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唯物主义”——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

欧阳英

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指导方针，“摸着石头过河”是反映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奋力开创改革开放局面的重要实践思想，它用生动的比喻把实践先行、勇于实践的道理简明化、大众化。2013年初习近平专门针对“摸着石头过河”提出了新的见解，明确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方法，并且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据考证，“摸着石头过河”概念的最初提出者是陈云，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使用了该概念。1950年4月7日，陈云在政务院第27次政务会议的发言中指出：“物价涨不好，跌亦对生产不好。……要摸着石头过河，稳当点好。”在这里陈云通过使用民间谚语摸着石头过河，强调了物价稳当发展的重要性。邓小平并没有直接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思想，甚至没有明确地说过“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概念，他只是曾经对陈云提出该概念表示了直接的赞同。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在这里通过使用“摸着石头过河”一语，陈云凸显了改革过程中要既具有探索性，又要有稳当性。正是在这次会议12月25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明确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讲话，并说：陈云的“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由此可见，“摸着石头过河”思想是开放性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也意味着我们应以开放的态度去深入地理解与把握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中的特殊地位。

从本质上说，“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石。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谈的：首先，从实践看，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凭借着“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态度与决心，大胆尝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道路，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重大成就，而这些成就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实践基础；其次，从理论看，改革开放以来，凭借着“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态度与决心，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关系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积极开展理论创新，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次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此，正像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石，因此，对于“摸着石头过河”思想，我们绝不能以戏说或简单化的方式来理解其存在及意义。当然正因如此，不断地深入挖掘并阐明其重要的哲学基础这一点便显得极有必要，因为这样一来可以从哲学上进一步增强人们对于这一思想的理论自信。“摸着石头过河”着重强调了实践先行、大胆实践、勇于实践等重大内容，它与以凸显实践重要性而著称的“实践唯物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值得深入挖掘与探讨的。尽管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目前在我国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已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组织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唯物主义”对于“摸着石头过河”这一重要的改革方法具有哲学基础的重要意义，对此可以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展开说明。

第一个方面是，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人们可以对“摸着石头过河”实践内涵的唯物主义基础有更深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解释世界的哲学的根本区别。马克思认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因此，在实践唯物主义那里，“现存的事物”是被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的对象，物质第一性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由此可见，尽管“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内涵是围绕实践而展开的探索性，但是在把握“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的基本精神实质时，人们首先必须正视的应是物质第一性原则。“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强调实践但却是立足于物质第一性原则，倘若人们只注意“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中所包含的实践内涵而忽略了物质第一性原则，只会在实践中碰壁。正是基于这一点，“摸着石头过河”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间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邓小平多次提到：“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在总结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成就时，曾经有句名言：“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邓小平通过结合“实事求是”来理解“实践”一词，真正体现出实践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任何实践都不应抛开物质第一性原则来进行，倘若抛开了物质第一性原则，在客观上势必会导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做不到，不怕想不到”之类的“主观异想型实践”的出现。邓小平最强调实践并最反对空谈，他曾鲜明地宣布：“我是实事求是派”，并且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

第二个方面是，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人们可以对“摸着石头过河”实践内涵的唯物史观基础有更深入的理解。实践既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石，也是唯物史观的基石，在实践的基础上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达成统一。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是实践中的一般，唯物史观研究的是实践中的个别即社会实践，因此，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在把握实践本质的问题上构成相互补充的关系。“摸着石头过河”是社会历史活动，所以，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它是实践中的个别，人们更应该注重研究与把握的应是其唯物史观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不至于走弯路、走歧路。

邓小平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的上述提法为我们将“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的实践内涵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提供了基本标准。重视实践的唯物史观基础，从根本上说主要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要重视实践的社会性；第二层含义是要重视生产力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人民群众的集体实践活动是实践社会性的基本表现形式，改善人民群众物质文化是人民群众集体实践活动的主要动力，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应该确立的具体实践目标；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实践的基本内容，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主要实践内容。因此，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的基本内涵应该涉及邓小平提出的两条基本标准，即改善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与发展生产力。

只有在重视上述两条标准的前提下，“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才能真正成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实践观。当“摸着石头过河”以唯物史观作为其重要的理论基础的时候，它能够真正地体现为思想与行动两方面的统一。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当“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思想认识时，它能够在关注改善群众物质生活水平从而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积极性的情况下，真正成为社会历史实践中的重要思想指导；另一方面，当“摸着石头过河”作为实践活动时，它能够在充分发展生产力的情况下，真正成为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从现实来看，上述两个方面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出现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两种严峻后果：第一种后果是，当“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思想认识时，由于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因此它非但不能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反而会成为一种“戏说”，如认为“摸着石头过河”可能会“摸不着石头掉河里淹死”；第二种后果是，当“摸着石头过河”作为实践活动时，由于不注重发展生产力，因此它非但不能成为社会历史的改造力量，反而只会被视为一种“游戏”，如认为用“摸着石头过河”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然会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境地。如果我们将“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的实践内涵真正地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严格地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行事，不仅可以让“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真正在现实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可以避免上述两种后果一语成谶。

第三个方面是，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人们可以对“摸着石头过河”实践内涵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有更深入的理解。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阐述共产主义概念首次表达了自己哲学思想的精髓，并用“实践人道主义”这一术语描述了自己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马克思认为，新的哲学，即实践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是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换言之，实践人道主义既不是片面强调自然也不是片面强调人的学说，而是继承了以往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成果，并使二者在新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新的哲学形态。与费尔巴哈的“理论人道主义”不同，马克思的实践人道主义主张通过主体的现实活动扬弃私有财产，改变对象世界的异化状态。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的本质不在物的形态本身，而是在主体方面的异化之中。扬弃私有财产必须抓住本质，即它是主体对人本身自我异化的扬弃。所以，实践人道主义把扬弃私有财产看作“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实践人道主义因此成为一种“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它关注的是扬弃私有财产，改变事物的现状，“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

尽管“实践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雏形，但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却是在其“实践人道主义”基础上的重大发展成果。马克思看到了“实践人道主义”力求通过实践而消灭人的异化现象的表面性与局限性，从而明确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积极强调通过实践活动改变客观世界从而改变人的生存环境。马克思将“革命的实践”理解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这种表述清楚地表明其提出“实践唯物主义”思想在针对“实践人道主义”问题上实现了突破。不过尽管如此，这一点并不影响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对“以人为本”思想的强调。从最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解决人的异化问题，到后来提出应该“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始终表现出“以人为本”的特点。当我们由此出发分析“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时可以看到，“以人为本”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的精神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必须围绕着“以人为本”这个重要前提加以展开。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到江泽民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再到胡锦涛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中心内容。“以人为本”也是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总体说来，“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唯物主义。当然，正因为实践唯物主义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基础，所以，在“摸着石头过河”思想中实践是第一位的要素，由此以来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围绕实践而展开对于“摸着石头过河”方法论意义的深入探讨。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提法而已，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在帮助人们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本特点的过程中使人们掌握实践中的主动权，从而间接地起到了思想认识方法论上的引导作用。

第一，帮助人们进一步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性。“摸着石头过河”强调了中国改革实践的探索性与摸索性，因此，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人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性。这也就是说，首先，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与困难，人们应该从过程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应该认清它们可能只是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与困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一步的向前深入，这些问题与困难会得到逐步地解决；其次，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人们需要有大的“过程视野”，应该着力使之能够实现分阶段、分步骤的展开，而不能企盼一蹴而就的伟大宏业，也就是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初最早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以及80年代重新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一词时均强调“稳当”内容的核心指向。历史证明，任何“急攻冒进”的实践最终都会以失败而告终。邓小平也曾明确说道：“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在这里，邓小平充分总结了盲目追求速度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其最终落脚点就是强调“稳妥一点好”并认为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的速度，才是过硬的速度。

第二，帮助人们进一步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性。从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以来，我国便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探索和实践。不断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性，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至关重要的。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同时，他还从“走自己的道路”的意义上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列提出来：“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过程”就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过程。就目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担负着两项任务：一项是告诉世人，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模式”是成功的；另一项是告诉世人，社会主义道路是成功的。当然，也正因为承担着上述两项重大使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第三，帮助人们进一步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目标性。“摸着石头过河”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明确的前进目标，即“过河”，因此，在该思想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目标是极为明确的，这也反映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与问题，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宏大目标是不能改变的。邓小平曾明确强调：“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条，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条，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条，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条，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它所反映出来的正是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的坚持。

第四，帮助人们进一步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能动性。“摸着石头过河”着力于“摸索”与“探索”，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其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能动性的大力强调，也是对毛泽东实践思想的重大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曾经说道：“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因此，对于毛泽东来说，实践对象的客观性是不能轻易否定掉的，应该对实践对象的客观性予以充分肯定。在毛泽东那里，实践对象并没有被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来对待，这种认识确立了实践对象的独立存在地位，也为其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立场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客观基础。从“摸着石头过河”来看，当它着力强调在摸着“石头”的基础上去探索的时候，既强调了必须充分尊重探索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强调了必须大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大胆去探索。邓小平曾经明确要求全党在改革开放中坚定不移地开拓前进，理论及时对实践进行总结，再回到实践，“以创新实践精神勇于进取，开拓一代伟业”。无疑，这种对实践能动性的强调，大大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第五，帮助人们进一步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工具性。“摸着石头过河”强调了“石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实践中的重要性，这一点充分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工具性特征，也就是说人们需要重视手段的重要性。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就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十分精辟地论述了实践手段的重要性。毛泽东说到：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确定目标，而且要解决完成与达到目标的手段。“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在这里，毛泽东不仅强调实践目的的重要性，而且还将“桥”或“船”这些实现实践目的的手段明确地予以点明，并且提出了“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这一至理名言。

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摸着石头过河”过程中，究竟哪些是石头呢？总体上说，这里的“石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各种历史机遇。之所以提到这两方面的内容，主要是从内外因的角度来加以理解的。如果说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内因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历史机遇就是外因。就目前看来，社会主义实践中国模式的逐渐建立是与上述两方面分不开的。

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生命之源。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曾指出：“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提到群众路线，同时还提出了群众观点这一新的思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通过依靠人民群众的“试点—总结—推广”过程中不断摸索、创新、发现的，走出自己的特色来。根据我国当时的情况，改革从农村承包责任制再扩展到城市，从沿海开放逐步扩展到沿江、内地，随之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

历史机遇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其哲学思想的独有特色。邓小平为什么对历史机遇问题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反复强调要抓住我国发展的历史机遇呢？这是因为：能否抓住历史机遇，是事关我国实现现代化、跻身世界强国行列的根本性战略问题。邓小平是从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战略目标，提高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着眼，提出历史机遇问题的。在他看来，要在短时期内摆脱我国的贫困落后状态，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是“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邓小平基于对国际与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极富远见地提出：为了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和提高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能否抓住机遇，也是一个关系到我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大政治问题。像任何事物一样，机遇也有两重性，机遇也是挑战。抓住机遇可以加快我国的发展，社会主义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反之，丧失机遇，不仅会进一步拉大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社会主义也有被断送的危险。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那样一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可能无法坚持。反之，如果我们能把握历史机遇解决我国的发展问题，“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而“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

怎样才能抓住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历史机遇呢？关键是要善于用唯物辩证的观点观察问题，用宏观战略眼光分析问题。邓小平既善于从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重大变化中，发现和捕捉我国发展的机遇。例如，他认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又如，邓小平认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崛起对我国的发展也是极其重要的机遇；同时，又善于从对人类历史和社会进步最具影响的重大事件中，发现和捕捉我国发展的机遇。邓小平指出，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是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又一重要机遇。邓小平以其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深刻地洞察到，现代乃至未来时代的国际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又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地位，必须抓住新科技革命这一重要的历史机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