。

刚说完，沈祖伦兴致勃勃地走进了县委大院，笑着对谢高华说：“谢高华，你这个地方我进不来啊！”

谢高华一脸纳闷。

沈祖伦高兴解释道，我早上就从金华到义乌了，可小车怎么也进不来，走这条路不行，走那条路也不行。后来，我们就干脆把车停在县城外，一路走过来了。

原来，他们到义乌后，交通堵塞，好半天，车子进不了城，索性下车沿着马路边在用砖头垒起来的商铺前，一边挨个问长问短、了解民情，一边朝着县政府方向慢慢寻来。

“你卖的东西是从哪里进货的啊？”

老板告诉说，一些是从上海城隍庙进的货，好东西再转卖到广州；还有一些从广州进货，销路好的大批量仿制后再卖到上海。原来义乌是上海、广州的中转站，真是“小商品、大市场”。

“你们的价钱怎么定呢？”

在一个卖条纹花裙子的摊位前，沈祖伦指着最时髦的一条裙子问到，老板爽快地回答，“我们随行就市而定，现在15块钱一条，可是半个月以后就不到5块钱一条了，款式更新很快。”

摆在马路上的五彩斑斓商品吸引着他们，不知不觉过了中午，意犹未尽。

谢高华听后，十分兴奋，这是省领导对市场的肯定和默认，马上汇报说，能不能索性就将这条路办市场，把市场继续做大，在城外另开一条新路？

沈祖伦笑着说，回去商量一下。

政府设立马路市场这一举动，等于默许了义乌农民的市场经济行为，但国家政策还是抓得比较紧，销售相片、童装、尼龙袜等仍被视为“投机倒把”。

调研组有一位高官说，“义乌搞第三产业，既不产生价值，光是消费产品”。

谢高华当场就怼了回去：没有我这第三产业，无论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生产的产品都是库存产品，都是废品。

谢高华在走访中察觉到，义乌人很勤奋，头脑也很活跃，迫于生计，一大批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还偷偷地做一些小摊小贩的针头线脑生意，不仅赚了钱，而且还造起了房子。

“义乌的优势，就是这支上万人的‘鸡毛换糖’队伍。这支队伍了不起啊！我们就以这支队伍作为义乌经济发展的优势，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商业资本积累了，可以搞工业，可以搞城市建设，可以促进农业现代化，一切都可以做了。”

谢高华欣喜若狂找到了破题之钥匙，悦耳的鼓声回荡在他的耳边……

一个人，一句话，一个行动，使义乌从第一代马路市场发展到第二代的棚架市场、第三代的大厦商城、第四代的专业市场、第五代高规格、高档次的世界一流国际商贸城，一路走来，扎扎实实，稳健如风，迅速崛起。

那时，与义乌比邻的东阳、诸暨等几个县也出现过马路市场，但由于当地“打击投机倒把”的力度大，摆摊的小商贩要么偃旗息鼓，要么跑到义乌重新开张。如今，尽管这几个县市经济发展也不错，但隔着田垄坐望义乌的繁华，不少人只能一声叹息。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依然曲折。历史发展常常以人类意想不到的方式展开。30多年前，濒于崩溃边缘的中国社会，当管理者还在踌躇犹疑如何抉择之际，正是从农村、农民自身为求生存率先的奋力一搏，展开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