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电影实在是个不上算的工作。这是个混迹电影圈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二十多部作品（包括纪录片）的人的大实话。
先得求爷爷告奶奶，游说赞助商，抵押房屋筹措资金；好不容易要开拍了，又会赶上天公不作美；要是没拍出称心的镜头，还会连续几天夜不能寐；电影这玩意可不是绞尽脑汁洒尽汗水就一定能成功的。
赚钱更是不用提了。从日活[1]辞职以后，我以导演费的名义领到钱的大概只有一两次。就是说，从三十八年前独自成立制片公司至今，不是吹牛，我几乎都是在靠借钱过日子。新账旧账加在一起，我的债台已高筑到了八位数，不知自己死之前能不能把债还清。
所以一旦有人问我拍电影究竟有什么意思，我着实难以回答。硬要我回答的话，只能说我觉得世上的人很有意思。拍电影就是仔细观察分析“人”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有魅力的动物，进而构筑其银幕形象。对于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来说，便必须全方位地深入探索人性，所以，这项工作具有无限的乐趣。
如何才能捕捉、揭示难以捉摸的、形式不定的生物？当你窥见这项工作的些许有趣之处时，就再也难以撒手不干了。之所以有许多不畏艰辛的年轻人接踵来到我设立的电影学校，又甘愿贫寒地毅然踏上这条道路，肯定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开始对世人抱有无尽的兴趣，要追溯到“二战”后的黑市。日本战败时我十八岁，作为生长于东京一个富裕医生家庭的少爷，以往被培养的价值观此时完全被改变了。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我几乎有空就到池袋或新宿的黑市去。
那里像是一个没有任何约束的区域：满目充斥着争吵、械斗、卖淫之类种种恶行；不问年龄、阶层，任何人都能赤裸裸地直抒己欲。韧劲十足的精明女贩、邋遢懒散的退伍老兵、暗中索贿的巡逻警察……对三教九流的观察，为我日后在电影中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无尽的素材。
电影中的主人公我基本上选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无名人士，尤其喜欢描写女性。就像《赤色杀机》和《日本昆虫记》中的女主角那样，这些被置于逆境中的女性不顾一切顽强生活的形象，展示出人不可估量的神奇潜能。
同时，我还一直关注着战地未返乡的士兵、下南洋的卖春女、无辜受歧视者……在战后日本追求富裕的背后，有许多被遗弃的人。即使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看看那些被朝鲜绑架后长期未受关注的人，我也忍不住想说：虽然战争已经过去将近六十年，但这个国家的基本状况还是没有任何改变。
电影题材还有许多许多，如今我正每日强打精神着手准备下一部电影的剧本。既然喜寿[2]已过，就此回顾一下过往岁月也不错。说来，吾师小津安二郎、川岛雄三这两位导演已然辞世西归，挚友浦山桐郎，我的得力摄影师姬田真佐久、栃泽正夫亦皆名登鬼籍了。
回忆，是将日渐淡漠的记忆断片连接起来的工作。既然通过讲述我自己的经历能够将电影的乐趣传递给读者，那我就斗胆一试吧。
注释：
[1]日活：日本电影公司“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的简称。
[2]喜寿：指七十七岁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