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棘手的难题

本书通过对贝尔电话实验室几位员工经历的描述，探讨了现代通信技术的起源。不过，这更是一本关于创新的著作——关于创新产生的方式、原因以及创新的促成者。它同时还解释了创新何以重要，不仅对科学家、工程师和公司主管重要，而且对每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本书描述的是贝尔实验室的情况，更具体地说，描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晚期到70年代中期贝尔实验室的情况，这并非出于巧合。在美国最优秀的人才开始向美国西部加州的硅谷汇集之前，许多精英之士来到了东部的新泽西州，在玻璃和砖块修建的宽敞大楼中工作，而在傍晚时分，野鹿则会在周围的茵茵草地上啃草。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巅峰阶段，贝尔实验室雇用了约1.5万名员工，其中包括约1200位博士。实验室成员包括了世界上最出色（也最古怪）的一群人。在谷歌出现之前的那个时代，贝尔实验室被称为美国知识分子的天堂。正是这个地方孕育设计出了当时的未来——也就是如今我们所谓的现在。

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贝尔实验室一直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科研机构，而且可以说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组织之一。不计其数的企业家将自己的公司植根于该实验室的基础性发明——分享这些发明往往只需适度付费。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是设立贝尔实验室的初衷。其最初目的，是支持当时居于垄断地位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 & T）的研发工作，该公司试图创建并维持一个系统——那时候“网络”这个词还不常见，借助这个系统来随时随地联系世界各地的任何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普遍连接”的梦想是在20世纪初期确立下来的，然而到这个想法成熟却花费了超过3/4个世纪的时间。这个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贝尔实验室开展的工作，才最终演化成一套复杂程度难以置信的铜线电缆、微波链路和玻璃纤维系统，把整个星球的声音、图像和数据都联系起来。在整个演变过程中，全世界的商业发展和技术进步都开始依赖信息以及信息传递的渠道。的确，人们用来描述贝尔实验室科学家帮助创造的这个时代的术语——“信息时代”表明，我们已经超越了物质世界。一种无重量、无形状、像光线一样迅捷的新生事物成了当今时代的标志。

新时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贝尔实验室来说，需要数以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付出数十载的努力，借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说法，也就是需要数百万“工时”。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也已习惯准确核算员工付出的劳动，这样就使得公司的员工都为之自豪，同时也阻止了美国政府（政府密切监控着公司的业务运转和长途电话垄断情况）的干涉。出于一些理论以及实际的原因，本书并没把焦点放在贝尔实验室数以万计的员工身上，而是聚焦于颇具代表性的少数几位：默文·凯利、吉姆·菲斯克、威廉·肖克利、克劳德·申农、约翰·皮尔斯，以及威廉·贝克。这其中有的人声名狼藉，比如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肖克利晚年就在坚韧不拔地研究人种和智商间的科学联系。另外一些人，比如申农，对某个兴趣领域的人来说非常熟悉（就申农来说，是数学和人工智能领域），但却始终不为普通民众所知晓。而几乎遭到遗忘的是卫星通信之父皮尔斯，他的创意无法在此一一列举。凯利、菲斯克和贝克都曾担任贝尔实验室的总裁，在这家机构的黄金时代都扮演过管家的角色。这些人彼此都认识，有些甚至关系非常密切。除年龄最长的默文·凯利外，这群人有时候被人称为贝尔实验室激进群体“少壮派”的成员。对贝尔实验室几近神圣的使命和技术革新的共同信念，把他们紧紧团结在一起。

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不是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而是在凯利所谓的“创新技术研究所”工作。这种描述的目的是向世人表明，艺术与贝尔实验室科学家从事的科学研究间，有着并不总是清晰的界限。另外，尽管凯利的许多同事或许都很古怪，但确实也有少数几位是“梦想家”——指的是不那么讨人喜欢的那层含义。他们因为自己的想象力获得酬劳，但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获得酬劳，是因为在这种文化环境和机构中工作，新创意的意义就在于将想象力转换为新事物。

我们应该关心新创意是如何产生的吗？就实际情况来说，如果我们的手机和电脑网络运作正常，我们就不需要去回想下面的情况：1947年秋天，两位工程师在新泽西州郊区的实验室里发明了晶体管，而晶体管正是所有数码产品和当代信息生活必需的基本条件。我们也不需要知道，在1971年，有无数个夜晚，一个工程师团队驾驶着一辆装载着敏锐的无线设备的拖车，在整个费城到处游荡，试图设立第一个手机通信系统。换句话说，要在21世纪生活，我们并不需要搞清楚20世纪的种种细节，而且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技术发展的历史往往被束之高阁，或者存在于垂垂老矣的科学家的脑海中。按照今天的标准，过去几十年的突破性产品似乎已经没有多少用处，比如20世纪50年代在贝尔实验室发明的最早的硅太阳能电池，现在已经被遗弃到新泽西州中部库房的档案柜里。技术理念的演化极为迅速，从最先进到落后的发展历程可能用不了几年的时间。

尽管如此，为了论证清楚，我们还是有必要思考一下科学发展的历史。比尔·盖茨曾经这样评价晶体管的发明：“如果能穿越时空去探险，我的第一站将是1947年12月的贝尔实验室。”在我看来，这个愿望颇具洞察力。不可否认，贝尔实验室并不完美。与其他精英组织一样，它也时不时地因为个性冲突、制度性的傲慢，以及——尤其是在晚年——战略失策而出现问题。然而，如果我们能理解造成贝尔实验室1947年那个不同寻常冬季的环境因素，搞清楚此后这些年间贝尔实验室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会对社会是如何进步的有许多感悟。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感到有充分的理由去重温那些古老的发明、那些被遗忘的工程师和那些已经失落的世界。

过去60年间，我们的技术实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创新的原则却没有多大改变。事实上，贝尔实验室创新的那些手段，也就是搞清楚令人苦恼的问题、收集种种或许会带来解决方案的想法，以及推动研发能够大规模应用的产品，这就是他们的诀窍，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思考，因为我们依然面对诸多似乎难以解决的挑战（比如信息过载、传染病和气候变化），有些观察家把这些挑战称为“棘手的难题”。巧的是，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贝尔实验室付出的努力解决了一个似乎棘手的难题，这个问题在规模、范围、投入和持续时间方面都足以与阿波罗登月计划和开发核武器的曼哈顿工程相提并论。但它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把我们所有人和我们的新机器连在一起。

20世纪50年代后期，作家阿瑟·C·克拉克曾指出：“乍看起来，在这个令人吃惊的乡村环境中，位于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本部就像一家现代化的大型工厂，而在某种意义上，它确实是这样的，不过是一家创意工厂，因此它的生产线都是无形的。”一些当代思想家认为，21世纪的创新只能靠头脑聪明、追逐利润的企业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对陷入当前复杂世界的我们来说，昔日的创意工厂——甚至就连他们最具天赋的雇员——似乎都没有任何借鉴意义，这种观点太简单化了。思考一下贝尔实验室的历程、考察一下其无形且如今已消失的“生产线”的内部运作，我们就能对规模庞大的人类组织的潜力有所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