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评点溯源及促使刘辰翁专事文学评点的因素

第一节　评点溯源

“评点是一种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独特理论批评形式，它充分地发扬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特色，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扩大其影响，终于成为我国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种不可替代的重要形式。”[1]这一批评文体与其他文学批评样式不同，这是一种超越文字形式的特殊的分析方式，不但提醒读者注意诗眼、字眼，而且需要读者认真细致地加以体会，与直接的文字批评是不同的。正如姚鼐所云：“夫文章之事，有可言喻者，有不可言喻者。不可言喻者要必自可言喻者入之。……圈点启发人意，有愈于解说者也。”[2]“文家之事，大似禅悟，观人评论圈点，皆是借径。一旦豁然有得，呵佛骂祖，无不可者。”[3]

评点是用符号和文字，随文予以解析，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前人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得则如着毛点睛，毕露神采；失则如批颊土涂面，侮辱本来。今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无不拈出，使人知此为稗家史笔，有关于世道，有意于文章，与向来坊刻，迥乎不同。如按曲谱而中节，针铜人而中穴，笔头有舌有眼，使人可见可闻，斯评者所最贵者耳。[4]

古人著书为文，精神识意固在于语言文字，而其所以成文义用或在于语言文字之外，则又有识精者为之圈点，抹识批评，此所以筌蹄也。能解以意表而得古人已亡不传之心，所以可贵也。近世有肤学颛固僻士，自诩名流，矜其大雅，谓圈点抹识沿于时文伧气，丑而非之，凡刻书以不加圈点评识为大雅……试思圈点抹识批评亦顾其是非得真与否耳。岂可并其直解意表得古人已亡不传之妙者而去之哉。[5]

吴承学先生也指出：

读一般文学批评文字就如同读山水游记，而读评点文字就如同在导游的引导下徜徉于山水之间。评点虽然简短，标志的位置却是相当重要。同一个字或点抹，用在何处却是见出功力的。这就如同看戏，是否在恰当的地方喝彩足以看出观众的水平来。[6]

郭绍虞先生在论及圈点的意义时，亦有精辟的见解：

为文既别有能事，知文亦别有精诣，则评点之学，一般人视之为陋……于是圈点评识以使人识其秘妙所在，这原是不得已的办法，并不是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因为不如是，不易知古人之甘苦，不能得古人深妙之心。[7]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就其最有民族特点，同时又使用得最为广泛而持久者言之，有选本、摘句、论诗诗、诗格、诗话和评点。其中评点方式的形成时间最晚，因此它所吸收的因素也最为复杂。”[8]可见，对评点进行沿波溯源的探讨亦并非易事。

评点起源于何时，学界的说法有多种：章学诚《校雠通义·宗刘》云：“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钟氏《诗品》、刘氏《文心》。然彼则有评无点，且自出心裁，发挥道妙。又且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9]曾国藩《经史百家简编序》与章学诚说法大致相同，其云：“梁世刘勰、钟嵘之徒，品藻诗文，褒贬前哲，其后或以丹黄识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10]这两种说法认为评点起于梁代。

也有说起于唐代的，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凡例》曰：“古人文与圈点，方望溪先生以为有之，则筋节处易于省览。按唐人刘守愚《文冢铭》云有朱墨围者，疑即圈点之滥觞，姑从之。”[11]

还有说起于宋代的，如吴瑞草《瀛奎律髓重刻记言》云：“诗文之有圈点，始于南宋之季而盛于元。虽曰一人之嗜憎未免有偏着，然当时评骘诸公皆作家巨子，各具手眼。其所圈识，如与作者面稽印可，能使其精神眉目轩豁呈露于行墨之间，非若近世坊刻勉强支缀者比。学者且当从此领会参入，而后渐次展拓，即古人全体之妙，不难尽得。”[1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七《苏评孟子》亦云：“宋人读书，于切要处率以笔抹，故《朱子语类》论读书法云，先以某色笔抹出，再以某色笔抹出。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迂斋评注古文》亦皆用抹，其明例也。谢枋得《文章轨范》、方回《瀛奎律髓》、罗椅《放翁诗选》始稍稍具圈点，是盛于南宋末矣。”[13]叶德辉云：“刻本书之有圈点，始于宋中叶以后。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圈点必校之语，此其明证也。孙记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旁有句读圈点。……森志、丁志、杨志宋刻吕祖谦《古文关键》二卷，元刻谢枋得《文章轨范》七卷，又孙记元版《增订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庐陵须溪刘辰翁批点，皆有墨圈点注。刘辰翁，字会孟，一生评点之书甚多。同时方虚谷回，亦好评点唐宋人说部诗集，坊估刻以射利，士林靡然向风，有元以来，遂及经史。……大抵此风滥觞于南宋，流极于元明。”[14]方孝岳在《中国文学批评》中论及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时，也涉及评点的起源，他说：“祖谦这书，虽是为初学而设，但是影响很大，开了后来的‘评点之学’。他这书，在每篇文章夹行之中，旁注小批，又于文中紧要的字句旁边，画一直线（评点家所谓‘掷’或‘抹’），使人注意。初学的人看起来，确实很足以启发的。后来方回的《瀛奎律髓》有评注，有圈点，也是这一路。”[15]

但有的学者认为，评点的起源更早，是在梁代以前，钱钟书先生说：“陆云《与兄平原书》。按无意为文，家常白直，费解处不下二王诸《帖》。什九论文事，着眼不大，着语无多，词气殊肖后世之评点或批改，所谓‘作场或工房中批评’也。方回《瀛奎律髓》卷一○姚合《游春》批语为‘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评点、批改侧重成章之词句，而忽略造艺之本原，常以‘小结裹’为务。苟将云书中所论者，过录于机文各篇之眉或尾，称赏处示以朱围子，删削处示以墨勒帛，则俨然诗文评点之最古者矣。”[16]据此，有学者称“诗文评点的雏形最早可追及太康年间。……如此一来，章学诚所认为的文学评点源流考，当可再往前追至少二百年。”[17]

综合前人的意见和相关的文献记载，试做推论：评点是受章句、注疏、笺释影响并在它们广泛流行后兴起的一种文本解读方式。虽然它产生的具体年代难以准确地断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评点的萌芽应是很早就产生了，保守的估计是在汉代。评点这种富于传统的批评样式，它的起源是与汉民族的学术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学评点形式是在多种学术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这主要有古代的经学、训诂句读之学、诗文选本注本、诗话等形式的综合影响。古代经学有注、疏、解、笺、章句、章指等等方式。如章句，汉代常用分章析句的方式，对经书的意义文句文字进行辨析。如《毛诗注疏》在每篇诗之后，都有分多少章，每章几句的说明。又如章指，即对经书章节主旨的阐说。汉赵岐注《孟子》最早采用此方法，于各章之末，每每概括其大旨。西汉以后，有经学家把传注附于经文下。最初，传注附录于整部经文后，两者不相掺和。后来，传注分别被附在各篇、章之后，经传合而为一。以后，又句句相附，传注一律放在相应的各句之后，如郑玄的《毛诗笺》《礼记注》。这种附注于经的阐释方式，的确便于读者的阅读理解。经注相连，为了避免相混，经用大字，注用小字，并把注文改为双行，夹注于经下。文学评点中的总评、评注、行批、眉批、夹批等方式，是在经学的评注格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于评点的符号，是在古代读书句读标志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句读与评点当然分属语法与鉴赏两个不同的系统，但两者关系相当密切，当句读方式由语法意义扩大至鉴赏意义时，文学性质的圈点也就产生了”[18]。古书评点中的点画、点勘源于唐代，是读书人于切要处以笔点抹，如韩愈《秋怀诗》之七所说“不如觑文字，丹铅事点勘”。点勘笔抹之时，包含了作者的心得与评价，已具备了后世评点的雏形。笔抹的形式最早为长抹，后来增加了圈、逗、撇、捺等多种记号，罗根泽先生说：“抹乃抹画，疑即点画，朱子所谓‘先以某色笔抹出，再以某色笔抹出’，正是韩愈所谓‘丹铅事点勘’。大概最早的抹画止施于文章的关键之处，后来也施于警册之句，施于关键之处的是长画，施于警册之句的是短画，短画逐渐变为点，由点又扩充为圈。元刊本东坡诗及明刊本杜工部诗的点都是长画，其形为——，元刊本李长吉歌诗，王荆文公诗，则或为长画，其形与杜苏诗同；或为撇画，其形为丿；或为捺画，其形为；或为逗画，其形为'；（四书皆原中央图书馆藏）元刊本王右丞集没有撇画，余三种杂用，捺画下垂，其形为亅（据四部丛刊影印本），他书亦往往如此。这些书都点于刘辰翁，而形样纷然不同，究竟原出刘辰翁或改于后人不可知，但撇画捺画显然是长画的蜕变，而逗画则当是缩抹。明刊本罗椅和刘辰翁两家放翁诗选的点大半为长画，而一句之旁，便有时为撇画、捺画或逗画（据四部丛刊影印本），亦可证撇捺点是抹的无意或有意的蜕化，意义与作用完全相同。明刊本方逢辰点的止斋奥论用圆点，其形为·（原中央图书馆藏本），想又是缩抹的圆描。后来的点止用缩抹圆描两种，所以洪武正韵为‘注也’，由是点的意义与‘画’不同，而点抹遂歧为两种。”[19]罗根泽先生进而指出：“韩魏所谓点勘之勘，并不同于今人所谓校勘，而是指以己意‘批评’。”“所以评的起源虽很早，而这种指陈关键利病的随文批评，实出于点勘标注，是唐宋人的新法。”[20]

评点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有几个突出的影响因素。首先是科举取士和试场考评风气。“唐宋以后的科举制度，有利于打破魏晋六朝的士族门阀制度。出身于中下层的士人，也有了仕进的机会。由唐及宋，每科进士从二、三十名发展到二、三百人，规模越来越大，人们对于科举的热衷也与日俱增。因此，科场的一举一动，颇为引人注目。而科场考试，考官非一，他们总要确立一定的标准来衡诗裁文，并且时加评语，以便取信于人。”“受科场考评优劣的影响，唐宋时代评文衡诗风气甚盛。”[21]王谠《唐语林》卷三《赏誉》记载：贞元间，唐德宗亲自“试制科于宣德殿。或下等者，即以笔抹至尾。其称旨者，必吟诵嗟叹。……公卿无不服上精鉴”。[22]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南宋到元初这一时期出现了几部重要的评点著作，如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真德秀《文章正宗》、王霆震编《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刘震孙编《新编诸儒批点古今文章正印》以及魏天应编、林子长注的《论学绳尺》等。这些都是实用性很强的科举考试论策的参考书，同时在文学批评史上，亦有重要的成就和影响，如《古文关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其“标抹注释，以教初学”。[23]“吕祖谦在一些文章的夹行之中，旁注小批，又于文中关键的字句旁边，进行标抹，以引起读者的重视，他还在书中详细批点了文章的命意、布局、用笔、句法、字法等等，示学者以门径，所以谓之‘关键’。《古文关键》卷首有题为《看古文要法》，分‘总论看文字法’‘看韩文法’‘看柳文法’‘看苏文法’‘看诸家文法’‘论作文法’和‘论文字病’八节，对古文的欣赏和写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法则。如其‘总论看文字法’：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处；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剪裁有力处；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在‘总论看文字法’之后，紧接着是‘论作文法’。‘看文’是手段，‘作文’才是目的。在此之前，文集、选本首要功能是鉴赏，是文人提高艺术修养的必要手段，故往往只注释字句，标明典故，疏通文意，从来不详论文章的作法。而《古文关键》则实用性很强，使读者通过‘四看’，既领会名著的精华，也学会了实际的写作技巧；指导写作，成为最直接的目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创举，也是文学批评向实用目的、功利目的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24]

其次，受《古文关键》影响的是楼昉的《崇古文诀》（《迂斋古今文标注》），也是当时颇有代表性的评点著作，陈振孙说：“大略如吕氏《关键》，而所取自史、汉以下至于本朝，篇目增多，发明尤精，学者便之。”[25]与《古文关键》只选唐宋文不同，《崇古文诀》选录了秦汉至宋代古文，而且评语精当，正如刘克庄所说：“迂斋标注者一百六十有八篇，千变万态，不主一体，逐章逐句，原其意脉，发其秘藏，尊先秦而不陋汉唐，尚欧曾而并取伊洛。”[26]从前人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此书对当时的考生揣摩举业起了一定的作用，陆心源云：“闲尝采集先□□以来迄于今时之文，得一百六十有八篇，为之标注以谂学者，凡其用意之精深，立言之警拔，皆探索而表章之，盖昔人所以为文之法备矣。”[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云：“宋人多讲古文，而当时选本存于今者不过三四家。……世所传诵，惟吕祖谦之《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及昉此书而已。而此书篇目较备。繁简得中，尤有裨于学者。”[28]真德秀之《文章正宗》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选集评点著作，它不仅收古文，也收诗歌，虽然其内容是以“明义理切实用为主”，体现了理学家的观念和标准，但在评点历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规范作用，《南雷文定·凡例》云：“文章行世，从来有批评而无圈点，自《正宗》《轨范》肇其端，相沿以至荆川《文编》、鹿门《八家》。一篇之中，其精神筋骨所在，点出以便读者，非以为优劣也。”[29]

“真正显示自吕祖谦开始的评点本古文选集实为科举考试参考书的，是谢枋得的《文章轨范》。”[30]书中所选的各文都有详细的批评圈点，中肯细致，辨析入微。全书按“王侯将相有种乎”分为七卷，意在告诉读者，无论出身如何，只要中举，就能出将入相，所选的文章都是取“古文之有资于场屋者”，且“标揭其篇、章、句、字之法”[31]，全书以士子学习场屋程文的进度来进行安排，七卷分为两大部分，前两卷为“放胆文”，后五卷为“小心文”，编者通过批评圈点的方式，旨在详细地说明写文章时应注意的具体问题，试图指导读者怎样才能写出合格的文章来。

因此，《四库提要》说：“凡吕祖谦之《古文关键》，真德秀之《文章正宗》，楼昉之《迂斋古文标注》，一圈一点，无不具载。”[32]可见，评点已经于此时基本形成，但评点的主要是文，而尚未广泛地扩展到诗歌与小说，这是与科举考试科目的变化和改革密切相关，《宋史》做了这样的记载：

（王安石）曰：“……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书门下又言：“……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于经术……”熙宁三年，亲试进士，始专以策，定著限以千字。旧特奏名人试论一道，至是亦制策焉。帝谓执政曰：对策亦何足以实尽人材，然愈以诗赋取人尔。[33]

于是罢诗赋试，“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34]

因此马端临说：宋代科举“变声律为议论，变墨义为大义”。[35]元人倪士毅亦有相关的记载：

按宋初因唐制，取士试诗赋。至神宗朝王安石为相，熙宁四年辛亥议更科举法，罢诗赋，以经义论策试士，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此经义之始也。宋之盛时，如张公才书《自靖义》，正今日作经义者所当以为标准。至宋季则其篇甚长，有定格律。首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有小讲，有缴结，以上谓之冒子。然后入官题，官题之下有原题，有大讲，有余意，有原经，有结尾。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36]

可见，“宋代的科举科目繁多，但为人重视者仍然是进士科，进士科的考试，自王安石立经义而废诗赋，至元祐年间又有所变化，终宋之世，兴废分合，几经反复。但从总体上说，在进士科的考试中，诗赋的地位下降，经义、策论的地位上升是大趋势”。[37]故这一时期的评点著作，多涉及文而较少涉及诗歌，对文的评点又多讲究文法、格式、文脉、字眼、结构等为文的具体作法。可见，这一时期的评点是为科举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纯粹的学术著作，直到刘辰翁的出现，才使诗文评点摆脱了为科举而设的目的，而专以文学批评的标准来进行审视和判断。正如罗根泽先生所言：“吕谢诸家的评语，也是‘以时文之法行之’。评点的作用，当时本来是‘取便科举’……但同是宋末元初的刘辰翁，以全副精神，从事评点，则逐渐摆脱科举，专以文学论工拙。”[38]从这层意义上说，刘辰翁在中国文学评点史上处于重要的转捩地位，他使评点从实用功利的局限中转向了艺术的广阔天地，也回归了文学的本位。因此“评点之作，并非刘辰翁首创，宋时早已诞生了若干种诗文评点之作。但是，因其数量少，质量又不高，加以流传不广，几乎嗣响无闻。因此，严格说来，刘辰翁的诸多评点，仍然属于开创阶段的代表作。其诗文评点，在当日文坛首屈一指”。[39]在他之前，没人像他那样能对诗歌、散文、小说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评点，“他的评点出现于文坛时，才使中国的评点文学充实丰富起来，形成了坚实广大的基础”。[40]他无疑在文学评点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中国第一位杰出的评点大师”。[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