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论坛

邓小平打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战略道路——在首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论坛上的演讲

郑必坚

（2014年8月21日稿）

1.历经改革开放36年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当代中国，今天迎来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前几天，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的座谈会上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面对邓小平理论所开启的当代中国历史大变动，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新觉醒，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能有今天，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能有今天，离不开邓小平打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战略道路。我们对邓小平的最好纪念，就是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打开全新战略道路的艰难战斗历程中，邓小平理论应运而起

2.邓小平的一生是辉煌的，而其中最辉煌的一段则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为新起点的最后20年。在这20年中，他为党和人民做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拨乱反正，领导全党正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时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二是改革开放，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成功打开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战略道路，并在这个艰难战斗和伟大创新历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说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今天我们又应当说，没有邓小平，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至今还要在贫穷落后中挣扎苦斗。

3.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直到今天，贯穿于我们党全部指导理论的一条红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今天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理论，即以邓小平理论为奠基、在新历史条件下创立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4.伟大的理论根源于创新的、战斗的实践。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最根本的还是由于面对中国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这两个大局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大变动，经过艰难战斗和深刻反思，而形成和确立起来的。在这里，没有什么一帆风顺，没有什么轻而易举，更没有什么一蹴而就。一句话，是在大变动中应运而起的。

5.先来看国内大局。最突出的，就是那20年中的两大历史关头。第一个历史关头，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尖锐地提到党和人民面前。当人们普遍束缚于“两个凡是”，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迷茫困惑之时，邓小平坚定地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党和人民的思想大解放。由此而来的，是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逐步确立，是几年之内就从根本上扭转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困难局面，并由此启动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发展。

第二个历史关头，是10年后，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政治风波，加上国际苏东剧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一次尖锐地提到党和人民面前。是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是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还是坚定不移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面对复杂情势，邓小平又以他一贯的坚定信念、非凡胆略和远见卓识，强调稳定压倒一切，随后又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这个谈话，从根本上澄清了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并从而强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一轮举世瞩目的大发展。

6.再来看国际大局。最突出的，就是关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一重大战略判断的提出和确立。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敏锐地注意到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发展。同时，注意到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和苏联在阿富汗受挫，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部署都未能实现。而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必定成为时代大潮。邓小平由此断言：“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2]而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正是基于这一重大战略判断，邓小平提出全党注意抓住难得机遇，集中精力搞建设、谋发展。

尔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复杂国际形势，邓小平又清醒把握大局，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他这样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3]同时审时度势，提出“有所作为”，倡导打出上海这张“王牌”，以开发开放浦东等重大举措带动长江三角洲以至全局的发展，一举打破了西方七国联手对我国实行的经济制裁，由此扭转了一时阴霾漫天的国际环境。

7.就是这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20年艰难的创新的实践基础上，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起来。如果再加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近30年经验教训正式作出“历史问题决议”，那就还应当说，邓小平理论是以近半个世纪的深厚历史经验为基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8.历史的回顾，现实的发展，反复有力地表明：邓小平理论应运而起，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启动大变动、新觉醒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拥有这样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实在是党之大幸，国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

赶上时代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关键在于“三个解放”

9.邓小平在1987年5月作过一个鲜明对比，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四人帮’当权横行，人民心情沉闷，甚至可以说是在忧虑之中，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还有两年徘徊。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4]在这里，通过这样一个对比，邓小平把问题集中到一点上来——究竟是要“沉闷停滞”，还是要“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

事实就是这样：中国改革开放36年来的最重大最深刻变化，正是这个从“沉闷停滞”到“真正活跃起来”，把全社会潜在的巨大生机和活力解放出来了。

10.那么，这样的生机和活力，是怎样解放出来的呢？

打开中国改革开放的编年史、思想史，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开篇之作，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众所周知，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这篇报告中，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5]“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6]

这段话所反映出的，实质上就是我们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伟大起点。面对十年“文革”内乱及其造成的严重恶果，要把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活力激发出来，首先就要打开总开关，放出“源头活水”，解放人们的思想，特别是解放全党的思想。

11.而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正是这样，他从来都是把解放思想的要求，坚决、彻底、鲜明地集中到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上来。并且从来都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解放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他把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7]

他还这样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8]

在邓小平的理论思考和创新实践中，还把“解放社会活力”，作为联结“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的重要一环。由此而来的，就是“三个解放”：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是改革开放36年带根本性的成功经验。

而这也正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最新作出的明确结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明确结论。就在几天前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还这样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12.改革开放36年的历史进程，反复地证明了解放思想和解放社会活力，都必须落实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来。说到底，人类社会发展无止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也必然是无止境的。

13.再就生产力问题本身来说。我们党和人民的生动实践反复说明，解放生产力，关键是要解放“三个力”。一是创新活力，集中体现在科技生产力的大发展；二是创业活力，集中体现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大发展；三是抵御风险的能力与活力，集中体现在真正强有力地应对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包括国内和国际的种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巨大风险和挑战。这“三个力”不可分地紧密相联，当前就是要在前36年改革发展成就基础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从量和质两方面尤其是质的方面，实现这“三个力”的新飞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范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大有作为，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至整个21世纪上半叶实现经济社会更高和更大规模的发展和进步，才能实现全面小康以至现代化。

14.邓小平在1987年有过一个关系全局的精辟论断，他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9]他还说：“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10]

这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本身是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大潮中应运而起的，同时又应当努力走到时代潮流的前列，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并且应当大书一笔地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我们体会，“赶上时代”的要义就在于此，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真谛就在于此。

脚踏实地、勇于创新，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前景

15.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并大力倡导脚踏实地和勇于创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指出，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学习他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

此时此刻，党中央之所以如此突出强调脚踏实地和勇于创新，根本原因是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政方针已定，关键是要抓好落实。而抓好落实的关键，又在于究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来对待我们党肩负的任务和使命。一句话，就是革命风格问题。

16.对于我们这个有着90多年历史、8000多万名党员的老党、大党来说，对于我们这个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执政业绩，而又长期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这“四大考验”，同时面临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这“四大危险”的老党、大党来说，革命风格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也许应当说，这可是关系我们全部事业成败的头等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历史征程上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一靠路线正确、政策对头，二靠立党为公、群众拥护，三就是靠脚踏实地、勇于创新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革命风格。

17.要能够真正做到脚踏实地、勇于创新，实事求是而又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要能够真正实现邓小平所要求的“赶上时代”，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把握时代。

综观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发展走势，如果各用一句话来概括，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和平发展即和平崛起为主题的中国大变动、新觉醒；（二）以世界和平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共同和平崛起，以及发达国家再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大变动、新觉醒。这样的“大变动、新觉醒”，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在中国可以说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开始了，在世界则从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就逐步启动了。从那时到现在不到40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动。而这样的大变动肯定还将持续下去，并且仍将以两重性的复杂形态持续下去。

所以，事情不是只有一面，而是正、反两个方面构成的。而且应当说，这种“两重性”乃是历来如此，于今为烈。

所以，“大变动、新觉醒”之后，还应再加一个“两重性”。而这种“两重性”之复杂深刻程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当代世界范围种种歧见和异动之纷纭杂沓，可能将远远超出基于经验和常规的判断。这大概也可以说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世界范围的“诸子百家”吧。

但是即便如此，“大变动、新觉醒”终归是主流，是大势，仍将不可阻挡地继续前行。中国如此，世界也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大变动、新觉醒”的“真正大文章”，还在后面。

结束语

18.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回溯邓小平打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新战略道路的战斗历程，重温36年改革开放曲折复杂的历史发展，更深切地体会到：邓小平理论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反过来又对历史和时代发生巨大影响。它对中华民族直到21世纪中叶的伟大复兴，提供着常新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正因为这样，以高度自觉，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思想武器，作为基本立场和方法，作为指导我们进行新历史条件下艰难战斗和伟大创新的认识工具，从而坚定不移沿着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开的全新战略道路开拓前进，就是对邓小平的最好纪念。

19.邓小平在南方谈话结尾，也就是整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结尾时，语重心长地这样说：“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11]22年过去了，面对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发展和日趋激烈的竞争，我们对邓小平的这个谆谆嘱托有了更强烈的感受。实在是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时不我待啊！

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发出了全面推进新一轮改革的宣言书、动员令。我们坚定地相信，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脚踏实地、勇于创新，一定能够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推向新的高度，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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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6]同上。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55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9]同上书，第242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