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图与文,是谁让我走入童话?

在我八九岁的时候,爸爸买回来《安徒生童话选》和《格林童话选》。星期六的晚上,爸爸把弟弟抱在怀里,我和妹妹趴在炕沿上听爸爸念童话书。这是多么幸福又有益的体验啊!“在应该听到童话的年龄里”,我认识了白雪公主、丑小鸭,我记住了莴苣姑娘和小锡兵,我能想象出拇指姑娘躺在荷叶上的精致和娇媚,旁边的青蛙王子是那么羞怯又无助。我说的“认识”是“通过耳朵听,把听到的信息加上自己的想象,幻化成了一幅幅画面”。我还不认字,就是听爸爸读书,故事里的人就活在我的生活里了。所有的这些小精灵,都混合在一起,分不清是哪个故事里的人物,就这么神出鬼没地和我生活在一起。

我要特别叙述童年里关于童话的记忆,是因为这个话题和我现在的研究联系在了一起。

一 什么时候是“应该接触童话的年龄”?

与我的丈夫相比,我是幸运的。当我和《格林童话》与《安徒生童话》里的仙女们度过童年的时候,我的丈夫还不知道世界上竟然有“童话故事”。在20年后,当我给儿子讲《白雪公主》的时候,我心里的童话又活了,我和儿子一起“上天入地”地表演给他看,丈夫还是冷静又茫然。因为他听说“白雪公主”的时候已经长大成人了,“那不是真的,哪里有什么白雪公主?!是编来糊弄小孩子的”。他的世界已经无法融入童话,这是真正的悲哀;而我的心中,曾经“活”过的白雪公主和他的不一样。我曾经想过一个最温馨浪漫的画面,小小的我拿着这两本童话书,遇到了小小的他,两个小孩子一起进入童话的世界,这是不是一个童话?

错过了“童话”竟然耽误了他的想象力?!是这样吗?他本是一个极具才情、情感丰富又细腻的人,如果在“培养想象力的关键期”,能遇到了安徒生和格林,他会是什么样呢?

二 应该怎样呈现童话?文字还是绘本?

那时的故事书没有多少插图,大段大段的文字,偶尔在中间或文末出现一个简单的场景——一片树林,一座小木屋,就这么寥寥几笔的勾勒,黑乎乎的粗糙的简单版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节点”“亮点”,就像一个火花儿一下子点燃了满脑子听来的文字。心中的各色圣灵都在这片小树林里活跃起来,而这片树林就在我家屋后的林场,插图中的小木屋就是林场护林员的小屋子。童话和我的真实世界完全融合在一起了,我造出了自己的童话世界。图0-1就是较早版本的《安徒生童话》里的插图。大段的文字由爸爸娓娓道来,在我的心中堆积,但等到这些插图一出现,那些在心中集聚起来的“素材”一下子清晰了。

图0-1 较早版本《安徒生童话》里的插图

如果我最早接触到的是绘本——小画书(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各种漂亮印刷),我还会这样构建我心中的童话王国吗?那么,应该给多大的孩子开始看绘本?给多大的孩子讲故事?看绘本和“听故事”在孩子心中意义是一样的吗?对孩子的思维和想象力的影响是一样吗?

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关于《皇帝的新装》我们可以从网上收集到很多图片(如图0-2),这些图片差异性很大,都是赤裸的皇帝游行的场面,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皇帝的形象也有很大的区别。这就是“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吧。

图0-2 《皇帝的新装》的各种图片

三 图与文的对话,早期安徒生童话插图的启示

作为插图的图像对文本始终存在或多或少的依附关系,插图中的视觉形象、形式、品位与自由诠释源于读者个人的生活经历。[1]早期的童话版本里面的插图很少也很简单,但很贴近作者的意图,似乎是实景白描。但渐渐地插图印刷越来越华丽,文本的本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视觉效果,不管图像所诠释的是不是文本中的关键性情节,创作者更关心插图自身的和谐与优美,而不是图对文的依附关系。[2]

安徒生的童话中关于中国的描述引人深思,从文学性的描述来看,安徒生比较准确地刻画了他笔下中国角色的性格。在他的文本中,没有出现过关于“老中国人”“中国皇帝”或其他中国人的整体外形、相貌细节的细致确切的描述,也没有关于中式老客厅、中国宫廷或花园的空间结构性描述,而在插图中,这些内容都是具体而生动的。从文本转变到“专门为它而绘的图像”,一些东西可能丢失了,另一些则衍生出来。[3]

图像,无论是童话书的插图、艺术史上的巨作,还是文本,无论是诗人写作的童话故事还是作为整体存在的历史文本,都存在某种“历史风格所统一的文本与形象的结构同源性”。插图,作为专门为某个具体文本而创作的图像,具有其在艺术史中独立的地位,对指定文本看似自由实则带有倾向性的理解和诠释。

作为插图的图像对文本始终存在或多或少的依附关系,而涉及中国或中国人题材的安徒生童话文本,却从情节到主题都是当时西方人观念中的中国,而不是那个时候真正的中国,甚至说没有什么关联。写这些童话的安徒生和给这些童话画插图的大部分画家,他们都没有亲自到过中国,是否深入研究过中国的文化状况也未可知。他们对“中国”这一词汇的所有理解、想象和感情,都是通过各种二手资料,其中的“二手资料”属于之前时代遗留给他们的潜在记忆,所以所做插图有“荒谬”之感。[4]

Thomas Vilhelm Pedersen(1820—1859)是第一位为安徒生童话绘制插图的人,他是丹麦人,海军指挥官。1849年,随着安徒生声名鹊起,五卷的插图本安徒生童话首次出版,Pedersen总共绘制了125幅木刻版画。Pedersen的安徒生插图,属于图绘文本的经典范例。

插图中的视觉形象是图画作家以自己喜爱理解认可的形式,以自己的品位为基调,对图书进行的自由诠释。而读者对图画的理解也同样是带着个人认知图式的“个性化解读”。但是,图像相比文本,对人们思维与感受方式和记忆具有更加强大的影响,所以,插图对读者起到了“引领”或“误导”的作用。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图优效应”[5],“one picture is more than a thousand of words”,是说人们对图形的记忆能力非常强,远远超过文字。“一眼看到的图片成为这一页文字的‘窗户’读者会不由自主地‘从这扇窗子望出去’”,那么看文章的角度在某些方面就“跟随了”插图;插图或者是“导火索”,就像trigger和fire,成为点燃读者想象力的火花。文本中的视觉形象作为潜在的记忆有着巨大的力量。而插图,毫无疑问是文本的“二手资料”,是插图作者对文本理解的再现。

装饰艺术运动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张从传统艺术和设计中汲取创作元素,此时的礼品书的插图过度追求美感,在图书中插图天马行空,常常图文不符。文本的本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视觉效果。Harry Clarke(1889—1931)开启了“礼品书的黄金时代”,Clarke创作的《安徒生童话》插图风格烦琐,装饰极其复杂,用色鲜艳丰富,具有突出画面平面感和装饰感的东方情调,为了符合他们身上款式离奇的花哨服饰和矫揉造作的动态姿势,插图中的人物形象放弃了一部分个性和情感。[6]而Tenniel的《爱丽丝漫游奇境》插图,不但在截取情节上从各方面都遵循原书作者的思想,而且在他所画的42幅插图里,有24幅是作者原话的重复。他的插图成为世界图书插图的成功典范。[7]

所以,普适的观点是插图应该“依附于文本”,不是为了装饰,而是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著”。

四 二手资料是想象的最佳源泉还是误导读者的黑手?

安徒生热爱剪纸,他会即兴剪纸“东方的宫殿”,这种宫殿有宣礼塔,有台阶,还有可以开关的门窗。安徒生没有到过中国,这种宫殿完全是安徒生糅合了各种宫殿造型后自创出来的。它既是一个集合,也是高度的简化;这些剪纸宫殿是“四不像”,它不是中国建筑也不是欧洲的风格,它保留了各种特色鲜明的细节,是安徒生的神奇想象,产生于掺杂了曲解、遗忘和任意添加的二手资料。

1868年,在安徒生制作的一本拼贴画册里,关于“中国”的一页四周贴满了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人、花和鸟、小房子和小亭子等,安徒生写了三行小诗:“中国人吃的是玫瑰糖浆,擦嘴用的是绫罗绸缎,半座房子镀得金光闪闪。”他对100多年前中国的描述会让多少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大跌眼镜!

2005年是安徒生200周年诞辰,世界各地都举办了一些纪念活动,特别是在他最受欢迎的中国。很多作家都撰写文字叙述安徒生童话对自己童年的影响。安徒生童话历代翻译版本更迭,最早将安徒生童话带给我国读者的是文学家刘半农,他在1914年翻译了一篇《皇帝的新衣》,译名为《洋迷小影》;最早以“全集”的形式将安徒生童话介绍给广大读者的是徐培仁的译著,他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共三卷,全书有21篇童话,于1930年9月、1931年7月、1931年10月出版,1932年再版;1939年张家凤和1942年黄风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也是当年的流行版本;众所周知也是读者量最大的版本,是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叶君健从丹麦文翻译过来的《安徒生童话全集》,1978年再版。

中国当代艺术家刘野创作了《雪中的安徒生》(图0-3),一幅肖像画(仿Albert Küchler 1874年的同名作品),现藏于纽约Sperone Westwater Gallery。[8]刘野说,安徒生童话将他带回到他的“童年世界中,一个黑暗而危险的秘密”面前,他这一代的中国人,包括我,小时候都读过汉语译本的安徒生童话。这里提到两项二手资料:汉语译本的安徒生童话和Albert Küchler(1803—1886)所作安徒生肖像的印刷品。刘野的创作也是依据了这些“二手资料”。二手资料真的可以成为一种理想的想象源泉吗?它可以提供奇妙的时空错位、经验错位和充分的误读空间,或许有很多无可取代的艺术想象,都只能产生于这个基础之上。那么,“一手资料”的原著和“二手资料”的译本相比,对于启迪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实际具有什么优势呢?

图0-3 肖像画《雪中的安徒生》


[1].[美]W.J.T.米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2].余凤高:《插图的文化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157页。

[3].《安徒生童话绘本原画集》,青林国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2页。

[4].[丹麦]詹斯·安徒生:《安徒生传》,陈雪松等译,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5].图优效应,1973年,美国认知心理学家斯坦丁做了一个关于记忆的实验。结果发现,被试平均记住的生动图片为880张,普通图片为770张,单词为615个。这说明,图片比起单词来更容易记,而情节生动的图片就更容易记忆。

[6].林桦编著:《安徒生剪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5页。

[7].林桦编著:《安徒生剪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2—183页。

[8].参见http://www.paulpincus.com/2008/06/favourite-artist-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