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虽然从“事实判断”推导不出“价值判断”,但伦理价值判断不能脱离事实,对气候问题的伦理判断也要以气候科学为基础。气候系统本身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一直是适宜人类生存的稳定状态。气候变化本身是一个自然现象,这种变化包括气候变暖和气候变冷。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上就经历了无数次的气候突变。数十亿年的地球自然演变史表明,即使没有人类的活动,气候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人类本身就是气候变化的产物,人类和其他许多物种的产生得益于特定的相对稳定气候的出现。人类和其他物种在长期的相对稳定气候中进化,也使得人类及其所依赖的生物圈只有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才能够维系,如果气候的变化幅度超过人类和其他物种所能忍受的最大限度就会造成生物大灭绝。人类文明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对地球自然面貌的改变日益加剧,不仅改变了地球的地表结构,也改变了地球上空的大气结构。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以及资本主义生产、交易与消费模式的全球扩张,人类的生产、生活与消费活动不断突破极限,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制造了严重的温室效应,已经远远超出了地球生态系统的自净化能力以及大气空间的承载力,使全球气温每年不断创造新高,最终造成全球气候变化。人们常常把气候变化当成一个未来问题,认为它只会影响我们的后代而不是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当前所生活的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温暖了。全球气候变暖即将超过人类和其他生命所能适应的范围,气候危机及其引发的人类社会风险也一触即发。正如著名的环保主义者比尔·麦克基本(Bill Mckibben)所指出的:我们不必去想象未来的气候变化,因为它已近在眼前。[2]

一 温室效应与全球变暖

近百年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发的,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所引发的温室效应是人为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法国数学家傅立叶(Joseph Fourier)早在1829年就发现,二氧化碳等气体会在地球表面上空的对流层形成循环系统,滞留不消,产生使气温升高的效应,这些气体被称为温室气体。瑞典化学家斯凡特·阿伦尼斯(Svante Arrhenius)在19世纪80年代推算出了温室气体的物理特性。从太阳辐射出来的光线波长较短,若是没有被云遮挡,就可穿透大气层而抵达地球表面。但温室气体像是一片片覆盖在地球上的无形玻璃,抵达地球表面的阳光,经地表反射后波长变长,无法穿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因此不易消散。人类活动使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日益增加,使地球变成了一个大“温室”:一方面它们让太阳光辐射到地球,另一方面却捕获了太阳辐射所产生的热量。虽然温室气体如此“厉害”,但它在整个大气中的含量是微乎其微的,只占0.1%(氧气和氮气共占99%)。当然,温室气体也不是一无是处,如果没有温室气体和温室效应,地球将与月球和火星一样寒冷,温度将比现今下降33℃左右。[3]温室气体使太阳辐射容易进来,但难以消散,因此,如果没有温室气体,人类生命就不可能存在。可见,温室气体也是生命孕育所必不可少的。但凡事过犹不及,温室气体过多就会使地表吸收的热量无法消散,使气候持续变暖,最终超越生态可承载的极限,从而对人类的生存造成灾难。温室气体与人类生命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自然辩证法:只有在一定范围和限度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才能孕育和维系生命,超越这一限度人类就会灭亡。这警示人类的行为要遵循自然的限度法则,不要越界,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排放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并不是唯一受人类活动影响而增加的温室气体,尽管到目前为止它是人类排放的最重要的一种温室气体。水蒸气是大气中另一种正在大量增加的温室气体,这是由二氧化碳的增加而引起的一种自然正反馈现象。空气的温度越高,所容纳的水蒸气就会越多,而水蒸气本身也是一种温室气体,所以就使地球变得更加温暖,也就是说,由人为因素导致的二氧化碳增加而引起的地球变暖又被大气中增加的水蒸气明显地加剧了。甲烷和氧化亚氮是另外两种重要的温室气体,它们也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甲烷的释放主要是由细菌引起的,这种细菌消化碳化合物。释放甲烷的三个主要场所分别是:水下稻田、牲畜的胃和垃圾填埋场,其中,甲烷在牲畜的胃里同时以饱嗝和排泄这两种方式释放(二者比例大约是2∶1)。因此,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地球上的畜牧业迅速发展,这使得大气中的甲烷浓度大幅度增加。煤层和油气田,以及燃烧生物质,也都释放出甲烷。氧化亚氮是人类使用氮基肥料的结果。一组被称为氟化气体的化学气体(即六氟化硫、氢氟烃和全氟化碳)是另外三种人造温室气体。尽管对所有这些温室气体的控制都将会很重要,但眼下对二氧化碳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各类温室气体与气候变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虽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却反映了自然系统中万物之间的紧密关联性。在丰富的自然奥秘面前,人类仍然是无知的,人类不可能对所有的这类机理都了如指掌,因此,对自然需要保有敬畏之心,对任何任意侵扰自然的行为都要十分谨慎——尤其是在人类掌握了征服自然的一些能力之后,因为能力越大,破坏自然进而自我毁灭的风险也就越大。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anthropocene)[4],在这个时代,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重新塑造着地球系统,超越了“人类安全运行空间”的边界。[5]人类世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人类目前正在导致温室气体浓度的大幅增加,我们正在改变着地球自然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燃烧矿物燃料的时候,就会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中,从而加剧温室效应。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成立于1988年,于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和2014年发布了五次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1990年评估报告强调,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使地表温度显著增加。1995年评估报告指出,如果人类继续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趋势,全球平均气温到2100年将上升1—3.5℃。2001年评估报告警告: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比20世纪升高了0.6℃;20世纪90年代是整个世纪气温最高的十年,1998年是有温度记录以来气温最高的一年;20世纪可能是过去1000年升温幅度最大的一个世纪,这“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导致”(这种可能性在三分之二以上)。2007年评估报告进一步强调,人类活动对过去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九成的责任。2014年评估报告揭露,即使国际社会已经就应对气候变化出台了各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再创新高。此次报告更为确定地指出,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

联合国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所反映的全球变暖幅度由于太过“科学”而无法让普通公众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于公众而言,一年比一年炎热的暑期以及冬季越来越稀少的降雪是对全球变暖最直观的感受。[6]NASA戈达德太空研究所说,2016年7月是有记录的136年里最热的7月,公众的反应是“每年你们都这么说”[7]!之所以每一年都可能是最热的一年,是因为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每一年都是最多的一年!人类已经如此强烈地影响了气候,以至于“自然的气候”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从工业化出现开始,人类所制造的各类温室气体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地球的大气,人类的“入侵”已经打乱了“自然的”节奏,我们目前正迈向一个会继续变暖的“人造气候”时期。

二 气候变化的影响

气候变化是一把“双刃剑”:气候孕育并影响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如果地球气候系统没有演变为适宜人类生存的稳定气候,人类和其他生命就不会在地球上出现;但如果气候变化的幅度超过了人类和其他生命长期以来所能承受的范围,又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系统产生灾难性影响。虽然从短期看,气候变化不太可能是灾难性的,但是从长期看却具有潜在的严重破坏力。人类与其他物种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人类虽然活在当下,却会关注未来,不仅关注自己,还关注他人和其他物种。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最极端表现是物种的大量灭绝——所谓的“第六次大灭绝”。[8]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是所有环境风险中最大的一个,因为大范围的气候会破坏所有生态系统。

全球平均气温的小幅改变就会产生巨大的后果。当气候从工业化前的基准温度线上升到高出工业化前的平均温度1℃时,全球所付出的代价可能不会很大。但如果气温继续升高1℃(即上升到高出工业化前的基准温度线2℃),那么全球所付出的代价将会高得多。就像发烧一样,体温每上升1℃,情况都会变得更加危险。对地球气温的任何轻微改变都可能引起危险的、突然的和未知的变化。气候变化所引发的“幸运和不幸不均匀地分布着”[9],因为全球变暖,全球平均气温升高1℃,并不是指地球上每一个地区的气温都升高1℃,这只是平均值,有些地区可能升高的幅度较大,有些则没有改变,甚至温度下降。这1℃是全球所有地区的平均值,尽管1℃看起来并不显眼,但其实隐藏了各地惊人的差异。

产生这种非线性效应的一个原因是,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都会触及一定的温度阈值。一个变暖的世界也是一个“融化”的世界。例如,如果地球变得足够热,格陵兰岛和南极的大冰原将会因融化、冰震而破碎,由此产生的冰水流将会从陆地进入海洋,提升海平面,并且迫使生活在低洼沿海地区的数亿人口背井离乡,马尔代夫等低洼岛国“可能会写下其历史的最后一章”[10]。当气温上升到超出某一温度时,粮食作物产量可能会骤然下降,因为种子将不再发芽。同样,疟疾等疾病可能会传染到目前尚未出现这些疾病的地区。超过一定温度时,土壤水分将会迅速蒸发,半干旱的土地将会变成沙漠而无法支持农业生产。许多物种的生存范围都受到温度的严格限制,因此,超过一定阈值后,气温继续上升将会把这些物种赶向灭绝。气温还会继续上升,这样就进入了恶性循环。

气候变化会导致气候异常,并以极端气候灾害的形式,给全球社会带来悲惨和苦难。极端气候灾害包括热浪、强降雨、洪水、干旱、冰雹和雷雨、热带气旋、林区大火、特大风暴等。[11]气候变化会使这些极端气候灾害发生得更为频繁,强度更大,分布更广。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更强调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意蕴。气候变化已经导致小麦和玉米每10年分别减少1.9%和1.2%。全世界200条大河中近三分之一的河流径流量减少。21世纪,气候变化将恶化很多地区尤其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健康状况,会通过热浪等直接影响人体健康,或通过干扰自然生态系统(如使蚊虫数量激增加大疾病传播风险)间接影响人体健康。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极端大风和降雨会加速建筑材料的老化,从而缩短建筑物的寿命,并增加其维护成本;气候变化会通过降水量的变化使农业产量减少。气候变化会放大贫困人口所面临的风险。气候灾害通过影响生计、农作物减产或民宅被毁等直接影响贫困人口的生活,并通过粮食价格上涨和粮食短缺等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21世纪,气候变化将减缓经济增长,进一步削弱粮食安全,加深已有的贫困并引发新的贫困,在贫困比较严重的地区,特别是非洲部分地区的贫困家庭受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尤为严重。

由于极端气候灾害频发,各国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越来越严重。在中国,气候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呈增加趋势。1990—2013年,气候灾害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年均值为2308亿元。预计到21世纪末,中国仍将保持升温趋势,粮食、水资源、生态、能源等领域将面临更大的风险。气候变化是“自然终结”的一种表现,而自然的终结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未知陷阱。[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