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

“改革”和“开放”并不是新词，“改革开放”却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创的一个名词。改革和开放本身是密不可分的，但在实际运行中两者既不完全等同，也不会自动结合在一起。因此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在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从另一方面说，“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

改革和开放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是基础，是前提；开放是本质，是核心。改革促开放，开放促发展，是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当然两者的实现机制有所区别。改革主要和政府联系在一起，表现为政府自上而下的行为，追求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其核心是“制度”，是去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而开放主要以企业和个人为主体，表现为企业或个人自下而上的行为，追求的往往是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其核心是“自由”，是无拘无束。因此改革与开放的关系直接表现为“制度”和“自由”的关系。制度过细、过死，不利于开放；制度过松，开放又容易失控。“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一改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一放又乱，……”就深刻反映出了这种复杂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把“改革”和“开放”挂在嘴边，这些国家短期内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持续性都不强，90年代以后还陆续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没能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在现实中，改革与开放涉及众多不同主体、地域、对象，关系极为复杂。比如在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等不同部分，改革与开放的内容、重点、途径等都存在巨大不同。因此改革与开放的关系背后包含的是一系列复杂关系。正是居于此，20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同志概括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十二大关系”。进入21世纪初，胡锦涛同志又提出了以“五个统筹”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新时期改革与开放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新战略和新对策。其核心思想集中体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包括的16大部分和“60项”改革之中，其核心仍然是要处理好各种复杂关系。总结30多年来我国处理改革与开放关系的经验，处理好以下关系是重中之重。

首先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处理好一切改革与开放关系的基础。国家是一系列制度、规定的总和，社会则是一系列个人、企业的总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自国家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命题。此后无论是革命、改革还是发展都无法回避。从国家的起源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一直都是社会的对立物。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说，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当然这是针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而言的。“让每一个人都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就会因此而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在19世纪，这种观点被称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连金融资本家索罗斯也承认，“它只对了一半。就对私人利益的追求而言，市场是最恰当不过的形式，但是，市场却没有被设计得可以用于维护公共利益”。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也认为，“真正的个人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否认强制力量的必要性，但是都希望限制它，即把它约束在某些范围内，在这些范围内必须有其他人来制止强权，以便将其总量减少至最低限度”。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其无法从根本上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是其应有之义。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总书记提出的“三步走”战略，还是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都无不体现着三者的统一。

其次是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改革与开放关系的核心。正如前面所言，改革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行为，而开放在经济层面表现为市场行为。在经济学上，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常常画等号。因此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可以归为开放经济国家，尽管开放的程度不一样。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反对政府干预，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都走上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道路。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必然磕磕碰碰。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党的十四大之后，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较好地处理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较好地发挥了政府和市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积极性。不仅避免了大的金融危机，而且在世界金融危机频发的情况下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较快发展。

再次是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关系。这是改革与开放关系的主体内容。开放本来是没有对内对外之分的，只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存在，人为地给开放设置了各种有形或无形的障碍。中国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坚持把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并且在不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尽可能保持两者的协调。具体来说，中国的对内对外开放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底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逐步推开；第二阶段，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步伐逐渐加快；第三阶段，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均快速发展；第四阶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开始朝着更加协调的方向发展。

最后是“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这是改革与开放协调并进的重要保证。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其实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从根本上源自于两者的良好结合。所谓“顶层设计”，就是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的角度，对某项任务或者某个项目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指在实践中摸索，走一步看一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我国改革开放中的具体体现。“顶层设计”是实现整体社会发展的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是保证个人自由发展的需要，两者的结合就是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有机统一。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无论是从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到全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从沿海经济特区到各地的全面开放，都充分体现了两者的结合。